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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亞諾

1919年12月11日，馬塞爾·普魯斯特憑借《追憶似水年華》第二卷《在少女們身旁》榮膺龔古爾文學獎。轉眼，百年已過。2019年的法國早已沒了往昔的繁榮與穩定：黃馬甲運動愈演愈烈，巴黎圣母院失火，前總統希拉克逝世，底層民眾的抱怨聲此起彼伏，街頭抗議和罷工運動如火如荼……2019年實在是不平靜的一年，法蘭西民族經歷了重重考驗。這些社會問題也或多或少在當年出版的作品中有所體現，越來越多的法國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對當前社會暴力的思考，對未來不確定的擔憂，以探究當今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

據《讀書周刊》（Livres Hebdo）統計，2019年法國文學回歸季共有524本小說出版，其中336本為法國原創小說，188本為外國文學譯本，而首次發表的處女作占到82本之多。2019年堪稱是法國近20年以來規模最小的文學回歸季。相較上一年度，出版量下降7.6%，入選文學獎的作品也減少了43本，共計336位作家入圍法國文學各類獎項的名單之中。即使是在這樣一個“小年”里，依然涌現了不少優秀的文學作品，參與到大大小小的文學獎的激烈競爭中。

追憶逝水年華

2014年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被譽為“當代的普魯斯特”，他以回憶的藝術喚醒了最難以捉摸的人類命運。然而，在諾獎頒獎演說中，作家表示“現在再也不能用馬塞爾·普魯斯特式的執著和坦率去尋找逝去的時光了”，因為今天的記憶遠沒有過去那么穩定，我們只能捕捉一些碎片去重構逝去的年華。莫迪亞諾一直以其獨特的記憶風格受到讀者的喜愛，每一年他都會攜一部新作如約而至，2019年自然也不會例外。

作家的第29本小說《隱顯墨水》（Encre sympathique）一如既往地延續了之前作品慣用的“尋找”情節，主人公“我”根據零碎的信息開啟漫長的尋人之旅，只不過這一次尋找的是一個名叫諾埃爾·勒費弗爾的女人。“我”根據僅有的幾個人名、地名、事件試圖復原這張“時間拼圖”，作為讀者的我們同樣在書中辨認出了似曾相識的名稱：《暗店街》中的于特偵探，《地平線》中的吉拉德·穆拉德或喬治·布拉諾斯和沃格拉斯街道，又或者書中反復提到的城市安納西曾是《凄涼別墅》的故事發生地。對于莫迪亞諾的忠實讀者而言，閱讀這本新作的時候不難感覺到熟悉的氣息撲面而來。直到書的末尾……這一次，不再像以往一樣依舊疑云密布，當敘述口吻從“我”向“她”過渡的時候，迷霧逐漸揭開，真相呼之欲出。所謂“隱顯墨水”，意思是一開始看不見墨水所寫的字，但經過烘烤或采用其他一些手段之后，字就會顯現出來。記憶亦然。

另一位受歡迎的法國作家埃里克-埃馬紐埃爾·施密特（Eric-Emmanuel Schmitt）在新作《關于逝去之愛的日記》（Journal d'un amour perdu）中，以日記體的形式講述了自己在母親去世后兩年內的心路歷程，同時回憶了過去歲月里的溫情。童年和青年時期，母親教會了“我”生活的真諦與喜悅、對文學和藝術的熱情，還給了“我”無盡的愛，正是這一切使“我”成長為現在這樣的人。作家用文字緬懷母親，將現在的悲傷和過去的幸福相比較，把這段因死亡帶來的悲痛經歷轉換成了人生的一堂必修課。

談及書寫逝去的年華，2019年最大的贏家莫過于讓-保羅·杜布瓦（Jean-Paul Dubois），他憑借小說《每個人都不會以同樣的方式生活》（Tous les hommes n’habitant pas le monde de la même fa?on）摘得龔古爾文學獎。主人公保羅·漢森出生于圖盧茲，父母分開后，他跟隨父親搬至加拿大生活，成年后在蒙特利爾一家公寓擔任門房、雜工等職。突然有一天，一場莫名的爭斗、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保羅被投進監獄，和另一位因謀殺入獄的霍頓共用一間6平方米的牢房，在那里度過了兩年時間。在獄中，他開始回憶過去的歲月，特別是最親密的三個人（物）的離世——父親、愛人和小狗。

在敘述手法上，作家并沒有一開始就交代保羅入獄的原因以及保羅的成長經歷，而是在保羅漫長、悲傷又不乏幽默的坦白后，過去的時光逐漸浮現，讀者慢慢意識到保羅早已一無所有，真相也漸漸明朗。監獄里發生的故事和往日的回憶交替出現，現在與過去交織纏繞，一點點重塑起保羅的一生。小說以詩意的語言，巧妙地融合了幽默與悲傷，來追憶逝去的幸福，因而有評論家將之稱為“遺憾之書”、“絕望之書”或“失去之書”。

仔細閱讀我們不難發現，主人公保羅除了和作家分享同樣的名字外，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共同之處。讓-保羅·杜布瓦，1950年出生于法國西南部城市圖盧茲，曾在《新觀察家》周刊擔任記者。1984年發表處女作《混亂感情綱要》（Compte rendu analytique d'un sentiment désordonné），自此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2004年憑借小說《一個法國人的一生》（Une vie fran?aise）獲得費米娜獎。如今，69歲的他已經出版了20余部作品，其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幾乎都是保羅和安娜。

據他稱，起初自己從事寫作主要是為了打發業余時間。他的第一本書花了27天完成，之所以寫作如此之快，是為了和鮑里斯·維昂相較量，因為后者的《我唾棄你的墳墓》只用了兩周時間完成。更有意思的是，每年杜布瓦只在3月的31天里寫作，他規定自己每天寫11頁，從早上10點到次日凌晨4點，以這樣的節奏，每三到四年完成一本小說。杜布瓦認為，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記憶會把聯想到的信息篩選儲存后進行重組。而后，在接下來什么都不干的幾個月里，他可以不斷反芻頭腦里形成的幾個想法，作為日后寫作的基礎素材。

有的時候，追憶過去的人物常常和其所處的歷史背景不可分割，這些被卷進時間洪流中的小人物多數被大歷史所遺忘，如果沒有人去記錄，他們可能就會被歷史的潮水無情地吞噬。在這種情況下，書寫時代的歷史（Histoire）和書寫個人的故事（histoire）看似是兩條不同的寫作路徑，實則二者相互交融。2019年就有幾部作品回溯到戰爭時期，通過書寫小人物的故事，借此打破沉默、揭開歷史真相。

讓-盧克·柯亞達連（Jean-Luc Coatalem）的《兒子的份額》（La part du fils）開門見山：維希政府時期，一封控告信就足以毀掉一個人。很久以來，“我”對祖父保爾知之甚少：1943年9月初，他在菲尼斯泰爾的一個村莊被蓋世太保逮捕，原因未知。祖父被關進布雷斯特監獄，而后死于集中營。家里人對此緘默不言，不愿談論這不幸的過去。哪怕只有最后見證者的只言片語，哪怕只有檔案里記錄的零碎信息，“我”也決意開啟調查，重新找尋祖父的痕跡。

為了讓祖父“復活”，“我”甚至不惜虛構創造。因而這部作品并非絕對意義上的傳記，它帶有明顯的虛構成分。作家之所以執迷于還原祖父的形象，是因為這場尋找之旅雖然痛苦，卻十分必要，一方面是為了給祖父正名，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增加后代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歸根結底，祖輩的痛苦，亦是所有子孫的痛苦。作家雜糅了紀實與虛構，通過寫作重溯過去，踏上尋根之路，同時肩負起記憶的責任，療愈慰藉自身的同時，也讓更多人了解到塵封已久的滄桑歲月。

如果說讓-盧克·柯亞達連的祖父是一名死于集中營的戰爭犧牲者，那么另一部入圍龔古爾文學獎、雷諾多獎等多個獎項的《國內的猶太人區》（le Ghetto intérieur）則正好相反。雖然故事背景同樣是“二戰”時期，但是在作品中，祖父維森特·羅森博格在1928年反猶太浪潮下移民到阿根廷生活，而他的母親和兄弟則留在了波蘭。歐洲形勢愈演愈惡，此時將母親接至阿根廷為時已晚，身居歐洲的猶太人遭到嚴重迫害，母親死于集中營。長久以來，拋棄母親和兄弟的陰霾一直籠罩于祖父在阿根廷的新生活之上，這種負罪感一代傳至一代。祖父的兒子，也就是作家的父親，選擇了沉默，希望借此沖淡事實。至于祖父的孫子，即作家本人，也一直被這種窒息感所壓迫。

該書作者、法國-阿根廷籍作家圣地亞哥·阿米戈雷納（Santiago H. Amigorena）于1998年發表第一部作品《簡潔的童年》（ Une enfance laconique），之后的幾部其他作品《失音的少年》（Une jeunesse aphone）、《沉默的青年》（Une adolescence taciturne）從書名就可以窺見，作家之所以選擇寫作，是因為無法言說。直到這一次，作家決定直面沉默的根源。在新書的題詞上，他這樣寫道：“25年前，我開始寫作來對抗沉默，這份沉默自我出生起就讓我感到窒息。”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他在新作中選擇回到過去，想象當年祖父的心路歷程，借此擺脫壓在身上的沉重枷鎖。

書寫現實困境

近些年，法國文學作品逐漸直面當下，聚焦現實問題，出現了為不同階級、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發聲的作品，以表現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它們或反省社會暴力，或思考移民問題，或反映千瘡百孔的現實沖突，書寫時代之痛成為作家筆下的焦點主題之一。

在卡琳娜·杜伊勒（Karine Tuil）的《人間事》（Choses humaines）中，作家借鑒了曾轟動一時的真實事件。2015年1月，一名女生在參加派對時遭遇斯坦福大學學生兼斯坦福明星游泳運動員布洛克·特納性侵。然而，法官最終只判了特納為期6個月的監禁。該裁決恰逢社會對校園性暴力愈加關注之際，加上被告的精英身份，該案隨之在全美范圍內引起了軒然大波。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領導抗議運動，要求重新審理此案。

受到這一真實案件的啟發，杜伊勒將故事背景搬至法國，創作了這部直逼現實的小說，講述了一個看似完美的精英家庭，因兒子被指控強奸而處在分崩離析的邊緣。這部作品不僅斬獲龔古爾中學生獎和同盟文學獎，也使得卡琳娜·杜伊勒成為六大文學獎項中唯一一位獲獎的女性作家。在杜伊勒創作的這本“灰色小說”中，不存在“確定性”，她對善與惡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評價與界定，在她看來，文學作品就如同一張沒有答案的問卷。《人間事》被評論家譽為“一個時代的小說”，它如同一個多面體，折射出了諸多社會問題。其一，當前女性所面臨的性暴力及性騷擾問題。這里的暴力不止停留在受害的過程中，甚至在后續的司法審判中，為了探求真相，法官一遍又一遍讓受害者回憶復述事情經過，一次又一次戳痛受害者心里的傷疤，甚至圍繞受害者的過去展開深入調查，這種無盡的暴力（身體暴力、心理暴力、社會暴力、性暴力）無疑是在受害者的傷口上撒鹽。其二，司法的公正性，特別是當前媒體效應對司法公正力的影響。在網絡飛速發展的今天，輕輕動一動鼠標就可以毀掉一個人的名譽、生活、職業生涯，網絡上的輿論是否會對司法審判造成影響？其三，MeToo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女性主義的覺醒，那么它是否真的可以改變男女兩性之間的關系？女性的平權之路到底還有多遠？似乎這些都留待讀者去思考。

杜伊勒表示，她希望通過這本書來展現生活的復雜性，展現人類關系的復雜性。作家在結尾這樣寫道：“我們出生，我們死亡。在生與死之間，運氣好一點，我們愛別人，我們被別人愛，但是這都不會持久，或早或晚，我們都會被取代。沒有什么好反抗的，這就是人間事不可避免的過程。”或許稍顯悲觀，但可能作者想要告訴我們：與其活在完美生活的幻影中，不如好好珍惜當下每一個珍貴的短暫瞬間。

為了寫作《人間事》，卡琳娜·杜伊勒還旁聽了多起關于性暴力的庭審。與她相似的是，法國另一位女性作家艾瑪·貝克爾（Emma Becker）于2013年前往德國柏林，化名“賈斯汀”先后深入兩家妓院，在那里待了兩年半，以近距離了解性工作者的生活日常，在她看來，想要描寫一個職業，首先要生活于其中。從居伊·德·莫泊桑的《羊脂球》、埃米爾·左拉的《娜娜》到維珍妮·德斯彭特斯（Verginie Despentes）的《金剛理論》（King Kong théorie），不少法國作家將妓女作為一個文學形象加以書寫。艾瑪·貝克爾的《房間》（La Maison）以其獨特的方式，刻畫了幾位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形象，描寫了她們一天接待六到七位客人的圖景。該書向讀者展現了稍顯陌生的一類群體人物，探討了欲望與情感、男女兩性的關系，被弗里德里克·貝格伯德視作 “危險又有膽量的主題”，《觀點報》也稱其“清醒且殘酷”。

如果說性暴力和性別不平等是女性面臨的生存困境之一，那么奧利維耶·亞當（Olivier Adam）在《一局羽毛球》（Une partie de badminton ）中描繪了一位失業的中年男性所經歷的職業危機、婚姻危機、家庭危機，乃至生存危機，其寫作風格被認為和讓-保羅·杜布瓦有異曲同工之妙。

成年男女之外，青少年的成長亦不容忽視。法國國際米蘭記者和紀錄片制作人索非亞·奧因（Sofia Aouine）的處女作《被遺忘的狂想曲》（Rhapsodie des oubliés） 激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它通過講述13歲的移民少年阿巴德在巴黎18區的生活，來探討移民后代的身份認同危機。阿巴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弗朗索瓦·特呂弗《四百擊》中的安托萬，期待著一個美好的未來，但身處貧窮而混亂的城市邊緣。在這部作品中，讀者可以窺見一絲自傳色彩，索非亞·奧因年幼時被父母拋棄，在托兒所長大，很久以后才意識到自己的阿爾及利亞籍身份。同樣是移民主題，瑪麗·達里厄斯塞克（Marie Darrieussecq）在新作《海的另一面》（La Mer à l’envers）中，虛構了一段女主人公羅斯幫助移民少年約納斯的故事，以較為克制的手法和口吻描繪了法國人面對移民問題時的尷尬沉默，探討了法國民眾與移民者的關系。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無疑是極右派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2019年伊始，他便推出新作《血清素》（Sérotonine），小說用現在時與過去時交叉敘事，回顧了主人公的情感經歷，其間穿插了對法國社會農業形勢的分析，描述了法國社會涌動的暗流，并以28萬多冊的銷量榮登法國2019年暢銷讀物榜單第四名。此外，出版有《HHhH——希姆萊的大腦是海德里希》和《語言的第七功能》的洛朗·比奈（Laurent Binet）在新作《文明》（Civilizations）中，更是以其獨特豐富的想象力，虛構了如果1492年哥倫布沒有發現美洲，歐洲會變成什么模樣，整個世界的歷史將如何被改變。這部別出心裁的作品一舉奪得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

社會生活、政治話題之外，讓-菲利普·圖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在新作《U盤》（La Clé USB）中融合了偵探懸疑和寫實主義，談論起當前經濟領域熱門的概念“比特幣”“區塊鏈”“網絡安全”，并且將故事背景設置在中國，同樣值得關注。

過去與現實之外的文學張力

除了追憶過去和書寫現實，2019年也不乏一些作品另辟蹊徑。榮獲費米娜文學獎的西爾萬·普律多姆（Sylvain Prudhomme）在《道路》（Par les routes）中寫道：“世界分成了兩類：離開的和留下的。” 主人公薩莎年近40，孑然一身，他離開巴黎前往法國東南部城市V.，尋找一位20多年未見的好友。這位朋友一點兒沒變，還是不喜歡一成不變的生活，酷愛搭車前往各地遇見不同的人。在生活的岔路口，二人一個選擇出發，一個選擇留下。朋友選擇的生活到底是一種逃離還是一種冒險？作品帶有一絲存在主義色彩，流露出對時間流逝的無奈、人類面對選擇時的無所適從，以及對自由的向往。西爾萬·普律多姆擁有從非常普通甚至是不太常見的情境中挖掘詩意浪漫的潛力，由于作家不常使用標點符號，閱讀這本書的時候，猶如聽見萊昂納德·科恩的歌曲《著名的藍雨衣》在耳邊輕輕吟唱……

自20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法國作家開始對生態問題表現出興趣，比如污染、物種消失和核威脅。近幾年，法語國家新設了一門學科生態詩學，用來研究文學和自然環境的關系，同時提供新的視角去審視現當代法語文學。2019年有兩部廣受好評的作品圍繞自然展開。一本是榮獲2019年勒諾多文學獎的《雪豹》（La panthère des neiges），雖然此前這部作品根本就不在公布的候選名單上。以寫旅行類游記見長的法國作家西爾萬·泰松（Sylvain Tesson），曾于2010年在貝加爾湖畔居住6個月，其間所寫的日記集結成《在西伯利亞森林中》出版，一舉售出24萬冊，并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受到各國讀者的喜愛。《雪豹》的故事也很簡單，講述了“我”與攝影師文森特·穆尼爾等人一起前往西藏高原，尋找最后的雪豹的故事。和之前的幾部作品一樣，作家通過細致地刻畫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表達了對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環境惡化、動物瀕危等問題的憂思。

在另一位法國旅行作家帕特里克·德維爾（Patrick Deville）一部介于歷史小說、人物傳記和旅行游記的新作《亞馬遜》（Amazonia）中，父親帶著29歲的兒子，從大西洋的貝倫出發，到達太平洋的安第斯山脈。期間穿插了對歐洲史上出征故事的思考，對歷史人物的描繪：蒙田、安德烈·馬爾羅、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等人。通過描繪亞馬遜河之旅，思索了氣候變化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事實上，自1997年開始，德維爾有一項偉大的文學計劃——“《咒語》”（Abracadabra），旨在書寫12本“沒有虛構的小說”，描寫自西向東，也就是從美洲中部到墨西哥，中間途徑非洲和亞洲的世界之旅，穿插著從第二次工業革命，即1860年至今的世界歷史。《亞馬遜》便是陸續出版的第7本。

暢銷作家阿梅麗·諾冬（Amélie Nothomb）更是大膽，直接把耶穌變成小說的主人公。新作《口渴》（Soif）不僅銷量名列前茅，還入圍了龔古爾文學獎。小說描述了耶穌的最后一段歲月，即耶穌受難記，用第一人稱揭示了耶穌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心理狀態，圍繞死亡、愛情、口渴三個關鍵詞，探討了身體的真正內涵。在諾冬眼中，身體被釘在十字架上是一個可怕的舉動，是一場悲劇，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折磨。 “這是一個錯誤，是一種怪誕，但它卻是歷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個故事。我們將其稱為基督的受難。”事實上，諾冬選擇耶穌作為小說中心人物并非一時興起，她曾在自傳作品《管子的玄思》（Métaphysique des tubes）和《誠惶誠恐》（Stupeur et tremblements）中均提到過耶穌。53歲的作家談論起這部“生命之書”，宛如談論自己的孩子，“我想寫這個故事已經有50年了”，諾冬表示當她還是孩子的時候，“耶穌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想象出來的朋友”； 成為少年后，“當我終于明白苦難的意義時，是的，我感覺有必要來談談耶穌”。2019年是諾冬第28次出現在法國文學回歸季，也是她離龔古爾文學獎最近的一次，遺憾的是又一次失之交臂。但是，諾冬如同一瓶當季既美味又濃烈的葡萄酒，給讀者帶來了不一樣的閱讀體驗。

2019年5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讓-馬里·古斯塔夫·勒·克萊齊奧（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出版了《在中國的十五場漫談：詩意的冒險與文學的交互》（Quinze causeries en Chine: Aventure poétique et échanges littéraires），在這本匯集15場講座的文集中，勒·克萊齊奧探討了文學與寫作的內涵，思考了在當前紙質書籍面臨消失的背景下文學對于文明的必要意義。在訪談中，作家曾表示面對世界同質化的總體趨勢，文學就是我們對抗的一個手段，它是我們表達自己聲音，同時了解其他聲音的方式。縱觀2019年法國文學，追憶過去不是一味逃避，書寫現實也不是盲目批判，本土之外的他國讀者依然可以從中瞥見自己的模樣，理解所處的時代。如同冷水中的一點陽光，或許這就是文學帶給我們的些許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