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百年廣西文學寫真、審美與銘史 ——關于《百年廣西多民族文學大系(1919-2019)》
百年廣西,豪杰輩出,風起云涌;百年廣西文學,作家如林,繁花似錦。曾經的“南蠻”之地,曾經的滄海桑田,曾經的新文學先行者梁宗岱、胡明樹、周鋼鳴,曾經的桂林抗戰文學,曾經開放進取的嶺南現代文化,曾經的鳳子、梁羽生、黃谷柳,曾經的《劉三姐》、曾經的韋其麟的《百鳥衣》、陸地的《美麗的南方》,曾經的李棟、王云高的《彩云歸》,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東西的《沒有語言的生活》,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乃至今日的田耳、黃詠梅、凡一平、光盤、映川、朱山坡、李約熱、陶麗群……凡此種種,浩浩蕩蕩,一一結集于廣西師范大學黃偉林、劉鐵群主持編著的《百年廣西多民族文學大系(1919-2019)》(18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這是百年之業,這是文學經典化的過程。記得兩年前,黃偉林教授曾與我提過此構想并邀我同行。我驚喜道:您的學術野心夠大啊,這是大事偉業,需要下功夫打磨。我一個坐班族哪來的這么多時間,深知茲事體大,深怕拖累團隊,便婉拒了。沒料到,黃偉林帶著他的團隊做出來了。2018年,以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史料7種文體分類分卷選編,每卷以作品發表時間為序,10年一小輯,每部(篇)作品附錄作家簡介、作品信息、創作評論、作品點評、文學史評價、作者自述等多種信息,以洋洋7卷12冊《廣西多民族文學經典(1958-2018)》(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獻禮。如今在此基礎上他們又擴充到廣西百年文學,以此致敬百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新中國成立70年獻禮,為一個個廣西文學現象、文學個體,寫真、審美、銘史,為百年廣西文學經典化的工作,當可彪炳廣西文化史冊。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都有文學根性與文學傳統,作家從足下的土地出發,自然便有他的地域性,所謂一方人文的水土,這種地理的文學自覺,終會以其獨特性與世界文學對話。廣西12個世居民族的文學創作,就是廣西地域文化與民族族群文化交融的鮮明個案。一方面,南方少數民族文學有著繁復魔幻的文化傳統,各族群間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在人文地理上,地處偏僻,北回歸線橫貫廣西的生機與繁茂,加之大石山區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彌漫著一種野性和神秘感,生機與繁茂、想象與幻覺,同生共長,體現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獨特的邊地文化的異質性;另一方面,兩廣同屬嶺南,而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各個時間節點,嶺南都以開放進取而獨領風騷,正如評論家謝有順概括:“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到五四新文學,到40年的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來’的精神,就是現代文化。這是嶺南文化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的,現代文明較早在嶺南生根發芽及至壯大,擁有自己的兼容并包和開放進取。諸如廣西近代西江、珠江幾大水道咽喉,進來,出去,世界被打開時便是開放,便有廣西的新舊桂系、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桂林抗戰文化城等等。凡此種種,便形成了廣西百年文學多樣性的審美表征:既植根于傳統,又別于前輩多拘于傳統生花的創作之路,各自創造了自己文學樣貌的獨特美感,或犀利勁道、野性先鋒,或豐潤深厚、靈動隱忍,或民族特性、異質幻魅,既體現了文學作品的現實感與時代感,又實現了各自的美學建構,以及廣闊的藝術多樣性,成為中國文學別具一格的風景線。
縱觀全書,《百年廣西多民族文學大系(1919-2019)》較好地厘清百年廣西的文學脈絡,可以看到文學與時代同行的歷史脈絡,也可以看到各文體自身的發展與自我創造、自我更新。大系至少有三個特點:
一是代表性。選編的作家作品不少是經過時間淘洗的名家名篇,如《長篇小說卷》收入黃谷柳的《蝦球傳》、艾蕪的《山野》、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陸地的《美麗的南方》、韋一凡的《劫波》、藍懷昌的《波努河》、黃繼樹的《桂系演義》、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等,《中篇小說卷》選入司馬文森的《南線》、華山的《雞毛信》、東西的《沒有語言的生活》、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等,《短篇小說卷》中王魯彥的《我們的喇叭》、白先勇的《玉卿嫂》《永遠的尹雪艷》《謫仙記》《花橋榮記》、李英敏的《椰風蕉雨》、李棟和王云高的《彩云歸》、陳建功的《迷亂的星空》《飄逝的花頭巾》等,《散文卷》《詩歌卷》更是名家薈萃:梁宗岱、王力、嚴杰人、胡明樹、周鋼鳴、林煥平、艾青、黃藥眠、秦似、陸地(壯族)、陽太陽、彭燕郊、曾敏之(仫佬族)、李英敏(京族)、苗延秀(侗族)、莎紅(壯族)、包玉堂(仫佬族)、韋其麟(壯族)、凌渡(壯族)等等,《戲劇卷》選入歐陽予倩在桂林創作的《梁紅玉》《桃花扇》《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桂林夜話》、孟超的《被淘汰的人們》、陳邇東的《鬼》、集體創作的《劉三姐》、周民震的《甜蜜的事業》、梅帥元的《羽人夢》,還有張仁勝、常劍鈞的《哪嗬咿嗬嗨》等,而有些新秀的作品還有待時間檢驗,但都屬有審美個性的佳作,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廣西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
二是廣闊的文學史視野。百年人文廣西雜花生樹,能夠在史與識的時空坐標中發現亮點并進行選編,既立足廣西,又要有中國百年社會與文學的整體性胸懷,編者以對中國文學整體性的關懷,在宏觀背景上進行選編,按文體分類,盡可能以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詳實的史料還原百年廣西文學,比如《史料卷》入選標準是廣西作者以研究廣西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宏觀性的評論文章,同時收入以桂林文壇為評說對象的紀實性文章,力求呈現文學歷史的復雜紋理,而其中評論大家、廣西百色人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談詩》《論崇高》《試論直覺與表現》等,既令我們領略到中國現代第一位象征主義詩學理論家的美學建樹,又讀到他對作家作品精準超凡的論述。此外,大系作為文學史寫作的一種,還擔負著史料的新發現與文學史的再審視,黃偉林的團隊正是在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以及文獻版本的匯校中,有不少可貴的新的發現。如《詩歌卷》對廣西容縣人歐查的新發現,這位就讀復旦大學,留日歸來的左聯女詩人,不僅詩作脫俗,1933年在上海還創辦了《現代婦女》雜志,魯迅曾書贈《酉午秋偶成》詩一首,在當時文壇頗有影響。《戲劇卷》中發掘出抗戰桂林文化城的哈庸凡、朱門弦,及其對傳統戲劇改良的貢獻;大系還發現并找到廣西戲劇老人莎色,這位值得書寫又被長期遺忘的編劇,正是1965年總政話劇團公演的轟動一時的名劇《南方來信》的第一作者,時任廣西話劇團演員。他們還新發現廣西文學先賢胡明樹的多個筆名(徐善源、徐力衡)和新作,諸如種種。總之,編著者在歷史情景中重新發現與豐富了文學史的樸素描述,努力于文學的經典化,體現了編著者對“史才、史學、史識、史德”的追求。當然,面對百年史料,也難免遺珠。
三是文學的多樣性。編者堅持既選編本土廣西作家作品,又選入移居他鄉乃至海外的桂籍作家,以及在廣西生活工作3年以上的外鄉人的文學創作,尤其抗戰桂林文化城時期,既是艾蕪、彭燕郊、駱賓基、司馬文森等人一生中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又留下茅盾、巴金、艾青、端木蕻良、聶紺弩、駱賓基等人在桂林創作的優秀作品,可惜后面幾位大家在桂林生活不足3年,而令選編者扼腕斷臂。還有田漢、歐陽予倩、夏衍、熊佛西等人影響深遠的戲劇。還有少小離家,或成名后遠至他鄉的梁羽生、白先勇、羅孚、陳建功、聶震寧、林白、楊克、陳謙等。編者還堅持吸納不同創作風格的作品,無論少數民族文學的書寫,還是現代主義文學,或現實主義或浪漫唯美或魔幻荒誕,等等。而文后還附錄發表過的不同批評個性的相關評論,以顯示豐繁而多元的藝術個性。這樣大格局的選本,無疑為廣西百年文學的經典選本,又是研究廣西百年文學的一份珍貴的史料,頗具文獻價值與學術意義。
與偉林教授諍友32年,他比我高明,內外兼修,永遠以著名的微笑立于不敗之地,這明顯的精神印記使他成為人氣文學評論家。一是他謙謙君子的儒雅外表,總以誠懇與智慧的微笑示人,是位上善之君。評論家陳曉明評說他是個“俊逸生動的南方文人”,其做人作文完美地把“精明強干與閑散淡泊兩種迥異氣質結合一體”,使之批評自帶文人格調。而且他的勤勉敬業,有口皆碑。二是,偉林教授的批評文字一如他所言:“有人的感情、人的才華、人的體驗、人的格調、人的見識”,他實踐著法郎士“文學批評是靈魂在作品中的探險”,追求王國維的“有人之境”。10年前他發表《有難度的批評》,如是論說我的文學批評是“有人之境”的批評。于我,既是鼓勵也是共勉;于他,就有些惺惺相惜了。因為我們的批評寫作不約而同地追求學理與靈性、哲思與詩性,追求有“人氣”的批評之境,不同一地,卻殊途同歸。
還值得一提的是,《百年廣西多民族文學大系(1919-2019)》比《廣西多民族文學經典(1958-2018)》更注意火候,也多了些打磨。我們知道學院遠離文學現場,難以準確描述與表達文學現象,單靠搜索網絡,結果是永遠與真正的文學隔了一堵墻,《廣西多民族文學經典(1958-2018)》多少帶有這個欠缺。偉林教授照單全收了我這番意見,召集團隊盡可能做了修訂彌補,顯示了一個優秀學者應有的情懷與風范,真正做到學問中有“人”、有“文”、有“精神”。
黃偉林是壯族子孫,他以一顆赤子之心,穿越百年廣西的文學時空,以靈魂發掘真知灼見,一如他30年堅持不懈深耕廣西文學,如今又帶領團隊構筑《百年廣西多民族文學大系》的人文境界,力求與廣西百年歷史同呼吸共命運,真正做到知人論世,知文著史,金針度人,實屬不易。他在大系總導言中深情寫到:“從1919年到2019年,中國新文學經歷了整整100年的歷程。廣西曾經是新文學初期的化外之地,也曾經扮演抗戰文化的前沿角色。從少數民族文學的書寫,到現代主義文學的引進,廣西文學與時俱進的步履逐漸從容……當我們回眸百年廣西文學,也不妨將廣西文學的繁榮之路比喻為長征。隨著新文學又一個百年的開啟,文學的至境也將成為文學桂軍的胸中成竹。”
于是,便有了碩果《百年廣西多民族文學大系(1919-2019)》。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大系成竹在胸地展示了百年廣西文學的風貌,帶著鮮明的歷史蹤跡、美學風格和經典化過程,便具有了紀念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