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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圍城》中的長者及其文化意蘊

提要：《圍城》中作為次要人物的眾多長者多為研究者所忽略。這些長者可以分成兩個群體——以方遯翁為主要代表的群體和以張吉民夫婦、陸先生夫婦為主要代表的群體，前一個群體堅持中國文化本體地位，詮釋了以倫理性為基礎的中國文化，后一個群體的成員或多或少接受了西方文化，從而偏離了中國文化。長者們不同的文化趨向與文化認同，表現了“鴉片戰爭”后中西文化的融匯與激烈撞擊以及傳統文化的“話語權”的變化，由此也可以看到《圍城》的文化深度。

關鍵詞：長者 倫理性 文化沖突 文化意蘊

《圍城》以方鴻漸、趙辛楣、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等幾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為主要人物，濃墨重彩呈現出他們曲折多變的愛情、工作等人生經歷，這也是評論的主要焦點，而次要人物除范懿、汪太太、曹元朗等外，多是四五十歲的長者，如方遯翁夫婦、周厚卿夫婦、蘇鴻業夫婦、孫柔嘉父母、陸先生夫婦、張吉民夫婦、陳士屏、丁訥生、李梅亭、顧爾謙、高松年、汪處厚等。除李梅亭等人外，大部分長者一直被評論者束之高閣或甚少論及。本文擬對這些長者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蘊進行解讀與研究，進而從另一個側面揭示小說的文化深度。

一

《圍城》中的眾多長者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群體：方遯翁夫婦、周厚卿夫婦、蘇鴻業夫婦、孫柔嘉父母、李梅亭、顧爾謙、高松年、汪處厚等為一個群體，他們身上彰顯著中國文化的特點，代表著以倫理性為基礎的中國文化，其中以方遯翁為典型；孫柔嘉姑父母陸先生夫婦、張吉民夫婦、陳士屏、丁訥生等人則不同程度接受了西方文化，從而偏離了中國的文化傳統。

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者克爾凱克爾將人類的文化性的生存方式分為三種：審美性的、倫理性的和宗教性的。按照這個理念，西方文化宣揚借助此岸今生的清教式苦修才能進彼岸天堂得以永生和常伴天父的思想，是一種宗教性的文化；“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的中國文化宗教意味相對淡弱，是一種重視現世倫理性的、非常實際功用的文化。在中國文化里每個個體生命都在現世的倫理等級鏈條上有自己對應的位置，都應遵守對應的倫理操守，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中國文化沒有西方意義上的上帝概念，而是提倡祖宗崇拜，認為個體生命是祖宗開辟的生命長河里的一朵小浪花，是根源祖宗的參天大樹上的一朵樹葉；同時認為多子多福，重視子孫的繁衍，力求祖宗開辟的生命長河奔流不息與根源祖宗的參天大樹枝繁葉茂。

中國文化的“三綱五常”倫理等級觀念在方遯翁和汪處厚身上得到充分體現。方遯翁對“父為子綱”給予了有力的注解。方鴻漸初到北平讀書渴望自由戀愛，遂向父親寫信請求解除與周厚卿之女的婚約，而方父的一封簡單家書可謂有雷霆萬鈞之力，徹底粉碎方鴻漸渴望自由戀愛的想法從而專心讀書。方遯翁是前清孝廉公，是一鄉之望，飽讀詩書，在信中寫道：“吳不惜重資，命汝千里負笈，汝埋頭攻讀之不暇，而有余閑照鏡耶？……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體高堂念遠之情，以死相嚇，喪心不孝，于斯而極！……若汝執迷不悔，吾將停止寄款，命汝休學回家，明年與汝弟同時結婚。細思吾言，慎之切切！”短短數行將傳統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情和要求子女絕對服從的口味與權威身份刻畫得淋漓盡致。又如方遯翁在接到兒子掛名岳母說兒子在外面和女人胡鬧的電話，雖并不完全相信她的話，同時也很睿智成熟，認為自己的兒子亦有行為舉止不當的地方，有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的意味。聽到兒子說掛名岳母無事生非在發神經病時，方遯翁更是怫然道：“你這態度就不對，我看你愈變愈野蠻無禮了。就算她言之過甚，也是她做長輩的一片好意”，并命令兒子搬回家來住，一來可以好好管教兒子，又可讓兒子經歷粗茶淡飯的苦生活不貪圖舒服享受。三閭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汪處厚也是中國文化的倫理等級觀念的篤從者。汪處厚年輕在督軍署當秘書時，不敢和大帥留同樣的烏菱圓角胡子，擔心大帥怪罪，恐有僭越之嫌，而留規模較小的紅菱尖角胡子，完全吻合儒家強調男女、父子、君臣等人倫差異的“禮”的概念：每個人要遵守與自己位置相應的倫理操守。

中國文化中的“祖宗崇拜”觀念在方遯翁等人身上根深蒂固。兒子的考取洋功名是祖宗庇護的緣故，所以方遯翁計劃親自帶方鴻漸到祖父墳上行禮，感謝祖宗陰德。為了光宗耀祖聞名鄉鄰，方遯翁領著三兒子鳳儀、七八個堂房叔伯兄弟和自己的幾個朋友大張旗鼓接站，安排兒子拜訪親近的尊長，還替兒子答應家鄉省立中學呂校長給學生做演講的邀請。孫柔嘉第一次進方家時，需要和丈夫方鴻漸在祭桌前向空中過往祖先靈魂下跪行禮。誰知二人只是三鞠躬完事，讓大家很為不滿，尤其是方老太太，因為按照傳統禮節方鴻漸和孫柔嘉要給方父方母下跪行禮。方鴻漸的掛名岳父周厚卿也有“祖宗崇拜”的傳統觀念：他在上海開鐵鋪子發了財，又和同鄉組織一家小銀行任經理，可謂“功成名就”，就衣錦還鄉回老家祭祠掃墓，從而結識了一鄉之望的鄉紳方遯翁，兩人進而攀為親家。方鴻漸歐洲留學時周厚卿勉勵他獲取“洋進士”，后方鴻漸將“博士照”寄來，周厚卿以為這是可光耀門楣的好機會，亦能證明自己栽培有功，遂登報顯擺。此舉可謂與蘇文紈之父蘇鴻業“心有靈犀”：蘇父也在同一張報紙上登載女兒在法國里昂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消息。

繁衍子嗣、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在方父等人身上堅不可摧。傳統認為小兒要以犬羊狗馬之類的賤名為小名才易養育成才，如“司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頭，范曄小字磚兒，……更有什么斑獸、禿頭、龜兒、獾郎等等”，所以方遯翁給二兒子鵬圖的大孩兒起小名阿丑，又因《荀子·非相篇》中記載古時大圣大賢的相貌多是丑陋而起學名非相。三兒子鳳儀的大孩子生于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方父取小名為阿兇，又以《墨子·非攻篇》取學名非攻。方遯翁渴望三個兒子開枝散葉，又為未來的孫子女們構思出多達十幾個排行的名字，譬如源于姜太公故事的非熊和唐人傳奇的非煙。方父看到二兒子和三兒子都已成家封妻蔭子，就開始與方母謀劃起大兒子鴻漸的婚事。四十多歲的李梅亭滿口仁義道德卻滿腹男盜女娼，自私自利愛占小便宜，近五十歲的顧爾謙脅肩諂笑，淺薄猥瑣，是《圍城》的主要諷刺對象，然而李顧二人為省錢坐三等艙，并把三閭大學寄來的旅費大部分留在家里，亦能體現父母含辛茹苦養育子女以求祖宗開辟的生命長河奔流不息與根源祖宗的參天大樹枝繁葉茂的傳統。

倫理性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然而上層和下層社會又有不同：中國上層社會以倫理和審美為主導，那些受過儒家教化的知識分子，一般不會去相信宗教的，像徐光啟等知識分子受洗禮也是因為認為外國宗教的教理教義可“易佛補儒”，可以充實、完善儒家思想；中國下層社會以倫理和宗教為特征，畢竟老百姓痛苦的時候神話與宗教可以給予精神的慰藉。例如，周厚卿的太太和蘇鴻業的太太有不謀而合的相似處：信佛。周太太相信生死輪回，認為一九三七年生的孩子，多半是陽壽未盡的枉死鬼投胎轉世，可能活不長；蘇太太因為女兒蘇文紈沒有嫁給趙辛楣，又怕影響蘇家趙家兩代的交情，所以每天早晨在菩薩面前點香的時候默默為趙辛楣祈福。

二

如果說方遯翁等人組成的群體代表著注重倫理性的中國文化傳統，那么，孫柔嘉姑父母陸先生夫婦、張吉民夫婦、陳士屏、丁訥生等人或因在外國公司任職，或因接受過外國教育，都不同程度上接觸并接受了西方文化而偏離了中國文化的正統，反映了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撞擊所激起的波瀾。這一群體的“西化”體現在以下方面：有外國名字、說著一口“洋涇浜”英語、推崇發達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等。

張吉民等人幾乎都有外國名字。在美國花旗洋行就職二十余年、從小書記升到買辦經紀人的張吉民喜歡人喚他Jimmy，其妻子張太太四十多歲，外國名字是Tessie。陳士屏和丁訥生都是張先生的結義弟兄，陳士屏是歐美煙草公司的高等職員，被大家喚作Z.B.，丁訥生在英國輪船公司做事，外國名字是Tennyson。小說中沒有提到孫柔嘉姑母陸太太有外國名字，但是孫柔嘉喚她不是姑姑而是Auntie。

張吉民等人說的語言是“洋涇浜”英語——中文夾雜英語。張吉民見到方鴻漸就寒暄道：“Hello! Doctor 方，好久不見”，問他是不是天天go downtown。看到方鴻漸瞧見放著碗、瓶、碟子的玻璃櫥柜，張吉民很是得意忘形，打開櫥門邀請方鴻漸have a look see，說這些瓷器值plenty of dough。張吉民還道出自己不敢買書畫收藏，因為怕買到假的就一文不值，等于waste paper。張吉民聊到自己有次邀請外國friends來吃飯，用收藏的康熙窯“油底藍五彩”大盤做salad dish，被外國朋友盛贊這道菜古色古香，有點oldtime。張吉民又自謙說自己事情忙，沒工夫翻書研究，卻自夸自己有hunch，不是sucker，那些古董掮客休想拿假貨來fool他。張吉民還沿襲美國習俗稱妻子為headache，因為方鴻漸理解為他身體不適而鄙夷方鴻漸沒有去過States，沒見過什么世面。美國留學過的陸太太亦然：她叫別人的孩子“你的baby”、人家太太“你的Mrs.”。陸太太從李媽那里得知侄女婿方鴻漸脾氣大欺負孫柔嘉后，告訴侄女不能太spoil丈夫，還用了中西兩個方式來提醒方鴻漸：“你以后不許欺負柔嘉”和“你再bully她，我不答應的”。眾所周知，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和基石，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文化起著重要作用。語言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特征，蘊含著本民族對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英語等西方語言是“形合”的語言，詞法和句法等語法結構系統、嚴格、邏輯性強，意義明晰、確定，這與思辨性強、科學性強、重視邏輯的西方文化吻合；中文是一門“意合”的語言，詞法和句法等語法結構相對松散、模糊，這與綜合性強、重視“中和”的中國文化一致。因此張吉民等人的“洋涇浜”英語表層上是英語對漢語主權性和整體性的沖撞，深層上則折射出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主權性和整體性的沖撞。

此外，張吉民等人非常推崇發達的西方和西方文化。張吉民推崇汽車、飛機、打字機、照相機等技術領先的美國，讓獨生女兒Nita外在上去美容院理發鋪炮制各種各樣的洋時髦、洋姿態，還不惜工本地讓女兒去教會學校里耳熏目染內化、學習各種洋本領、洋習氣。因此，其女兒Nita讀《西風》、英文《讀者文摘》、英文《莎士比亞全集》、《新舊約全書》、《家庭布置學》、《居里夫人傳》、《照相自修法》、《怎樣去獲得丈夫而且守住他》和《亂世佳人》等十幾種電影小說。方鴻漸喝湯時用面包蘸，吃鐵排雞時不用刀叉改用手，這種吃相為女兒Nita鄙夷，說這是豬玀相piggy wiggy。丁訥生信奉基督教，坐下吃飯前還向上眨眼禱告上帝感謝上帝賞飯。孫柔嘉姑母陸太太出嫁之后對娘家兄弟的家事大半都要過問，還教授侄女馴夫技巧，這完全背離了中國文化要求女性溫柔如水相夫教子的傳統。陸太太稱自己只看英文報，不看像方鴻漸他們報社的《華美新聞》等中文報。方鴻漸針鋒相對，說波蘭和英國被壓了下去，好在德國和俄國聲勢厲害得很，建議她學德文和俄文。陸太太非常生氣，丈夫陸先生大發議論，說英國不算數，只要有美國在什么都不怕。陸先生陸太太沒有孩子亦有深刻含義。中國文化強調上要敬奉祖宗，下要綿延子嗣，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陸先生夫婦沒有孩子等于閹割了中國文化，切斷了與中國文化的紐帶。從這個層面上講，陸先生夫婦稱得上是徹底的、解構中國文化的西化派，張吉民夫婦有點“外洋內中”，可謂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張吉民夫婦的“內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張吉民和許多中國傳統文人一樣喜歡收藏以示風雅，不過不是收藏書畫，而是瓷器；張氏夫婦保有傳統思想，以為女孩子到了二十嫁不出去只能當老處女送進古物陳列所，還要走方鴻漸的生辰八字請算命人算得方鴻漸和女兒是“天作之合，大吉大利”。張太太信佛，每天念好多次“白衣觀世音咒”，求菩薩保佑中國軍隊打勝仗；每當丈夫出門到外灘行里辦公，張太太就坐在熱水管烘暖的客堂里也念咒求佛保佑丈夫，果然張吉民從未遇到過流彈。

三

《圍城》中的長者們迥異的文化表現，是“鴉片戰爭”之后中西方交流過程中西方文化帶給中國文化的沖撞所激起的不同漣漪。在這個交流與碰撞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圍剿”，經歷著中國領土被西方列強瓜分占領的相似命運，其“話語權”愈來愈弱。既會出現面對西方的沖擊愈益保存國粹的長者，也會出現跟隨西方潮流而背離中國文化傳統的長者。此外，讀者亦能強烈感受到從小生活在濃厚國學氛圍中的錢鐘書先生身上散發出來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情懷與胸襟，而此種情懷與胸襟已經浸透到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的骨髓深處。

“西學東漸”浪潮在近代中國是一浪高過一浪。由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入侵誘發的洋務運動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試圖在高揚中國主體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先進的兵工器械。中國甲午海戰的失敗使得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破產，并將“西學東漸”推向高峰。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命運，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并要求政治上的改革。大量的西方知識進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而且還以轉譯日本人所著寫的西學書籍來接受西學。隨著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的失敗，以倫理革命與文學革命為標志以“全盤西化”與激烈反傳統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又狂飆突進地沖擊全國，由此也造成了中西文化的激烈撞擊。《圍城》正是在西學與國學激烈沖突與互動的語境下創作的，從這個方面我們才能解開小說文化承擔復雜性之謎。

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全面潰敗讓“憂世傷生”的錢鐘書先生感時憂國，唏噓不已。錢鐘書先生成長在一個國學氛圍濃厚的書香門第：錢鐘書先生的爺爺是個秀才，爺爺還有兩個中舉的兄長；錢鐘書先生從小抱給中過秀才的伯父撫養；錢鐘書先生的父親錢基博更是著名國學家，在上海圣約翰大學、清華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等大學講授國文。在這種環境中，錢鐘書先生從小涉獵國學經典，其中文造詣與學問愈發深厚，傳統讀書人身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感亦愈發強烈，正如楊絳女士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鐘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鐘書。”另一方面錢鐘書就讀洋味甚濃的清華大學，游學英法，諳熟多國外語與西方文化。于是在《圍城》中就出現了對一味崇洋的嘲諷，這種嘲諷包括那些將漢語與英語雜糅的長者，更包括不加選擇地崇洋，像方鴻漸在講演中談到的，海禁大開后西方給中國的兩件“寶貝”——鴉片與梅毒，另一方面也諷刺了古老中國的迷信與陋習，包括不關心國事一味內斗，也包括方家三兒媳婦身體不適，服用方遯翁和鄰居醫生開的不少中藥方子不起任何效果，請了西醫來看原來是身懷六甲。然而總體而言，錢鐘書的文化特征背離了現代中國文化的主潮，更關注中西文化的相互認同，“錢鐘書的小說集《人鬼獸》、長篇小說《圍城》和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雖然文體不同卻有一個審美共性，就是背離了現代中國文學主流的那種對時代性、民族性和階級性的強調，而更措意于人類的共通性與普遍性。”甚至從《談藝錄》開始就在造就一個文言文中夾雜大量西方語文的寫作范式，以印證其“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的命題。在《圍城》中，他通過長者群像的描繪，將頑固守舊者、中體西用者、全盤西化者的不同長者形象表現出來，雖用筆不多，卻情偽畢現，并表現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心路歷程。

《圍城》快收尾時這樣描繪：“一家外國面包店，廚窗里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里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毫無疑問，電燈閃亮、美食陳列的面包店代表著現代、發達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衣衫襤褸、挽個盛著粗拙泥娃娃和風轉籃子的老者體現著歷盡滄桑但已經落伍的中國和中國文化。歷史悠遠的中國文化猶如方家那只祖傳的、雖能從容自在打起來但報時晚點的老鐘，畢竟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不得不承受西方文化的撞擊。

作者簡介：戴波（1978—），男，河南長垣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2012級博士生，首都師范大學大學英語教研部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