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在金融的上海呻吟” ——論《子夜》中的金融與現代性

文學批評中，金融與文學關系的探討通常集中在歷史反映論的層面。然而，比起試圖通過表象再現歷史真實的欲望，金融在文學作品中還可以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理論與現實的相關性問題。在文學敘事中，“現實”并不如真理的，或是歷史必然性般的存在，它實際上包含了諸多不確定性以及“認識過程”的因素。也就是說，文學敘事呈現的是在不斷建構和認識現實中完善自己的過程。在這一點上，“金融”與之有著不可忽視的“共通性”。金融活動中包含著諸多的不確定性以及對未來的估值，然而這一切又必須建立在認識現實的基礎上。可以說，金融隱喻的并不僅僅是未來，更是當下。茅盾，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創作了《子夜》，利用金融的隱喻通過文學敘事呈現一個現實的意義，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金融的上海的現實意義。

在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疆界的過程中，一些現代性的概念，披上了歷史的外衣，為資本主義的擴張找到某種必然性。只看歷史就說其是必然的，不如說其流變和發生才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子夜》這部小說實際上是跨越了文學創作反映歷史與必然性的寫作，而是通過“金融”與“文學”的共通性，發掘了敘事呈現認識與塑造現實的意義。因而，把金融問題從一個歷史的局部或經濟的行為擴大到敘事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看到它通過與文學的結合呈現出的理論與現實間的張力。從時間的角度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金融故事似乎已經消逝，留下的只是時代的烙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它只是代表了與共產主義對立的經濟形態。但當我們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其與一系列現代性概念，諸如“民族－國家”、“主權”的體系性關聯，以及它所蘊含的敘事性功能。我們就會發現，茅盾，在《子夜》中想要探討和表達的資本主義擴張的本質和對金融的利用這一過程，遠比簡單反映歷史更為迫切。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看待《子夜》中的金融與文學的共通性，及其呈現出來的對現實的認識過程。在此基礎上分析《子夜》，它將不是兌現歷史的工具，而是對資本主義金融制度以及這種制度對人的改造，做出的最直接和有效的反抗。同時也能夠突破對《子夜》的歷史研究方法，重新發掘其透過金融與文學的關聯，揭示資本主義制度透過“民族國家”體系、金融投機活動，將人納入規訓裝置的過程。

一、金融與文學的共通性

《子夜》創作于1931年，是一部主要描述20世紀30年代上海民族工業發展以及金融投機活動的長篇小說。他的前瞻性在于通過發生在上海的金融活動呈現出了資本主義生產與“民族-國家”主權、主體性改造以及資本積累間一系列復雜的關系。不但使我們看到資本主義治理技術通過金融在殖民地的擴張以及對人的管理和規訓技術，還通過“金融”與“文學”共同面對的虛構問題，讓我們注意到了文學與金融的共通性。在這一點上，華裔學者王德威認為茅盾是在有意利用金融與小說敘事所共通的“虛構性”，進而表達意識形態觀點，同時影響了歷史的真實再現[1]。他把小說作為“虛構”的場域，認為小說虛構的目的是表達“歷史的必然性”。

把小說看作體現歷史與虛構間張力的場域。表面上看是在討論再現歷史的問題，實際上深層次暴露了這一方法對語言、隱喻與意義之間的關系探討的缺失。因而，將歷史看作“整體”與“連續”的觀點就很有可能粗暴的將“革命”與“階級”問題排除在“整體性”和“意義”之外，而是將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看作一種必然。事實上，如果“現實”僅僅是歷史整體性的反映，那么“書寫”就無法保證完整意義的再現。德里達對語言與隱喻關系的分析表明，語言是在我們不斷的使用和創新中形成的意義[2]。因此，書寫的過程就不可能是歷史意義甚至任何意義的完整再現，而只能是在不斷理解、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呈現出的認識歷史與自我以及這種認識過程賦予歷史的新的意義。而現實也就是在“歷史的整體”被語言切割為“偶然”、“錯位”、“斷裂”以及“混雜”的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來的。因此，在書寫的過程中，重點不在于能否再現真實的歷史，而是在于它表達認識歷史與現實的方式。也就是說，通過隱喻，它是怎樣重新塑造意義、表達認識過程，并且保持活力的。

事實上，《子夜》體現的是金融與文學在隱喻層面的共通性。金融同樣通過隱喻的方式解釋著世界，金融投機與文學的虛構一樣永遠不可能完美的毫無問題的再現價值。此時，金融活動就與文學一樣擁有了解釋世界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生產循環中，金融的敘事性恰恰呈現了金融、投機交易與文學和現實之間的關系。金融的關鍵在于對消息、知識以及流通的把握。在對知識的培訓、掌握和流通的過程中，金融也成為一種敘事，與文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投機活動依賴于對未來剩余價值的判斷和想象。而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使“投機”成為可能。正如《子夜》中的買辦趙伯韜在解釋公債運作時說：公債是“做”出來的。這就與文學中的“敘述”形成一種可以類比關系。如果把金融與敘事看作一種“必然”，忽略其不確定性。那么，就容易忽略現實，從而擴大未來的估值所帶來的危機，以及面臨意識形態操縱的危險。茅盾正是發現了這一點，在《子夜》中通過金融與文學的結合對“不確定”性的揭示，進而呈現出認識現實的重要性。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恰恰集合了資本主義各種態勢的發展與金融化的日常滲透。通過上海發生的金融投機活動，我們可以發覺現代性的“治理技術”其實早就在中國先行試驗了，上海不僅僅是政治斗爭的場所，它還是資本主義治理以及金融文化的聚合地。而茅盾想要通過文學與金融之間的密切關聯來呈現“上海”的現代性問題，甚至是資本主義與人類自我改造等后現代問題，不得不說是非常前衛和偉大的。上海這座城市可以匯聚不同時間誕生、來自不同地區的元素。這些元素并不是構成中國現代史上斷裂的因素，反而是共同塑造共同參與了中國現代性的建構。不僅僅是上海，中國的城鎮、鄉村都逐漸參與到現代性的建構當中。美國漢學家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認為吳蓀甫希望他的家鄉雙橋鎮可以建設成為“高大的煙囪如林，吐著黑煙；輪船在乘風破浪，汽車在駛過原野”的現代化城鎮，只是一場建立在對現代性的假象之上的“白日夢”[3]。然而，現代性并不僅僅如“舶來品”般由一個帝國的中心“出口”到其它地區，更是在傳播的過程中產生于兩者的交流與碰撞中。在這個過程中，時間的確定性（過去、現在、未來）不再是意義的根源，現實的重點不再因“時間的失向”而無法還原真實，而是將時間置換為空間進而將更多元素置于“當下”。在資本與金融的世界中，誰先誰后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建構一個可以容納眾多元素并且流通運作的“帝國”。茅盾的小說幾乎都在淡化時間的痕跡，而是強調空間的共在。尤其是《子夜》中，茅盾通過金融投機將知識、欲望、意志、夢想融合在一起。“資本”的野心、“人”的轉變、“集體”的碎片、帝國的意志，統統透過交易的行為呈現出來。因而，拋棄時間帶來的必然性，發現金融與文學的類比關系，藉此表達對不確定性的關注，才是《子夜》最前衛的地方。

二、資本主義國家主權框架下的隔離與壓制

在《子夜》中，“現代性”的表現與小說中呈現的金融活動密不可分，具體表現為在資本主義擴張和金融投機交易行為中產生的主體性的建構。無論是“民族－國家”的概念還是與之相關的主權、民族資本、金融買辦的概念都是通過彼此錯綜復雜的關系而呈現出的現代性與主體性建構的過程。“民族－國家”是小說《子夜》探討的主題之一，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對民族國家和強有力的主權政府的渴望，以及茅盾對國民黨政府的批判構成了《子夜》的基本線索。小說呈現了有關中國資本家以及民族工業與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探討。茅盾不是將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概念，探討本民族工業與外國資本之間的沖突。而是通過資本家與民族國家、主權概念去了解國家邏輯與追求獨立自主發展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而20世紀初的中國，如何與“國家”這樣一個現代性概念發生聯系，其中自由與權力是如何在國家意義的調控下發生變化的，是《子夜》首先要探討的問題。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國》中對“國家”與“主權”的分析，揭示了隱藏在國家權力表象之下的自由與權力之間的依賴關系。在內在的“力量、欲望、聯想、對社團的愛”與“龐大的、無處不在的、采用強力手段確保社會秩序的政府”間，國家權力與自由之間表現為一個“要么／要么”的問題—要么選擇自由，要么選擇屈服。同時，現代主權的概念雖然誕生于歐洲，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在歐洲與歐洲之外世界的交往中，尤其是在歐洲的殖民工程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中發展起來的[4]。也就是說，主權的概念實際上是同時發生在歐洲以內和歐洲以外的對殖民地的支配過程當中。在上海，“租界”就是“主權－國家”實行秩序規訓以及人種隔離的權力中心。沖突并不是來自于認同（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界限，而是首先來自于權力所帶來的“隔離”。社團間的矛盾也并非僅來自于集團間的對立與沖突，而是首先源自對人種“隔離”與規訓權力的屈服。“租界”地相對于租界之外的安全呈現了權力對秩序的影響以及隔離造成的自由與權力間的悖論（主權提供安全和自由，然而它背后的權力機制又制造了人種間的隔離）。這種權力生產也代表著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權力之間的層級關系，這也是中國資本家希望得到強有力的政府保護的原因。生命政治對主體性的生產，就包含了資本家最終納入循環的過程。因此，“國家”與“主權”并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他同時包含了資本主義生產與秩序的權力關系。

在《子夜》中,資本主義的“國家主權”概念一直是小說探討的重點。它不是作為一種解決中國困境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通過資本生產的需要呈現出了它與殖民擴張邏輯間的關系。小資產階級杜學詩渴望“國家”擁有絕對的權力。目的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競爭中打敗其他“國家”，而這正是“國家”所體現的現代主權的“壓制功能”：“現代主權是一種反抗自己以外一切政治力量的政治力量，是一個反抗一切其他國家的國家。除此之外，現代主權還是一種警察力量。它必須一刻不停地在廣泛范圍內完成把個體吸納入總體，把所有人的意志凝結成一種普遍意志的奇跡。”[5] “國家”行使絕對權力，把個人凝聚為普遍意志，目的是在資本市場上打敗別的國家。而這種絕對權力，也必然反過來促成資本主義的擴張。杜學詩認為“國家鐵掌”應該對資本家與工人進行雙重管控，表面上看是為“共同利益”，實際上暗含著在主權概念的發展過程中，同國家概念和同人民概念的結合。現代主權概念轉變了自己的中心，它從沖突和危機的調和一躍變為“國家－主體”和想像中的共同體的共同經驗，成為所有共同體成員必須服從的權力。另外，現代民族國家主權的概念實際上與資產階級的勝利與霸權有著密切聯系。因而，在杜學詩對“國家鐵掌”的憧憬下，中國工業（民族工業）的勝利被認為必須依托于國家與人民的“同一性”。而依托于這種同一性所建立的穩定的市場則能夠使資本主義具備經濟擴張的潛能，投放資本和文明教化的空間。這便是資產階級所渴望的一種國家同一性的合法性建立－國家所擁有的不可褻瀆、不可壓抑的統一權力。

與杜學詩一樣，《子夜》中最擁有實力的民族資本家吳蓀甫對一個強有力的民族國家政權同樣抱有強烈地渴望－“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一定有希望的！” [6]吳蓀甫和杜學詩都希望依靠國家權力來穩定市場、增加擴張的潛能，打造一個命運共同體來“安內攘外”。在吳蓀甫看來，“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就能夠抵抗“世界產業凋敝，廠經跌價”的現狀，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然而，“世界產業凋敝，廠經跌價”的環境和日本絲在中國的傾銷，恰恰也是現代國家力量化解資本主義國家危機的手段。“國家”的壓制權力及其合法化，使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擴張成為一種合理手段，并且為緩解本國經濟危機提供了保障。吳蓀甫和杜學詩只是單純地以為“國家政府權力”是一種正當的維護自己國家工業生產的手段，卻沒有注意到，造成中國工業困境的恰恰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本身，資本主義要想緩解自身危機，就必須借助國家權力的擴張和對殖民地秩序的規范。因其具備擴張的欲望，并且通過流通，規范和保障了這種權力，從而使殖民地的經濟也納入到這種秩序當中。

因此，茅盾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不成熟的”和“先天不足的”。因為他們的信仰建立在以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為基礎的“壓制”邏輯上。他指出，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策略目的是以“民族主義”來偽裝和欺騙民眾。而實際上是依靠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金錢武力作為后盾的，反對革命的手段。以“種族”為基礎提出的“勞資應該合作共謀全民族利益”，使民族主義實際上變成了“統治階級欺騙工農的手段”，目的是使資本主義的剝削合法化、正當化，同時消解革命意義。使革命的意義淪為狹隘的民族共同體利益，而非全人類全世界的解放意義。因此，喪失革命意義，以種族和整體權力為根基的“國家－主體”政權和蔣介石政府實際上是帝國主義殖民擴張計劃和布局當中的一個棋子，否認了以階級為基礎（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國家）的追求革命與自由的可能性。

茅盾批判蔣介石政府實際上依賴于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策略，中國資產階級和民族工業則不可能依靠這一策略得到健全的發展。這一觀點，并不是來自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立和對抗，或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而是茅盾認識到了以“民族”（種族間的侵略和壓迫）以及殖民擴張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陷阱及其對革命的消解。資本主義現代主權并不是以追求自由與解放為目的，而是一種全面壓制和規訓人類的新秩序。正如杜學詩所渴望的“國家鐵掌”，它是一個建立同一性消滅差異的絕對服從秩序。資本主義國家體系下的國家主權，并不是尋求人類解放的可行方案，中國民族工業也不可能自由的尋求發展。因此，茅盾實際上是在通過對中國“先天不足”的資產階級以及資本環境下的觀察，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主權的幻象和欺騙性。他們必將面臨新的現代性危機－“也就是一批具有新生產力量的自由主體和企圖剝削這些主體的規訓力量間的矛盾共存” [7]，而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主權架構事實上并不能真正解決這種矛盾。這也是《子夜》中吳蓀甫失敗的真正原因，同時也是茅盾想要表達的中國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道路的原因。如果僅僅把茅盾對政治經濟、現代性議題的深刻思考看作是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品，就將忽略這部小說對現代國家主權的真正思考，以及人被納入權力規訓體系下的主體性改造問題。

三、資本擴張與金融監控

除了對資本主義國家主權本質的揭露，《子夜》中“現代性”的另一個呈現則在于通過“金融”的方式來完成經濟控制體系。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從商品生產到主體生產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這個轉變是從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開始的[8]。而上海，剛好成為了資本主義通過流通體系，利用金融來完成殖民經濟控制體系的實驗地。馬克思在總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時，指出了資本積累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在積累的過程中，生產力的增加使資本構成呈現出持續增長，而付給工人的工資的可變資本則日益減少。也就是說，工人的消費能力相對于生產的商品來說越來越小。生產力越發展，它就越和消費關系的狹隘基礎發生沖突。因此，流通圈的擴大就成為解決這一矛盾的必要。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實現”問題的分析。她認為作為依賴其外在因素的標志，為了資本實現剩余價值，非資本的外來消費者是真正最基本的需求。資本主義是“第一種不能靠自身生存的經濟模式，它需要其他經濟體制作為一種中介和土壤”[9]。馬克思指出，唯一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讓資本向自身以外發展，發現交換商品和實現它們價值的非資本主義市場。使資本主義范圍之外的流通領域的擴張代替不穩定不平等的矛盾［10］。

馬克思對資本積累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分析提示我們，資本主義之外的擴張和流通是資本積累的目的和必要。資本主義既然是一種不能依靠自身生存的經濟模式，必須依賴其體制外的擴張。那么，一旦非資本主義環境被資本主義有機整合到資本主義生產范疇，它就不再可能是必然實現資本剩余價值的那種“外界”了。因此，資本主義的擴張方式并不是一種“兼并”，而是體現為“隔離”與“監控”，也就是前文所說的殖民邏輯的“隔離”策略。而“金錢”正是監控的最好方式，也就是依靠金融的流通來控制資本生產。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國》中提到：“金錢是專制控制的第二種全球方式。金融的仲裁者不斷地在與生產功能、價值標準與財富分配的關系中得以體現，正是這三者構成了世界市場。金融機制是控制市場的基本手段。”[11]因而，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問題恰恰是來自于資本主義積累體系本身的矛盾與擴張的策略。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通過金融控制，使其成為解決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積累矛盾的方式，而不是建立在一種平等的關系基礎上的。因此，金融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監控與控制才是導致其困難與失敗的原因。

日本學者城山智子研究大蕭條時期的中國經濟時指出，中國工業受到打擊的最重要原因是－國際貨幣體系采用金本位，而中國還是銀本位國家。從1929年起，農村的資本外逃造成白銀大量流入上海，而農村破產導致市場萎縮，使投資者將閑置的資金更多的投入到金融和政府債券而不是投向工業企業[12] 。城山智子分析的現象正是《子夜》中朱吟秋所抱怨的中國工業發展困難的現狀。火柴廠老板周仲偉則抱怨金本位的貨幣體系給他造成的影響：“我是吃盡了金貴銀賤的虧！制火柴的原料—藥品，木梗，殼子盒，全是從外洋來的；金價一高漲，這些原料也跟著漲價，我還有什么好處么？采購本國原料罷？好！原料稅，子口稅，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國原料還要貴了！況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拼命來競爭，中國人又不知道愛國，不肯用國貨，……”[13]城山智子雖然在1930年中國大蕭條的狀況中描述了中國工業遭到金融業擠壓以及受到金本位貨幣體系影響的現象，但她卻忽略了國民政府在貨幣體系與控制貿易方面的無能為力和不作為是怎么造成的，以及資本大量流入金融市場的原因。

根據馬克思對資本積累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分析，資本主義要解決自身危機需要通過金融的控制達到海外擴張的目的。資本更趨向于把民族－國家變成簡單的工具，其職能僅僅是記錄、統計由它們驅動商品、金錢以及人口交流。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性質實際上更接近于資本主義在中國布局的一枚棋子，其作用是使中國成為資本流通和積累的一個場所。因此，中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就不是簡單的外來與本土之間的對立或是東西方的對立，而是關乎到資本在中國的策略性輸出的過程。前文分析過，資本主義通過海外擴張解決危機的邏輯并不是兼并，而是“監控”與“隔離”，因此對“金錢”、“金融”的控制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殖民地區經濟的方式。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國》中指出：“從貨幣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世界最完整的一副圖景。從這里我們可看到滿眼的價值觀念，看到一部分配的機器，一種積累的機制，一套流通的機制，可看到一種權力，一種話語。”[14]在上海，“金融買辦”這個特殊的行業充當了資本主義通過金融對其擴張地實施監控與控制的工具，也呈現了金錢充當改造人的一種技術的運作方式。趙伯韜就是一個金融市場的工具，他通過買辦身份掌握消息，目的是通過金融投機的游戲幫助外國公司控制中國的民族工業。因此，在吳蓀甫聯合其他工業界同行成立自己的金融機構時，趙伯韜卻早就斷定了他的失敗[15] 。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上，趙伯韜以及他背后的美國金融巨頭才是真正的布局者，吳蓀甫掌握的消息也在趙伯韜的布局當中。趙伯韜已經自覺地成為資本主義金融機器的一部分，成為帝國主義依靠金融手段布局的棋子。吳蓀甫為了擺脫工業對金融的依賴聯合其他企業家成立益中信托，并且進入金融投機的游戲。但問題是，一旦進入這個體系，吳蓀甫也就不自覺地納入了擴張的體系，吞噬比他更小的企業。正如秋律師對李玉亭所說的：

你看，世界上的事，總是那么大蟲吃小蟲！盡管像你說的有些銀行家和美國人打伙兒想要操縱中國的工業—想把那些老板們變做他們支配下的大頭目，可是工廠老板像吳蓀甫他們，也在并吞一些更小的廠家。[16]

秋律師用“大蟲吃小蟲”來形容擴張體系的普遍規律：“世界上的事，總是那么大蟲吃小蟲！”如果說吳蓀甫是“小蟲”，那么他似乎無法擺脫最終被“大蟲”吞噬的命運。他感到“矛盾”，但他的問題在于并沒有去認識擴張體系，而是進入到擴張體系中，成為其中的一份子。結果只能是遵照擴張的體系，以吞噬更小的“蟲”來維持自身。所以，茅盾在小說中實際上呈現的矛盾并不是金融與工業的對立，而是資本主義制度通過金融對工業以及對人的規訓過程。

吳蓀甫知道了趙伯韜在證券市場的陰謀后，他終于看清了金融監控的陷阱。他明白想要靠參與金融投機以及“民主政治”的實現來挽救中國的工業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兩者所依靠的仍然是對消息的掌握，而消息被傳播與控制的渠道（包括戰事）來自更大的帝國。因此，吳蓀甫感到了矛盾—“這一切矛盾都是來的那么快，那么突兀，吳蓀甫好像不知不覺就陷進去了。現在他清清楚楚看到了，可是已經拔不出來了！” [17]茅盾的前瞻性就在于他透過吳蓀甫由民族工業的夢想到參與到金融投機活動的過程，呈現了帝國主義金融擴張的目的及其布置下的“民族－國家”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呈現了吳蓀甫作為“民族工業家”的轉變過程，他雖然意識到了金融市場的矛盾和陷阱，但仍然選擇成為金融擴張體系的一部分，為自己吞并小工廠以及投入金融市場找了一個“合理”的解釋。這也表明，金融擴張與監控在上海的活動具有更前衛的意義，其在殖民地區的發展，進一步說明了金融與殖民擴張之間的關系。

渴望國家擁有“鐵掌”般權力的杜學詩認為，理想的生產分配模式應該在“政府的鐵掌”的調配下，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能夠使一切生產分配環節納入國家管理當中。然而，杜學詩沒有認識到，在帝國主義以資本積累和擴張為基礎的“民族－國家”體系下，中國的“民族工業”必將被納入到金融體系的收編與監控中，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因而，《子夜》實際上是呈現了中國民族工業從對“民族-國家”的渴望到納入帝國主義金融體系的陷阱后不得不失敗與轉變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18] 。相比杜學詩的簡單粗暴的“理性”權力邏輯，詩人范博文反而認識到“金錢”之惡：“唉，都是金錢的罪惡。因為了金錢，雙橋鎮就鬧匪禍了；因為了金錢，資本家在田園里造起了工廠來，黑煙蔽天，損壞了美麗的大自然；更因為了金錢，農民離開了可愛的鄉村，擁擠到都市里來住齷齪的鴿子籠，把做人的性靈汩沒！”[19]茅盾通過杜學詩與范博文對金錢的不同認識表明像杜學詩所宣揚的“理性”、“民族國家”的觀念是缺乏辯證的。相比杜學詩對權力的崇拜，范搏文看到了金錢背后的積累和不斷復制的欲望，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與復制的辯證關系。賈森·里德（Jason Read）指出通過主體性以及主體性的生產，不僅僅是客觀條件在復制行為中改變。例如，村莊成為一個城鎮，荒野被清理為田地等。生產者也在改變，他們為自己帶來新的素質，在生產中發展自己，改造自己，發展新的力量和想法，新的需求和語言[20] 。正如《子夜》中范博文揭露的“金錢”的罪惡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資本家在田園造工廠，農民擁擠到都市齷齪的鴿子籠。”這不僅僅是生產方式的改變，同時是復制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生產者的轉變，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欲望與不斷復制的過程所帶來的。茅盾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以及上海與周邊農村的經濟關系中，看到了農村生產方式與農民的轉變，并且認識到農村經濟的破產實際上是與城市中的金融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這種聯系并不是簡單的“農村白銀的外流或是城市工業的蕭條”，而是在帝國主義生產鏈條下，生產新的主體性與主體性改造的必然。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將鄉村與城市看作一種舊與新的對立關系。應該說，資本主義生產的主體性技術以及金融策略早就把鄉村納入到其規范體系的進程中了。

四、金融的治理技術

資本主義體系中，以金錢為基礎的金融模式是以對剩余價值以及金融資本的預估為存在條件的。這當中“未來的虛構”力圖塑造一種扭曲的現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投機”（用較少的成本攫取更大的利潤）成為可能。這種投機建立在“未來虛構”的價值上，使人失去對現實的認識和判斷能力，自覺進入和服從這種模式。無論是“工業資本家”、“地主”、“知識分子”還是“交際花”都蜂擁著進入這個循環。上海成為“金融的上海”，所有人的生活都與“金融”脫不了干系，正如茅盾所形容的－“工業的金融的上海人大部分在血肉相搏的噩夢中呻吟。”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由商品生產轉向主體生產并逐步扭曲人的意識形態的過程。如果我們不去重視和考察小說中所呈現的“生產”本身帶來的轉變和服從模式，而只將斗爭和矛盾視作意識形態層面的虛構，那么就無法真正理解茅盾在認識現實過程中所發現的資本主義帶給“上海”的“噩夢”。

在《金融文化：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中的虛擬資本》一書中，馬克思·海文(Max Haiven)分析了馬克思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中的剝削制度，以及資本生產活動從工人中提取剩余價值，并在流通中自我復制的過程。同時指出了當代經濟學家認為銀行、金融和投機可以創造價值的謬誤。對于馬克思來說，所有的價值都來自于勞動，來自于制造商品的交換，而金融是剝削勞動者剩余價值的一種手段。因此，金融危機的根源實際上是根植于對剝削的剩余價值的猜想和虛構。金融領域就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場所用來進行資本家之間的金融合作以及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家可以借助金融的虛構資本在各種證券買賣之間的差異獲得投機性收益。但由于金融沒有產生任何實際價值，其財富與權力的增加就意味著金融資產的價格和勞動力的實際在價值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通過這種方式，金融轉變為資本生產與工人更廣泛的剝削關系，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權力的形成[21] 。所以，《子夜》中吳蓀甫寧愿建立益中公司把錢投入投機市場，也不愿意多給工人發工資。尋求與資本家在金融市場上的合作在“買出”和“賣出”（《子夜》中的“多頭”和“空頭”）之間獲得投機性收益意味著更容易地獲利方式以及成功后權力的加強。工人和小企業主以及投機失敗者則更快速和徹底的成為被剝削的對象，而資本主義制度則由此建立了一個更廣泛的剝削制度。

如果說金融市場所產生的是虛構的價值，那么，金融資本中的虛構與真實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無法忽視金融的虛構性與想象、欲望的相關性，并且無法否認金融同樣具有對現實的敘述性。馬克思·海文在書中引述了瑪麗·普維(Mary Poovey)的觀點，她借鑒文學研究的方法，認為文學與金融一樣，都不可能是對世界完全準確的描述，它們都不可能客觀的呈現出事實。但虛構亦不可能完全是想象的虛假的部分，而是一種與文化和主體互文性（intertextual）的過程[22] 。雖然投機的行為建立在不確定性上，正是這種不確定的收益成為受益者剝削的手段，也造成了欲望與想象的不斷擴大的空間。雖然這種不確定的受益者只存在于掌握消息的權力者中，但金融的魔力就在于它的建構使所有人都把自己想象成自我的金融家，并接受不穩定、危機和不安全。而這也恰恰源自于虛構資本對現實的扭曲所帶來的幻覺。在這個過程中，“消息”、“秘密”充當著“價值穩定”的介質。仿佛依靠“秘密”，一切不確定性、危機即可以消失。混淆現實與未來，把未來的估值當作現實，甚至認為可以制造現實，最終帶來的是人的主體性的轉變，也就是金融所帶來的主體性的生產。正如馬克思·海文所說，金融是一種試圖重新規劃社會生活再生產的病毒性代碼。債務、投機和證券化，個人和社會再生產，自我技術、社會實踐、形式的自由和創造力以及那些價值的習語反過來又是金融化的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力量[23] 。因此，我們需要確證的并不是現實與虛構的分離，更重要的是通過虛構去尋找文學以及金融參與建構現實的過程。金融依賴于也生產于社會；也依賴和生產虛構在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層面。從這個方面講，虛構也真正參與到了生活的規訓中，與現實相互影響，而不是純粹與現實無關的想象。它參與到了一系列文化活動、經濟活動以及合作建構中，而這一切與小說形成了某種關于本質探索的聯系。亦如馬克思·海文所說，就全球經濟而言，虛擬資本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小說，它是一種講述價值的本質和全球循環的故事，反過來也塑造了這些過程[24]。金融化非但不受想象的控制，反而是代表了虛擬資本超越其他解釋和想象，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塑造了所有社會類型行為者的想象力，規訓他們的再生產方向，其中主要是針對自己的再生產。而這正是虛擬資本轉向社會小說的關鍵—關于世界本質認識的方式。這也是茅盾反對對未來的寄托，而要強調對現實的認識的原因。

《子夜》中的金融活動不僅僅是發生在交易市場，不僅僅是吳蓀甫與趙伯韜之間的爭斗，而是參與到了日常生活中并且改變著身份、權力關系、制度等等與主體性相關的內容。同時，也將金融與文學聯通在一起，共同呈現出價值的本質與世界的本質的認識過程。金融的本質－欲望、利益的驅動－使戰爭、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成為流通的必要渠道。而欲望與利益帶來的危機推動了經濟全球化帝國主義的擴張。金融領域對資本積累和擴大提供舞臺，使得資本進入更多社會再生產領域，既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也深入到更多的人際關系中，通過商品、流通控制生產進而控制人。這就是金融所帶來的權力技術對人的身體、權力關系和主體性的改造，也是小說敘事要呈現的與金融活動密不可分的現實的認識過程。

吳蓀甫與趙伯韜在證券市場斗爭的最后一刻的前夕，交際花徐曼麗的生日宴會成為一眾資本家最后的狂歡。繁榮的金融現象下掩藏的是沉悶的現實，強硬理性如吳蓀甫也感到無法遏制的沉悶。茅盾通過熱鬧背后的沉悶，呈現出“理性”的重復機械和欲望的虛空與幻覺，帶來的只有沉悶。他們渴望通過瘋狂的娛樂來趕走沉悶，但當運動停下，沉悶隨之復現－“他們不能靜，他們一靜下來就會感到難堪的悶郁，那叫他們抖到骨髓里的時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業的危機，就會狠狠地在他們心上咬著”[25] 。他們已被納入到循環中，不能夠停下來。在不斷的循環流通交易中，目的和欲望的驅使，將人帶入永不停歇的運動中。“工業的金融的上海人大部分在血肉相搏的噩夢中呻吟”，每個人都脫離不了干系。

茅盾在小說中把各種各樣的元素集中在舞場或是證券大廳里，這里就像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投機的動作，金融的動作無法停下來，但繼續下去也仍舊是無止境的孤獨，難道現實不正是在這樣的矛盾當中呈現出來的嗎？如何跳出這樣的陷阱，不是每一個主體都在尋找的答案嗎？革命的主體也正是在這樣的矛盾當中逐漸成長起來。穆時英形容上海是“建在地獄上的天堂”，茅盾則說每個金融的上海人都在噩夢中呻吟。永遠不會有必然到來的美好給予答案，一切都需要在現實中自己去認識。

注釋：

[1] [18]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第31頁，第12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 Jacques Derrida,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New Literary History 6(1), 1974, pp.5-74.

[3] 安敏成：《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姜濤譯，第14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5] [7] [9] [10] [11] [14] 麥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Michael Hardt et Antonio Negri）：《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范一亭譯，第75頁，第91頁，第102頁，第209頁，第209頁，第327頁，第3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 [13] [15] [16] [17] [19] [25] 茅盾：《子夜》，第56頁, 第40頁，第243頁，第243頁，第290頁，第150-151頁，第4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

[8] [20] Jason Read, 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 Marx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1-2, p.29.

[12] 城山智子：《大蕭條時期的中國：市場、國家與世界經濟》，孟凡禮、尚國敏譯，第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21] [22] [23] [24] Max Haiven, Cultures of Financialization: Fictitious Capital in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4, pp. 27-29, p. 31-32, p.39, 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