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當下的武漢乃至全國，“抗疫”成為重中之重，故“抗疫文藝”也應運而生，并成為越來越值得關注的文藝現象。這其中，最便捷也是最深邃的是文學，有隨筆、日記，還有詩歌、散文一類；最直觀也是最悅目的是美術，有油畫、國畫，還有漫畫；但最動聽、最感人、最暖心的還是歌曲。“封城”后沒有幾天，微信上便傳出了抗疫歌曲，最早的歌曲大概是湖北或湖北籍音樂工作者的作品，比如《生命之歌》（方石詞曲）、《每人的戰爭》（唐躍生詞，姚峰曲）、《有一種力量》（蘇虎詞，金旭庚曲）等。時至今日，抗疫歌曲已數以百計，呈現出較大的規模和體量，并顯露出全媒體、自媒體時代音樂傳播的優勢。其中絕大多數是原創歌曲，也不乏舊曲填詞的，并沿用了抗洪、抗震、抗非典的一些作品；大多數是自發創作的，有的也屬全國各地組織的“一級響應”。這些歌曲雖然視角不同，風格各異，但主題都是“抗疫”，焦點自然就是為世界共同關切的武漢。

坦率地說，讓我最看好的歌曲還是那些來自武漢、沒有雕琢痕跡的歌曲，包括自發創作的。那些來自武漢的歌曲，尤其是一些朋友特意發給我的歌曲，至少帶給我三個信息：他們是健康的，他們是堅強的，他們是樂觀的。比如，近期點擊率極高的《武漢伢》（段思思、譚旋詞，譚旋曲），來自武漢協和醫院的《無所畏懼》（原曲《no fear in my heart》，李鋼填詞、演唱），武漢音樂學院推出的《明天依然最美》（夏琭、劉思遠詞曲）和該院聲樂系主任余惠承教授演唱的《最親的人》（冰潔詞，孟勇曲），就傳遞出了這些信息。那些沒有雕琢痕跡的歌曲，說明他們的創作動機是純正的，其創作初衷并非為了展現其藝術水平（但并不是說藝術水平不重要）；還說明他們都是在自我隔離、相對封閉的狀態下進行創作的，甚至是在簡陋的工作室或琴房里錄制完成的，同時他們也是很守規矩的。比如，中央歌劇院黃越峰演唱的《沒有硝煙的戰爭——獻給抗疫情的英雄們》（朱小松詞，劉錫津曲）就像是這樣完成的。這些自發創作的歌曲至少說明創作者是自覺自愿的，僅是受愛心驅動的。比如，年近八旬的老音樂家韓萬齋作詞、作曲的《疫情是命令，人民是天》即如此。當然，組織創作的意義更為重大。比如，北京方面推出的《堅信愛會贏》（梁芒詞，舒楠曲，雷佳等演唱）、《最美的溫暖》（李勁詞、李凱稠曲，烏蘭圖雅等演唱），上海方面推出的《手牽手》（抗非典同名歌曲，廖昌永等演唱）等，充分體現出了黨和國家對疫情的關切，體現出我國的制度優勢。還有一類更是讓我看重，那就是我的戰友們創作的歌曲，如《天使的身影》（袁英詞，張千一曲）、《中國醫魂》（徐安國詞，孟憲斌曲）、《最動人的是真情》（曹進詞曲）等。哪里有險情，哪里就有人民解放軍的身影，哪里就有人民解放軍的歌聲。這已成為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其實，所有的疫情歌曲都值得尊重。

關于當下的抗疫文藝，也受到評論界的關注，一些已見諸報端。大多是褒揚的，但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甚至已引發爭論。這都是正常的。在我看來，在當前這樣一個十分嚴峻的情勢下，那些藝術上的高下優劣似乎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只要動機是善意的，只要是真心挺我大武漢，而不是借機炒作自己，或是出于商業目的的，怎么贊譽都不為過，也沒有必要去過分指責，畢竟這些歌曲都是一種愛心的表達。這是我對當下抗疫歌曲評價的基本認識。

大凡災難來臨，都有歌曲相伴。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就有歌頌人民解放軍搶險救災、犧牲奉獻的歌曲，只不過那時沒有今天這樣的制作手段和傳媒體系，所以大多只能體現在紙面上。1991年淮河抗洪、1998年長江抗洪、2003年抗擊非典、2008年汶川抗震救災中都有相關歌曲產生。1998年抗洪中的《為了誰》（鄒友開詞，孟慶云曲），如今已成為一首經典歌曲，那聲無需回答的“為了誰”一直沿用到2008年汶川抗震，沿用到當下的抗擊疫情，充分表達出我們黨的初心和人民軍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通過這首《為了誰》，足見關注災難和災難中的人民，歌頌搶險救災的英雄，已成為我國、我軍優良文藝傳統。此次抗疫歌曲中，不少都是在歌頌戰斗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尤其是部隊醫務工作者。比如，張千一譜曲的《天使的身影》和海軍推出的《無名天使》（周志方詞，平遠曲）就表達出了對戰友的崇高敬意，同時也熱情歌頌了這場“戰役”中所有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人們。還有不少歌曲將視角投向了隔離在方艙醫院、家中或某個特殊場所的人們，給他們以鼓舞和力量，并給予了死難者以哀悼。這是難能可貴的。當下武漢以及所有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在精神上究竟需要什么呢？是憐憫、安撫、慰藉，還是鼓舞、打氣、激勵？我想這二者都很重要，因為人的情感是復雜的，不可齊一。我們可以為死難者默哀，可以給被隔離者以安慰，更要為那些無私者、無畏者和“逆行者”祈禱，為奮戰在一線的英雄們打氣。既要國家情懷、宏大話語，又要悲憫情懷、平民視角。這二者都有助于戰勝災難。說到抗疫歌曲的音樂形態和風格，我以為，那種搖滾風格和rap風格的東西，或許可以少一些，盡管它們更能獲得青年人的喜愛。但這種形態和風格所標識的文化形象，與當前抗疫的整體凝重感似乎還不大匹配。作為一種旨在戰勝災難的抗疫歌曲，在詞曲上還是平實一些的好。

自抗疫歌曲噴涌而出以來，我一直想把它和此前的抗震歌曲、抗洪歌曲、抗非典歌曲歸為一類，并作為類型的概括，卻一直沒有想出一個合適的名詞，將其稱之為“災難歌曲”也不大合適。好在思考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對這類歌曲的總體特征有了一些思考。除了那種獨特的人文關懷和傳播“正能量”之外，這類歌曲的一個突出文化特征就是“戰時文化”特征。所謂“戰時文化”特征，就是因陋就簡、因地制宜、通俗淺近、重詞輕曲和追求短平快。抗疫就是一場“戰爭”，一場“戰役”，故央視等主流媒體都選擇了“戰役”的諧音，將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病毒表述為“戰‘疫’”。的確，當前舉國上下正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大打一場“抗擊新冠肺炎的人民戰爭”。就比如說“封城”，這個詞就是一個常用來描述戰爭狀態的詞，但當下這個詞卻成了一個高頻用詞，說明我們已進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的非常時期。這種非常時期，就像加了引號的“封城”，頗有一種“戰時狀態”的意味。故抗疫歌曲中就有了以“戰爭”為題的歌曲（《每人的戰爭》和《沒有硝煙的戰爭》），由此許多抗疫歌曲就顯露出因陋就簡、因地制宜、通俗淺近、重詞輕曲和追求短平快的“戰時文化”特征。因為只有因陋就簡、因地制宜，只有通俗淺近、重詞輕曲和短平快，才能及時服務于抗疫斗爭。不難發現，許多歌曲一聽就知道是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錄制的，不是大樂隊、大錄音棚的大制作，因為詞曲作家們沒有條件去做那么細致的工作了，只有退而求其次才能將歌曲創作出來、錄制出來、傳播出來。這種“戰時文化”特征，也可以理解為百年來中國紅色音樂（包括解放軍音樂）的一個優良傳統，值得我們去繼承發揚。這也是筆者為何更欣賞那些小制作的原因。當然，就像“封城”一詞加了“引號”一樣，這里的“戰時文化”也得加一個引號。

疫情尚未消退，歌聲還得繼續。愿有更好的抗疫歌曲鼓舞斗志、緩解焦躁、哀悼逝者，伴隨我們取得抗疫的最后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