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我非常喜歡“日常生活”這四個字，讓我想那句“太陽照常升起”。是呀，太陽照常升起，卻每天帶給我們不一樣的歡愉。每晚如常睡去，心里懷著的卻也總是不一樣的希望。這樣的日子，我以為，是非常值得一過的。而能為每一天發聲，記錄每一個瞬間，讓它能以文字的方式永恒，是很大的福氣。

散文適合以小見大，從點滴處探索行為背后的動機

徐芳：你可以說是一個高產作家，單是散文的主題，就涉及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柴米油鹽兒女情長，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很多在散文寫作中的追求，往往是有關人生的悟識、智慧的凝聚、理性的思索，甚至指向寫作者自身的心靈愉悅。仿佛可以從心所愿地擷取現實人生的一景一物，既在對象化的過程中昭彰主體，又在審美愉悅時用心于智慧。你不僅可以從自己身上看到（寫作）對象，而且也在對象中間找到自己，從而達到審美的“妙合”。在你看來，散文是否更富有生活實在性和思想性，強調一種普遍亦永恒的情感和精神？

葉傾城：有時候會想，我們并不真的知道寫作是什么。

它肯定首先是一種“看到”，我“看到”了一景一物一人一事，很自然地記下來。但反過來，也許是它“看到”了我，我內心有所渴求、靈魂里有些寂寞，我以為的“看到”其實是被“觸及”。我之所以留意到，認為它值得寫，就已經不是偶然的了。

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許寫作是一件獨立的事。是萬事萬物想要表達自己，只是借助了我的眼、我的心、我的手。

我非常喜歡你說的“日常生活”這四個字，讓我想那句“太陽照常升起”。是呀，太陽照常升起，卻每天帶給我們不一樣的歡愉。每晚如常睡去，心里懷著的卻也總是不一樣的希望。

這樣的日子，我以為，是非常值得一過的。而能為每一天發聲，記錄每一個瞬間，讓它能以文字的方式永恒，是很大的福氣。

所以你說的是對的：我是在寫作中，找到了自己。

所謂“更”富有實在性和思想性，不知道是和誰比。小說嗎？小說有點像一個提取的過程，把橄欖榨成油，把黃豆磨成漿，到最后的成品，是高度被塑造的“虛構體”，它當然來源于生活，但與生活是不一樣的，你無法從一塊豆腐身上認出它的身世。

你可能讀《紅樓夢》，覺得與黛玉有知己之感，但你也確知，你不會遇見它。

而散文比較不一樣，它更像直接摘下一朵花插進瓶子里，當然如何搭配也很見匠心，但玫瑰總是玫瑰。這就是它的實在性。

但是說到思想性，可能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我倒覺得小說適合探究更深刻銳利的人性，可以像解數學題一樣，把人放置在困境里，一層層剖析。而散文適合以小見大，從點滴處探索行為背后的動機。

小說像刀，銳利雪亮；散文則像盤子，明凈優美，它們共同呈現我們所有的精神與情感。

如果說我對自己有定位，那就是：沒有定位

徐芳：你是解放日報朝花副刊的老作者，無論在遣詞造句還是謀篇布局方面，都具備了“快手”與“老手”駕輕就熟的“功夫”。我個人甚至認為，你的千字文作品的氣質，或就是報刊散文風格的標記之一。而中國現代散文的興起和其后的繁榮，確實與現代社會報刊業的發達密切相關。一些關于報刊散文研究的文章里都提到過，比如《新青年》隨感錄中的一些文藝性的短論和雜文，為新文學早期現代散文開辟了道路。雜文經魯迅的運用，在新文學運動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20年代，魯迅出版的雜文集有《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墳》《而已集》……由未名社出版了《朝花夕拾》等；應該看到形式更多樣了，出現了熔敘事、抒情、議論于一爐的報刊散文體，這也可以說多元地體現了現代散文在發展中的靈活與豐富性？作為曾經的報人和當下的作家，你是怎么給自己的寫作定位的？

葉傾城：寫作至今二十余年，從最初到現在，始終仰賴報紙副刊。它們曾是我最主要的園地，也是我汲取知識、了解動向的最大窗口。直到2010年前后，都可以說，我與大部分報刊副刊都是家人、親戚、密友的關系。

更不用說，我自己就在報紙副刊工作過，那段時間，我挖掘出不少作者，寫過很多專欄，我甚至還小試牛刀，幫報紙的影視版、評論版甚至體育版……客串過。我寫過體育專欄，誰信?

但現在，紙質閱讀，會從我們生活中消失嗎？我不知道。

好像它已經多次報過瀕危。曾幾何時，收音機領一時之尚；又幾年，電視橫空出世，收音機淪落為老頭老太太們的消閑物，大家歡呼讀圖時代的來臨；也許紙媒的靜與慢，像靜定閑慢的老式女子，似乎不合時宜……

那些預演都貌似大片《2012》，網絡時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獸，我們轉眼就不再寫信了，忽然我們就適應了網絡閱讀及寫作。

讀書人的三處讀書圣地：枕上廁上馬上。偎在床上用手機，已經是很多人的夜生活；在候機室或者動車上，用筆記本瀏覽網頁、看電影，也司空見慣；拿著手機進廁所——再正常沒有了。

十年之后，會怎么樣？我真的不知道。在王選的激光照排發明之前，從來沒有人想過中文印刷可以告別鉛與火。我仍然喜歡買舊書，喜歡那種觸感分明的手感，一個字一個字在我輕輕的撫摸下成形，但我也明白，逝去的時代，永遠不會再來了。

而未來，無從預測，或者也不需要預測。歷史不會因為我的設想而改變。更何況，我的設想也未必那么堅如磐石。我舍棄紙筆改用電腦，如“三嫌老丑換娥眉”般決絕；我多年沒有手寫過一封信，也沒有收到過手寫的信；我習慣用搜索引擎找一本喜歡的書……我不是烈士，也算不得二臣，我只是順應時代。

而我的寫作是否也在這過程中漸漸改變了?

所以，適合報紙的千字小文我現在寫得不多了，但我還在寫，因為我寫來得心應手，也自覺它們的雋永有味，而且“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

寫作，大部分時間是取悅讀者，小部分時間是取悅作者——這些千字小文，是我送給自己的禮物。

我還在努力地，嘗試多元化的創作。

我寫兒童文學。去年出版了寫給一年級孩子的“陶小鯨系列”《你好啊一年級》，今年又將出版寫給中年級孩子的“谷小滿系列”《蝸牛座的谷小滿》。

趁這疫期，我想認真地練習長篇非虛構的寫作，想把疫區日記當作誠懇誠實的記錄。我不是史家，我只為我能夠得著的人與事立史立論。

我想寫小說，為武漢，這座千瘡百孔而美麗如斯的城市。它有太多故事值得寫下，是我漫不經心直到突然有一天，我意識到，我竟然可能“失去”它。

如果說我對自己有定位，那就是：沒有定位。

我寫，直到我不想寫不能寫。

活到老，讀到老，讀到最后一刻，是讀書人的樣子

徐芳：從字里行間中，感覺你是個很愛讀書的人，閱讀是否已經成為寫作的重要經驗來源？或者也就是心靈營養的來源之一？而所有的工夫、文章做法、修為，或就是一個“養”字造就，就像我們養花養草養壺等，但“養”之難可能就在這里嗎？前賢告訴我們“內以養己”，“養己”的境界有四個字——“安靜虛無”。《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你的文字“輕功”（輕靈、輕盈），或者稱之為“筆調”，那也是“養”成的嗎？

葉傾城：齊邦媛有一句話：“我希望我死的時候，是個讀書人的樣子。”我一直銘記。

我知道齊邦媛的時候，已是2009年，她85歲，《巨流河》剛剛出版。到她90歲的時候，她總結自己的一生：“很夠，很累，很滿意。”教書育人、寫作、翻譯、提攜后輩……一生都在奉獻。

2014年，記者去采訪她，發現她桌上有牛皮紙袋，裝著“預立不施行心肺復蘇術意向書”，靠墻放在顯眼的位置上。她坦然說到死亡：“我跟醫生講，萬一我被送來，請你不要攔阻。我對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纏綿病榻。我希望我還記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凈，穿戴整齊，不要不成人樣要叫人收拾。……不要哭哭啼啼，我希望我死的時候，是個讀書人的樣子。”

什么是讀書人的樣子？

2003年，作家蘇偉貞的丈夫張德模因食道癌復發再度入院，早知沒有離開醫院的可能性，他還要求妻子：“帶書給我看。”不是對未來時光有規劃，只是讀書人一生的日常模式，不打算因為囹于疾病就斷裂。

每天一疊書帶進去，看完了的一疊帶出來。

病情漸次危重，他把其中一本厚書擲出來：“這本不要了。我怕我來不及看完。”幾天后，他進了急救室再沒出來。妻子簽完所有的字，去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床頭柜上的書，還翻覆著，停在最后一次被讀到的地方。

死亡，割切時間，使其成為“生前”與“死后”，閱讀，又令時間永恒，永恒到一句話一條畫過的橫線。活到老，讀到老，讀到最后一刻，是讀書人的樣子。

2015年年初，93歲高齡的董鼎山給讀者寫了一封告別信：“‘向讀者告別’——懷了無比沉痛的心情，我寫了上面五個字，向多年來的讀者們告別，結束將近80年（14歲開始發表文章）的‘寫作癖好’（我說‘癖好’，而不說‘寫作生涯’）。”他老了，退休都三十多年。死亡一直在追他，那與死亡伴生的衰退、疲倦、軟弱、病痛……都在追他。

“我不但對寫作告別，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別。到了93歲，生活小節都有困難；……我對報章、雜志、書本、時事、電視、電影等也漸漸失去興趣，單靠一臺電腦與親友保持聯系。”死亡漸漸追上他，握住他的衣袖，絆住他的腳，他再也走不動了。

作為讀書人的他，先行離去；他的肉身，在2015年12月，也安然靜默。

這是我能想象，身為作家，最體面優雅的死亡：結束最后一部連載、停下最后一個專欄、結束最后一部書的三校。不想出版的日記信件燒毀，想留存后世的交給助手。半生收藏的書籍有價值的移交給圖書館，其他的，你們誰愛看誰拿去。向所有人說過再見后，慢慢地，在近百之年，合上眼睛。

如果——死得是個讀書人的樣子，真是至大福氣。但愿我有。

我經常在思考，是什么讓這些前輩學人作家如此曠達從容，無非就是你說的“內以養己”。

如何養，以何養？以高貴的情操、以淵博的學識、以對世人的同情與愛。

這些才是真正的閱讀，比單純的文字閱讀更深入肺腑。

每個私人故事都是歷史，匯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史詩

徐芳：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散文往往是打開某個精神家園的鑰匙，因為散文文體的表達，可能更率真直白、更隨意自由，也更貼近生活，所以也就更能直抵心魂……湖北的散文，重點是武漢，比如方方的厚重深度、樸素真摯，池莉的平民化視角，陳應松的自然詩意或是詩人散文的激情與陌生化的語言等，應該說，都讓這一地域的創作，折射出絢麗又不同的色彩。就在今年1月23日，因為疫情武漢封城之后，很多作家拿起筆來記錄這段非常時期，似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日記體，或類日記體，就以你來說，你也寫了長篇的《圍城日記》，是以時間序列來結構，這是否有助于加強敘事的現實感？非人為的自然而然，而時間本身也是真實性的一個證明，可呈現一份難得的真實與真誠。作為散文，和作為日記體的記錄，是否可以遵循同樣的寫作法則？你怎么看這一種“記錄”的意義？

葉傾城：我寫《圍城日記》，是因為這件事太突如其來，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結構——我看不到結局，所以當然不知道中心在哪里，我連怎么開頭的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只能非常自然地，用時間先后順序來記錄。

我并不是有意要加強敘事的現實感。而是每一篇文章可能都有內在的邏輯，讓它只能有一個最合適的方式呈現。

寫散文，或者寫日記，我都希望能秉承同一個原則：誠實。

對事實誠實，對自己誠實。

我會想，我寫得不好，我看到的事物非常有限，我的誠實一定包含了偏見——但這不也是一種記錄嗎？

當歷史在不由分說地發生，身在其中的人什么也做不了，后世子孫才能去整理得失檢討是非——他們以何為憑據？無非以“史”為憑。

什么是史？每個私人故事都是歷史，匯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史詩。

我聽見窗外有布谷在唱歌（不是文學語言，是真的，第一次，它們叫得這么早）。作為寫作者，就像是城市里的一只布谷鳥，大部分時候，你聽不見它的聲音，它被淹沒在車聲人聲里，但確確實實，它們記錄了春天。

【嘉賓簡介】葉傾城，作家，1995年開始文學創作，湖北作家協會會員。國內發行量最大雜志《讀者》的簽約作家，其作品在諸多的報刊雜志中有很高的轉載率。著有《孩子，謝謝你選我做媽媽》《愛我少一點愛我久一點》等多部散文集，《原配》《心碎之舞》《麒麟夜》等多部長篇小說，以及童書“陶小鯨系列”《你好啊一年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