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過去一年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為理論評論界對中國文學狀況的思考闡釋，提供了基本的立場框架。此外，“中國當代文學70年”無疑是2019年最重要的理論關注點之一。許多新的文學、文化現象引起了評論界的注意，思想碰撞中產生的話語火花，將為文學理論評論帶來更多的光和能量。

文學“新時代”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話語建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呼喚著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文藝創作、學術創新擁有無比廣闊的空間。”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3月4日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的講話中的句子。這篇講話，隨后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為標題，發表在《求是》雜志上。“新時代”，在近年來中國文學理論評論領域始終是高頻率出現的關鍵詞。這并不僅僅是因為“新時代”這一概念提供了關于社會發展和文學內部歷史的最新劃分與定位方式，更是由于這一概念的背后，真切地存在著新的文學語境、新的文學格局、新的文學觀念、新的文學課題、新的文學可能。它引導我們從嶄新的視角和問題意識出發，去總結中國文學的來路、分析中國文學的現狀、并展望中國文學的未來。

與此前一樣，2019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為理論評論界對中國文學狀況的思考闡釋，提供了基本的立場框架。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一文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堅持”——堅持與時代同步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精品奉獻人民，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為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在紀念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來賀信，高度肯定和評價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文藝事業的良好發展態勢和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重要貢獻，并對中國文藝文學事業的未來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一大批向更深處挖掘、向更新處闡釋的理論文章在過去一年中發表出來。鐵凝在《新時代中國文藝的前進方向》（發表于《求是》2019年第1期）一文中，深入而全面地闡釋了文學與“新時代”間的關系：“新時代，意味著改革的全面深化拓展，意味著經濟社會領域里那些迷人的數字，意味著一個大國乘風破浪的豪邁姿態，更意味著一個民族光輝燦爛的前程。而作為新時代的作家藝術家，我們更愿意去辨認人們的表情、神態、語言與行動，以及隱藏在其下的思想、情感與精神圖景。”李敬澤在《新時代 新課題 新作為》（發表于《人民日報》2019年7月27日）中提出，“身處宏偉的社會歷史中，這個時代的寫作者需要一種與之匹配的認識能力、一種辯證的總體性視野，從紛繁萬象中把握主流、趨向和結構，從個別、具體中洞察總體，也把個別和具體還給總體、還給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大勢。”何向陽《最終決定作品分量的是創作者的態度——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的體會》、范玉剛《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的問題導向》、馬建輝《習近平文藝講話的歷史性理論貢獻》等文章也從各自角度闡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相關話題。

《文學評論》在2019年第4期推出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及知識體系”專欄、《文藝爭鳴》在2019年第6期推出了“理論批評的中國問題”研究專輯。此類努力鮮明地顯示出理論評論界構建中國本土文藝理論話語的自覺意識，這也是近年來愈發明顯、而在過去一年中得到持續深入推進的理論評論潮流趨勢。譚好哲《新時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應有的三個追求》、劉躍進《70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體系建構》、高建平《資源分層、內外循環、理論何為——中國文論70 年三題》、張江等圍繞“公共闡釋論”相關理論問題展開的討論，皆可放置在此話題框架下加以關注。

新中國文學70年與五四運動百年：成就經驗與未來啟迪

2019年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時間節點。它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意味著新中國文學（即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走過了整整70年的歲月。“中國當代文學70年”無疑是2019年最重要的理論關注點之一。

最直觀的層面上，這種關注，聚焦于文學界一系列規格高、影響大的文學動作和相關宣傳。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來賀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發表講話，中國文聯、中國作協負責同志和作家藝術家代表發言。《文藝報》《人民文學》舉行創刊70周年座談會，“全國詩歌座談會”將中國詩歌70年發展成就及經驗啟示作為重要討論話題之一，各地各刊物紛紛圍繞“70周年”展開一系列紀念和研討活動。“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叢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優秀文學作品精選》、《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等主題出版物的隆重推出，在“70年”的時間節點上，繼續顯示出中國文壇為“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與豐富的紀念、座談、研討等活動相呼應的，是大量回顧新中國70年文學成就、展望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文章。2019年8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錢小芊發表了《與時代共進步 與人民同呼吸——70年中國文學成就與經驗》一文，對新中國文學的發展之路與未來方向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分析。《文藝報》專門開辟了“新中國文學七十年足跡”等專欄，約請專家學者對70年來不同文體的文學創作成績，進行了分門別類的梳理盤點，并刊發了一系列從不同理論話題點出發、回顧總結70年中國文學發展成就的名家訪談文章。《人民日報》“逐夢70年”專欄和《光明日報》“新中國文學記憶”特刊，在角度選取方面各有偏重特色，投入了大量版面、產生了廣泛影響。

關于中國當代文學70年發展歷史，理論評論界在以下幾個維度上，形成了基本的肯定性共識。一是70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思潮迭興，貢獻出一大批文學精品力作，取得了突出成績，建立了優良傳統，這也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之路在今天可以順利推進。二是中國當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歷史之間一直保持著同頻共振，新中國各個時期的歷史圖譜與社會生活圖景，都在文學作品中獲得了很好的書寫記錄，作家的筆觸為70年來各個歷史時段留下極富代表性的時代形象與精神剪影。三是中國當代文學建立了關注現實生活、刻畫普通人形象的傳統，換而言之，新中國文學70年來始終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四是中國文學經過70年發展，影響越來越大、傳播越來越廣，一方面獲得了一代代讀者的喜愛，深刻地參與了中國人的文化生活與精神建構，起到了引領風尚、培根鑄魂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國當代文學在國際傳播方面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中的位置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2019年，還是五四運動百年紀念的年份。《文藝爭鳴》雜志推出了“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專輯”，《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也推出了“五四新文學百年研究專輯”。陳思和、丁帆、孫郁、李春青等諸多學者，從思想資源、話語方式、身份構建等不同角度，梳理探討了“五四精神”及五四運動同中國新文學的關系等理論話題。這類以年份為契機展開的理論研究，當然不僅僅是“紀念”甚至“紀年”這么簡單，而是充滿了當下語境的呼應對話可能。正如丁帆在《追問“五四精神”》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一個可以不斷深入闡釋的論題，無論從哲學的層面還是歷史的層面來加以解讀，我們對照現實世界，總有其現代性意義。”

光和能量：熱點理論話題與問題意識

過去“是怎樣”，緊緊聯系著今天與今后的“應如何”。一切有效的思索，最終都會落腳于對當下重大命題的反觀、思索。2019年，許多被重點關注和討論的話題，其實都可以從新中國文學70年乃至五四運動百年的歷史譜系中展開思考、牽起話頭。例如現實主義話題。在過去的70年中、乃至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現實主義就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創作主流。這種主流在今天應當如何繼續堅持秉承，該如何不斷拓寬自己的邊界、發展出新的形態？當現實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劇烈變化著，文學怎樣才能夠重建理解現實的總體性視野，更好地捕捉和表現這種現實，如何重新強化文學與現實的對話能力乃至對現實的影響能力？這些顯然是意義重大的理論命題，也是纏繞著當下文學創作的急迫焦慮。圍繞現實主義，《文藝報》開設了“理想性與現實主義文學的可能性”系列筆談，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賀紹俊《無處不在的現實主義》、李松睿《吞噬一切的怪獸或勞動者——關于現實主義的思考之一》（文章發表于已經面世的《小說評論》2020年第1期，是其即將展開的“漫談現實主義文學”專欄第一篇）等都從各自角度談出了現實主義這一經典話題的“新意”和“當下意義”。

城市與鄉土，是2019年文學理論評論界一組頗具“對舉”意味的“熱詞”。關于“城市文學”的討論在2019年繼續升溫，《青年文學》雜志的“城市文學排行榜”影響力持續擴大、并舉辦了首屆城市文學論壇。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進程的迅速推進，使城市經驗成為了新的分量極重的文學生長點；城市經驗的變化導致認知發生改變，必然給寫作帶來新的變化，也帶來了諸多新的挑戰。與此對應，鄉村經驗的形象與結構，也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生了巨大改變，加之“脫貧攻堅”成為社會歷史層面的重大話題，中國文學的鄉村書寫問題同樣在過去一年獲得了集中討論。南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鄉村形象譜系》一文中對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鄉村形象進行了系統梳理，并將這種梳理落腳于當下視角：“鄉村的惶惑、重新集結以及農耕文化與現代性的交接將構成當代文學史鄉村譜系的未來一章。”中國作協主辦的第四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將“歷史視野下的脫貧攻堅與新農村書寫”作為三大議題之一（另兩項議題是“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和“從小說到影視：文學如何介入大眾視野”），如何突破固化的鄉村書寫模式、作家在面對農村文明的深刻變革時怎樣呈現出新的活力，成為了與會作家評論家熱議的話題，一系列相關文章成果已在各大報刊發表出來。

過去一年中，許多新的文學文化現象引起了評論界的注意。張檸《世界的輕重緩急及其想象方式——三次元與二次元對話的可能性》一文，從歷史敘事、人文傳統、對世界的認知方式等角度，對“二次元文化”進行了全新的解析，從更高的視角去思考和理解當下青年群體“反對‘重’而主張‘輕’的新追求”。許多青年評論家則對電子游戲、網絡短視頻等時代文化生活的新熱點新形式，展開了文學文化角度的解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I”（人工智能），“AI寫詩”事件在文學界引發了一系列討論，楊慶祥發表于《南方文壇》的《與AI的角力——一份詩學和思想實驗的提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文本：事實上，科技進步只是話題的引子，“自我復制、自動化和程序化” 導致的“嚴重的詩歌泡沫”、“詩歌和詩人之間產生一種脫落……技巧和習得成為一種普通的認知結構”等具有普遍性色彩的文學危機，以及“重新在詩歌和‘人’之間建立有機的聯系”之類的呼吁，才是“AI”話題之所以“熱”的熱源所在。

關于“二次元”和“AI”等的討論中，顯示出文學對自身傳統及現狀的重新思考與反思。2019年更大的一場自我思考，則圍繞“青年寫作”話題展開。《中華文學選刊》推出了規模浩大的“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活動，繼而又組織青年評論家撰寫推出了“青年作家問卷調查筆談”。當然可以將此理解為是對青年作家隊伍的“常規性檢閱”，但類似“調查”和“筆談”的更大意義，其實在于組織起了對青年作家的創作現狀、群體狀態乃至潛在問題的集中思考討論。類似的話題，在復旦大學舉辦的第三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上同樣被提出過，我們從中能聽到一些更加直白刺耳、但的確充滿現實針對性的討論聲音，例如關于“青年崇拜”背后的“年齡焦慮”現象、對文學新人的過度助長收割問題、甚至“媚少”心態等。

從這些細部，我們不難辨認出已被文學界呼喚許久的“銳評”“銳見”的影子。有關于此，我想還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那就是張定浩與黃平發表在《文藝報》2019年12月18日的、充滿“抬杠”精神的《“向內”的寫作與“向外”的寫作》。有趣的是，《文藝報》微信公號在編發此文時，正是使用了一人“抬”一人“杠”的排版創意。這篇由特定爭議觀點衍生出的對談，從對具體作家作品的判斷分歧出發，逐漸鋪展至陌生經驗、底層生活、文學價值等諸多重要話題，其中不乏步步緊逼、見招拆招的辯論元素。這樣的觀點交鋒令我們感到，那種敢于亮觀點、說真話、講道理的文學批評，的確正在回到我們身邊。這無疑是大可期待的事情，因為恰如黃平在文中所說的那樣，“分歧是當代文學發展的動力”；那種由分歧而來的、自理性討論與思想碰撞中產生的話語火花，將為文學理論評論帶來更多的光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