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恩格斯說，“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文學也同樣如此。作為“語言的藝術”，話語在最基礎的意義上構成了文學的唯一實在，文學史本質上是文學話語建構的歷史。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一直致力于從傳統與現代、文言與白話、高雅與通俗等維度，構建自己的話語方式和話語體系，每一次文學話語的轉換都透釋出中國文學審美取向的豐富內涵，同時折射著文學場域和文化語境的變遷。

白話本位與新文學的發生

文學話語方式的生成具有深刻復雜的社會文化動因，是社會勢能在文學語言層面的體現和共鳴。20世紀中國文學話語的演進，又必然與民族國家的政治想象結合在一起，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文化景觀。話語的變革一般被視為一種新的價值體系生成的先兆。

客觀而言,“五四”一代學者普遍把文學革命看作是思想革命的先導，這是時代性“共識”。“五四”文學革命從“白話文”入手，具有一種“策略性”。自“五四”開始，中國文學就肩負起了啟蒙、動員、組織民眾的任務，這既是新文學的優良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又深刻影響了新文學的話語方式和美學風貌。

馬爾庫塞說：“一場革命在何種程度上出現性質上不同的社會條件和關系，可以用它是否創造出一種不同的語言來標識，就是說，與控制人的鎖鏈決裂，必須同時與控制人的語匯決裂。”“五四”白話文學運動開啟了中國文學話語歷史的嶄新時代，扭轉了幾千年來中國文學話語的發展方向，從這個意義上，稱“五四”白話文運動為中國文學話語的一場“哥白尼式革命”也不為過。

文藝大眾化轉向

胡適的白話本位開啟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眾化之門，特別是其“建設一種淺近的，明瞭的，通俗的，平民的，寫實的文學”理念，客觀上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眾化運動提供了輿論前提和邏輯起點。自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中國文學話語在意識形態的強力介入下，開始與大眾化結盟。

無論是瞿秋白的《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還是后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皆把語言看作大眾文藝的“先決問題”。實際上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中國文學話語開始整體性向民族化方向轉型。例如，《小二黑結婚》等大眾通俗小說在解放區迅猛崛起，這是由當時的歷史語境所決定的。趙樹理明確表示把群眾“聽得懂，愿意聽”“看得懂，愿意看”作為創作的根本指向，他也因此被稱為“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趙樹理顯然代表了中國文學話語的“民間傳統”，事實上，趙樹理之后中國文學迎來了一個“民間傳統”逐漸取代“新文藝傳統”的過程。

這種以大眾化、通俗化為基本取向的文學話語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語境。事實上，從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開始, 一種新的文學場域與話語倫理得以生成，與之相伴而生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整體上粗糙的語言風格、粗陋的文體形式、粗礪的審美品貌，以及簡單、實用的價值取向，這些都與“大眾化”這一核心文學話語追求密切相關。

先鋒小說與文學話語的重構

語言意識的覺醒是文學話語重構的前提。大眾本位文學話語的一個致命弱點是它的非審美化。20世紀80年代初，伴隨著西方文學思潮的涌入，中國文學的“新時期”又一次從話語變革開始了。率先打破傳統文學話語的是王蒙。一般認為，文學話語具有“語義”和“體驗”雙重品格，王蒙的新時期小說創作顯然更注重體驗性、主觀化，《夜的眼》開啟了新時期文學話語重構的先河，顛覆了傳統文學話語的既成規則，割裂或延宕了語言“所指”與“能指”的單一關系，沖破了文學話語個性化、審美化的疆域。

王蒙小說的話語探索，啟發了后來的年輕一代作家。隨著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傳入，余華、蘇童、格非、葉兆言、孫甘露等自覺掀起了一場文學話語的實驗，提出了“文學是語言學”的命題：“文學語言不是‘意義’的衣服，它是‘意義’的皮膚，連著血肉和骨骼。文學語言不是‘意義’歇息打尖的客棧，而是‘意思’安居樂業生兒育女的家園。文學語言不是把你擺渡到‘意義’對岸去的橋和船，它本身就既是河又是岸。”事實上，新時期文學話語的覺醒，并非局限于先鋒作家，汪曾祺提出的“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比許多先鋒作家來得都更直接、更透徹。

新時期以來，從大眾化到個性化，從工具論到本體論，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先鋒小說為代表的文學話語的轉型，提升了新時期文學的審美性、自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中國小說的表意系統，打破了小說文本與現實的簡單平面關系，豐富了小說的意義旨域，使小說主題意蘊呈現為立體的開放式審美結構。

綜上，20世紀中國文學話語的生成流變始終在現代化和本土化糾合纏繞的語境中展開，這是20世紀中國文學話語生成的基本場域。雖然在每一歷史時期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了文學話語的復雜景觀，但整體而言，本土化始終是20世紀中國文學話語的主流和內在邏輯，這反映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文化語境和價值取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新時期小說隱喻敘事研究”（15BZW035）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