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精神科，多重的病人我都治過，自認為算是見多識廣，可是我卻被一個病人家屬給嚇住了。那是一位母親。

初次見面時，我記得她遲到了，這讓我不太高興，因為這可是她三年來第一次見兒子，再說也正是她千方百計才爭取到這個機會的。我只好擔起身上的兩百多斤肉，走下樓梯去迎她。在病房樓門口，我發現一個女人正面朝院墻，躲在樹蔭下哭。“孟姐！”我試著喊她名字。她沒有動，但我判斷她就是我病人的母親。

我站到她身后問，“您都走到這一步了，為什么還不進來？”過了一會兒，孟姐轉身。即便早有準備，我還是不由自主地退后半步。樹蔭下，孟姐的長鬢貼住面頰，可她的臉和下巴依舊可見許多道白色刀口，其他部位被襯衫和長袖遮蓋，我卻還是能想到它們布滿她全身的樣子。孟姐被看得不安，她錯開身，從我旁邊走向病房樓。我杵在地上，才意識到這三年里她的傷口一點也沒有變淺。

我把孟姐領上二樓的休息區，那上面籠罩著球形玻璃頂，四周走廊環繞。我見孟姐仰頭張望，立即指給她方向，并且告訴她別著急，等病人服過早晨的藥，我就帶她去見大雷——她的兒子。想到自己即將目睹母子重逢的情景，我不免有些激動。可是孟姐反而顯得沉郁，尤其在她那張搓衣板一般的癟臉上，桃核形狀的單眼皮還被畏怯神色占據。孟姐說：“我是來見你的。”我聽到了，卻沒有說話，因為感覺有點被耍了。孟姐說：“你別見怪，是我還沒有準備好，其實在路上我已經鼓足了勇氣。”她低下頭，喉嚨使勁在往下咽，手也跟著攥成拳頭，在那兒發顫。她又說：“我告訴自己，你已經給自己三年時間去恢復了，這三年里大雷每天都在遭罪。”孟姐又抬頭看我，那表情好像是我逼她來這里見兒子的。“可是剛剛在病房樓外，我發現我還是沒準備好見到他，見到他那張臉。”

這個我多少還能理解，換成是誰，被親兒子砍了一百來刀，還要來見他，都是一件艱難的事。坦率地說，我對治療精神病人熟門熟路，可確實不怎么通曉普通人的想法。我問孟姐：“您想讓我說什么？”孟姐說：“我想聽你講講他的近況，比如他吃得好嗎，每天可以洗澡嗎，平常是否還有幻覺？”我如實回答，醫院伙食比他以前住的地方強多了，病房里隨時能放熱水，還有男護士給他洗澡。只要他需要，這里抽煙是不限量的。孟姐又問：“他能和你正常交流嗎？”我說：“會聊幾句。”我本想讓母子倆直接交談的，這對他們都好。“聊什么？”她又問下去。“我問他，你知道自己為什么住進來嗎？”“他怎么說？”孟姐盯著我。“殺媽。他告訴我。”

從孟姐口中，我得知她和大雷父親同在清華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兩人早年被調到甘肅教書，發誓永遠留在那里。之后校領導覺得他可惡，大雷父親被列為肅反對象，用魯迅的話說，就是犯了“可惡罪”。這下他真的永遠留在那里了。大雷出生時父親挨批，學生把他的大字報貼滿院墻，每天必來抄家。只要大雷父親剛一動身，他的學生就圍攏過來，暗中把他擠倒在地，打得渾身血印，神志不清。后面有學生負責丟繩子，孟姐還被抓住頭發，壓在地上，逼到墻角捆打。從此大雷父親變得極為孤僻，甚至是自私，對母子倆也不再過問。有次批斗回家，他突然要掐死大雷，孟姐跳下樓去喊人，被救下來時大雷四肢抽搐。

平反以后，父親沒有和大雷在一張桌子前吃過飯。大雷考上人大新聞系，父母離異，他進入新華社做記者，父親去世。家里沒有擺過逝者的照片，大雷就憑著兒時記憶，用鋼筆畫出父親的肖像放在書桌上。后來孟姐看到兒子要么是對那副肖像講上幾句話，要么就是低頭沉思。再后來她收拾屋子時扔掉一張，大雷就重畫一張，而且越畫筆觸越細。

對于被兒子砍傷這件事，不管孟姐怎么回憶，那天傍晚都是紅色的。也就是說，這抹紅色每天都蒙在她眼前。當時大雷正在書桌前埋頭苦寫，孟姐到家換鞋時，脖子開始發熱，她解開衣領擦汗，卻感覺到汗液在順小臂流淌。她意識到自己正在流血時，大雷已經要砍第二刀了。孟姐回頭去找兒子，卻見到他手里握有切菜尖刀。他說聽到父親告訴他，現在必須處決三千萬人，只有把你媽砍死才能避免。孟姐奪門而逃，一雙光腳卻被自己的血滑倒，接著她像是甲殼蟲一樣，四肢飛快地在樓道爬行。爬到樓梯口時，孟姐再次回頭確認，在猩紅色視線里，卻見到一張恍恍惚惚的臉，正朝她不停揮臂，刀也砍在腿肚子上。

孟姐像是一條沉底的魚，大頭朝下，墜下樓梯，她希望借此能把自己摔醒。可在堅硬臺階上，她的血卻比她跑得更快，大雷仍然形影不離地在背上砍了一刀又一刀。當孟姐終于爬出樓門口，兒子也騎到她身上。她用雙臂護住臉，刀卻像暴雨一樣落下。孟姐看到自己的血也濺到了兒子臉上。

后來是小區保安用墩布打走了大雷，孟姐在地上全身繃緊，且布滿紅色。路燈下，她張大雙手，僵在身前，像是一塊燒焦的木炭，令周圍人不敢靠近。

事后大雷被公安局的精神病院收治，關在懷柔郊外一座荒山下，而且這輩子都不能出去。在那里他和許多犯過人命的病友，一起過著牲口般的日子。所有人準點喂食、準點吃藥、準點抽煙，沒人管他們是否洗澡，或者送進去的飯是不是臭了。孟姐知道兒子在那地方就剩下等死了，三年里她一邊治傷，一邊找清華的領導、新華社的領導，死活要把兒子轉到我們院。事實上，關在那地方的大雷已被藥物俘虜，幻聽和精神分裂癥越來越重，并且三年里連一次澡都沒洗過。

當我在本院接收病人，見到的是一個斜頸、吐舌，青光眼，且不能靜坐的怪物，而且比孟姐還顯老。大雷那時頭頂正中禿了一道子，那是常年用腦袋頂墻造成的。他一雙腫眼泡像是被縫上了，而且歪歪扭扭的臉上五官錯落，看久了你會有暈車的感覺。很多前輩告訴過我，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眼神和常人不同，我也留意到，大雷不交流時目光總是怔怔發直，甚至帶有一點惡毒和陰冷。回答問題時他除了不停地說“煙煙”再不多講一個字，那點文化人氣質早就沒了。更離譜的是他身上不僅全是發亮的黑斑，而且臟得已經長鱗了，洗澡時得拿砂紙使勁挫。

關于自己“殺媽”這件事，大雷都是從別人嘴里聽來的。這些年任何人都能繪聲繪色地把那晚的全過程講述一遍，而且越講越興奮。哪怕是入院多年的患者，也要對大雷另眼相待，仿佛他已不是病人，連人都不是。其實那晚的大雷已經喪失了自我意識，他被腦子里的聲音控制，那聲音以預示的口吻對他發出越加具體的命令——“拿刀砍死你媽”，像是一個主宰者。對抗這個聲音的辦法只有吃藥，所以很多頂級精神科專家認為，“精分”患者就應該維持藥效。可既然要大雷恢復正常，我又得控制他的藥量，這樣才能每天進行交談，我才能做針對性的心理治療。隨著大雷出現幻聽的次數越來越少，他又能重新看書、寫詩和作畫了。他和我談起王國維、傅雷和老舍，談起梁漱溟和馮友蘭，卻閉口不提自己的父母。

他說病房里有酒。我說不可能，我不會讓我的病人碰酒的。他說他們趁著午休的時候，出去買酒，放進礦泉水瓶里帶進來。所以你會發現，他們連褲子都不會提，可隨時記住要把瓶蓋蓋好。再看看他們喝酒的姿勢，像抽大煙一樣，用手掌托著。這些病人的通感比正常人還要靈敏，他們能聽見別人聽不到的聲音，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而且在醫學科技發展到那個地步之前，你也不知道誰才是對的。想想看，如果他們是對的，而我卻在想方設法治好他，真是夠諷刺的。可是當我把話引向孟姐，引向他的家庭。大雷說：“大夫，我知道殺媽是不對的。”

如今孟姐也不再介意穿些短袖衣裳，暴露小臂、肌腱和脖子的刀口。她和大雷也可以聊聊天，還會帶來零食和煙，那是大雷最開心的時刻。我也為此感到滿意，看到那么大的創傷在母子倆身上愈合，這可是絕無僅有的成果。有次探視結束，我送孟姐下樓，提醒她大雷的狀況已經可以出院，她終于能把兒子接回家了。但是孟姐一邊往外走，一邊搖頭，那樣子好像要甩掉我。我問她：“這是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有朝一日接兒子回家，才把他轉到我們醫院嗎？我下了多大功夫，給他做全國最專業的治療，才令他變回了人樣。”孟姐說：“這我知道，所以把他放在你這才更踏實，我這年紀承受不住驚嚇了，再說他的自理狀況我也沒法照顧。”

眼見孟姐走到樓外，我像要抓住煮熟的鴨子一樣，有些氣急敗壞。我說：“該出院的病人，家屬有義務接走，醫院不是服務機構，更不能管他一輩子。”孟姐在樓門前的陰影下停住，身上傷口隨之被勾出清晰輪廓。她轉身看著我說：“再容我些時間好嗎？我怎么會一輩子把他放在這。”喘息中，空氣里可聞到一股焦味，令鼻子里像是火燎一樣。我知道孟姐已失去重新開始生活的可能，不管她是否接回兒子。然而照看病人越久，我的得失心也就越重。我說：“你應該清楚，自打決定把他從山里接出來，你遲早要面對這一天。”孟姐后退一步，把自己暴曬在樓外，她說：“那你能否向我證明，他已經可以適應社會生活，并且不會再傷害身邊的人了。”我說：“這我哪兒證明得了？”

孟姐走后，我如同一個被強制退貨的售后人員，不僅感到意外和沮喪，甚至還怨恨起她。就連下午出門診接待病人，我都有些心不在焉。可是我要為自己說兩句話，大雷是我最有望出院的病人，我沒想到孟姐會拒絕接走自己的兒子，而且還讓我給她做什么證明，這是對我專業能力的質疑。

我們醫院之所以遠近聞名，主要就在于醫生的業務水平高。由于院區占了回遷房的地，開發商為了補償拆遷戶，許諾為本地村民安排工作。所以醫院里的大夫、護士和護工其實就是附近的村民，很多還是沾親帶故。而科主任，也是我的導師，他之前是這片兒的協警，主抓賭博和嫖娼。如今他在病房管精神病人，總覺得有些跌份兒，油水也沒有了。我是本院唯一有執照的大夫，可是我寫的病例他從來不審，他說我給病人開的藥量太少，而且缺乏臨床經驗。于是我被排了很多夜班，晚上我會聽見水房里徹夜在嘩嘩作響，后來才知道這兒的護士用病人給自己家洗窗簾和被罩，他們可以乖乖地洗到天亮。還有大夫命令病人互扇耳光，美其名曰學習自我管理，這樣他們好去打牌，或者干點兒別的放松一下。如此一來我能管的人只有大雷了，我盼著他能早日出院，導師和同行也能對我高看一眼。

不過我的導師是個斜眼兒，每次我都要跟著他一起發藥。因為他兩只眼睛可以分開，所以有時候你以為他在看病人，其實他在看你。有時候他明明面沖著你講話，其實是在給病人治病。我替他給病人發藥，他們排隊走到我們面前，吃下去還要把手攤開給導師看，或者把嘴掰開用手電筒照，或者原地蹦高。如果誰身上有藥掉出來，那他可就慘了，不僅沒有煙抽，還要加大藥量。有時即便遇到正常服藥的病人，導師也會罰他。我說導師您眼神兒真好，我怎么就看不出問題來？導師說，其實我也看不出誰沒吃藥，甚至病人是否需要調藥也不重要。我這樣做是讓他們知道，我讓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后來我陪導師上廁所，把辭職信交給他，當時他的手正在忙活，沒有空接。也可能是眼睛看不見。我只好把信塞進他白大褂兜里，告訴他我不干了。導師雖然眼睛不好，耳朵還是清醒的，他問你怎么干不了？我讓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我說不是干不了，是不干了。導師把臉扭向我，其實他是在瞄準前面，這樣才能尿對地方。可是有張臉對著我，我就尿不出來了，只好憋著。憋著憋著，干脆解釋起來，我治過的病人沒一個能康復回家的，除了這身子肉，我什么也沒得到，再和這幫病人耗下去我這輩子就完了。康復回家？導師一邊抖著下面一邊咧嘴樂，尿全滴到鞋上。他說即便是那些出院的“精分”，也要終身服藥。我從來不對病人說，你已經康復了，你可以停藥了。

我想起辭職信上寫的話，告訴導師當初之所以干精神科，是因為我對人的內心有興趣。這些走投無路的家伙信任我能幫助他們，我也靠他們來完善自己。如今我只能像在飼養場喂雞一樣治病，眼瞅他們越吃越傻，也不和我說話。就連被體罰也沒有反應，那我到底是在治人，還是在害人？

你想讓他們反應什么？病人的嘴是用來吃藥，不是用來說話的。導師繼續抖著，尿居然抖到了唇邊，他的臉有點不好看了。小子，你是給我當大夫，還是給病人當媽來了？導師抖完之后把手伸進兜里，拿出我的辭職信，還在上面寫了一行字。既然你這么不想在本院發藥，我正好有個農療基地的項目缺人手。你沒有家庭負擔，不如把這活接了。導師把那張沾了尿的辭職信還給我，我看到上面寫有地址。“房子已經租好，期限是一年，我等你的報告。你可以挑個病人住進去，不過他必須符合出院標準，家屬也要簽字同意。另外你出了醫院就和這里無關，一切后果由你個人承擔責任。”

“可我已經寫了辭職信。”我一邊說著，一邊把信放回自己兜里。

“辭職？這么大有賺頭的項目，你不會的。”導師面向小便池，這時他是在看我。“就算我接受辭職，可你不干精神科大夫，又能干什么？精神病人都是現實社會的失敗者，他們就是因為不堪重負才來找你。如果你也是失敗者，那就和他們一樣，乖乖地回來，我會給你留好位置。”

我立即和孟姐見了個面，在一家面館里。我叫了兩碗豬排面，這是我認為最好吃的食物。她以為我又為接大雷回家的事，顯得有些拘謹，面端上來也不吃。接著我見她脖子上掛著銀質的釋迦摩尼佛頭，問她什么時候信佛了？她下意識地用衣領遮掩，淡淡地說是現求的，為大雷回家做做準備。我才意識到她要時間是做什么，于是也不想再令她煎熬。我告訴她，大雷辦完出院手續可以先不回家，而是作為實驗對象，跟我去一個康復基地。你每周照舊能看他兩次，周三和周日。孟姐用手按住脖子上的佛頭，像在還愿。他能跟你走真是太好了。她這個反應令我食欲全無，要讓我說，現在令大雷不能回家的人反而是她自己。孟姐，恕我直言，一個人如果有家不能回，住在哪里都是監獄。孟姐說，可我每到晚上一想起他的臉，想起他和我住同一個地方，我就會徹夜失眠，大把大把掉頭發。我沒再言語，寫下地址后告訴她，歡迎你去那里看大雷做實驗。

至于另外兩個對象，其中一個是位少爺。他個子挺高，長一張瓦刀臉，留披肩發，一副永睡不醒的模樣，面孔褶皺得像爛菜葉子。少爺16歲考下托福，后來拿到綠卡，父親是全美頂級汽車設計師，GM公司技術總監，七十多歲老頭領導一批美國科學家。由于母親的遺傳，少爺大學期間發作迫害妄想癥，總聽見FBI的聲音要抓捕自己。父親說你那聲音都是假的，并要求他在美國的精神科醫院住院，否則就斷掉生活費，甚至是父子關系。可是少爺情愿流浪，他放棄名牌大學的學業，每月拿著父親交的四百美元失業金，開一輛破雪佛蘭流浪。少爺平時住在車里，餓了就去超市買一美元一堆的爛水果放后備箱，從東海岸逃到西海岸。就這樣流浪十年后，終于他說FBI已經給我定位，就要拿儀器控制我了，爸求你讓我回國吧。老人想到祖國已經強大，而且還有強制治療，立即把他押回北京，救護車把人從機場直接拉回精神病院。在我的病房，少爺整天都在講述自己周游的經歷，講述FBI怎么監視他。他的見識比我這個大夫還要多，而且精通多國語言，這就造成一個問題，你也不知道他講的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

另一位實驗對象是個老大哥。他臉是扁平的，兩眼間距過遠，嘴巴還有點地包天。盡管身板結實，性格卻很懦弱。如果走在街上被電動車碰到，他反而會先給對方鞠躬。老大哥一直在他的世界里自得其樂，雖然很少說話，不過內心豐富。他總會無緣無故地很愉悅地笑，對于這種表現，我知道肯定是有癥狀了。可是如果我問他笑什么，他就回答別問了，不能說。老大哥沒有工作，家人也不管他，但是在幻聽里，他有一個賢惠的老婆，兩人小日子過得還挺不錯，這令我又擔心又羨慕。我擔心的是哪天他突然正常了，不得不從這場夢里醒來。

三個病人都有幻聽，家人也都同意他們去農療基地。我挑選這三位做實驗，是出于對他們出院后的生活不放心，同時多少有些朋友的情分，當然最重要是他們都多次問過我，什么時候才能停藥。我的目的是教會他們控制藥量、獨立生活，一年后回家別再被趕出來。我告訴他們，既然出了醫院，你們不是病人，我也不是大夫。這一年里你們要跟著我改造思想，見識社會，我只把你們當正常人看。我講完后，他們沒有反應，我只好笑著點頭，他們也學我，笑著點頭，算是答應。

農療基地坐落在郊外，西邊是別墅區，叫阿根廷莊園，住有國際友人，草坪可延綿到主干道邊。東邊則是一棟棟拔地而起的回遷房，粗陋、嶄新，卻也姿態聳立。我們的院子被很多宅基地夾在中間。這里雖然殘舊、污黑，貴在一應俱全，牛棚、豬圈、茅坑，紅色大門，中央還有一口枯井。房主是個樸實的莊稼人，黑。他看我們四人，像在動物園里看到了獅子狗。他說這附近住著都是使館人員，還有很多國際學校和回遷戶，總之非富即貴，你們要維護好穩定的環境，別干什么違法亂紀的事。我這才知道他把我們當成壞人，我回頭看看他們仨，感覺面相確實不好，而且四個男人住在一起，也不是尋常情況。我回答他，我們是來憶苦思甜、接受教育的，輕易不出大門。房主嘬起牙花子笑，又說宅基地起租期都是十年，你一年一租，我嫌麻煩。我明白他嫌錢少，于是用起對付病人的招數，發煙但不搭茬。房主舔了舔煙，耷著眼皮，又提醒我，這院子還沒有煤轉電，入冬時要燒火炕。我說四個男人擠在一張火炕上？房主說，不愿意擠滾蛋。考慮到帶著三個病人換地方不太方便，而且這又是導師那個孫子安排的，我就不再說什么了。

由于房屋很矮，我們進去只能跪著或者躺著，所以把一切安頓妥當后，大伙在院子里，緊閉紅色大門，坐地上開起內部會議。我說為了便于你們更好融入社會，房租和伙食費，需要大伙均攤（其實房租導師已經墊付，可我總要有個專項基金吧）。他們沒人反對，因為家里為了不讓他們回去，花多少錢都愿意。

慢性精神分裂癥病人有“始動性缺乏”的表現，社交能力衰退的同時，人也跟著變得行為懶散、情感淡漠。如果我不督促他們，這些實驗對象能像木乃伊一樣躺上一天。為此我要制定系統的治療計劃。既然是農療，項目里免不了要有翻地種菜、修繕房屋、洗衣做飯和晚匯報，此外必須由我帶隊才能出門。大雷悶頭不語，聽見說話才看我一眼，老大哥依舊和老婆聊天，只有少爺舉手反對。他說既然你讓我們以正常人狀態生活，可是照你的安排，這和在醫院有什么分別。我說你閉嘴。少爺說憑什么要我閉嘴，既然我交錢了，在美國我就是納稅人，是有投票權的公民。除非你說服我，否則我要去過真正自由的生活。我說你去吧，出去就讓FBI把你抓起來。然后他就老實了。

精神病人最怕無事可做，為了他們好，只要出門我就要找根繩子捆在每個人身上，另一頭系到自己腰間，這樣走上街就不怕他們逃跑了。不過由于我們想去的方向不一致，幾根繩子纏成死結是常有的事，有時彼此甚至會撞得鼻青臉腫。終于我們學會了肩并著肩，用小碎步走路，我在中間，他們像是我的仆從圍在四周。后來我們在路上撞見一中年婦女遛狗也是這個陣型。至于減藥之后的效果如何，我不好評判，總之有一次出去吃飯，結賬時誰也沒有掏錢的意思。此外他們還成功地把ATM機里吐出的假幣花了出去。這些我都寫在了報告上，證明我的治療找對了路子。

不接觸社會時，大雷喜歡讀書，寫讀書筆記，他還不知從哪撿來廢報紙，用黑色粉筆在上面寫字。每張報紙還只寫一個字，貼得滿院墻都是，像在打補丁。而少爺每天都要問我，FBI是否會找到這里。我告訴他，這是中國首都，他們沒有引渡條約，只要你不出去，沒人能帶走你。要讓我說，這三人里只有老大哥還算正常，無論別人怎么折騰，他好像被一個桶，或者被孫悟空畫的圈給罩住了。只會和自己老婆說話。不過問題是，我們也要承認他老婆是存在的。比如吃飯時也要給她留個位子，添一雙碗筷。白天這倒是沒有問題，可到了夜晚，四個男人擠在一張火炕上，他那老婆再賢惠你也不想看見。

當然最令我擔心的還是睡著以后，大雷會不會砍我，畢竟他有實戰經驗，半夜動手我是沒有生還機會的。可既然要以常人相待，我就不能把菜刀收起來。為此我選擇睡在火炕外側，一旦有個風吹草動，立刻就能爬到院子里去。有一次大雷想要尿尿，我只好也從火炕爬下來，再跟著他爬到屋門口。這時我們看到銀色月光灑向院子，一時忘記站起來。

大雷說，爬在地上的感覺真舒服。

我說，深有同感。

大雷問我，媽媽說，我是不是正常人，你說了算？

我說，豈敢豈敢。

他說，那就是你不讓我回家了？

我沒敢回答。

他又問，到底什么才算是正常人？

老實講，我跟他們在一起久了，對這個問題也沒多大把握。我只能告訴他，如果你想回家的話，讓干嗎干嗎就對了。

周末，孟姐坐長途車來看兒子，見她走進紅色大門，我也跟著興奮，因為這是第一個來這里的外人，她將看到大雷的實驗成果。進門后孟姐先對著滿院的報紙和大字駐足觀看，臉上帶出不悅的微笑。隨后我把她請到牛棚旁，喊大雷端面。那天他穿一件灰色中山裝，頭發往上梳起，胡子也刮干凈，顯得胖了不少。我告訴孟姐，這可是大雷親手做的豬排面，嘗嘗比起上次那家如何。看著不再穿病號服的兒子，恢復成昔日的模樣，孟姐有點犯怵，小口咬著面。我們四人在她身旁把面吸溜進嘴里，還拉得很長，像是長了白胡子。大雷說，媽媽你別害怕，我已經變正常了。我讀了很多歷史和哲學的書，還有詩歌，還把它們寫到墻上。孟姐低頭，一邊嚼著，一邊聽著。大雷說，有天我看到一本書里寫著父親的材料，那上面有你的名字，還有我的名字。孟姐捂住嘴，氣管猛烈咳嗽，她趕忙把面條咬斷。適時地，院里刮起風，筷子掉到地上，她說我該走了。

這里不錯，烏托邦嘛。走出院子，孟姐對我說。大雷這病是父親遺傳，加上兒時受過刺激，說到底還是我們的錯。

我說，孟姐心別太重，等他在這里改造好了，很快就能重新做人。

改造好了？他整天讀那種書能改造好嗎？孟姐問我。

我說，他想讀什么都可以，這說明自我意識正在恢復。

孟姐又問，那他有沒有堅持吃藥？

我說，在控制。大雷癲癲癡癡的狀態，就是拿藥當吃飯以后，上癮了。讓他終身忍受精神類藥品的副作用，會像掉進地獄般殘酷。

孟姐還問，你看出大字報上寫著什么嗎？

我說，看出來了，寫著“我想回家”。

孟姐說，他父親生前也說過同樣的話，是我沒同意。

我沒說什么。

孟姐還問，他再有幻聽怎么辦？

我告訴她，如果再出現要他殺你的聲音，他會提前告訴你。

孟姐從包里又掏出一年的錢，交給我。

她說，什么時候他不看書了，再吃上一年的藥，我接他回家。

我看了看手里的錢，問她，那他來農療基地為的什么？你到底是想要他恢復正常，還是想在家里守著一個活死人？

孟姐說，我寧可要一個活死人。

為了能讓大雷早日回家，我只好聽從孟姐的要求，加大藥量，并且禁止他看書。我也不斷提醒自己，他們是實驗對象，而我要完成導師的項目。為此我還要教會他們烤面包，帶領他們向西餐進軍。可是他們仨不知道真病還是裝病，好像認定需要農療的人是我，這一療程下來越干越懶，我倒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連附近農戶都投來敬佩眼神。這里最愛偷奸耍滑的人就是少爺，老大哥悄悄告訴我，過慣了資本主義生活的他，總趁我不注意，溜出院子看電影、買黃盤和洋煙洋酒回來，還不懂得分享。某天少爺又不干活，蹲在地上沖著紅色大門發愣。

我問他，你又想跑到哪兒去？

他說不跑了，沒錢。接著他反問我，為什么大雷非要回家？即便那個家只有他和他媽倆人，也已經容不下他了。

我說，被接回家是每個病人的心愿。

少爺沒有繃住，咧嘴笑了，卻沒往下說。這幫病人很賊，知道我是大夫，講話習慣隱瞞最關鍵的部分。

他把嘴岔子收起來。又說，在外面我沒有語言的界限，沒有錢的界限，我可以不停地走，不停說話。可是一看見你，我就想起自己是個病人，待在這里我只有不停地勞改、被監視、被告發，根本沒有真正的交流，我感覺整個人都枯竭了。他還問，到底是我們需要治病，還是你更需要治病？

我聽后非常震驚，一個精神病人能說出這樣的話，證明我的農療實驗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導師說不定還會為我申請個基金或者獎項呢。

我再問他，你就不想早點回家嗎？

他搖頭說，我回家只為一件事，我爸有一千萬美金，加上別墅，將來都給我。

我一聽聊到這里，四下看看，湊更近了。

他說，你就盼著我爸早點死，將來你做我監護人吧，咱倆去美國繼承遺產，住在別墅里享受人生，還烤什么面包？

我也蹲下來，捅了捅他。說說，你是怎么知道這些的？

他說，我聽見我爸告訴我的。

我又問，你爸不是在美國嗎？你也沒手機啊。

他說，你別管了，總之我將來會有很多錢。他發腦電波告訴我了。

孟姐在電話里說，周末想接大雷回家住，前提是由我陪同。我就此請示導師，好歹從前我是科里的主治醫，如今卻有越混越差的嫌疑，還上門服務了。導師說，干嗎不去？我被哈佛邀請參加學術交流，這個農療實驗全中國也沒有，弄不好你就成先驅了，弄好了我給你辦到哈佛來進修。掛上電話后，我身體抑制不住地發抖，喂了自己兩片鎮靜藥后，才克制住情緒。弄不好我就成先驅了？弄好了我去哈佛進修？那到底讓不讓我弄好？這話就像導師分開的兩只眼睛，另外哈佛請導師去交流，難道哈佛眼睛也分開了？這時我暗自后悔，忘問導師到底是哪個哈佛了。因為聽他的口氣跟說哈爾濱沒什么區別。但是管他呢，連少爺都能給自己弄點盼頭，我為什么就不能想想自己去哈佛，想想我被全球醫療專家和媒體關注，甚至想想即將解決的個人問題，還包括光宗耀祖。我走到院子，在東西廂房來回測量，盤算著如何搭建新房、增加床位，等到這里住進更多病人，我就能光明正大地掛牌收費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只好背上一書包藥，帶領大雷回家，把少爺和老大哥鎖在家里。還好我們只需要系一條繩子，一個在前，一個在后，像是拔河一樣走在路上。盡管方向和步伐一致，卻總隔著一段距離。陽光透過棉絮狀的云片，照得大地時晦時明，大雷則按照我的口令，向左或者向右。對于回家這件事，他并沒有特別高興，臉上反而顯出陰沉。因為吃的藥量有點大，他這兩天無法排便，此外還出現翻白眼和角弓反張等副作用，令軀干和四肢只能扭轉性運動，走起路還真有點兒活死人的意思。

孟姐把我們指向一個全新的小區，到達時她正在樓下等候。可是大雷已經認不出她了，他甚至還背對樓門，抱住一棵樹就是不肯進去。

我問大雷，你不是一直盼著回家嗎？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為什么不進去？

大雷說，這里不是我的家，我沒住過這里。

孟姐說，這是新華社分的新房，大雷同學都當上社領導了，以他的年資也足夠分一套下來。她對著我解釋，顯然并不指望兒子能聽得懂。

這時就需要我拿出專業技能了，我掏出一顆煙，點燃后放在大雷眼前。我問他，想抽嗎？他直勾勾地盯著煙，說想抽。我像舉著骨頭，把狗逗進籠子里一樣，一邊后退一邊領大雷進屋。想見媽媽嗎？我又問。他說想見媽媽。可是哪怕他從孟姐身前擦肩而過，也沒有看她一眼。

孟姐的家里飄著油漆與實木味道，甜香撲鼻。可是從家具的碼放和整潔程度上，卻有一種強烈的壓迫感。甚至連每個物件的位置，都被精心設定好，形成完美而別扭的角度。我們直接走到餐廳，孟姐準備了豐盛的晚餐，還有紅酒。我先要給大雷喂藥，坐好后，看著盤中工工整整的菜，輪到我不敢輕舉妄動。孟姐穿了一身灰色運動套裝，看著年輕不少，可能是燈光作用，那些刀口變得若隱若現。

這回嘗嘗我的手藝，可能早就生疏了，孟姐說，平日一個人的菜沒法做。

接著孟姐給大雷夾菜，她終于不用拿看病人的眼神去觀察他了，她是在看兒子。我很想把這一刻拍下來，讓導師見到我的實驗成果，還想拿到哈佛展示給全世界專家去分析。

我說，孟姐您家真大，一個人確實住不過來，現在好了，大雷回來了。

大雷沒有反應，他呈現出服藥后典型的肌肉僵硬、面部呆板的困倦狀態。

您不知道吧，大雷會烤面包了，將來您讓他給您做一次，外焦里酥，很有法式餐廳的意思。連我也意識到，自己像在推銷被退貨的產品，可我就是停不下來。

等下次吧，孟姐說，聲音極輕，也極為肯定。

我擠了擠眼，連忙解釋，孟姐你別介意，大雷剛才沒認出您，那是加大藥量的正常反應。等你們相處久了，我敢保證，他的眼里只有你。

沒認出來好，孟姐說，他一輩子認不出我都可以，下次再有幻聽讓他砍我，就不會沖我來了。

暖色燈光下，她臉上生出威嚴，看了看我，示意喝酒。我們碰了一杯。

把你當作自家兄弟才這么講，孟姐說，這些年我總能聽到有人說，一百來刀都沒被砍死，她命真大。

我下意識地低頭，因為自己心里也曾有過這個想法。

孟姐對我笑笑。你不知道，大雷一從山里轉進你們醫院，我這心愿就算達成了。本來我回家準備自殺來著，不想活了。

我抬起頭。此刻大雷正在吃孟姐夾到碗里的飯，他好像被一個桶，或者孫悟空畫的圈給罩住了，絲毫意識不到我們在談論他。

孟姐抿了一口酒，用微微發顫的手捂著嘴，吸了吸鼻子。

我對著鏡子想割破自己的動脈，竟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我的全身都是刀疤。后來我想明白，我就是命大，我不能死。

孟姐點開手機，放到我的飯碗旁邊。

她問，看過那條新聞嗎？有個“精分”患者懷疑老婆出軌，媽媽察覺到異常，把兒媳婦提前勸回娘家躲幾天，晚上卻被兒子把整個肚子砍爛。

我說我沒看過。大雷現在特別聽話，并且手無縛雞之力。連續吃藥令他兩手發抖，別說拿刀了，就連筷子都使不好。你不會是懷疑我們農療基地的專業性吧。

孟姐給自己倒上滿滿一杯紅酒。恰恰相反，上次在你們基地里見到大雷，我當即決定把他永遠留在那院子里。我可以被別人殺死，但不能是他，那樣他會比現在更痛苦。而且沒有我，你指望他能活多久？

我盯著快要溢出的酒，杯上映出我們三人的臉，灰暗、變形，融成一片。

我說孟姐，我一直相信母愛才是兒子抵擋一切的藥，也是他最后的治療方案。

她早已到了要人照顧的年紀，然而這個陌生的兒子卻需要她去照顧他一輩子。這是她死里逃生后求來的結果。可我只能使上這一招，還有什么能壓得住一個當媽的？

孟姐一口氣把那杯紅酒灌進嘴里，酒水從她嘴角處流出來，流到下巴和脖子上。我隨之看到那一道道深壑般的疤痕，像是熔巖在涌動。

我還是把大雷給帶回來了，并且在路上扔掉了那包藥。那天算是不辭而別，我可不想還沒有病人出院呢，又逼瘋一個。回來后我比從前現實多了，除了烤面包吃，我不再要求他們吃藥、勞動和外出。至于那個哈佛，我懷疑導師是怕我撂挑子，或者純粹就是拿我開涮。倒是總溜出去的少爺建議，我們可以打開紅色院門，把面包賣到外面。我覺得這辦法既能回籠資金，還能讓病人看到自己的成果被社會接受，算是最好的康復項目。可我們的面包總是烤糊，粗糙得像是一塊海綿抹布，再說誰會買精神病人做的面包？沒想到少爺聯系了別墅區國際學校，校方聽說我們是精神病面包師，答應派專車來接我們進校，讓孩子們現場認購。

一聽要賣面包給外國人，我又振作起來，求他們抓緊烤制面包。由于掌握不好烤箱溫度，院子里升起墨汁色的濃煙。看見的知道這是烤面包，看不見的會以為是在燒磚或者燒秸稈。反正都一個味。這時的大雷，自我意識有了些復蘇，讓他在喪失目標之后，盲目且主動地干活，別說是精神病人，換成普通人也難接受。何況如果連家都回不去，接觸社會就是癡人說夢。這期間我多次發信息給孟姐，但沒有一次能得到回復。有一次她終于打來電話，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半個月無法來看大雷。至于上次的不辭而別，我們誰也沒有提起。

去國際學校前一天，大雷的面包忘記加核桃和葡萄干了。

我告訴他，孟姐有事情要忙，暫時不能看你了。

哦，媽媽不能看我了。大雷說，我知道殺媽媽不對，但當時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說，我會繼續聯系孟姐。你住山里時她都沒放棄過，哪有現在不管的道理？

大雷把面包扔到地上。他說，我了解媽媽，她不想讓你回家，問多少次也不能回。再說，家人不要我們是正常的，在病房里誰不是這樣呢。我只想能見到她。

少爺和老大哥雖沒抬頭，可我知道他們聽著呢。

我說，只管做好你的面包，我保證你可以見到她。

我彎身去撿那塊本來烤得不錯的面包，可惜那上面沾滿泥土，沒法吃了。

國際學校派車來的那天，我再次穿上精神科的白大褂，卻是用它來扮演廚師。我們這次出門不用系繩子了，而是和面包一起被關進押運車，車窗很小，上有鐵絲。少爺非常恐懼，不管我如何解釋，都認定是FBI來抓自己。他躲到車廂角落，像是要被拉上刑場。老大哥的老婆餓了，他想拿個面包墊肚子，卻被大雷叫住。大雷緊抱面包筐，他說這是我給媽媽做的。我說面包還有的是，你別給我擠壞了。接著車身開始不斷轉彎，我們無法控制身體，四個人被迫撞到一起。少爺說，FBI開車就是這么猛！我說咱不是一直想和社會接軌嗎？現在機會來了，而且還是國際社會，咱們要表現得像個正常人。老大哥問，哪個正常人整天想要和社會接軌？我看著他說，再廢話我就把你老婆趕下車。這時我感覺到車忽然減速，還聽見外國司機講話。我問少爺，他們是不是要搞個歡迎儀式？少爺告訴我，他們在說，盡快把這幾個白癡打發回去。我說，你這肯定是幻聽。

車開進國際學校，經過安檢、除菌和測體溫等程序后，我們低著頭、排成縱隊，被一個穿黑色制服的大肚子保安，帶進教學樓大堂。保安的綠眼睛緊盯著我，對我不停地講著什么，我使勁笑，卻沒聽懂。少爺說，他讓我們只能在圈定的區域賣面包，不許走出范圍。我對著保安一頓點頭，他友好且用力地拍了我的左肩。

很快從樓梯上走下來很多金發碧眼的孩子，小家伙們自覺地排好隊，沖我們一個勁兒眨眼睛。少爺被很多小孩團團圍住，一時忘記害怕，卻顯得措手不及。他一再用英語問每個人要多少面包，生怕自己搞錯了。大雷負責打包裝，老大哥收錢。那些小孩個個生得潔白無瑕，臉上散發漂亮光暈，接過面包那一刻，還懂得鄭重道謝，聲音悅耳，笑容令人心頭震動。不過我注意到，他們毫不忌憚地打量著我們的臉。不用少爺翻譯我也能懂，這是想在我們身上看出精神病人到底哪兒不正常。我還瞥見，綠眼睛保安正雙手背后，握有警棍，他如臨大敵的臉上，肌肉也硬邦邦的。這時連我都忘記什么舉動才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了。一切在熱烈又冷漠的氣氛中，進行得井然有序。

眼見面包要賣完了，我一直提著的心才算落下。保安用手勢催我們出去。這時我卻發現，大雷眼中射出白光，他抓著最后一個面包，抱進懷里不肯撒手。那個棕發女孩，一臉錯愕，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大哥說，你快給人家，小姑娘錢都交了。我這才想起，忘了給大雷留一個面包送孟姐。保安把女孩擋住，用綠眼睛詢問我們，他到底怎么回事。我把手伸向面包，另一只手把他肩膀向后推，大雷轉身背對眾人。少爺說，快讓老大哥把錢退給人家吧。我說千萬別，這是國際貿易，你不懂。我改用胳膊摟住大雷脖子，告訴他，孟姐不會來吃你的面包了。你賣面包也不是為了別人，是為自己。像是接收到密碼一樣，大雷緩緩松開了手，他眼里的那片光亮也隨之熄滅。我把已經皺巴的面包遞給保安。他一臉嚴肅地看了看我，接到手里。

我們再次排成縱隊，跟在司機身后走出教學樓，押運車的后門早已打開。這時我看到之前賣給孩子的面包，已經全部堆在垃圾區，落成山字形。我看到保安正向那邊走，把手里那個皺巴巴的面包也扔進去。我越走越慢，落到隊伍最后。

當保安的綠眼睛再次和我對上，我不由自主地偏離隊伍，邁腿走向垃圾區。保安迎面向我喊著什么，我并沒有停下，接著司機也追上我，和保安一起阻攔。因為我比他們還胖，兩人推起來有些吃力。我說，你們把那個面包還給我，錢我不要了。他們可能沒聽懂我的話，也可能聽懂了，卻更堅決地把我往外推。我用力指向垃圾區，指向被大雷抓皺的面包，卻被越推越遠。

在全校的孩子和我三個病人面前，我們像是摔跤手一樣扭抱成肉轱轆，動作甚至有些曖昧。終于我聽懂他們喊出了“Get out! Asshole！”，我則回以“我操你大爺的！”

后來記不清出于什么原因，他們把面包還給了我，并用力地指向車門，請我上車。車門關上后，透過鐵窗，我看到孩子們仍在望著我們。我把面包扔進大雷懷里，他并不看我，只是兩眼失神，面肌微微痙攣。這次車廂里顯得很空，我們分坐在四個把角，什么話也沒有說。車身再次拐彎時，那個面包滑落到我腳邊。

回去之后，見不到孟姐的大雷，間歇性幻聽加劇。不僅青光眼加劇，腳也一直在抖，并且不論我拿多少煙誘導，他都不和我講話。可我能觀察到，每次面對幻聽，大雷都在盡全力抵抗。有時他會說，你不要跟我講話了，我不聽你的！或者，你他媽給我滾開！我就不自殺，看你能把我怎么樣！

我只好帶大雷坐車，回本院開藥。我們身穿風衣，頭戴禮帽，一前一后走進醫院大門。仿佛衣錦還鄉。

在院區的空場，很多病友在曬太陽，像是被吃掉的棋子般散落。大雷跟著我，在病房樓門口，駐足觀看。我點了根煙，對他說，你現在是正常人，是自由人了，恢復自我意識，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們卻不可以。我深吸一口煙，又滿足地呼出去，也給他點一根，問他，你在想什么？說說。冷，大雷把煙從嘴上拿開。我緊緊眉頭，沒聽明白，于是轉頭看他。冷？我問。冷，大雷指著自己，我大衣里什么也沒穿。我把煙狠狠踩滅，轉身進科。

由于導師去哈佛進修去，我不愿逗留太久，農療基地的事，科里大夫們都知道了。在我改造病人思想、帶領病人走向社會的時候，他們卻還在醫院體罰病人，用病人替自己洗衣做飯。真見了面，彼此不免有些尷尬。想到得罪他們，指不定哪天績效獎金和補助就被分了，我只應付幾句后，帶大雷趕緊出來。

在病區里有很多空床，輕病人把床一掛，自己帶著藥回家了。我們走著走著，身后忽然有女病人，光著身子，在樓道裸奔，引來眾人圍觀。很多大夫還專門跑到這層觀察。女病人在環形走廊，迎面跑來時，我看出她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女演員，還拿過影后，我甚至還是她的粉絲。望著她跑遠的背影，我對大雷說，看你現在有多正常，我們回去吧。

但是大雷并沒有動。他說，大夫，我不走了，我想留在這里吃藥。那個聲音像是從骨頭縫里鉆出來的，但是吃完藥就沒有了。我這輩子都不想再聽見了。

身邊幾個大夫，聽到大雷的話，連影后都不看了，目光對準我們。

我說，你不想做面包給你媽媽吃了？不想回家了？

他說，我放棄了，我們這種人配不上美好的東西。你讓我留在醫院，她興許還能來看看我。和你回到院子，無論我看起來多像一個常人，她都不會把我帶走。

那些大夫看向我，我一時沒有講出話來。

此刻女影后已經在跑第二輪了，她再次從我們面前擦身而過時，大雷也把風衣脫下，把禮帽摘下，他很快追了上去。

兩個人一起光腳跑了起來，步伐有力，甚至有些默契。地面被震出響動。

盡管他們身上，滿是針眼和不明的傷口。

我看到大雷跑得無比暢快、自在，姿態也比我編的早操，好看多了。

大雷離開之后，我決定把烤好的面包擺到院門口賣，可是村民像是知道了什么，附近一下子少了很多人。然而我們的紅色鐵門總會被噴上白色的“滾”字，或者是大叉子。想要清洗這些字非常費勁，我和少爺、老大哥必須一早就起床，緊貼鐵門，仰著頭、墊著腳，把那些字一個筆畫一個筆畫地擦掉。有的筆畫還需要我踩個凳子，我可以聞見那上面刺鼻的油漆味道，有時候聞著聞著，還會被熏出眼淚來。可是只要我們一回院里，很快又有更大更多的標語噴上去。至于面包，我以為村民們會像在國際學校那樣蜂擁而至，畢竟這是經過國際考驗的面包。實際上我們連半個也沒賣出去，倒是引來一隊穿灰制服戴大檐帽的人，他們把面包拿在手里，卻盯著我們看。少爺說，這些人眼珠恨不能頂到腦門上，且個個像冰面一樣冷酷發光，肯定是FBI。接著他們問我，你的面包為什么這么臟？見我沒有回答，面包一個個被拋到天上，然后像是止住的噴泉一樣，在半空定了片刻，又紛紛墜下，砸到我們身上。我們彎身把面包一一撿起，我告訴少爺，他們不是FBI。

很快，不知從哪開來一輛像裝甲車似的越野車，堵住紅色院門。我看到是房主和車主們走到我面前。

房主說，你這人太壞了，讓精神病人住俺的院子。

我說，不是想故意騙你，你當初也沒問啊。

房主說，呸！這院子俺不租了，晦氣。為這一年的錢，俺在村里都沒法立足了，以后這里就更租不出去了。

我說，我有合同。

這時候幾個跑車車主，圍了過來，推搡起我。其中一位車主身穿緊身背心，黑色但被肚子撐得近乎透明，肢體上還佩戴多條金鏈，并紋有皮皮蝦一樣的圖案。他說，就你有合同？我還有購房合同呢。這一帶的別墅區從價格到配套，全部跟國際接軌。不能讓你他媽一顆老鼠屎壞了整鍋粥，賠錢！我有點兒蒙，因為按照人家這個邏輯，也確實不無道理。我又想起孫子導師說過，出了事由我一人承擔。雙方正在僵持，少爺忽然朝前挪步，走向那輛美國進口的福特越野車。那輛車很高大，停在院門處不動都會令人感到憋氣。在所有人面前，少爺把腦袋緊挨車頭，像在嗅著什么，隨后他又像見到老朋友一樣，繞著車身走了一圈，停在巨大的排氣孔后面。我記起少爺父親在美國是一名汽車設計師，卻并不懂他這是在干什么，我想在場的人同樣也不會懂。

當他把車門拉開，一條腿要伸進去時，那些車主走過去把他拽了出來，像抖落床單一樣，把他甩到菜地上，拖起來打。在人堆里，我只能看見少爺的一條胳膊伸了出來。老大哥忘記了自己的老婆，他拿面包使勁砸那些車主，卻被人把雙臂架起來，撅起屁股，跪在地上。黃昏下，院子里滿是沙土，慘叫和罵聲混作一團。我看著少爺的胳膊筆直地伸向越野車，看著老大哥的頭被人踹了好幾腳，卻像石頭一樣堅硬，死活不肯低下。而我早被嚇得動彈不得，全身發木，我希望天趕緊黑下來，這樣就什么都看不見了。房主斜著眼睛看我，又啐了一口吐沫。

次日，少爺和老大哥起得比我還早，他們耐心地坐在屋門口，像是等待指令。我卻不再走出院子，也不再賣面包或者清洗大門。我告訴他們我要修葺屋頂，他們負責把弄亂的院子打掃干凈。他們沒有理我，我只好自己搬來梯子往房頂上爬，那上面的瓦片很多已經起翹和錯位，我像壁虎一樣，小心地攤平身體，找到掀起來的瓦片，用黏合劑將它們一一黏合。這時我聽到動靜，還有腳步聲，回頭發現梯子居然沒了。我扭頭向下探，看見是少爺和老大哥把梯子搬走了。他們倆一起打開院門，一起走出去。我遠遠地望見院門口，老大哥向左走，少爺向右走，他們頭也不回地去往各自的路，我沒有叫住他們。

屋頂下面是沒人收拾的菜地、搭了一半的新病房，還有七零八散的面包。顯得凌亂而空蕩。我意識到我只能往下跳，問題是以何種姿勢。后來那個姿勢雖然不太好看，卻還算安全，落地的時候，我只斷了一條腿。

當晚民警同志告訴我，少爺在機場高速路上頂風狂奔，和汽車賽跑。很多司機還看到他忽然停下來，朝西方跪下，任憑汽車擦著自己身體開過去。少爺像什么也看不見一樣，在地上磕了三個頭，并且一直沒站起來。

我告訴民警同志，那是幻聽命令他這樣做的。

民警說，你為什么不看著他？這種病人放出來會對社會造成危險！

我說，即便是精神病人，言行也有他自己的邏輯，只是我們不懂罷了。

民警又說，這個病人一直在講英文，我們特意找了翻譯，他說他要回美國。

他沒有提FBI嗎？我有些奇怪，這可是少爺最害怕的人，他就是為了躲FBI才回國的。

什么FBI？民警反問我，他有綠卡，我們正在聯系他的家人接他回去。

他的家人，我說，他的家人一定會非常高興的，因為他再也不用怕FBI了。

夜里，我接到越洋電話，一個陌生聲音告訴我，少爺的父親去世了。家人想把他接回美國出席葬禮，并且討論繼承遺產的問題。我這才把少爺近來的一切舉止聯系起來，我說他很快就可以回去了。對方說，可惜他錯過和父親見上最后一面。我說，老人和兒子，應該已經見過面了，用他們之間的方式。

至于老大哥，我聽說他自己買火車票回老家，又跟當地人發生過一些沖突，被打得腦袋縫了十多針，鎖骨骨折，整個人都都變了形。于是他整天睡在煤棚里，因為出現了大量癥狀，也沒有醫院肯收留他。即便是這樣，他也絕不回來。

某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在空病房里，四周忽明忽暗起來。一睜眼，窗外明澈刺目，再一睜眼，整間病房又灰暗無邊。如同晝夜在瞬間交替。我邁出一步，發現亮的時候，眼前其實是令人窒息的驚濤颶浪。而暗下來后，卻是遮天蔽日的灰色淤泥席卷而來。我把窗子關上，淤泥就往屋里滲，我往屋外跑，可是想到整個院區是個閉環，根本逃無可逃。我只能站在病房里，眼看淤泥吞噬自己。

某天我去藥店買安眠藥，在那遇到了孟姐。和最初一樣，我喊她名字，她站在收費窗口前，背對著我不動。

還是在門口，我追上去，見她手里拿的全是抗精神病藥副作用的藥。

進出的人很多，孟姐只好和我站到一邊。她把藥拿到身前，不再遮掩。

她說，我把大雷送進另一家醫院了，每周過去看他。

我對著那些藥，輕點著頭。我問，他還有癥狀么？

她說，自殺過一次，摸電門，電門沒開，算是有驚無險。

孟姐說這些時，臉上并無過多表情。

她說，現在他除了不再開口講話，其他一切都很好。不得不承認，我們最好的相處方式就是這樣，他待在病房，我過去看他。

我說，可惜你吃不到大雷烤的面包了。

孟姐忽然舉起手里的藥盒。她說，這是我要吃的藥。她用力把藥盒捏得變形。

為了能搶回院子，村民們使出各種絕招。盡管這里只剩下我一人，卻并不能影響他們敲鑼打鼓、放炮放狗。這樣做似乎不單為了把病人嚇跑，也能沖掉晦氣。這令我想起歐洲教會時期，精神病人被看作惡魔附體的異己分子。他們的腦袋被扎進水缸里淹、被綁在椅子上燒，或者抱著圣經從崖上跳下去。可是現代精神醫學走到今天，這里還是靠世俗的行為標準判定病人是否變態。然而看看這些村民，有人能說清到底誰是變態，誰是正常人嗎？

我坐在院子中央，聽到院門被撞擊的聲音越來越重，并且伴有石塊飛了進來，落到菜地和雨搭上。一個石塊砸中了我的頭，血立刻布滿我的眼前。我知道這次來的人比以往都多，于是把白大褂提前穿好，證明自己是一名醫生。可是血不斷地流到衣服上，很快我就不像個醫生了。我的耳邊也出現了錯亂的聲音，眼前一片模糊。

片刻寧靜后，撞門聲變成了敲門聲。我站起來，踉踉蹌蹌地打開院門。看到是導師站在面前，接著烏央烏央的村民把我們圍住。導師的眼睛這次沒有分開，他對著我說，我不認識這個病人，帶他去醫院。于是村民們把我捆到了木板上，像是釘進棺材里一樣，又把我抬起來。太陽光下，我在搖晃不定中，被高高舉起，塞進救護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