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提要

●一個時代的文學理論，不但是這一時代的人們對文學問題理性思考的結晶，同時也是對這一時代文學創作的經驗總結。

●今人談論文學理論的中國特色，仍然想到的是中國古代文論，或以古代文論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為此，有必要引進創作經驗這個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的重要一維，把立論的起點建立在作家創作經驗的基礎上。

●伴隨對中國特色的創作追求，作家對創作經驗的反思，也為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料。

前段時間，我參加了一個作家的文學回憶錄研討會，從作家在書中自述的創作經驗中，聯想到近期許多作家出版的創作談，包括一些文學講稿，感到當代作家的創作經驗亟待進行理論的整合和提升。由此，又想到大家熱議的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也應該加入作家的創作經驗這重要的一維。茲將一點不成熟的意見，闡述如下。

特色文論建構的三維

中國的文學理論，傳統深厚，資源豐富，在歷史上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起過重要的促進作用，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既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提出建構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問題，不是趕時髦，而是與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理論漸失固有的古典特色又未能形成鮮明的現代特色有關。

自近現代文學發生變革以來，文學的性質和社會功用，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各體文學創作，從表現方法到文體形式，也都有別于歷史悠久、淵源深厚的古典文學。這種變化的發生，一方面固然有中國文學革新求變的內在力量的驅動，另一方面也與外來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的影響有極大關系。這種西方文學影響，因為依附于西方強勢的經濟、文化，又聯系著現代化這個進步目標，以其幾個世紀積累的創作實績，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巨大沖擊，促使中國文學從古典向現代轉型，文學理論也為適應這種變化而改變了固有的觀念和形態。

在晚清文學變革之際，就有人嘗試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來解釋和評價中國文學，如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之后又因為文學教育的需要，開始從日本轉道或從西方直接翻譯引進文學理論著述。這些文學理論著述，從諸多方面介紹西方文學的觀念和方法，使國人得以初步了解西方文學的歷史和知識。西方文學理論知識在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中，也得到了較廣泛的應用，對推動這期間的文學革新，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受這些文學理論著述，尤其是較系統的文學“概論”“原理”“教程”“研究法”之類的文學理論著述的影響，中國學者也開始仿照建構自己的文學理論。尤其是在五四文學革命之后，這類著述日見其多，到20世紀30年代前后，成一時之盛。雖然其間也有人力求在外來的文論模式中，融入中國古代文論思想，取用中國文學例證，但從總體上說，其著述體例、框架和理論概念、范疇、命題乃至經驗例證，都主要取自西方文學。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前后從蘇聯引進的革命文學理論，更對這期間及其以后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到20世紀50年代，這種狀況又由于蘇聯的一些文學基本理論教科書的傳入和普遍應用，如季莫菲耶夫的教材《文學原理》和畢達可夫的講稿《文藝學引論》等，使這種蘇式的文學理論體系，成了定于一律的固定模式。雖然稍后也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文學理論教科書，如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等，在體例和取證方面有所改變，但從總體上說，仍未掙脫這種理論模式的束縛，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一個時期，依然如此。

其后，雖然從80年代中期前后開始，也發生過文學理論批評觀念和方法的革新，但這種新觀念和新方法，仍然主要是來自西方，尤其是20世紀以后西方各家各派的文學理論、美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理論，如俄國形式主義文論、英美新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和接受美學等。這些新觀念和新方法的引進，雖然對舊有的文學理論模式產生了巨大沖擊，但因為是以新潮迭起的方式相互取代，還來不及結晶沉淀，結果也只是在聲勢上取代了19世紀及其前西方文論對中國文論的影響，并未對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學理論，貢獻多少積極的成果。

基于這樣的歷史原因，外來的文學理論體系不斷地得到修正、調整、充實。通過對這種理論體系的完善來凸顯中國特色，就成了中國當代文論創新追求的主要思路和實踐，也是建構中國特色當代文論的主要思維取向。

與這種改造外來文論的取向相對應的一維，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創造性轉化。明確地提出這種創造性轉化的理念，雖然是在20世紀90年代，但在中國古代文論向現代轉型的近現代歷史上，這種努力并非只有蛛絲馬跡可尋，而是如草蛇灰線貫穿始終，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成果和經驗。在這個過程中，體大思精的中國古代文論巨著《文心雕龍》，曾經對近現代學者建構自己的文學理論體系起過規范作用，甚至近現代有些文論著述的體例，直接取自《文心雕龍》。以《文心雕龍》等經典文論著述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論思想，經過近現代一些學者融會中西的闡釋，賦予了新的意義和內涵，得到了弘揚和發展。其中許多概念、范疇和命題，也煥發了新的生機和活力，這成了現代中國文論的重要理論滋養。

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收獲了豐碩成果。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中國古代文論的創造性轉化問題，表明中國學者不滿足于長期以來以橫向移植的方式建構中國文論，希望當代文論建設，落實到本土的基石上，并通過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創造性轉化，彰顯自己的特色。雖然這種努力目前還未取得突破性進展，卻不失為建構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維度。

在上述二維取向之外，建構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還應當有更重要也是更基礎的一維，這就是當代作家的創作經驗，目前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缺少自覺整合的努力。

創作對理論提出挑戰

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也有一代之文學理論。一個時代的文學理論，不但是這一時代的人們對文學問題理性思考的結晶，同時也是對這一時代文學創作的經驗總結。中外文學史上留下的文論遺產，都是如此。

中國自近代以來，文學迭經變革，創作豐富多彩，有許多新的文學思想和創作經驗，雖然也通過理論著述、宣言主張、創作反思和文學批評，得到了及時的張揚和總結，卻未能凝聚形成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疇和命題，也未能整合成一個有機的邏輯體系，通過一種完整的形態呈現出來，目前仍處于散金碎玉、游移不定的狀態。今人談論文學理論的中國特色，仍然想到的是中國古代文論，或以古代文論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為此，有必要引進創作經驗這個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的重要一維，把立論的起點建立在作家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創作，更為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提供了豐富的感性經驗和思想資料，值得引起關注和重視。

中國近現代文論因為從一開始便疏離傳統，依賴外譯，或在外譯基礎上擬作，所以其立論的依據，主要是西方文論的歷史和經典的理論原著，包括西方經典文學作品的創作經驗。這種外來的文學理論，雖然在一個時期也能對同樣受西方影響的新文學作品做出闡釋，或說明一些與西方文學近似或派生出來的文學問題，但未能也無法及時有效地吸納新文學創造的獨特經驗，更談不上對這種獨特經驗的凝練提升和理論整合。與此同時，中國新文學作家所創造的獨特經驗，在更多情況下，是作為一種實證材料，或作為一種例證，為西式文學理論所征引和采用，以此證明這種理論的普遍性和有效性。20世紀40年代后，這種狀況受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影響有所改變，但當時及其后一個時期，中國作家追求“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創作所取得的寶貴經驗，同樣未能整合進后來流行的蘇式文學理論。中國現當代作家的創作經驗因而在這個理論系統中，仍處于一種“缺席”狀態。

因為文學理論與創作經驗之間，存在這種脫節和臣屬狀況，所以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就發生了許多關于文學問題的意見分歧和理論紛爭。這些意見分歧和理論紛爭，雖然也存在對文學理論本身的一些理解上的差異和矛盾對立，但更多的是創作實踐中所得的新鮮經驗，與現有文學理論之間的抵牾和矛盾沖突，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圍繞一些新的創作主張和創作傾向所展開的討論和批評等，都是如此。最近40年來，因為文學的革新變化，創作與理論之間的抵牾和矛盾沖突就顯得更為突出。以現實主義為例，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文學創作，在突破了理論禁錮、調整了服務方向之后，主要面對的是長期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問題。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自20世紀初傳到中國以后，雖然自身也經歷了很多變化和調整，但其中有些不變的教條，仍與正在急劇變動的創作發生矛盾。

以往的現實主義理論，主要強調對社會生活的客觀再現，要求作家用典型化的手法寫出社會生活的本質，排斥作家的主觀表現，把“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理解為對社會生活的刻板照相。受這種理論觀念支配，這種現實主義也輕視那種非典型化、非情節化的創作傾向，同時拒絕向現代主義創作方法學習借鑒，如此等等。這樣的理論觀念，嚴重束縛了作家的手腳，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曾受到文學創作的沖擊和挑戰，如“干預生活”的創作和寫“中間人物”的主張等。

最近40年來，文學創作的每一次突破，也都在沖擊著固有的現實主義理論，對固有的理論教條提出了挑戰。新時期之初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突出作家的主觀情感和理性思考，在“寫真實”的過程中，融入許多“抒真情”“說真話”等“非典型化”“非情節性”因素。王蒙、茹志鵑等人的創作，在對現實主義表現方法的藝術革新中，引入心理意識活動，把表現人的心理意識甚至下意識活動，也看作現實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倡導“心理現實主義”。在藝術表現中，打破線性物理時空的敘事結構，強調自由聯想，建構心理時空。如王蒙的《夜的眼》《春之聲》等作品的所謂“意識流實驗”，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運用時空“錯亂”的結構。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新寫實”文學，在經歷了80年代中期前后的“尋根”和“現代派實驗”對現實主義的極端“反撥”，復歸“寫實”之后，強調“原生態”敘事，吸納現代主義表現方法，一批作品突破固有的現實主義理論框架，積累了新鮮經驗。

現實主義自19世紀在法國出現并成為一種文藝思潮之后，其理論思想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迭經變化。這些變化的主要原因，大多來自創作的挑戰。20世紀60年代，鑒于歐洲一些國家出現的新作家和新創作，“不符合”由司湯達和巴爾扎克等人確立的“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標準”，法國文藝理論家羅杰·加洛蒂說，面對這種情況，是“應該把他們排斥于現實主義亦即藝術之外”，還是“應該開放和擴大現實主義的定義，根據這些當代特有的作品，賦予現實主義以新的尺度，從而使我們能夠把這一切新的貢獻同過去的遺產融為一體”？他堅定地選擇了后者，并明確提出“無邊的現實主義”的主張。70年代，蘇聯文藝理論家、科學院通訊院士德·馬爾科夫也提出了“開放的現實主義”的主張，認為現實主義是“歷史的開放的體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真實性原則、藝術表現手法和題材的選擇、主題的確立，以及對過去和現代各種體系、各種派別的藝術經驗的融合方面，都應當是“開放的”。這些理論主張，無疑都是現實主義理論對創作挑戰的積極回應，其立論的依據也是建立在這些“不符合”固有理論標準的新創作基礎上。

創作經驗凝聚中國特色

文學是一個與時代同時出現的秩序，近現代中國文學與歷史的聯系，更為密切。近現代歷史上每一次發生的變動，都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中得到了反映，這期間的文學同時又以其自身的力量，推動歷史的發展前進。

在歷史和文學這種互動關系中，中國近現代文學因為歷史的獨特性和自身的獨特追求而與古代文學和西方文學相區別，因而從這種追求的實踐中所得的經驗，也與古代文學和西方文學有性質上的不同。這種不同，體現于文學創作，無論是支配文學創作的思想觀念，還是文學作用于社會人群的方式，抑或是創作過程中的思維活動和形式創造等，都具有自身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是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顯現中國特色的主要表現，也是建構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立論之本。

中國文學在從古典向現代發生轉型變化之際，就在創作中顯示了自身的特色。近代發生的文學變革，雖然以“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相標榜，其創作卻帶有很深的傳統文學印記。五四文學革命，結束了這種新舊雜糅的狀態，但新文學最初的創作嘗試，仍免不了要經歷一個“小腳放大”的蛻變過程。這期間，所謂中國特色在創作中的最初表現，是從中國文學的母體中帶出來的鮮明胎記。

五四文學革命之后，中國文學所受外來影響漸多，取法于外漸成一時風氣，但新文學并未就此泯滅中國特色。只要祛除闡釋的遮蔽，就不難看出，在這些新式的外衣下，各體文學創作，仍然具有中國文學的特質。以魯迅的小說創作為例，筆者曾把魯迅的小說分為以下幾類：承襲古人“發憤”著書的傳統，如“憂憤深廣”的《狂人日記》；以古仁人之心，關切民瘼、悲天憫人，而以寫實筆法出之的《祝?！返?；直接繼承清代諷刺小說的傳統，因“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冷嘲熱諷”的《孔乙己》和《阿Q正傳》等；受“詩騷傳統”和古代散文影響，如“詩化”“散文化”的《故鄉》和《傷逝》等；化用筆記文體，而以“油滑”之筆出之的《故事新編》等，這些都留有很深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傳統印記。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因為有“革命文學”的提倡和左翼作家的實踐，成長期的現代中國文學，在接受傳統浸潤的同時，又自覺地開發民間資源，汲取民間滋養，逐漸在民族化民間化的方向上，凝聚自身特色。到40年代的根據地、解放區文學中，“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就成了這期間及此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文學追求中國特色的主要方向。李季等人的長篇敘事詩創作，趙樹理等人的小說創作，提供了榜樣。他們的作品在改造民歌和民間曲藝方面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是這期間的文學鍛造中國特色的主要表現。同樣緣起于根據地、解放區時期，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長足發展的“革命歷史演義”和“新英雄傳奇”創作，是中國特色創作追求的又一重要成果。這種由中國古代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轉化而來，又融進新的觀念和手法的新興文類，是具有鮮明特色的現代中國小說。

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各體文學在中國特色的方向上，都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為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及其后興起的文學革新，在一個時期雖然再度把探索的目光轉向20世紀西方現代文學，但在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行程之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又在一種更高的意義上，以一種更新的姿態，回到這一方向上來。

筆者曾多次談過90年代以來的文學回歸本土、扎根傳統的創作傾向，認為這期間的文學在從現代主義實驗轉向之后，通過廣泛取用中國古代文化資源，如史傳、方志、類書等文史典籍的體例，整合雅俗文學傳統，如話本、人情小說和文人筆記等，在文體的創造方面，已朝中國特色的文學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也預示著一種新的發展趨勢。甚至有的作家說：“九十年代以后，中國作家尤其是那批好的作家，全部回到中國的本土經驗上來了。我們現在寫的都是地道的中國小說。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伴隨對中國特色的創作追求，作家對創作經驗的反思，也為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料。尤其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反思聚焦于對此前階段現代主義文學實驗的檢討和文學回歸中國文化母體，開發、利用和創造性轉化本土文化資源和文學資源問題的探討，更彌足珍貴。有些意見，如韓少功將中國文化的著述傳統，歸結為一種“大散文”或“雜文學”，亦即是文史哲不分的“文章”，認為在“中國的散文遺產里包含了豐富的寫作經驗，包含了特殊的人文傳統”。小說既脫胎于這種“大散文”或“雜文學”，故而從一開始就帶有很深的散文胎記，有些則很難把散文和小說區分開來?；谶@樣的反思，他認為，現代小說文體應該復歸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進行回爐再造，以期在一個新的更高意義上，回到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狀態。如此等等，由這些作家的創作反思所得的思想資料，對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更有一種直接的建構作用，這都有待于整合進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系統。

美國學者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中，在談到文學研究問題時說，文學創作經驗對于一個文學研究者來說非常重要，文學研究者“必須將他的文學經驗轉化成理智的形式，并且只有將它同化成首尾一貫的合理的體系，它才能成為一種知識”，同時“文學理論如果不植根于具體文學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學的準則、范疇和技巧都不能‘憑空’產生”。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建構，也是如此。

（作者：於可訓，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