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1年的賽弗爾特

《賽弗爾特詩選——唯有愛情不滄桑》 雅羅斯拉夫·賽弗爾特 著 陳黎 張芬齡 譯

2018年2月6日，我在臺灣花蓮的家中工作到深夜，埋首于捷克詩人賽弗爾特中譯詩選的工作。忽然間，屋宇劇烈搖晃，花蓮發生了強烈的地震。慌亂中，我從電腦桌前急奔樓下，又掛念電腦中凝結了多日心血的文檔，于是冒著危險反復上下樓數回。待余震越來越少、漸返生活常軌后，我對賽弗爾特的詩句“我求瞬間即逝的╱短暫喜悅”有了新的感受：世界美如斯，浮生亦晃蕩。

近日，《賽弗爾特詩選——唯有愛情不滄桑》出版，其中精選了《淚城》《全是愛》《無線電波》等詩集中共85首詩歌。雅羅斯拉夫·賽弗爾特（1901-1986）是當代捷克最重要的詩人，1984年，因其展現出人類頑強不屈、自由無羈的形象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歌頌女性、藝術和祖國之美是他詩歌中的三大主題。

這幾日，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肆虐，中國人民度過了一個不尋常的春節。無數人在家中靜待著、期盼著，總希望能做點兒什么，幫助奮戰在一線的同胞們早日結束這場與病毒的戰爭，取得勝利。

回望過去，人類與疾病的斗爭史相當漫長，15世紀至17世紀，“瘟疫紀念柱”曾遍立于歐洲各城鎮，用以紀念身故于鼠疫的受難者。賽弗爾特亦曾寫作長詩《瘟疫紀念柱》，以有三百年歷史的布拉格古跡“瘟疫紀念柱”象征捷克的命運與歷史。它可以說是賽弗爾特最重要、最醒目的詩。在《瘟疫紀念柱》中，賽弗爾特懷著對生命的敬畏、懷念與珍惜，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去造訪/這些傷心地，/但我并未摒棄生之甜美。”

美與善的種子

捷克詩人賽弗爾特于1984年10月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瑞典學院首度將此獎項授予捷克作家，授獎理由如下：“他那饒富新鮮感、官能之美和豐沛原創性的詩作為人類的頑強不屈和多才多藝提供了自由無羈的形象”。 得獎那年，賽弗爾特八十四歲，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崛起的捷克詩人中碩果僅存的一位。他是捷克現代詩壇上的“首席長者”，被視為在多數西方國家已式微的一個文學類型的象征——國民詩人。

詩歌在捷克有廣大的讀者，雖然捷克大約只有一千萬人，但捷克詩人出版的詩集，銷售量卻往往是別的國家——譬如說美國——詩人的好幾倍，也就是說捷克詩集的購買率可能五十倍于美國。在捷克，詩歌被視為一種普遍的日常活動，著名詩人的名字家喻戶曉，作品廣被引用和討論。賽弗爾特病重之時，群眾自發性地聚集在他屋外，安靜地站著，表達關懷與敬意。

賽弗爾特于1901年9月23日出生于日什科夫（Zizkov），布拉格近郊的一個工人階級居住區。終其一生，他喜歡回憶在此度過的那段童年——有強烈無產階級氣味的小鎮，多戶合住的公共住宅、鐵道、陽臺、酒館、特有的方言或俚語。賽弗爾特的母親是天主教徒，父親是無神論者和社會主義者，賽弗爾特和他們感情很好。他的父母雖窮，但并非衣食匱乏，尚有能力供賽弗爾特進入中學就讀。他中學未畢業即離開學校，開始記者生涯，投身文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而捷克斯洛伐克仍隸屬于奧匈帝國之時，少年賽弗爾特寫出了他的第一首詩。他早期的詩作說教意味濃，對無產階級深表同情。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獨立，賽弗爾特加入社會民主黨的左翼派，成為1921年成立的共產黨的創黨成員。

賽弗爾特的第一本詩集《淚城》通常被認為是所有捷克詩歌里最具無產階級色彩的作品。但從《罪惡之城》這首詩中可以看出，在他心中，愛的力量始終比仇恨強大。

神因一座“罪惡之城”而震怒，又因這幅畫面而心生憐憫：

就在這時一對戀人走過公園，

呼吸著花正開的山楂樹叢香味。

對賽弗爾特而言，即是美善的種子，足以與革命行動的激情抗衡，這也是他在作品中展現的詩人特質始終高于政治人特質之因。

在《信鴿》（1929）、《裙兜里的蘋果》（1933）、《維納斯之手》（1936）等詩集中，賽弗爾特顯現了他對聲音之美的獨到運用：他的詩每每濃度高，具有歌一樣的特質，注重聲音的諸多面向（聲調、韻腳、諧音和頭韻）。詩集《信鴿》延續了賽弗爾特對詩歌的新體悟。詩的主題越來越轉而聚焦于人生普遍經歷的“失去”：隨歲月的流逝體驗到的童年的失去；即便在人生最熱情充沛時刻也不時閃現的死亡的蹤影。“失去”存在于每一個人生轉折處，但每一次失去都意味著復蘇的蒞臨，此種復蘇不啻是一項禮物，即便它也終將消失。

而在《蠟燭》、《維納斯之手》以及《你的肌膚白皙如雪鈴花》這些詩作中，我們可感受其精致、輕盈、抒情的詩藝。

捷克的國民詩人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領土被納粹軍隊占領。賽弗爾特在德國占領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了三本詩集——《披光》（1940），《石橋》（1944）和《一頭盔的泥土》（1945）——鼓舞國人剛毅、有尊嚴地存活下去。他的詩表達了對祖國、對布拉格、對捷克語言的愛，贏得捷克民眾的肯定。在1939和1945年間，他儼然是非官方的國民詩人。

1945年5月，捷克重獲自由，賽弗爾特再度活躍于新聞界。然而社會寫實主義的擁護者在報章雜志對他大肆誹謗。他不再公開露面，只出版了他編輯的捷克作家的作品集以及他的譯作——他所翻譯的《圣經·雅歌》是特別杰出的譯本。

1954年后，拜文化解凍之賜，他的舊作選集（加入一些新的詩作）開始出版。兩年后，他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第二屆代表大會的講臺上演說：“愿我們真正成為國人的良知。請相信我，我們恐怕已有好幾年不是如此：不是群眾的良知，百萬人的良知，甚至不是自己的良知……倘若任何人繼續保持緘默，不說出真相，他就是在撒謊。”

賽弗爾特這位在1920和1930年代以柔性抒情詩著稱的詩人，而今成了公民意識以及公義的代言人。賽弗爾特的演說，一如他當時的外在形貌，留給聽眾深刻的印象。他拄著拐杖，舉步維艱；但當他坐下時，看起來就像一塊峭壁：堅實牢固，不可動搖。

因重病潛沉十年之后，賽弗爾特以令人驚異的全新詩風復出文壇。在詩集《島上音樂會》（1965）以及后來的詩作，他舍棄先前歌謠式（但有時易流于矯揉）的聲調、押韻和比喻，改采簡單、無修飾、敘述性，但不時迸現靈活動力的自由詩。《戀人們，那些夜晚的朝圣者……》一詩即是佳例。此詩描寫一對戀人夜間野外幽會，喻之為“夜晚的朝圣者”，如達天國圣境。這首賽弗爾特六十幾歲之作，可謂古今最美情詩之一，語言幽默而不雕琢，全詩想像力華美，極富情趣。詩人將閃閃群星比做是神祇偷窺人間的“鑰匙孔”，真是妙喻。

留名世界文壇的恒星

1968年8月，捷克的民主運動被他國武力介入，當時重病在身的賽弗爾特情緒激動，他自病床起身，叫了出租車，到作家聯盟大樓。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賽弗爾特被選為作家獨立聯盟的代理主席，一年后，此聯盟解散。孤立又生病的賽弗爾特持續創作，他的詩作以打字機打出，地下出版的方式發行，每回數百本。他住在布拉格的郊區，為造訪的人提供幫助，為他漫長的詩人生涯撰寫回憶錄。這本回憶錄是真實記載布拉格的文化生活的百科全書。賽弗爾特在其中融入了他六十年來與捷克作家、藝術家和新聞記者來往的生活細節。

此后的7年時間，他在捷克只出版了幾本舊作的選集，但他的一部分新作被刊登于海外出版的捷克文刊物上。

1981年，他的捷克語版回憶錄《世間眾美》在加拿大多倫多和西德科隆出版，而一個書名相同，但經過刪修的版本，也于1982年在布拉格出版。

賽弗爾特因病痛必須多次進出醫院，因此他后期詩作里（譬如《如果一個人能夠告訴自己的心……》《夜間的黑暗》《自傳》《手腕上的花環》《一封未完的信》《給畫家歐塔·雅納切克的詩》等詩）經常觸及死亡和孤寂，語調變得深沉、憂郁，且帶悲觀、虛無色彩。年輕時的賽弗爾特曾在《變形記》一詩里戲謔、魔幻地說：

沒有棍棒，老年就殘廢無力，

而棍棒能變成任何一樣東西

在這無止歇的奇異的游戲，

也許變成天使的一雙翅翼，

此刻張得很開，欲騰空飛行，

無形，無痛，像羽毛一樣輕。

而年老的賽弗爾特在《皮卡迪利的傘》一詩里悲涼地說：

但若要對抗宇宙

一把脆弱的傘又有何用？

更何況它不在我手邊。

仿佛夜行的蛾在白日

依附著粗糙的樹皮，

我受夠了

這樣緊貼地面

一路前行。

詩的語調或許有變，但經歷兩次大戰、國家被占領、同胞被奴役、生命受威脅、人性尊嚴受摧殘的賽弗爾特依然展現了苦中尋樂、為更美好的生存而努力的信念。

1984年10月獲得諾貝爾獎后，全世界的目光終于轉向他。來訪的電視團隊和報社記者絡繹不絕。他繼續寫詩，但因病毒性肺炎再度住院。

他的英譯詩選編譯者，康奈爾大學教授喬治·吉比安（George Gibian）描繪最后一次到賽弗爾特病房探視他時，賽弗爾特像往常一樣機靈、有活力、和藹可親。他對許多事情都很感興趣，無論遠近。他問起美國的生活、朋友們、政治；他講述他在布拉格、在巴黎、年輕時和近日所遇到的趣事和劫難。正是這樣的賽弗爾特，才能從另類角度寫出《哈雷彗星》這般有趣的詩——一般人站在地面仰望星空，他則攀升到太空的高度俯視星空和人間：

下方地平線上的教堂尖塔

看似用亞銀鋁箔紙剪出的圖案，

而星星在它們上方浮潛。

1986年1月10日，賽弗爾特去世。捷克失去了它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孕育的杰出詩人群的最后一名成員。但他不是短暫劃過詩壇的流星，而是留名世界文壇的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