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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清初大家，朱彝尊一生跌宕起伏，深刻地折射出清初士林生態及政治走向。秀水朱氏清望遠播，嘉興一地人文薈萃，朱彝尊對家族、家鄉，均懷有濃烈的赤子之情。易代之際，朱彝尊飄零江湖，有家難回，是因為早歲奔波于抗清之路，失敗后不得不避禍遠走；家道中落，生計艱難，只能依人作幕，寄食他方；家庭欠順，壓力巨大，處境困窘。應征博鴻、出仕清廷，是朱彝尊人生中一大轉折，朱氏頗受康熙帝玄燁之親近與拔擢。罷官之后，朱彝尊雖然極度思念家鄉，卻留居京師不歸，是因為朱彝尊早已樹立崇儒傳道的人生志向，汲汲于儒家典籍、故國文獻之整理與傳承。經過苦心經營，朱彝尊在京師構建起一個松散但是強大的學術交流網絡，能為其著述事業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玄燁作為一代雄主，也符合士人心目中明君的形象，朱彝尊因此對玄燁滿懷期待，希望能重新起復，完成宿志。

關鍵詞：朱彝尊 博學鴻儒 崇儒傳道 文獻傳承

一、問題之提出

詔許攜家具，書難定客蹤。誰憐春夢斷，猶聽隔城鐘。（朱彝尊《自禁垣徙居宣武門外》詩 [1](卷十二)。）

斜插魚標飏酒旗，柳陰小犬吠笆籬。歸田最是分湖好，我亦相期作釣師。（朱彝尊《為魏上舍（坤）題水村圖二首》詩之二[1](卷十四)。）

以上兩首詩，由清初大家朱彝尊（錫鬯、竹垞。秀水人。1629-1709）分別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所謂“春夢斷”者，指該年正月，朱彝尊因攜書手入大內鈔書，被劾罷官[2](P303-305)；所謂“相期作釣師”者，指朱彝尊欲南歸嘉興，終老秀水。

朱彝尊素孚盛名。顧炎武曾激賞其“文章爾雅，宅心和厚”，謙稱“不如”（《亭林文集·廣師》[3](P134)）。四庫館臣認為其于詩、詞、古文、考據，“事事皆工”，“核其著作，實不愧一代之詞宗”（《曝書亭集》提要[4](P820)）。《清史稿》本傳（卷四八四）謂：“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彝尊兼有眾長。”[5](P13340)朱彝尊詩文集《曝書亭集》，達八十卷之巨；所撰《經義考》《日下舊聞》《詞綜》《明詩綜》等，分別是經史之學、集部之學的代表性著作。無論生前抑或身后，朱彝尊均文名遠播，清廷重視，士林推敬，與錢謙益、顧炎武、閻若璩、黃宗羲等，同在最受學界矚目之清初人物之列。

朱彝尊令人目眩的成就及盛名之背后，是其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際，以及因此折射出來的士林生態、政治走向與時代風云。縱觀朱氏一生，除早歲接受童蒙教育、成就婚姻并因戰亂而困守家鄉，以及晚年歸田里居之外，其最寶貴之壯年時期，都遠離家園，謀食在外（前后約四十馀年）。從矢志抗清之“大布衣”[1]，一舉變為“折節”仕清之“野翰林”[2]，朱彝尊此一人生轉折，最受士林及學人之非議。但是，朱彝尊的仕宦之旅，并不順利。出仕之初，朱彝尊頗受康熙帝玄燁之重視、重用與青睞；數年之后，即被劾罷官（康熙二十三年，1684），繼而蹉跎于京師，徘徊不歸，前后長達八年之久。前揭二詩，正作于罷官之后、留居京師期間，其官場受挫之失落、對家鄉之熱愛及其渴歸之思，溢于詩句行間。

問題是，作為前明顯宦之后，朱彝尊為何長期奔波于江湖，不遑寧居？為何罷官之后[3]，寧困頓于京師，而不愿重出江湖，或歸田園居？作為對故國與家園念茲在茲、魂牽夢繞之一代詞宗，朱彝尊何以有家難回？究竟有何難歸之隱？

上述追問，涉及朱彝尊一生主要行止、思想轉變與學術貢獻，關涉時段長達四十馀年，學界既有研究，因此鮮有論及[4]。以下不揣谫陋，試對上述問題，予以探析。

二、夢回鴛湖：朱彝尊熱愛家鄉的赤子之情

中華文明主要植基于農耕經濟之上，家國同構，重農輕商，因此慎終追遠、安土重遷、落葉歸根等思想，即深植于文化傳統之中。對家族、家鄉的熱愛，出于本性，發乎天然。這一文化本色，在朱彝尊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屢屢形諸筆端；本文首揭二詩，僅其一斑。朱彝尊對家鄉懷有熾熱的赤子之情，其實根植于以下實際：

首先，朱彝尊系名門之后。高祖朱儒（宗魯，東山。1515-1591），因醫術顯達，入內廷供奉，任太醫院使。著有《太醫院志》《立命玄圭》，編有《醫家四書》等。曾祖朱國祚（兆隆，養淳。1559-1624），萬歷癸未（1583）廷試一甲一名，歷官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恪。《明史》有傳。著有《孝宗大紀》《冊立儀注》《介石齋集》等。居官以清廉剛正名天下，使家族聲望達于極盛。祖父朱大競（君吁，忱予。1578—1636），官至云南楚雄知府，政尚廉靜，清貧自守。奔喪回籍時，竟“力不能具舟楫”，由同僚“乃各率私錢贈行”（《書忠貞服勞錄后》[1](卷五十三)）。嗣父朱茂暉（子若，晦在。1598-1675），諸生，不仕。其人“好博覽，經史之外，諸子百家，靡不兼綜”（《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二[6](P670)）。復社集會，同盟奉為倫魁。著有《禹貢補注》《棘闈記》《晦在先生集》等。本生父朱茂曙（子蘅，安度先生。1601-1663），邑庠廩生，未仕。其人恂恂儒雅，篤于孝友，取予進退，介而有節。少善屬文，工行楷書，能畫山水竹石，為董其昌所稱（《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二[6](P714－717)）。著有《兩京求舊錄》《春草堂遺稿》等。可見秀水朱氏，始以醫術顯，繼以科舉興，終因易代衰，而門望清正，為世所稱。朱彝尊對此，極為看重，有記云：“先文恪以宰輔歸，所遺僅墓田七十畝。先伯祖五倍之，恒曰：‘吾官階三品，而恒產倍蓰于保傅，死何以見叔父地下。’鄉黨傳其言。數清門者，必先吾朱氏焉。”（《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二[6](P506)。引按：伯祖指朱茂時，見下文。）積極作為之用世精神、忠貞自守之清廉門風、堅拔不屈之士人品格，乃至博通征實之治學取徑，為朱彝尊奠定了符合儒家文教傳統的人生底色[5]。

其次，朱彝尊出生于江南繁盛之地——嘉興。朱彝尊籍隸秀水，出生于嘉興城內之碧漪坊。從歷史沿革上看，嘉興初為吳地，古稱槜李，又名長水，吳、越曾相爭于此，后歸于楚。秦時改名囚倦，訛作由拳、由卷。西漢屬會稽，東漢屬吳郡。三國時改名禾興，因吳立太子和，復改名嘉興。隋時廢置，改入杭州。唐時兩次復置，改隸蘇州。后晉時改名秀州。宋時秀州又稱秀水，屬兩浙路，先后改立嘉禾郡、嘉興府、嘉興軍。元時嘉興縣先后屬嘉興府安撫司、嘉興路總管府。明宣德四年，自嘉興縣析立秀水縣，屬嘉興府，府治及兩縣治同城。從地理區位上看，嘉興位于杭嘉湖平原之中心地帶，也是今日蘇浙滬地區（長三角主要地區）的核心區域之一。清初，嘉興府之北境與東北境，分別與江南省之蘇州府、松江府相接；其西、南兩境，則與同省之湖州府、杭州府相鄰。嘉興境內，水網密布，大運河縱貫南北，交通極為便利，經濟繁榮，故有“嘉禾一穰，江淮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為之儉”（朱彝尊《鴛鴦湖棹歌》第九十五首自注引唐李澣《嘉興屯田政績記》[1](卷九)）之說。

其三，明清易代之際，朱彝尊居所雖屢有遷移，但未嘗離開家鄉，因此，其童蒙教育與婚姻，均完成于嘉興。朱彝尊六歲（崇禎七年，1634）始入家塾讀書；十歲入譚氏家塾讀書，受業于第八叔父朱茂晥（子芾，芾園。1607—1672）；十二歲時已能精通時藝，每發一題，千言立就；十四歲時，受叔父朱茂晥指點，棄時文，務實學，讀黃淳耀文稿，習《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詞》《文選》等。十七歲（順治二年，1645）時，入贅馮氏。同年，清兵南下，占領嘉興。《曝書亭集》所收詩，即始于此歲。其后常避亂遷徙，仍以嘉興境內為主。二十二歲時，朱彝尊于里中授徒，參加十郡大社。后往來山陰道上，秘密從事抗清活動。至二十八歲時，始南游粵地。三十歲時北歸，同魏耕（白衣，野夫。慈溪人。1614—1662）、屈大均（翁山、介子。番禺人。1630—1696）等過從甚密，足履亦漸及于蘇、杭等地。三十四歲（康熙元年，1662）時，通海案發，朱彝尊不得不遠走永嘉以避禍。從此，朱彝尊依人遠游，飄零江湖，恒以居外為常（包括在京出仕、閑居），直至六十四歲（康熙三十一年，1692）時罷官，方決然返鄉，歸田園居。由此可見，朱彝尊自幼至而立，便涵養于嘉興的歷史文脈、風土人情及秀水朱氏的優良門風之中，為其將來的出處進退、名山事業，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底色。

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前明顯宦之后，并且在家道中落之際仍能接受較為全面的童蒙教育，朱彝尊對其家鄉懷有濃烈的赤子之情，實在是發諸天性，不斷見諸吟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以《鴛鴦湖櫂歌》（見《曝書亭集》卷九。以下簡稱“《櫂歌》”）為題的組詩。該組詩凡一百首，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其時朱彝尊正在直隸通永道龔隹育（祖錫、介岑。仁和人。1630—1696）幕中，距康熙元年出走永嘉避禍，飄零于江湖已有十數年（中間僅短暫歸里四次）。朱彝尊自序其創作源起云：“甲寅歲暮，旅食潞河。言歸未遂，爰憶土風，成絕句百首。語無詮次，以其多言舟楫之事，題曰《鴛鴦湖櫂歌》，聊比竹枝、浪陶沙之調，冀同里諸君子見而和之云爾。”[1](卷九)

《櫂歌》組詩，號稱“土風”，實以詠家鄉景物為主。例如：

蟹舍漁村兩岸平，菱花十里櫂歌聲。儂家放鶴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櫂歌》之一）

這是《櫂歌》組詩的開篇之作，具有引領組詩基調的示范意義。起首兩句（“蟹舍漁村兩岸平，菱花十里櫂歌聲”），描繪了嘉興地區作為富饒水鄉的基本特征，交待了櫂歌興起的自然場景。所詠景物為放鶴洲、真如塔。朱彝尊自注云：“宋朱希真避地嘉禾，放鶴洲，其園亭遺址也。余伯貴陽守治別業于上。真如塔峙其西。”放鶴洲，今南湖景區著名景點，早在唐德宗時，賢相陸贄即筑園其上，因園中有放鶴亭而名曰鶴渚；唐文宗時，宰相裴休建別業其上，易名裴島。宋代著名詞人朱敦儒（希真，巖壑。1081—1159。洛陽人）流寓嘉興，復辟為放鶴洲。朱彝尊幼時，其地為族伯父朱茂時（子葵，葵石。1595—1683）別業所在地。朱茂時曾任貴陽知府，著有《河政紀》《北河紀略》《咸春堂遺稿》等，是秀水朱氏代表性人物之一。對朱彝尊而言，放鶴洲既是人文景觀，具有厚重的歷史文脈，又是童年記憶、家族記憶的遺產，分外親切。歷史與現實交融，人文與景觀并重，放鶴洲因此成為朱彝尊魂牽夢繞的家鄉代表性景物之一。《櫂歌》詠及的家鄉景物，還有寶帶河、錦帶河、精嚴寺、西埏里、瓶山、孩兒橋、穆湖、西水驛、桃花里、麻溪、鏡香亭、徐園、僧廬、藉袈橋、竹鄰街、金魚院、懷家、相家湖、雪艇、鶴湖、清風涇、魏塘、金粟寺、天寧寺、嚴助墓、三姑廟、馬王塘、春風樓、百福坊、千金圩、一螺青、練塘、鹽官鎮、屠氏園、甑山、鸕鶿湖、金風亭、蔡十郎橋、春波、七星橋、天星湖、冷仙祠、徐王廟、娛老橋、墩賓橋、橫塘、漏澤寺、苕溪、西麗橋、北麗橋、蒲山、薺山、乍浦等五十馀處[6]。早歲足履所及之地，即成為游子思鄉之情的寄托所在。

景物是人物的活動場所，往往因歷史人物而成名勝；名人同景物相聯，成為《櫂歌》另一吟詠的主題。如：

倅廨偏宜置酒過，亭前花月至今多。不知三影吟成后，可載兜娘此地歌。（《櫂歌》之八）

百花莊口水沄沄，中是吾家太傅墳。當暑黃鸝鳴灌木，經冬紅葉映斜曛。（《櫂歌》之八十八）

《櫂歌》第八首寫倅廨花月亭，歷史名人則是曾任嘉禾判官、號稱“張三影”的北宋詞人張先（子野。烏程人。990—1078）。據此詩自注所引陸游《入蜀日記》，張先“云破月來花弄影”之句，即得于此亭。此詩自注又引張先語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伎兜娘，后十年，再見于京口。”則詩中又巧妙地篏入張先與兜娘之浪漫故事。將歷史名人與故鄉景物相聯，故事巧寓其中，景物便有了更加厚重的人文底藴。

《櫂歌》第八十八首，自注云：“百花莊在城北十五里，先文恪公賜瑩在焉。”所謂“太傅”“先文恪公”，均指朱彝尊曾祖朱國祚。秀水朱氏由醫宦之家而變為科舉之家，即由朱國祚肇其端，并且樹立了朱氏清正的門風與聲望。對朱國祚墓葬所在地百花莊之景物、地理方位之描寫，極為清楚，足征祭掃文恪公的活動，給朱彝尊留下深刻之記憶；“吾家”之限定，又飽含深清，表明朱彝尊對曾祖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情[7]。

《櫂歌》敘及的歷史人物還有：張鳴岐、顧渚、陸晃、唐希雅、盛子昭、鄭文、徐恬、吳鎮、蘇軾等，家族人物則有朱茂晭、朱茂昉等。

至于家鄉特產，朱彝尊更是念念不忘，形諸筆端：

鴨餛飩小漉微鹽，雪后壚頭酒價廉。聽說河鲀新入市，蔞蒿荻筍急須拈。（《櫂歌》之十五。自注：“方回題竹杖詩：‘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

徐園青李核何纖，未比僧廬味更甜。聽說西施曾一掐，至今顆顆爪痕添。（《櫂歌》之二十。自注：“徐園李，核小如豆，絲懸其中，僧廬謂凈相寺產槜李，毎顆有西施爪痕。”）

江市魚同海市鮮，南湖菱勝北湖偏。四更枕上歌聲起，泊遍冬瓜堰外船。（《櫂歌》之九十一。自注：“唐張祜曾領嘉興冬瓜堰稅。”）

嘉興特產鴨餛飩、檇李、湖菱等，都是朱彝尊的心愛之物，飄泊江湖之際，特別容易引起詩人的思念。思鄉之情愈濃，愈能凸顯朱彝尊在外不歸的不同尋常。

三、有家難回：朱彝尊落拓江湖的生存困境

椎髻鴻妻，蓬頭霸子，故園消息誰傳。雪花如手，同云萬里，幾回搔首茫然。黑貂裘敝矣，況兼東郭先生履穿。一點孤燭，兩行鄉淚，惟有影相憐。

豈不念、飛帆歸浙水，嘆舊游零落，無異天邊。竹林長笛，鸰原宿草，又誰勸酒壚前。薄游成久客，惹霜鬢、愁添去年。更無人問，長安市上空醉眠。（朱彝尊《飛雪滿群山·燕京歲暮作》詞[1](卷二十四)。）

這首詞，作于康熙六年（1667）歲暮，其時朱彝尊已先后辭去王顯祚（山西布政使）、嚴宏（天津守備）兩處幕職，留居京師，尚在尋找新的入幕機會。對家庭、故園的眷念之情，溢于筆端；“一點孤燭，兩行鄉淚，惟有影相憐”，道盡依人作幕、落拓江湖之心酸。寫作此詞時，朱彝尊在外奔波，已有四年之久。

細檢朱彝尊一生行止可知，自康熙元年（1662）起，朱彝尊即長期奔波在外，罕能返家里居[8]。作為對家族、家鄉有著赤子之心的顯赫清門之后，而且作為詩名遠播的一代才子，朱彝尊何以有家難回？這是研究朱氏之生平與學術，不容回避的根本問題之一。結合其生平實際，原因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為抗清而往來山陰道上，交結志士

朱彝尊曾祖朱國祚位居宰執（大學士），祖父朱大競官至知府，均清廉剛直，深孚眾望。作為前明顯宦之后，朱彝尊對其家族清譽極為自豪，而大明王朝的正朔地位，也深植于朱氏的文化認同之中。但是，明祚傾覆之際，清兵殘酷屠殺與盜匪劫掠、騷擾，原有社會秩序蕩然無存，富饒的嘉興陷入無序之境，秀水朱氏家族失去了政治護持，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試觀朱彝尊早歲之詩：

干戈靜處見漁師，羨爾花源信所之。豈意叉魚艇子集，殺機不異銳頭兒。（《夏墓蕩二首》詩之二[1](卷二)。順治二年［1645］作。）

“干戈靜處”，意味著此地剛剛經歷了殘酷的殺戮，無數人（包括抗清義師與普通民眾）因此遭遇了滅頂之災。殺伐之氣漸漸散去，水鄉好容易恢復了平靜。靠水為生的幸存漁人冒著危險出來捕魚，結果卻遇到成群的水上劫掠者，殺機頓時打破了寧靜的局面；猶如晴天霹靂，漁人謀食乃至生存的希望便因此破滅。

輕舟乘間入，系纜壞籬根。古道橫邊馬，孤城閉水門。星含兵氣動，月傍曉煙昏。辛苦鄉關路，重來斷客魂。（《曉入郡城》詩[1](卷二)。順治三年［1646］作。）

順治三年的一個清晨，朱彝尊乘著小船，悄悄地返回嘉興府城，眼前的景象卻是一片破敗與肅殺：水門緊閉，清兵占據要道，空氣里彌漫著緊張、壓抑的氣氛。這是一趟提心吊膽、充滿艱辛與危險的返鄉之旅，歸鄉者不由得肝腸寸斷。年輕氣盛的朱彝尊，面對清兵、盜匪橫行的悲慘世界，只能發出悲愴的天問：

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曠野。（《悲歌》詩[1](卷二)。順治三年［1646］作。）

其心境之凄愴，一如登幽州臺之陳子昂。不同的是，陳子昂只是懷才不遇，惜英雄無用武之地；朱彝尊則面對朝不保夕的亂離生活，前途更是一片渺茫。失序之后的嘉興社會，底層民眾的生命與財產，根本無法得到保證。朱彝尊用白描的寫法，留下了當時盜賊猖獗的寫照：

平陵東，蒿艾蓬。爾為誰？劫義公。摐者金，伐者鼓。縛義公，大旗下。帳前力士頭虎毛，傳呼欲下五尺刀。如可贖，君歸賣白馬，我歸賣黃犢。（《平陵東》詩[1](卷二)。順治三年［1646］作。）

盜賊橫行，魚肉百姓，綁票、勒索之狀，如在目前。慘狀之根源，在于清兵南下帶來的災難。清兵所過之處，更是一片末世景象：

歩出西郭門，遙望北郭路。里胥來捉人，縣官一何怒。縣官去，邊兵來，中流簫鼓官船開。牛羊槖駝蔽原野，天風蓬勃飛塵埃。大船峩峩駐江歩，小船捉人更無數。頹垣古巷無處逃，生死從他向前路。沿江風急舟行難，身牽百丈腰環環。腰環環，過杭州，千人舉櫂萬人謳。老拳毒手爭驅逐，慎勿前頭看后頭。（《捉人行》詩[1](卷二)。順治四年［1647］作。）

陰風蕭蕭邊馬鳴，健兒十萬來空城。角聲嗚嗚滿街道，縣官張燈征馬草。階前野老七十馀，身上鞭撲無完膚。里胥揚揚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橫行叫罵呼盤飧，闌牢四顧搜雞豚。歸來輸官仍不足，揮金夜就倡樓宿。（《馬草行》詩[1](卷二)。順治四年［1647］作。）

北邙山前望行路，素車白馬紛朝暮。誰家丘墓樹巃嵸，白楊枌檟松柏桐。黃金為鳧石為馬，魚燈熒熒照泉下。古碑崩剝無歲年，后人于此犂為田。雄狐侁侁兔矍矍，人聲夜哭烏聲樂。（《北邙山行》詩[1](卷二)。順治四年［1647］作。）

嘉興地處蘇、杭、湖、松四府之間，運河南北通貫，正是清兵南下之要道。順治乙酉（1645）六月，清兵入浙，占據嘉興。閏六月初五日，清廷嚴令剃發，前明總兵陳梧、翰林院檢討屠象美等，于嘉興舉兵反清。朱彝尊叔祖朱大定（君永，寄暢。1605—1646），亦率眾抗清。嘉興軍民的抗清行為，遭到清兵的殘酷鎮壓，舉義諸人全部犧牲。清兵殺戒大開，屠戮無數。在隨后建立統治秩序的過程中，清兵殘暴不仁，索求無厭，縣官里胥，為虎作倀，兼以盜賊劫掠，嘉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捉人行》《馬草行》《北邙山行》所記，正是上述史實之寫照；其中所揭事實之殘酷、詩人寄寓情懷之悲憤，均可與杜甫《三吏》《三別》并論，足稱詩史。

朱彝尊家族、姻親中，不乏死節之士，如叔祖朱大定，姑父、五經進士譚貞良（元孩，筑巖。嘉興人。1599—1648），均抗清而死。異族入侵、前明傾覆、國仇家恨、生靈涂炭之事實，使朱彝尊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抗清之路。朱彝尊同抗清志士屈大均、魏耕、朱士稚（伯虎，朗詣。山陰人。1614—1661）等交接甚密，多次往來于山陰道上，是山陰秘密抗清團體的成員之一。隨著鄭成功水師之敗績，山陰團體抗清事泄，通海案發，朱彝尊同志魏耕、錢纘曾（允武。歸安人。？—1662）等被處死，祁班孫（奕喜。山陰人。1635—1673）遣戍遼左。康熙元年（1662）十月，朱彝尊不得不遠走浙江永嘉，入王世顯幕以避其禍。次年春，大弟朱彝鑒來告通海案解，但朱彝尊一直逡巡難歸。直至十月，方動身返程。行至元和（杭州）皋亭山時，有詩表露心跡：

去年雨雪桃花嶺，此日煙波槜李船。相值皋亭山上月，離家一十二回圓。滄江游子愁心劇，白發高堂望眼穿。行李自憐垂槖返，田園生計轉茫然。（《歸次皋亭山作》詩[1](卷六)。）

朱彝尊赴永嘉避禍，離家一年，所謂“一十二回圓”者以此。朱彝尊十一月初抵家，而是月中旬，“白發高堂”之一、生父朱茂曙，即告病革。殺身之禍雖已卸去，田園生計的重擔，又落在肩上（詳下）。

從順治二年（1645）至康熙元年（1662），謀生、抗清，一直是朱彝尊為之奮斗的人生主題，其中寄寓了對前明政權的正統認同、對家族清望門風的苦心維護，以及圖報國仇家恨的熱血追求。

（二）因生計艱難而落拓江湖，謀食四方

秀水朱氏初以農耕立足，后以醫術顯達，繼以讀書而成為科舉、仕宦之家，久已不事農耕稼穡。朱彝尊曾祖朱國祚、袓父朱大競兩輩，居官清正廉直，不置產業，家無余財，以至朱國祚質袍帶待客，朱大競奔喪回籍時，“力不能具舟楫”。朱彝尊嗣父朱茂暉、本生父朱茂曙，均是文弱書生，享有士林清譽（人稱晦在先生、安度先生），“雖飽讀詩書，而既無勇力，投效軍營；亦乏體力，業農自給。生逢亂世，已失科舉進身之門；謀生無術，尚賴婦人刺繡易米。”[7]（P138）崇禎十四年（1641），歲大饑，朱家竟貧至絕食。朱彝尊乳母葉嫗來投，求飽飯而不可得，只好流涕而去（參《朱彝尊年譜》13.2條[2](P30)）。

順治二年（1645），朱彝尊十七歲，與同縣馮氏通婚姻，竟然“力不能納幣”（《亡妻馮孺人行述》[1](卷八十)），不能維持最基本的通婚之禮。因家貧多難，朱彝尊不得不入贅馮家，成為贅婿。對于秀水朱氏而言，尤其對于具有長子長孫身份的朱彝尊而言[9]，這無疑是一種深深的無奈與刺激。入贅馮氏一事，充分說明秀水朱氏朱國祚長子朱大競一支，在明清易代之際，徹底走向沒落。

朱彝尊入贅馮氏，并不意味著家庭境況的改善，相反，因為兵燹、匪患的禍害，朱、馮兩家，顛沛流離，每況愈下。就在朱彝尊完婚不久，清兵占領嘉興（六月）；次月，嘉興義師起而抗清，卻遭到清軍殘酷鎮壓，殺戮無算，繁華水鄉，頓成人間地獄。朱、馮兩家，不得不在清兵殺戮、盜匪橫行的夾縫中求生存，一再遷移、逃難。朱彝尊嘗記云：“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曝書亭著錄序》[1](卷三十五)。）馮家移居六次，朱家移居九次，其間之顛沛流離、恐懼凄苦，遠非平常端居者所能想象。

順治六年（1649），動蕩稍平，朱彝尊攜妻馮福貞歸養本生父安度先生朱茂曙，移居梅會里。此時朱家，破敗至極，既無產業，亦無余財，遷移賃居，不得不依靠馮氏出賣首飾維持。大亂之后，朱家不事農耕，謀生頗為不易。次年，朱彝尊二十二歲，始于里中授徒，開始操持門戶，勉強維系生計。此時朱彝尊詩名漸盛，交游漸廣，因參與秘密抗清事宜，常往來于山陰道上，奔波于蘇、杭之間。順治十三年（1656），受廣東高要縣知縣楊雍建（自西，以齋。海寧人。1631—1704）之聘，往課其子，于是南下廣東，至十五年（1658）春方北返。康熙元年（1662），通海案發，朱彝尊避禍遠走永嘉。次年事解，朱彝尊于十一月初抵家，其時“家無斗儲”（《亡妻馮孺人行述》[1](卷八十)）。從康熙三年（1664）北上大同，到康熙二十年（1681）底返家接馮孺人于次春到京師，在長達十八年的時間里，朱彝尊僅有三次返里：康熙八年，安葬本生父母，為子昆田娶婦；康熙十一年，逢叔父兼恩師朱茂晥之卒；康熙十四年，嗣父朱茂暉卒，奔喪回里。除此之外，朱彝尊均奔波在外，依人遠游，先后入曹溶（秋岳，倦圃。秀水人。1613—1685）、王顯祚（湛求。曲周人）、劉芳躅（鐘宛、增美。宛平人。1635－？）、龔隹育等大吏之幕。“男兒失意真可憐，十口饑寒啼向前。”（《漫感》詩[9](P842)）其入幕作賓、飄泊江湖之動力，除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書生抱負、文化訴求外，更主要的是為了獲得養家之資，以維持生計，支撐門戶。

（三）因家中困境而奔波在外，遷延不歸

朱彝尊長年奔波在外，固然有因抗清而招致的殺身之禍，因生計無著而帶來的生存壓力，但隨著通海案事解，殺身之禍不復存在；長年作幕，家庭經濟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得以緩解。因此，在長達十八年的時間里，朱彝尊僅回家三次，而且停留時間較為短暫。朱彝尊如此行為的背后，應該還有別的原因。筆者認為，朱彝尊家庭內部的壓力與困境，也是導致其遷延不歸的重要原因。這包含兩個層次：

其一，朱彝尊家族內部的生存壓力十分巨大。如前所述，朱彝尊實際上擔負兩個家庭的生活重擔：嗣父朱茂暉夫婦，生父朱茂曙夫婦。朱茂暉系朱大競長子，同妻鄭氏（1598—1661）育有三女，無子，故以朱彝尊為嗣。朱茂曙同妻唐氏（1603—1645），育有三子、三女，除朱彝尊外，另外二子是彝鑒、彝玠。朱彝鑒（千里。1635—1665），系朱彝尊大弟，較有才干，在朱彝尊南下廣東、避禍浙東期間，朱家全賴彝鑒支撐門戶，可惜英年早逝，其妻沈氏（1639—1678）二十七歲守寡，苦節一十四年，膝下并無子女。朱彝玠（彥琛。1639—1698）系朱彝尊幼弟，少年時較為頑劣，朱彝尊曾于順治十一年（1654）作詩訓誡之：

攤書仍不學，萬慮亦徒然。就市非長策，躬耕少薄田。請纓今日事，作賦幾時傳。莫效諸兄懶，蹉跎愧昔年。（《示弟（彝玠）》詩[1](卷三)。）

由此詩可知，時已十六歲的朱彝玠，既不好學上進，以博取功名；也不能從事稼穡，靠力田生活。康熙十八年（1679），已過不惑之年的朱彝玠，竟然有家不歸，驚動了其時在京中試博學鴻儒的朱彝尊，千里之外，苦思對策[10]。其時朱家生計困難，而朱彝尊在京，也十分困頓[11]，朱彝玠不僅不能分擔生活重負，反而為兄嫂添亂，其人之眼光、能力與出息可知。因此，朱茂暉、朱茂曙兩個家庭的生活重擔，全部由朱彝尊擔負，而且還要照顧朱彝鑒、朱彝玠兩個弟弟及其小家庭。十馀人口的生活重負，對于不事生產的沒落科舉之家來說，非同一般。但身為長子長兄，朱彝尊責無旁貸。作為一介書生，但憑文章才華，游走于貴人之幕，以源源不斷地供養家庭，朱彝尊所擔負的生活重壓，實非常人所能想象。

其二，朱彝尊同妻馮氏及岳父一家的關系較為緊張。朱彝尊作為贅婿，從風俗與道義上，都應該承擔相應的義務。但以貴胄名門之后，因家境沒落而至于入為贅婿，這對于素為祖輩清望、門風自豪的朱彝尊來說，當然是無奈之舉，朱彝尊因此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與失衡。朱彝尊晚年手訂其詩文集，詩作部分，起于順治乙酉（1645），首即《村舍》二首（載本集卷二）：

村舍有牛宮，架以曲尺木。牸牯盈四三，戀此共泥伏。牧童驅使行，跨之上原陸。日夕齊下來，各自舐其犢。吾生命不辰，早歲去邦族。父母謂他人，安敢望拊畜。吁嗟犢不如，寢訛從所欲。

村舍有雞柵，樹近蓬門樞。曉日披其樊，一雌將眾雛。村嫗導之前，握粟呼朱朱。當前或更卻，母啄子必俱。吾生早離家，南北忽相踰。父母謂他人，眾中益羇孤。吁嗟雞不若，骨肉長相須。

此詩自序云：“《村舍》，朱生感遇作也。生年十七，為贅婿，避兵五兒子橋。”知此詩為朱彝尊感遇之作。所感者何？一感時事，避清兵之禍；二感身世，出為贅婿，與家人骨肉分離。但細細體味，以上二詩分別以牛、雞之舐犢之情、骨肉相連，反襯詩人離開邦族、父母之孤獨，其內心之不平、凄涼，由此可覘。朱彝尊早年受業于第八叔父朱茂晥，早習作詩之業；入贅馮氏之后，曾在酒席上答岳父友人、華亭名士王廷宰之問對，應對無窮（詳《朱彝尊年譜》17.2條），知其早擅作詩。其詩集卻以《村居二首》居首，為本集定下頗為凄涼、感傷的基調，足證朱彝尊對入贅馮氏一節，耿耿于懷，至老不能釋然。贅婿心態，其實應該成為了解朱彝尊生平事行、學術事業的一個獨特的視角。

贅婿心態，意味著心理失衡與落差，表現在生活上，必然造成朱彝尊同妻馮福貞及岳父一家的緊張關系。令這種緊張關系更趨嚴重的，則是朱彝尊同妻妹馮壽貞的戀情。馮壽貞（字山嫦。一說名壽常，字靜志。1635—1667）少朱彝尊七歲，系馮福貞之三妹。朱彝尊有《風懷二百韻》長詩[1](卷七)，即為馮壽貞而作；又有《靜志居琴趣》一卷[1](卷二十七)，前賢稱“皆《風懷》注腳也”（冒廣生語[2](P172)）。《琴趣》首《清平樂》一詞：

齊心耦意。下九同嬉戲。兩翅蟬云梳未起。一十二三年紀。 春愁不上眉山。日長慵倚雕闌。走近薔薇架底，生擒蝴蝶花間。

朱彝尊才華縱橫，同馮壽貞互相傾心。惟朱氏家貧，限于贅婿身份，無力并娶，遂不能享有齊人之福：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桂殿秋》詞[1](卷二十四)。）

共眠一舸而各自苦寒，內心之煎熬可知。此詞實能道盡有情人不能相會之難。馮壽貞后來嫁入吳門富家，中年即遭折磨離世，婚姻十分不幸。二人之偶然相會，因此極為不易：

明湖碧浪，枉輕帆尋遍。咫尺仙源路非遠。訝杜蘭香去，已隔多時，又誰料，佳約三年還踐。 纖腰無一把，飛入懷中，明月重窺舊時面。歸去怯孤眠，鏡鵲晨開，云鬢掠、小唇徐染。偏走向、儂前道勝常，渾不似西窗，夜來曾見。（《洞仙歌》[1](卷二十七)。）

以上略舉朱彝尊詞作三首，以見二人相戀之自然、相會之歡愉、相見之不易、相思之入骨。對此，朱彝尊之妻馮福貞及及其岳父一家，能無覺察？其間經過怎樣的曲折，已無法一一考悉，但朱彝尊同其妻馮福貞、岳父馮鎮鼎（子晉。嘉興人。1589—1662）的關系，因此極為緊張，則不難獲見。這種緊張關系，無疑是朱彝尊長期飄泊江湖，遷延不歸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春夢未醒：朱彝尊困守京師的心理期待

康熙十七年（1678），清圣祖玄燁決定征召博學鴻儒，以“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鴻業，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圣祖仁皇帝實錄》卷七十一[8](P910))相號召，其實質是要籠絡漢人名士，消彌反滿勢力，鞏固滿洲統治。朱彝尊其時正在安徽布政使龔隹育幕中，受到戶部侍郎嚴沆、吏科給事中李宗孔等人交相薦舉，遂欣然就道（詳《朱彝尊年譜》50.1條、50.8條等）。次年三月初一日，召試太和殿，賜宴體仁閣下。至二十九日，由玄燁親自拔置為一等[12]，充《明史》纂修官；五月十七日，授翰林檢討。（詳《朱彝尊年譜》51歲諸條。）其后，朱彝尊不斷受到玄燁青睞與擢用：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充廷試讀卷官；次年二月，同湯斌等八人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得以備顧問之選；四月，充廷試讀卷官；六月，受命為江南鄉試副主考；十月，授征仕郎，本生父及妻馮氏俱受封。康熙二十一年（1682），挈妻入都復命，與乾清宮宴；四月，充廷試讀卷官；五月，侍班瀛臺，知起居注；除日，侍宴保和殿。康熙二十二年，召入南書房供奉，賜禁中騎馬，又賜居禁垣。是歲，屢次侍宴，屢受賞賜。恩眷日隆之時，官場傾軋隨之而起。次年（1684）正月，因輯《瀛洲道古錄》，以楷書手王綸自隨，入內錄四方經進書，遂為掌院學士牛鈕所劾，并因此罷官（詳《朱彝尊年譜》56.2條），妻馮氏因此生病，不得不先行南還。

從頗受玄燁青睞之詞臣，陡然成為罷官閑居、難睹帝顏之謫臣，居所也由禁垣之內，遷到宣武門外：朱彝尊巨大的心理落差，可以想象。不平之氣，發為歌詩文章，從中可見朱彝尊不乏灰心喪氣之時，屢屢表露出歸鄉之意。例如：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九日后，送沈季友（客子，南疑。平湖人。1654—1699）南還，詩中有“別筵逾九日，寒水響五牐”、“改歲誓言旋，比鄰數鵝鴨”等句（《沈上舍（季友）南還詩以送之》詩[1](卷十二)）。

同月，題惠周惕（元龍、研溪。吳縣人。約1646—約1695）《紅豆書莊圖》，末兩首云：“群雅之材一百五，說詩匡鼎未應過。老夫也擬刪箋注，點墨研朱奈懶何。”“吳船歸及早梅春，浄洗東華?褐塵。我亦潞沙旋放溜，來尋北郭十詩人。”（《和韻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五首》[1](卷十二)。）

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有詩寄妹婿吳周瑾（虎文。秀水人），相期結鄰而居（《秋涇行示吳秀才（周瑾）》詩[1](卷十二)）。

同年，送梁佩蘭（芝五，藥亭。南海人。1630—1705）還南海，于詩中頗申歸鄉之意，欲訪南海諸友（《送梁孝廉（佩蘭）還南海》詩[1](卷十二)）。

熙二十五年（1686），同魏坤（禹平，水村。嘉善人。1646—1706）吃鱸魚，復動歸鄉之思：“已脫朝衫分卜耕，劇憐鄉味算歸程。秋風彈指今年誤，輸與江東老步兵。”“翠網千絲白玉跳，蜀姜鏤切韭新苗。背篷圓笠平生慣，準擬抽帆第四橋。”（《鱸魚同魏（坤）作四首》之后二首[1](卷十三)。）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送楊雍建還里，自傷蹉跎，亦有歸意：“吾愛吾鄉少司馬，乞歸躬養太夫人。”“僂指東華九載過，罷官歸計尚蹉跎。”“早春也擬輕帆下，更懶金臺獨放歌。”（《次查上舍韻送楊侍郎（雍建）還里四首》詩[1](卷十四)。）、

康熙二十八年（1689），為魏坤《水村圖》題詩二首：“鷗波亭子趙王孫，曾為錢郎畫水村。過眼云煙難再睹，披圖髣髴筆蹤存。”“斜插魚標飏酒旗，柳陰小犬吠笆籬。歸田最是分湖好，我亦相期作釣師。”（《為魏上舍（坤）題水村圖二首》詩[1](卷十四)。）

康熙二十九年（1690），為周金然（廣庵。上海人。1631—？）《云松雪瀑圖》題詩，中云：“我生山水性夙嗜，十年誤把田園拋。移家欲果洞庭約，擬先縛屋三重茅。”“曰歸正恐歸未得，磨錢枉費占羲爻。耕田定須沮溺耦，開徑可少求羊交。終當乞取鑒湖曲，庶免怨鶴驚猨嘲。”（《題周編修（金然）云松雪瀑圖（編修與予有結鄰洞庭山之約）》詩[1](卷十五)。）

以上詩作表明，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罷官，至二十九年（1690）八月補原官，在近七年的時間里，朱彝尊不止一次地表露將要歸鄉的心跡。事實上，朱彝尊的歸鄉之思，僅是縈繞于心頭、流露于筆端，而并未付諸行動。那么，朱彝尊罷官后留居京師不歸，是留戀權位，不忍舍棄？還是有有所期待，欲有作為？以下試作分析。

（一）樹立“崇儒傳道”的人生志向，致力于儒家文獻的整理與傳承

康熙元年（1662），通海案發，同志罹難，殺身之禍在即，朱彝尊不得不遠走永嘉以避。這是朱彝尊一生中，最為恓惶無措的一段時期，也是他對自己的人生使命、功業取徑進行長考的時期。作為科宦之家，朱彝尊本來的人生道路，是通過科舉走上仕途，一如其曾祖朱國祚所樹立的典范。但是，家道中落的實際，尤其明末政治黑暗的現實，加上第八叔父朱茂晥的遠見與教導，朱彝尊棄時藝而習《周禮》《左傳》《文選》等，又受讀以氣節彪炳一世的學者黃淳耀的文稿，從而走上以學術自立的道路。清兵入關，阻斷了朱彝尊常規的報效家國之路，而對前明正朔之尊奉、對父輩忠烈不屈精神之濡染，又使朱彝尊以抗清復明為職志，往來奔走于山陰道上。滿洲上層以其殘酷的屠殺手段及高明的政治手腕，使清祚日趨穩固；在擊退鄭成功之后，又興起通海案，宣告朱彝尊抗清事業走向失敗。是繼續奔波抗清，亡命于江湖？還是超然物外，做一個拒不合作的前明遺民？朱彝尊必然有其艱苦的長考過程。其苦思之結果，凝結在數篇理論文章中，尤其是康熙三年（1664）在曹溶幕中所作的《原教》一文，最具代表性。該文首云：

始為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圣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后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圣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1](卷五十八)

此文構建了儒家教化的生成圖景與圣人之道的傳承譜系，表明朱彝尊樹立了崇儒傳道的人生追求，將致力于儒家文獻的編纂、整理與傳承；對文化使命的自覺擔當，超越了對于一家一姓的朝代更替之糾結。這是朱彝尊長期思考、艱苦探索之凝結，形成于長期研習經典、編纂文獻、反思朝代更迭之痛、探索安身立命之道的歷程之中。對儒家之教、圣人之道的默識體察，對道寓經典、經典載道的深切認同，對自身處境與文化使命的清醒認知，促使朱彝尊完成了一生思想中最重大的轉變，其治學旨趣、方法取徑乃至學術思想，亦因此逐漸定型。因此，《原教》之成篇，標志著朱彝尊思想轉變的完成，即從以抗清為職志的前明顯宦之后，轉變成為儒家之道的傳承者、故國文獻的整理者；其志意之所在，已非一家一姓之朝代更替，而是儒家文獻與學術傳統的承續與弘揚。明乎此，朱彝尊甘愿“降志”“辱身”、“代人悲喜”、“強效歌哭”的游幕行為[13]，尤其是甘冒“失節”之譏、應征鴻博的出仕之舉，方能得到同情之理解。朱彝尊嘗稱“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與李武曾論文書》[1](卷三十一)），如此宣言的背后，是其矢志崇儒傳道、恢弘文獻的自我定位與人生超越[14]。

（二）構建松散而有力的學術交流網絡，為個人撰述及文獻傳承提供極大便利

應征博學鴻儒之前，朱彝尊曾經四次入都，結識了汪琬、孫承澤、王士禛、徐善、吳歷、潘耒、喬萊、高士奇、曹貞吉、周亮工、魏禧、計東等一大批士林名人。應征鴻博并拔置一等后，更是結識了自康熙帝玄燁以下，處于整個帝國上層的官僚統治集團，以及以博學鴻儒為代表的精英知識分子群體。同朱彝尊直接相關的官僚代表，有充任讀卷官的大學士馮溥、李霨、杜立德及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等；有充任《明史》館總裁的徐元文、張玉書，有玄燁身邊的寵臣高士奇、徐乾學，以及納蘭性德之父明珠等。應征鴻博與試者凡一百四十三人，被拔置為一等者二十名：彭孫遹、倪燦、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清源、陳維崧、徐嘉炎、陸葇、馮勖、錢中諧、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三十名：李來泰、潘耒、沈珩、施潤章、米漢雯、黃與堅、李鎧、徐釚、沈筠、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塏、毛奇齡、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燮、邵吳遠、嚴繩孫。上述五十人，俱授翰林檢討，入《明史》館修史。雖然當時有少數精英人物如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等因為各種原因未能赴試，但上述中選者，無疑是當時漢族士人中，最為杰出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連同上述官僚精英人物，構成了朱彝尊所能密切交游的學術文化網絡，通過修禊、郊游、祝壽、宴請等詩文唱和活動，以及纂修《明史》《一統志》等官方事業，形成了一個松散而有力的文化共同體。雖然各人興趣不同，取向各異，但這個共同體無疑擁有政治、學術乃至藏書等各個方面的資源，從而能為朱彝尊纂修明史、編撰《日下舊聞》《經義考》等著述作為，提供極大便利。朱彝尊既以崇儒傳道、傳承儒家文獻為職志，那么，上述松散而強大的文化交流網絡，就是其夢寐以求、獲益不盡的學術媒介。朱彝尊所以不顧世人非議而應征鴻博，因入內廷鈔書去官而卻長期留居京師，其內在訴求正在于此。

朱彝尊所以能建構起強有力的學術文化網絡，同其杰出的文學才華、慷慨好義的交友之道，密不可分。朱彝尊自幼天資穎悟，有神童之目；加以早歲向朱茂晥問學時，打下堅實的文化根基，因此詩、詞、古文等，俱各擅場，能從容應對各種宴會、禊飲、郊游等酬唱場合，應聲賦詩，優游其間（本集中此類作品極多，不勝枚舉，茲從略）。朱彝尊二十二歲時即參加江南十郡大社，二十八歲時南下廣東，又結交魏耕等抗清志士，往來蘇、杭、湖、松之間，歷練出慷慨好義的江湖性格，易于結交同道，也因此能快速地融入各地文化圈。茲舉一例。康熙八年（1669），朱彝尊在濟南劉芳躅幕中，聞好友周筼處境困頓，即從微薄的幕僚收入中，“聊分銖兩，為卒歲之需”（《報周青士書》[1](卷三十一)）。周筼（青士，筜谷。1623—1687。嘉興梅里人）善詩，雖是布衣，著述頗豐。朱彝尊后來修訂《詞綜》，即頗得周筼之力。

（三）寄厚望于康熙帝玄燁，夢想起復后繼續致力于《明史》之修撰

學而優則仕，“致君堯舜上”，歷來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從是否具有雄才大略的角度進行衡量，康熙帝玄燁無疑符合士人心目中明君的形象：其人既有雷霆手段，消除統治集團上層的挑戰；又善于學習明制，重用漢人，通過一整套統治策略，包括定期舉行經筵日講、親至曲阜祭孔、數次拜祭明孝陵等象征性舉動，彌合民族裂痕，建構本朝作為中華正朔的合法性。正是在清初諸帝尤其是玄燁推行高明的政治方略的前提下，清祚日趨穩固，朱彝尊的抗清事業，再無復起之時。玄燁對儒家道統、治統、學統全盤接受，征召博學鴻儒以籠絡漢族杰出士人、潤色弘業，使以崇儒傳道為職志的朱彝尊，反而將玄燁視作心目中的明君而服膺不已；博學鴻儒入館纂修《明史》，又使朱彝尊等人有了用武之地，對于前明王朝的追思，轉而化作纂修明史的實際作為。尤其是玄燁的拔擢、重用與親近，更使朱彝尊將玄燁視作一代圣主，傾心追隨。正因如此，盡管居大不易，在京師生活并不順利，朱彝尊仍然滯留不歸，對玄燁充滿期待。彼時的朱彝尊，其實是春夢未醒，因為朱氏并未看出，所謂博學鴻儒，不過是玄燁為鞏固統治而進行文化布局的棋子而已。

五、馀論

康熙二十九年（1690），朱彝尊得補原官，其時已是初次罷官后的第七年。補官后，除于康熙三十年八月初五日擔任祀孔十哲分獻官（詳《朱彝尊年譜》63.8條）外，朱彝尊并無出席其他朝廷活動的記載。同康熙十八年中試博學鴻儒、深受玄燁親近與重用相比，朱彝尊此次雖然補官，可是并沒有受到玄燁的重視，甚至堪稱冷遇。何以如此？原因非止一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當時三藩早平，臺灣已附，中原底定，原前明統治區域內，再無重大軍事威脅；玄燁備防的重點，已是西北方向的噶爾丹（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在雄才大略的玄燁的經營下，清廷統治日趨穩固，通過博學鴻儒纂修明史以籠絡人心的必要性，便因此大為降低。當現實需求不再強烈之時，作為政治點綴的鴻儒文士，便不可避免地斥逐于權力邊緣，漸受冷落。

朱彝尊補官之后，修史事業處于停頓狀態，政治上也沒有什么作為，不過因循奉事而已。但是，圍繞在最高統治者周圍的權力斗爭，未嘗稍息，明史館、翰林院，也絕非清靜之地。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朱彝尊再度罷官。個中情由，迄今無法全窺，但在波詭云譎的宦海中，肆力著述、以傳承文獻為己任的朱彝尊，顯然不是擅長傾軋的職業官僚（如高士奇等）的對手。更關鍵的是，消彌滿漢矛盾、潤色鴻業的政治需求不再突出，書生本色的朱彝尊便成了可有可無之人，被逐出官僚圈外，只是時間早晚問題。飽讀詩書、諳熟歷史的朱彝尊，在再度罷官之際，大約終于參透其中之奧妙。春夢既斷，朱彝尊對玄燁及權貴階層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三月十七日，在處理完在京雜務后，朱彝尊即攜再度入京僅半年的馮福貞，啟程歸鄉（《朱彝尊年譜》64.7條），從此不再踏入京師半步。

易代之際，如何建功立業、出處進退，是擺在每一位儒家知識分子面前的重大問題。國仇家恨、生活重負、情感糾葛，處于種種重壓與矛盾之下的朱彝尊，尚能葆持其赤子之心，不改書生本色，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以崇儒傳道、致力于文獻傳承為職志，做出了巨大的文化貢獻。朱彝尊著述弘富，位在清初大家之列，所著如《經義考》，集古代經學目錄之大成，堪稱獨特的經學史；又如《日下舊聞》，是百科全書式的京師地方志；所編《詞綜》《明詩綜》，則是眼光獨到、體例謹嚴、享有盛譽的詩詞總集。朱彝尊不因國仇家恨而喪身，不被生活重負所壓垮，不因情感糾葛而消沉，除其天資穎異、才華橫溢因而際遇非凡外，能于抗清失敗后及時做出志向調整，最為關鍵。蓋其所謀者大，因此在遭遇艱難困苦之時，便能處之泰然，矢志不移。

總之，朱彝尊在抗清失敗后，肆力著述，以崇儒傳道、致力于儒家典籍、故國文獻之整理與傳承為職志，所以能奔波于江湖、出仕于朝廷，并藉以構建起松散而強大的學術文化交流網絡，支撐其度過艱辛的游幕生涯、困頓的謫官生活，從而為其名山事業，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源。春夢既醒的朱彝尊，晚年更加專注于著述，矢志不懈：從奮起抗清的一介文士，終成著述等身的一代文儒，其中肯綮，蓋在于此。

參考文獻：

[1]朱彝尊.曝書亭集[M].清康熙甲午（1714）刻本.

[2]張宗友.朱彝尊年譜[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3]顧炎武.顧炎武詩文集[M]//華忱之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4]永瑢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5]趙爾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

[6]朱彝尊撰.姚祖恩編.靜志居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7]張宗友.朱彝尊家學考——兼論竹垞文學與學術之起點[J].蘇州大學學報.2013(3).

[8]《清實錄》[M]//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9]朱彝尊撰.朱墨林、馮登府輯.曝書亭外集[M]//王利民等編.曝書亭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項目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朱彝尊論學詩研究”（17BZW118）。

注釋：

[1]〔清〕顧嗣立《朱檢討竹垞先生八十壽寄呈六首》詩，第二首有句云：“世驚口辯真名士，臣本躬耕大布衣。”（《閭丘詩集》卷三十《春樹草堂集》卷四，康煕、道光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66冊，第366頁。）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九“四大布衣”條：“康熙朝創開大科，時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富平李因篤、吳江潘耒，皆以白士入史館，世稱四大布衣。”（見《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中華書局，1984年，第206—207頁。）

[2]〔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六“朱潘兩檢討被劾”條：“大科初開，廷臣原議處以閑曹，如中行、評博之類。圣祖特恩，一二等咸入翰林。詞館中以八股進身者，咸懷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見《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第124—125頁。）

[3]關于朱彝尊罷官一節，詳拙撰《朱彝尊年譜》56.2條所考（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303—305頁）。

[4]朱彝尊是學界關注較多的清初人物之一，成果較為豐碩。既有研究，往往將朱彝尊當成一個平面的人物，多從詩、詞、古文或史學、經學等角度探討朱氏之整體貢獻，矚目于朱氏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兩大領域的某一個側面，而鮮能從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綜合討論朱氏的家庭境遇、出處進退及其個人抱負、心路歷程。

[5]說詳張宗友《朱彝尊家學考——兼論竹垞文學與學術之起點》，《蘇州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6]關于《鴛鴦湖櫂歌》吟詠主題及文學貢獻，吳淑嬌《朱彝尊〈鴛鴦湖櫂歌〉研究》一文可參（載《嘉興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7]雍正三年（1725）冬，朱彝尊亦葬于文屬公賜塋之西，查慎行、查嗣瑮兄弟執紼送行（見《朱彝尊年譜》，第570—571頁）。墓地于“文革”時被破壞。2016年，筆者同竹垞翁十世孫朱奕隆先生踏勘其地，僅見半截石馬，臥立亂草中。

[8]從康熙元年（1662）至三十一年（1692），三十年之間，朱彝尊僅于康熙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年，有過短暫歸里之舉，或為子完婚，或因奔喪等。詳拙撰《朱彝尊年譜》。

[9]按：朱彝尊祖父朱大競是朱國祚長子，嗣父朱茂暉是朱大競長子，因此，于朱國祚一門，朱彝尊具有長子長孫的身份。

[10]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朱彝尊致馮福貞家信中云：“彥琛不歸，當與燠若、寒若、有舟謀之。”（《彝尊家信十札》之二，載王利民、胡愚等《曝書亭集外詩文補輯》卷十一，見朱彝尊著、王利民等編《曝書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017頁。）燠若指朱彝哲（1629-1701），寒若為朱彝謀（1631-1694），有舟，指朱彝六（1633-1708），均系朱國祚曾孫輩，于朱彝玠而言，都是五服之內的兄長。

[11]朱彝尊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致馮福貞家信中云：“我于三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試……在京百無一有，力難支，吾已不必說，家中十余口如何是好？……江南主人見我官冷落，此后未必照管。我雖勤勤托之，家中切不可時遣周二往取厭。至于我在京，窘迫不可言，家中乃會銀與陳凝遠，叫我何處生法還他。此后須諒我，勿逼殺我也。”（《彝尊家信十札》之二，載《曝書亭全集》，第1017頁。）

[12]朱彝尊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致馮福貞家信中云：“我于三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試。是日賜宴體仁閣下。上遣侍衛蘇大取我草稿進看，看訖發出。上次鄮州，束卷親閱，將我卷及汪苕文卷折角記認，注意甚專。不期馮中堂恠我不往認門生，杜中堂極貶我詩，李中堂因而置我及汪于一等末，又對上言說我卷不好。上謂一日短長，亦不足定人生平。三中堂及掌院所取，皆意中私人，文有極不堪者，詩有出韻重韻者，皆在我前。上心不甚悅，遂有一等二等皆脩《明史》之局。吏部極其可恨，循資限格，僅擬授我等布衣為孔目。明中堂不平，乃改議授待詔，把局而頓改，真出意外。”（《彝尊家信十札》之二，載《曝書亭全集》第1017頁。）又《騰笑集序》云：“竹垞主人少無宦情……有薦于朝，召試體仁閣下。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曝書亭集》卷三十九。）馮中堂、杜中堂、李中堂，指充任讀卷官的大學士馮溥、杜立德、李霨，所謂“三中堂”也。“明中堂”，指時任武英殿大學士的明珠。朱彝尊同明珠之子納蘭性德為知交好友（參《朱彝尊年譜》45.14條、46.1條等），家信中消息，大約通過性德，從明珠處打探得來。

[13]朱彝尊《報周青士書》：“仆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游貴人之幕，豈非饑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茍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為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載《曝書亭集》卷三十一。）

[14]關于朱彝尊思想的轉變，詳張宗友《“多文之謂儒”——以〈原教〉篇為中心看朱彝尊之“文章爾雅”》之分析（載《蘇州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