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海有一條愚園路，不長，也不寬，路旁的梧桐樹，從路的這一頭一直典雅到另一頭。我的母校離這相去不遠，所以，我曾在十多年以前，在這條路上奔波過四年。1996年，我重走愚園路，是為了尋訪一位文化老人施蜇存先生。

老而舊的方桌上，一杯清茶，我和施先生隔桌而坐。我掏出了微型采訪機，施先生也從口袋里拿出了助聽器，一端塞在耳里，一端手舉著伸向了我，仿佛我倒成了被采訪者。

那年的施蟄存先生，已經是九十二歲的老人了。他最高興的，是那一年他所任教數十年的華東師范大學擬給他出版兩大套書：一套是他的作品文集，計八本，大約四百萬字；另一套是《歷代碑刻墨影》，也約八本，可收入七百種左右的碑拓。其中，第一本秦漢卷業已編竣。這規模浩大的工程，是施先生正在做的最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一般性的報刊約稿，他都婉言謝絕了。“能再給我兩年的時間，我就可以交卷了。”他說。

問起施先生的身體，他平靜地說：“病倒沒有病，就是沒有力氣了，衰了。”“衰了”的施先生大聲地告訴我，幾乎每年的秋天，他都要大病一場，以后冬季和春天，則可慢慢恢復，到了盛夏，身體便可恢復得最好。所以，施先生有幾個月沒有走下他的“北山樓”了。說到鍛煉，他說：“我沒有鍛煉，我就是在房間里跑來跑去。”聽一個九旬老人一字一頓地說“跑來跑去”這四個字，不覺地為之感動。施先生稱他從來沒有刻意去鍛煉過，他說他身體底子好，主要還是得益于抗戰八年。那時候，交通條件差，干什么都得靠兩條腿跑，他經常是一跑就是八十里地，而且，都是爬山涉水。

施先生說他們這一代作家是新文學的第二代，他歷數老舍、巴金、茅盾……等一系列風華絕代的名字，如數家珍。他認為，第一代作家解放了舊文學，語言上還是中國式的；第二代作家的特點是，從語言文字和文學結構上，都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如施先生就受到了奧地利作家顯尼志勒的影響，因為他曾翻譯過顯氏的五本小說，所以，就“懂得他的竅門了”（施氏語）。顯氏是弗洛伊德的老朋友，也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運用弗氏理論進行創作的作家。1929年，施先生發表了小說《鳩摩羅什》和《將軍的頭》，這在國內，當是最早運用心理分析的文學作品。

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附近一些城市中的大戶，流出了大量古董和碑帖，而且，便宜之極，三五元錢即可買到一張。施先生當時便收集了不少的碑帖。到了1950年代中期，他因為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才與德》的小文章，而因文罹難。既如此，施先生干脆把已往收集的古書悉數賣掉，而全力收購碑帖。這或許，又成了施先生蜇存于世的一種方式。

施先生是最反對搞故居、樹銅像、甚至寫傳記的。他認為這一切都沒有意思。我說作家應該靠的，還是自己的作品。沒有想到施先生并不同意，他認為：作品也不一定靠得住。作品和作家，都只屬于他自己的時代！我問起人生的意義，施先生直言不諱地說：“沒有意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是既做了和尚，鐘總是要敲的。”

施先生覺得自己的性格越來越和平了，不罵人，也不捧人；不要榮譽，也不要污辱。這抑或是施先生早已經過了孔子所言的“七十而從心所欲”的年齡吧？！他自己的解釋是：“這就是佛教說的‘空’呀。”

我問施先生名字的由來，他說是父親所起，典出《易經》，其曰：“龍蛇之蜇，以存生也。”

喜歡字畫，乃至在碑刻研究方面堪稱行家的施先生，在居室中，只掛了一幅書法對子，是他在云南大學時期的同事胡小石先生的手筆，“也六十年了”。當了六十年教授的施先生輕輕地注釋說：“這是孟浩然的詩句。”對聯云：微云澹河漢，疏雨滴梧桐。

施先生的書桌，正對著掛著對聯的墻。書桌的一頭，靠著落地的窗。窗外，是那條叫做愚園的路。路的兩邊，種著梧桐。所謂“微云澹河漢”，是心靈才可以感悟的境界，而“疏雨滴梧桐”，對生活在多雨的上海的施先生來說，卻是可以經常聆聽的音樂。不過，對雙耳失聰的施蟄存先生來說，想聽，還得帶上他的助聽器；而且窗外這梧桐，是法國梧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