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25歲的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但三天后梁濟投水自盡。

父親的發問與離世，深深刺痛了兒子——也就是被認為是百年獨一見的知識分子楷模梁漱溟。梁漱溟生于1893年，卒于1988年，去年是他逝世30周年。若先生在世，他定然更喜歡世人重讀他的經典，而不是舉辦各種熱熱鬧鬧的活動。

“這個世界會好嗎”，父親的發問，既是針對個人存在的，也是針對國家前途的，梁漱溟一生用心于這兩個問題：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即人為什么活著？中國往何處去？他主要的著作有《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等30多部，但針對上述兩個問題，《人心與人生》和《中國文化要義》是其中分量最重的兩部。他放著北大教授不做，跑到河南、山東開始他的“鄉村自治”試驗，在他看來，儒家的義理不是在課堂談談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別是鄉村生活中實踐的。

“思想、主張都在書里頭”

《人心與人生》成書于《中國文化要義》之后，是梁漱溟自認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動筆是在1960年，1975年7月完成，出版卻已是近10年后的1984年了。

從動筆到刊布，歷時20多年，但其實構思開始于更早的時候。據其子梁培恕回憶，1955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園時，梁漱溟就說要寫《人心與人生》，并以平靜但堅定的口吻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

這20多年中，有10年是非常時期，非常時期中，一個人對世界、對人生的感悟自然也是非比尋常的。如果沒有飽經變幻的社會政治風云和諸多的人生挫折，這部以人生之學為主題的著作，未必有現在的精彩和厚重，可謂愈至晚境，所獲的時代縱深愈為廣大，從而屏蔽外騖，心思凝斂，致意于很深處。這精彩與厚重，外顯的卻是平淡，甚至有些艱澀的文字，以致很多人感覺讀不下去。但梁漱溟自覺擔負的“溝通中外古今學術思想的”歷史使命感，恰都集中表現在他的這最后一本書中，書完成以后，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書的核心要旨是，人心是資借于社會交往而發展起來，同時，人的社會亦即建筑于人心之上，并且隨著社會形態構造的歷史發展，人心也自有它的發展史。梁漱溟援引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的論述，就人與自然相互間的影響關系引申論述整個人類從古至今的演化史；繼而就宗教與人生、道德——人生的實踐的命題，進行了一番論述。

梁漱溟在書中預言：人類文化的前途是西方文化的沒落、中國文化的崛起。其實這并非他第一次提出類似觀點。1921年，28歲的梁漱溟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是他個人學術見解走向成熟的開始。他在書中把人生態度歸為三類：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逐求”，以印度佛教為代表的“厭離”，和以中國儒家為代表的“鄭重”。他認為“厭離”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鄭重”是入世的最好態度。他以極大的勇氣批評新文化運動不能一味向西走，認為照搬德先生與賽先生并不能觀照中國的國情，儒家文化才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基石。這種觀點引發了很大爭議，到1929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刷了八版，可見影響之大、爭議之大。熊十力曾評價，“在五四運動那個時期，在反對孔學、反對中國古老文化那么厲害的氣氛中，梁先生提出來世界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話，是很有膽識的。”

但否定梁漱溟的也是梁漱溟自己。否定的不是世界文化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一預判，而是意識到自己“錯在引用西方心理學的見解、名詞來解釋儒家”，“如果我們不能尋得出孔子的這套心理學來，則我們去講孔子即是講空話”。梁漱溟要求出版社不再加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并在心中萌發了另寫一書以補缺失的想法——要給中國儒家“一個說明”，要把孔子之學“找回來”。這便是寫《人心與人生》一書的起意。

很多人敬佩梁漱溟，是因他“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勇氣，其實他更有一種韌勁——多數人遭到批評、整肅后會停下手中的筆、閉上自己的嘴，但梁漱溟不一樣，他依舊思索，筆耕不止。《人心與人生》一書闡發了“大同”思想和“仁”“德”“信睦”之道，諄諄告誡人之所以為人，在有自覺，在有理性；人應擇善而從，不斷爭取向上；人對人應彼此以誠相見，互以對方為重，不應以對物的態度來對人。

1980年8月，英文版《梁漱溟傳》的作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艾愷與梁漱溟長談，梁漱溟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學問家”，但“假定說在學術方面我有貢獻，那就是這本書——《人心與人生》。我盡我的頭腦、精力發揮。我的思想、主張都在那本書里頭”。

前途是中華文化的復興

1942年2月，梁漱溟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1949年11月，《中國文化要義》出版。

梁漱溟所說的“中國文化”實有二義：一是指中華民族創造的文化整體，其核心為儒家文化；一是指在中國歷史文化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精神、一種文化的路向。在后者的意義上，“中國文化”并沒有中國性，而是代表一種注重協調、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與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

《中國文化要義》被譽為中國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較的經典作品，書中充滿著“問題意識”。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文化既是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這兩大問題的根源，也是這兩大問題的解答，關鍵在于如何來認識這種文化。梁漱溟從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入手來探討：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政治無一稱強，卻何以歷史悠久、廣土眾民，以至于面對強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生態度，或對于人生意義的價值判斷，在西方和印度都與宗教密不可分，而中國人，卻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義、統攝眾人思想的呢？中國文明那么早就燦爛輝煌，但何以一直沒有發展出像樣的科學體系？

在梁漱溟那里，這些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文化的“體”如何應對西方文化的“用”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文化的“道”如何適應現代社會這個“器”的問題。梁漱溟寫《中國文化要義》時雖然已經不像他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那么著眼于構造一個建基于人生哲學的覆蓋全球的文化哲學，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普遍主義者，仍然設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這樣一些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來討論問題。在梁漱溟那里，中國文化對一個有意義人生的重要性不限于中國一隅，中國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也不只是因為它對于民族生存和國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價值。

1985年，《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出版36年之后，梁漱溟在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中國文化講習班”上作講演，題目也是“中國文化要義”。那時梁漱溟更加明確地指出：“世界未來的前途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我相信，人類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后，不應該還是以物為先，而應該是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先，以人與人之間如何相安共處、友好地共同生活為先。”這句話是讀懂《中國文化要義》的一把鑰匙。

“行”與“知”的統一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寫道，他希望世人這樣評價他——“他是一個有思想，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縱觀梁漱溟一生，他從不自昧，絕不茍且，始終求索思想，而又是傳統知識分子中少有的知行合一者。他一生最為人稱道的“行”是他的鄉村建設運動。這個“行”，可以視作他與《人心與人生》《中國文化要義》這兩本書的“知”的統一，同樣是要解決他的兩大問題：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

為啟發這力量，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進行過短期的村治實驗，1931年又來到山東的鄒平，進行了長達7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后來實驗區逐步擴大到全省十幾個縣，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鄒平，他把整個縣政府改為學校，鄉學和村學起著教育和行政的作用。學校的老師和校董既是村里的領導人，又是學校的領導人。梁漱溟希望政府和百姓的關系，從“鐵鉤和豆腐”的關系轉化為老師和學生的關系。他認為，如果整個社會是由教育所主導的話，那么社會本來可以不必有革命。

鄉村建設運動的結局自然是“無功的”，既無功于息止國共之爭，亦無功于抵御外來侵略，但還是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兩筆財富。

一是一部《朝話》。《朝話》是梁漱溟在山東進行鄉村建設運動時期，每日朝會上與研究部同學們的部分談話輯錄，或對同學之日常生活有所詔示啟發，或對同學提出之問題予以指點，或談論人生修養，或講述治學方法，或議論社會、學術文化等問題，莫不是梁漱溟切身的感悟與體認。這份語重心長，對于今日身處浮躁社會中的我們來說，尤為珍貴。

二是梁漱溟把他的教育觀、教育方法運用到了政治試驗上，反過來，從他失敗的政治試驗中，我們倒可以復原出他的教育觀，卻是治療今日失敗的教育的一個良方。

梁漱溟認為，東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異，中國人傳統的教育側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側重“知識”教育，例如自然科學之教。東西方教育各有得失，應該相互借鑒。但是，近代以來，中國備受列強欺凌，為了民族自救，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對此，梁漱溟尖銳地批評說：“學校制度自從歐美流入中國社會以來，始終未見到何等的成功，倒貽給社會許多的病痛”，“現在學校教育，是使聰明的人變成愚鈍，使有能力的人變為無能力的廢物”。讀梁漱溟數十年前的這些評論，今日的我們不禁動容。

1988年，梁漱溟去世，享年95歲。他彌留之際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費孝通如此評價梁漱溟：“梁漱溟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很認真求知的人，一個無顧慮、無畏懼、堅持說真話的人。”這個說真話的人，累了。

（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