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就嚴厲批評西方知識界囿于“西方中心論”立場，無限推崇西方文學“正典”的意義而忽視其他國家文學的怪異現象。他以魯迅《狂人日記》的世界性文學意義為例，譴責西方學界無視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是一種恥辱”，西方學界僅僅憑“一句不了解（他）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以詹明信在文化研究領域的地位，他的批評也許對西方英語世界起到了醍醐灌頂的作用，學者們開始重視魯迅，經過十數年的努力，出現了一波魯迅研究熱潮。2002年至今的十多年間，不算研究論文，平均每兩年就有一本英語魯迅研究專著或傳記問世，且均由著名大學出版社出版，如哈佛大學出版社和牛津大學出版社。這期間，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學者共出版9本魯迅研究專著。更令人欣喜的是，其中的7本是由英語為母語的學者完成的，僅有兩本由華人學者完成。

隨著英語世界對魯迅作品的深入研究，對魯迅的評價也開始公允、客觀，且符合事實。澳大利亞學者黃樂嫣（Gloria Davies）在其專著《魯迅的革命：論暴力時代的寫作》中，從文學、語言學和文化意義等方面評價魯迅在世界文學界的地位，言之鑿鑿地指出：“從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讀者）敬仰等幾方面評價，魯迅的文學國際影響可以媲美馬克·吐溫、莎士比亞、歌德和托爾斯泰。”不僅如此，黃樂嫣還為我國的“魯迅研究學科”（簡稱“魯學”）發明了一個英語單詞“Luxunology”。《柯克斯評論》高度評論黃樂嫣專著時，盛贊魯迅與“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一樣偉大。1998年出版《抒情魯迅：魯迅古體詩研究》專著的蔻致銘（Jon Eugene von Kowallis）評論黃樂嫣專著時認為，對魯迅做出如此評價“是一件毫不困難的事情”。

現為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的杰里米·坦布林（Jeremy Tambling）在其2007年的專著《狂人及其幸存者：魯迅小說研究》中認為，魯迅棄用文言文而改用白話文創作，在推動我國文學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與但丁創作《神曲》時棄用拉丁語而改用意大利語有異曲同工之妙。拉丁語與意大利語的關系近似我們的文言文和白話文的關系，但丁使用當時被稱為通俗拉丁語（Latino Volgare）的現代意大利語，寫下他不朽的《神曲》，影響深遠。同理，魯迅的白話文創作是我國現代文學的巔峰之作，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奠定了我國現代文學的基礎和走向，影響無人可及。

盡管英語世界魯迅研究專家對于一些具體的文學和文化問題有不同的理解和觀點，但對魯迅的整體評價卻毫無二致，無一人使用否定之語。用《魯迅正傳》的作者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的話說，那是因為人們敬仰“魯迅不僅是位大文豪和卓越的學者，而且還是個天才”。當然，更在于魯迅對于中國文學文化發展的持續而巨大的影響力。

為什么在最近的十幾年間，英語世界好像突然發現了魯迅似的，學者們何以如此興趣盎然，孜孜研究魯迅呢？為什么對魯迅的重新認識會從一位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的定論到了與世界文豪平起平坐的高度？為什么中國的魯迅，突然成了世界的魯迅？對魯迅如此評價的依據是什么？是否充分？

對魯迅做出如此的整體評價是西方文學研究范式變化的必然，有其內在的邏輯。西方20世紀文學批評的發展軌跡，是從以作者為主的研究不斷向文本研究和讀者研究的轉變過程。從俄國形式主義到英美的新批評，乃至稍后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批評，基本都是立足于文學本體論研究，不但將文學研究限制于文本之中，試圖發現所謂的審美意義上的文學性，而且將文學與文化、社會、歷史、種族、自然等等所謂的文學的外在因素隔離，重點研究文學的表意書寫方式，如敘事、節奏、反諷、張力等等。但是，文學本體論研究因其固有的保守性，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被超越和揚棄。

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興起是文學批評發展的必然。也正是得益于文學研究新的理論和范式的確立，英語世界的學者才得以重新閱讀魯迅，闡釋魯迅，認識魯迅，進而以世界文學為語境，評價魯迅。由于文化研究將“文化”作為一個文學分析的語境，結合社會學、歷史學、種族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理論，分析魯迅的作品，這就必然會將魯迅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作為主要研究內容。因此，魯迅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媲美但丁、莎士比亞、狄更斯、托爾斯泰、卡夫卡等世界文豪在各自國家特殊時期的作用和影響。換句話說，審美地研究魯迅轉為了文化地研究魯迅。于是，“魯迅精神”和“民族魂”等等才成了英語世界學者們研究的熱門話題。

在文化研究盛行的今天，英語世界眾多魯迅研究專家擴大了魯迅研究領域，一改過去幾十年只關注魯迅前期主要短篇的傳統，開始研究魯迅的所有創作成果，尤其是最后十年的散文和雜文。系統地研究魯迅后，這些學者才真正發現，魯迅堅持白話文寫作，確立了一種新的文學話語規范，為我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魯迅既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者，又同時是一個歷史和文化現象，值得充分研究并給予公正的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講，將魯迅與世界文豪并列，是學者們必然的結論。

在9本魯迅研究專著中，至少有4本與魯迅的生平密切相關，如《魯迅正傳》《情書與現代中國的隱私文化：魯迅和許廣平的感情生活》《患難見真情：魯迅、內山完造和戰爭前夜的上海知識界》和《民族魂：以榮格心理學解讀魯迅》。英語世界衡量一個學者最高水平的公認標準是能否撰寫對一位作家的評傳。幾位魯迅評傳的作者花費十數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搜集資料，殫精竭慮，終于將“魯迅研究”悄悄地變成了“研究魯迅”，說明他們關注的焦點還是中國社會和文化，而魯迅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認識，是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及的。于是，研究并重新認識魯迅就是一種必然。

沿著文化研究的邏輯思考，我們還認為，英語世界興起的魯迅研究熱潮，必然與我國本世紀的快速崛起有關。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英語世界通過研究魯迅這位文化巨人而在更深的層面上了解中國文化、社會、民族的文化品格和現代化進程，進而反思自己的文學和文化，也是順乎潮流的必然結果。

（作者：李貴蒼，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