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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密碼》插圖

傈僳族學者歐光明的《傈僳密碼——中華民族視野下的傈僳族歷史與文化》一書有新探索，寫出了特點和層次，給我們以啟發。

一是有一個好的角度。這個角度就是副標題中所說的“中華民族視野”。這個視野用于政治，是一個高站位，就是從國家全局觀察問題、思考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用于學術，顯然也是個高起點，就是將我們的學術研究對象納入國家全局，從國家全局的高度探索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學理支撐，追求科學性、合理性，以歷史說明現實，讓歷史告訴未來。

二是有一個好的歷史文化展示。歷史展示就是用具體的歷史事實作為論據，說明歷史發展、演變的真相、真諦；文化展示就是以具體的文化事象為論據，說明具體民族歷史文化形成、發展、演變的真實、真情。從《后漢書·西羌傳》《史記·西南夷列傳》《華陽國志》《蠻書》等歷史典籍到近代、當代的各類文獻，從“雟”“叟”到“施蠻”“順蠻”“栗粟兩姓蠻”，從“六詔”中的相關部落到宋元時的共同地域，《傈僳密碼》展示的是在一漫長歷史進程中，傈僳族在多民族環境中形成、遷徙、演變、發展的歷程。先民時期，各部落的發展相對獨立，傈僳這一部落群體的形成，也自然地具備民族“四要素”，以民族實體面世，有了強大的凝聚力。自秦漢以后，隨著民族形態和國家形態的出現、定型，西南民族的發展受到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發展環境的影響，成為多民族國家整體中的局部地域、具體民族的活動，既有深刻的歷史背景條件，也有深刻的經濟文化原因。

文化具有時空屬性。離開具體的地域、時間、民族，就不存在文化。刀桿節、傈僳文字的產生和《祭天古歌》等的出現，說明民族的成長自然地伴隨著民族屬性的完善、民族文化功能的發揮。明代名將王驥“三征麓川”的故事為傈僳族后世傳誦，王驥成為傈僳族崇拜的對象。而傈僳弩軍的故事、片馬的抗英斗爭，都反映著傈僳族與相關民族的深刻聯系。那些狩獵的禁忌與規定，那些風俗交往中的禮節，雖然許多以神的意志出現，但神的意志同樣是人的意志的曲折反映。一個獵人一天只能殺一只獵物，嚴禁獵殺有孕在身的動物等等，這是處理人與自然這個永恒關系的傈僳族范式。

三是有一個好方法。作者的敘述，擺脫了一直以來形成的教科書式、就民族談民族、以政治口號代替科學論證的寫作方法，將學術活動置于國家最新、最根本的戰略任務中。

歷史是個寶庫，關鍵是如何使用。“中華民族視野”這個角度反映的是作者的學術自覺和政治自覺，十分可貴，也是時代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說：“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性的理論觀點。”作者筆力所及是這一根本問題，我們既要給予充分肯定，也要給予更多關注。

一是中國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是一個從多元的民族存在走向統一國家的歷史發展過程，各民族之間均有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深刻而多面的聯系。無論是和平還是戰爭，最終的走向是多民族共處的統一國家。這是中國的民族發展成長的歷史邏輯。我們要尊重這一歷史邏輯，用更多、更扎實的歷史事實和具體的民族發展過程，在更廣泛的學科領域中進行論證闡釋。

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都為中國的形成發展作出了貢獻。多元形成多彩，多彩既是動力，也是源泉、資產、資源；既是一體存在的基本支撐，又是一體發展的前提和重要力量。同樣，一體是多元的支撐，是多元存在發展進步的前提和重要保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正因為中國民族的這一基本特點和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老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將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綜合考慮，選擇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說：“民族問題的存在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相應地，處理民族問題也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會有民族問題存在，就要處理民族問題。”因而“中華民族視野”也將成為政治和學術的基本視野，目的就是處理好我國的民族問題。

2019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調研時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不能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也不能少。共產黨說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夠做到。”我們要將愛國家與愛民族有機地統一起來，在為國家利益的奮斗中，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實現成果的各民族共享——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

三是近代以來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啟發了以國家意識為基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傈僳族這一具體民族的實踐告訴我們的，是具有廣泛而深遠意義的社會發展規律。民族多元是基礎，應該尊重多元，這個“多元”恰好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動力和基礎；多民族的國家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個“一體”是統一多民族國家所必須堅守的思想意識——愛國主義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