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楊少衡的長篇小說《新世界》以反映革命歷史斗爭為主要題材，從作家個人的家庭記憶中汲取營養，塑造了侯春生、陳超以及徐碧彩、連文正等多位豐盈而堅實的人物形象，體現了作者對新歷史小說的探索與建構。作家在小說中，把“新世界”作為一種象征，深入地發掘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前后不同群體的精神信仰，寫出了人性人情在戰爭中的復雜、多變與深沉。同時，該小說還受到“非虛構”創作的影響，在藝術虛構中追求實踐與理念的真實，但作家創作理念和方法又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即文本內在的“分裂”。

關鍵詞：楊少衡 《新世界》 新歷史小說

一、新官場小說與新歷史小說之間

楊少衡的長篇小說《新世界》（作家出版社2019 年 7 月版），描述的是 1949 年 9 月至 1950 年 6 月，福建南部一個山區縣的剿匪反特戰斗故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這樣的故事我們耳熟能詳。但這部新作卻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思想意蘊、人物形象和敘事形式，是一部全新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在當下文壇，楊少衡給人們的印象，是一位標簽性的新官場小說作家，創作數十年，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官場題材長、中、短篇小說，表現了波詭云譎的官場生態，刻畫了形形色色的官員形象。其實，他一直開掘著兩大題材領域，當代官場生活和革命歷史斗爭。這一方面與他的個人經歷、家庭出身有密切關系，另一方面與他的思想藝術探索緊緊相連。 他要探究、表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生存環境中，各種人物特別是我們的干部們的行為 作為、日常生活、精神情感等。他的聚焦點是人物，是從歷史直到今天的人物，是不同 時期人物的表現、命運。而這正是楊少衡小說的“新”之所在。

一個作家的人生經歷，往往會成為他的 主要創作資源。楊少衡 1953 年出生于福建 省漳州市。1969 年上山下鄉當知青。1977 年起先后在鄉、縣、市、省等機關部門工作。歷任漳州市長泰縣坂里鄉小學教師、長泰縣 縣委辦公室干事、漳州市文聯副秘書長、市電視臺臺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 主席、市委組織部副部長。2002 年調福建省文聯任副主席，2007 年當選福建省作協主席。由下而上，一步一個腳印，經歷了從底層到高層的各種官場，親歷了從上世紀 1980 年代到新世紀的政壇風云。他從 1979 年的第一篇小說《書記與司機》開始，就在官場題材領域開拓，直到現在依然堅守在這 個領域。創作了碩果累累的官場系列小說。長篇小說有《村選》《黨校同學》《如履薄冰》《兩代官》《市級領導》《風口浪尖》 等，中篇小說有《秘書長》《林老板的槍》《尼古丁》《底層官員》《釣魚過程》等， 短篇小說有《輪盤賭》《一百零八號文件》《酒精測試》《親自遺忘》《真相大白》等。 1990 年代以來，中國文壇興起一個“官場小說熱”，如張平《抉擇》、周梅森《人間正道》、陸天明《蒼天在上》、王躍文《國畫》、李唯《腐敗分子潘長水》等等，在文壇和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楊少衡在官場題材創作上，似乎比如上作家更為專注、更為勤奮，是反腐作家中的穩健派、實力派。但他的創作卻有一種別具一格、耐人尋味的地方。正如評論家李敬澤所說：“盡管楊少衡的所有小說都直接觸及公眾高度關注的重大社會主題，但同時，他在藝術上又與我們時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維習慣保持著一個遙遠和寂寞的距離。”1他的小說與流行的官場小說有什么樣的不同呢？他自己的認識很清楚：“我覺得自己更多的注目點是人物，這一場合里的人物，他們的命運、情感和思想。這一領域故事可以有多種側重，你可以側重于‘場’，也可以側重其‘官’，即場中人物。 我可能比較傾向于后者，因此曾自稱不是寫 官場，是寫官員。我試圖把這里邊的人物寫 得真切可感，不流于概念和臉譜化?！?也就是說，楊少衡的官場小說，不在于寫官場、寫事件、寫主題，而在于寫官員、寫生活、寫心靈。這使他的官場小說少了思想性、批判性、轟動性，而多了日常性、人情味、耐 讀性。因此很多評論家把他的小說稱為“新 官場小說”。

一個作家的家庭熏陶，總會化為他的記憶積淀，成為他后來創作繞不開的“存在”。 楊少衡出生于一個革命家庭。父親祖籍河南林縣（現林州），1945 年參加革命，在湯陰縣工作，1949 年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被任命為五大隊四中隊三小隊隊長，開赴南方，接管新區，建立政權。后從蘇南地區轉赴福建龍溪（今漳州市），又分配到長泰縣開展工作。而母親是福建本地人，于解放戰爭時期在廈門師范學校參加了閩南地下黨，從事過復雜危險的地下工作。父親、母親的人生經歷、思想觀念，對他的人生和思想，都有潛在的、深刻的影響。他在創作官場小說的同時，創作了兩部革命歷史題材小說?！逗{之痛》敘述的是歷經革命戰爭、和平建設與改革開放的老軍人杜榮林，同曾經的頑固土匪、潛伏特務、逃臺敗軍而后來成為來中國大陸投資辦廠的著名臺商羅進，數十年的殊死搏斗、恩怨情仇與攜手合作。 表現了海峽兩岸人民的骨肉分離與和平統一的愿景?！兜叵曼h》描述的是臺灣地下黨人 錢以未，面對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特務的追殺，嚴守黨的組織和機密，英勇機智斗爭，挫敗了敵人的陰謀，堅持到革命斗爭的勝利。兩部長篇小說，故事情節驚心動魄，人物形象鮮明有力，具有極強的可讀性，顯示了作家駕馭革命歷史題材的能力。而《新世界》 的出版，無論是情節的選擇、組合，人物的構思、發掘，思想的提煉、深化，敘事方法 的運用、創新，都表現了作家在這一題材領 域的精進與超越，因此有評論家稱：“《新世界》對歷史和人物的處理手法可以劃入‘新革命歷史小說’的范疇?！?如塑造了侯春生、陳超以及徐碧彩、連文正等多位豐盈而堅實的人物形象。誠然，用文學精品的尺度衡量，《新世界》還有不足和缺憾，但從整體看無疑是一部具有創新特質的力作。

新歷史主義文藝思想是西方現代和后現代主義中的一種重要思潮，它興起于1970 年代的美國，到 1980 年代達到鼎盛期。它 反對結構主義敘事，借鑒解構主義方法，顛覆傳統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摒棄文本的模 式化，認為文學史文本實質上是一種否定、超越、創造性生產。這一思潮 1980 年代傳入中國，影響了眾多青年作家的思想和創作，形成了一個新歷史主義小說創作潮流。他們也許對新歷史主義理論知之甚少，但意大利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英國卡爾“歷史就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等新歷史學名言，成為他們觀照歷史的“利器”。譬如蘇童、格非、余華、葉兆言等的長、中、短篇小說。楊少衡的《新世界》同樣是一部新歷史小說，但卻與“十七年”的革命歷史小說不同，與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歷史小說相異。他沒有像傳統現實主義歷史小說那樣，把正面人物寫成“高大全”，把反派人物寫成“豆腐渣”，而是把歷史人物還原成一個常人、真人，努力揭示他們的多面性、矛盾性、變異性。他也沒有像先鋒派作家那樣，隨意地改寫、否 定歷史，或是在歷史的碎片、縫隙中發現“隱秘”；而是尊重、認同那段革命歷史，在真實、客觀的歷史大背景下，有限度地虛構情節、人物和細節，并努力把握歷史的深層脈動。他也沒有像先鋒派作家那樣，竭力標榜自己的虛構，且解構自己的虛構，創造出一種虛幻的歷史“迷宮”；而是借鑒當下的非虛構寫法，又充分運用作家的虛構“特權”， 使文本呈現出一種歷史的本真狀態，又洋溢出一種藝術的濃郁詩意。這種小說是堪稱新 歷史小說的。作家選擇的是一條“守本創新”的創作路子。

二、探索戰爭年代人們的精神信仰

搜索相關資料，可以簡要羅列出新中國 成立前后，福建省南部的戰爭局勢大事記。 1949 年4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4 月 23 日解放南京。7 月上旬解放軍向福建進軍，至 10 月下旬解放了除金門、馬祖等島嶼以外的福建全省。10 月 1 日，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北京成立。10月15 日，漳廈戰役打響，17 日解放漳州、廈門。10 月26日攻 打金門，27 日戰斗失敗，被國民黨軍收復。1950 年，解放軍執行剿匪反特任務，新政權 實行大規模土地改革。《新世界》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這一背景與作品中的情節、人物“息息相關”，并在小說中得 到了清晰、準確的呈現。

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一個國破家亡、人如螻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動蕩、經濟凋敝的時代。對于共產黨人、仁人志士來說，是什么樣的動力、精神支撐著他們，克服千難萬苦、不惜獻出一切乃至生命，堅 持到最后的勝利呢？“十七年”時期，革命歷史題材作家王愿堅說：“我們今天走著的這條幸福的路，正是這些革命前輩們用生命和鮮血給鋪成的；他們身上的那種崇高的思想品質，就是留給我們這一代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4這段話顯然有著那個時代的痕跡。他在小說《糧食的故事》里，描寫了一位游擊隊總務長，每天為部隊的吃飯穿衣發愁奔忙，卻與兒子想象著未來的“新國家是什么樣子”，“應該怎樣建設”等問題。今天，楊少衡同樣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他在談到 中篇小說《初起的太陽》時說：“我試圖以 想象中的對話觸摸當年那位年輕革命者的內心世界與靈魂?！?5在講到《新世界》的創 作時說：“遙想當年，忽然意識到那時那些人都非常年輕，他們戰斗、犧牲，義無反顧， 身上似乎蒙著一層光芒，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新時代、新世界如同初起的朝陽，蓬勃向上，充滿希望。這種蓬勃與希望內涵非常豐富，顯然可以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去追尋，從新的角度去再認識。”6作家在小說中，把“新世界”作為一種象征。它是主人公侯春生在不同場合描述的新的社會形態，這個社會正在誕生。它是許多革命戰士身上，體現出來的一種新的品格、新的精神，它在艱難困苦中、在血與火的戰爭中，凝結而成。在這里，不管是王愿堅筆下的“新國家”，還是楊少衡筆下的“新世界”，都已成為先驅者們的一種精神信仰，或者說宗教信仰。它照耀著人們前行的道路，它支撐著人們的精神乃至肉體。中國革命的勝利，可以說是 一種精神信仰的勝利。

信仰是什么？是人和團體對某種宗教或 某種主義、主張的一種信服、崇拜。或者說是人和團體對信服、崇拜，并奉為行為準則 的一種事物。巴金說：“支配戰士的行動的是信仰。他能夠忍受一切艱難、痛苦，而達 到他所選定的目的?！奔o伯倫說：“信仰是心中的綠洲。思想的駱駝隊是永遠走不到的?！庇旯f：“信仰，是人們所必須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會有幸福。”由此可見，信仰對人乃至人類的極端重要性。信仰可以宏大、可以微小，可以高潔、可以世俗，但卻不能沒有。戰爭年代是這樣，和平時期也是這樣。

楊少衡有著扎實的現實主義創作功底，對塑造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駕輕就熟?！缎率澜纭穭撛炝吮姸嗟娜宋镄蜗螅@些人物性格鮮明、豐滿，但作者卻并不滿足于一般的性格描寫，而是從人物多側面的性格中，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內核——精神信仰，并予以鋪陳、強化，使人物形象畫龍點睛，顯得更為堅實、動人。這正是黑格爾認為的，人物性格豐富性中體現出來的那種生氣灌注的“堅定性”。

《新世界》主人公侯春生，是作家飽含感情、精心塑造的英雄形象。侯春生是閩南某縣縣長陳超親自點名要來的民政科科長，后陳超又推薦提拔他擔任了五區區長。他在建立新政權，與土匪、特務的斗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最后在組織民工搶運糧食的戰斗中，壯烈犧牲。他出生于北方鄉村，年輕、有文化、喜歡音樂，是一位“南下”的知識 分子干部。他有著作為一個英雄戰士的多方面性格。如勇敢無畏，在上任途中遇到敵機轟炸，毅然駕著馬車奔跑而吸引敵人，解救被炸懵了的民眾。如機智靈活，聞知國民黨傷兵滯留文廟，有敵特分子暗中策劃暴亂，不顧危險，獨闖敵窩，化解敵對態勢遣散了傷兵。如多謀善斷，他從可疑人員連文正口中，聽出了潛藏敵特將要開會起事的暗示，當機立斷，建議縣大隊部署行動，果然在野鴨鋪粉碎了敵人的陰謀。如舍生取義，在與敵人僵持的局勢中，他前往談判，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他冒死救護民工。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他確實表現出一個英雄勇敢、智慧、堅定、擔當的可貴品格。但他又是一個成長中的、有缺點錯誤的英雄。他主觀輕敵， 幾次冒險行動，不聽領導同事勸阻，最后都是死里逃生。他感情用事，對舊人員連文正、對外來漂亮女人徐碧彩，憑直覺判斷不是壞人，就多次寬容、保護他們。小說高潮中他策劃的從敵巢搶糧的行動，實際上是敵人布下的“空城計”和“圍剿戰”，我方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遭受了嚴重損失。此前組織、同事幾次給予批評、處分，但并沒有徹底改變他的性格。在他身上，有一種爍爍閃光的精神信仰。在險象環生的文廟，他坦然地向國民黨傷兵們講述：舊世界即將崩潰，新世界就要到來。在他與連文正的幾次“交鋒”中，使連感到：“侯春生本身就是新世界，侯春生讓他意外感覺這個新世界于自己似乎也可期待?！蔽磥淼闹袊?、未來的人們，已成為侯春生的宗教信仰、成為他心中的太陽。正因懷有這樣的信仰，他才能克服重重困難，他才能坦然赴死。這樣的英雄人物，在既往的革命歷史小說中，是不多見的，是作家的一種新的創造。

楊少衡在小說中刻畫了多位革命干部的 形象?？h長陳超，工作能力很強，但脾氣很大，待人嚴苛。把侯春生當“愛將”，但動 不動就訓人，甚至嚷嚷：“我崩了你?！惫簿珠L鄭勇，遇事沉穩，有勇有謀，常常為侯春生的工作拾遺補缺。獨立團政委康明，作為黨委派的政治領導，既要堅定貫徹上級的指示，又要靈活應對本是土匪隊伍的異動，但他頭腦清醒、洞察秋毫，最終死在叛變土匪的槍下。這是一些成熟的、優秀的革命干部，他們都有一種崇高的精神信仰，那就是他們正在為“新世界”的到來而奮斗。為這個理想吃苦、受難乃至犧牲，是值得的、自豪的。小說不足的是，對侯春生的精神信仰寫得很充分，但對陳超等的精神信仰表現得還不到位。

其實，英雄、志士有信仰，梟雄、凡人也有信仰。只是信仰的理想、事物不同而已。楊少衡在《新世界》中發掘了一些負面人物的精神信仰，表現也十分出色。譬如小說中的重要人物連文正，他曾經是一位追求進步的大學生，作為國民黨的軍官在日緬戰場上立下卓著功勛，被譽為“軍中之鷹”。但在國共的山東戰場上當了俘虜，新中國成立前夕回到故鄉小縣城當了一個小小科長。共產黨的政權逐漸建立、穩固，他的前途一片黯淡。他報國建功的信仰終于徹底破滅。他唯一的奢望，就是葉落歸根，等候尋找失散的妻子、兒子，過普通人的生活。這也許就是普通百姓的一種精神信仰吧。當這樣的目的也達不到時，他突然間又變成了“魔鬼”，回歸國民黨營壘，組織空降特務，同新政權展開了殊死搏斗，以此證明他的能量、才華、存在。體現自我、裝扮超人，這或許是另外一種精神信仰。小說這一人物是獨特的、豐富的，同樣是過去革命歷史小說中沒有的。但在描寫這一人物從“善”到“惡”的蛻變中，顯得倉促、突然，缺乏必然性、邏輯性。還有連文正的同父異母哥哥連文彪，出身土匪家庭，在土匪地方武裝、共產黨領導下的獨立團、國民黨軍隊——“三顆雞蛋”上跳舞， 他信奉的是稱霸一方、為我所用、江湖義氣。 這樣一種精神信仰，只能使他脫離光明大道，變成光桿司令，伺機逃亡臺灣。楊少衡深入地探索、表現了黎明之前，各種人物的精神信仰，以及他們的人生命運、最終結局，揭示了人的精神信仰對個人、對國家、對民族的意義與價值。這對今天市場化、世俗化時代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官員們，依然有著啟迪、警示意義。

三、發掘人性人情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十七年文學時期，主流意識形態全力倡導、扶持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使這一類型的創作得到了強勁發展，涌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家作品，如杜鵬程《保衛延安》、吳強《紅日》、知俠《鐵道游擊隊》、歐陽山《三家巷》、楊沫《青春之歌》等。曲波《林海雪原》就是一部剿匪反特的革命歷史小說。這些作品在表現革命歷史、塑造英雄形象、探索中國風格和形式方面，作出了艱苦的實踐和卓越的建樹，有許多已成為不朽的紅色經典。但無須諱言的是，這個時期的文學特別是小說，在表現題材、人物等方面，圈定了許多禁區，譬如人物的人性與人情不能如實、充分地揭示和描寫。路翎《洼地上的“戰役”》、劉真《英雄的樂章》、茹志鵑《百合花》，甚至孫犁的《村歌》等短篇小說，正因描寫了主人公的人性人情以及愛情，就受到了猛烈的批評和批判，被說成是“丑化革命戰士”，“流露著資產階級情調”等等。其實，正因作家表現了革命者質樸、豐富的人性人情，才使這些人物變得真實、感人，才使這些作 品成為膾炙人口的藝術精品。正如陳思和評價茹志鵑《百合花》所說：“作家的創作目 的很明確也很堅定，那就是表現戰爭中令人難忘的、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有的崇高純潔的人際關系，與通過這種關系體現出來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戰爭的槍林彈雨只是為了烘托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詩意化的‘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

新時期文學之后，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出現了多元化創作態勢，一是借鑒西方現代后 現代思想與寫法的新歷史主義，如喬良《靈旗》、莫言《紅高粱》、格非《風琴》等；二是承襲和發展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如徐貴祥《歷史的天空》、都梁《亮劍》等；三是向通俗文學靠攏的諜戰故事寫法，如麥家《暗算》、肖錨《風箏》等。這些作品自然各有特色和優勢，但在發掘那個時代各種人物的人性人情方面，依然不夠到位，仍有很大空間。

楊少衡關注的是，革命戰爭環境中各種人物，特別是他們的思想精神、人性人情，這就使他的創作更逼近了人物的內在世界。戰爭是階級、民族、國家之間，相互斗爭的最高形式，是政治斗爭的升級形態。它是無情的、殘酷的、毀滅性的。而斗爭雙方，又是由無數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組成的。戰爭考驗、激發著人們全面的人性、整個的人情。人性人情在戰爭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變幻莫測、感天動地。寫好人性人情，才能真正寫好戰爭。在侯春生、徐碧彩、連文正等身上，充分表現了人性人情的復雜、多變、深沉。

侯春生是《新世界》的中心人物，他的行動、思想、情感影響乃至牽動著他身邊的人們。他是一個有著美好人性人情的知識分子干部。他與可疑人員連文正的關系，就表 現出一種耐心、寬容、義氣的美好品格和人性。他在不了解連文正的情況下，拉著連解 救民眾、勇闖敵巢，顯示了他對連的好感、信任和賞識。在他得知連的非凡歷史和當下的可疑行動時，依然憑直覺認為他不是壞人。當縣里決定處決敵特分子、連是首犯時，他拿著上級指令直奔刑場保住了連的性命。他這樣做其實是冒著政治風險的，已有同事對他的行為表示了不解、懷疑。他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連文正沒有問題，只是從連的歷史、言行中，認為連不是壞人或者說正在轉變中。二人的見解、學識等可謂“棋逢對手”，他對連有一種惺惺相惜之感。但是連文正后來沒有向好的方向轉變，而是向壞的方面沉淪。駕船逃脫、又潛回本縣，變本加厲報復新政權，又殺死侯春生。這又是侯春生當初萬萬 沒有想到的。寫一位英雄，對對手欣賞、規勸、保護，顯示的是英雄人物的品性、胸懷、境界。盡管他的用心是失誤的、結局是悲劇的。這樣的描寫，在革命歷史小說中是難能可貴的。侯春生與戰場遺孤小猴子的關系，表現的則是一種同情弱小、保護弱小的美好人性。在敵機的轟炸下，一位母親用身體和生命保護了兒子，侯春生從母親的身下救出孩子。從此，他把孩子當小弟弟一樣看待，托付當地老鄉、轉托女老師收養，甚至冒著生命危險 從敵巢里去解救。小猴子終于死里逃生，后來漂洋過海，在美國成為歷史學家。侯春生為什么對一個貧窮孩子如此關愛？因為他小時歷經戰亂，父母雙亡，十幾歲的他就帶著三個弟妹逃亡，一路上看著他們在饑餓、患病中死去，內心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他一旦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就自覺地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愛心去關愛那些幸存的孩子。這種對孩子的關愛，已經上升到了對人民的感情、擔當。小說中最動人的篇章，是侯春生與徐碧彩的關系，表現了一個鐵血男兒的愛美之心、護美之情，一個男子漢的責任與承擔。徐碧彩的出現，就像一個天外來客，她帶著一個孩子來到戰爭前沿，謊稱尋找丈夫，又與可疑人員接觸。讓人斷定她是一個化裝的女特務。但侯春生又是憑他的直覺認為徐不可能是壞人、特務。他推薦徐到縣城關學校去教書，支持徐在本區興辦教育，冒著炮火從敵營中解救徐以及孩子。在出生入死中他們滋生了感情。侯春生“感覺自己的生活，以及他的新世界都不能沒有徐碧彩和她的孩子”。侯春生并不完全了解徐，他們之間也沒有發生真正的愛情。但侯對徐的漂亮、聰慧、大膽、有文化、有教養的欣賞，又由欣賞上升到關愛，成為一種患難朋友。這種關系里已滲透了朦朧的愛情。如果他們不分離、如果他們都能走到“新世界”，相信他們會結合到一起的。

徐碧彩是《新世界》里的一朵“奇葩”。小說因有她而綻放異彩，因有她而更為撲朔迷離。徐碧彩有一段傳奇經歷，她本命王彩萍，是省城教會學校音樂專業的學生。她所帶的孩子是陳表姐與連文正的親生兒子。表姐難產去世，表姐家與自己家在戰爭中家毀人亡，她遵照表姐的遺囑，改名換姓，千里尋父，來到福建南部的山區縣。但這段經歷她諱莫如深，對公安人員她只能“謊話連篇”。 而面對精悍、聰明、勇敢、真誠的侯春生，她覺得有了靠山。而共同的音樂愛好，又使他們成為“知音”。之后，歷經幾次危險，是侯春生舍生忘死救了她，而她也愿意接受侯收養小猴子的重托。她盡心盡力在戰亂的山區興辦教育，她屈膝下跪請求亡命徒連文正放侯春生一條生路。她已把侯春生當自己人看待，已深深愛上這位有作為有擔當的男人。作家動情地描寫了這位知識女性聰慧、大方、多情、勇敢、堅韌的美好人性人情。

連文正是《新世界》中一個獨特形象。在最后的章節中，他在兩軍交鋒中是那樣運籌帷幄、心狠手辣、不可一世。但在屠殺連家的仇人吳鐵板時，他對藏在雕花架子床頂上的小猴子手下留情，放過了他。因為這時他已知道自己的兒子紅蘿卜還活著，作為父親的慈愛之心阻止了他的毒手。小說高潮情節中，連文正已布下萬無一失的大屠殺戰場，要用巨量炸藥炸毀突圍的數百民工隊伍。但侯春生已被他下令槍殺，他想到侯曾向他請求：以自己一人之命換數百民工之生。他一念之間，由惡向善，中止了引爆炸藥的命令，為民工放開一條生路。連文正還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人性之善猶在。在小說中，這一人物的人性人情是表現得最為豐富、深刻的，可以說達到了某種典型的尺度。

西方的軍事題材文學，在表現戰爭中的個體生命、人性人情方面，已達到了很高的 思想藝術高度。中國當代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在這方面清規戒律甚多。楊少衡的《新世界》 已作出了可貴的努力和探索，但依然任重而 道遠。

四、紀實與虛構的交融

現實主義歷史小說，追求的是事件的真實、理念的真實。現代主義歷史小說（如蘇童等的歷史小說）看重的是細節的真實、人性的真實。但都以藝術虛構的面貌和形態呈現出來。近年來，文壇上興起“非虛構”熱，影響著作家的觀念和創作，也波及著革命歷史題材創作。楊少衡在《新世界》創作談中說：“寫作時曾糾結于是否嘗試紀實的、傳記的方式，后來還是決定采用自己熟悉的小說方式，這么寫于我似乎把握大一點。小說加入了大量虛構元素，在相當程度上脫開原型，與真人真事真實地域拉開距離，卻也有利于更集中、更強烈地表現?！?作家在紀實與虛構之間徘徊、選擇，最終采用了虛構為主、紀實為輔，或者說紀實與虛構交融的創作方法。這種寫法強化了那場剿匪反特斗爭的現場感、真實性。但同時體現了作家的藝術想象、創作理念。應該說，這是對現實主義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一種突破，是一種適應時代和文學變化的積極融合。

如前所述，小說真實、客觀地表現了故事情節發生的大背景。新中國成立前后，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時期。新世界正在展開，舊世界已然崩潰。但在東南一隅，仍然進行著最后的較量。作家把解放軍進軍福建、土匪部隊的或收編或叛亂、臺灣派遣特務與大陸潛伏特務伺機作亂、漳州和廈門的解放、金門進攻失利等等，都作了清晰、準確的交代和描述。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作家又依據本縣革命歷史資料，和作為“南下干部”父親的回憶，虛構了整個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他教書所在的坂里鄉，就是當年剿匪的重要戰場。有一位姓侯的區長就是被敵人暗殺的，而這位區長正是父親的一位戰友。鄉里有一座宏大、結實、破敗的大宅子，當年區武裝隊和運糧民工，曾經在這里跟土匪部隊發生過一場激戰。另一位區長在戰斗中壯烈犧牲。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地下黨》中的革命者形象有楊少衡母親的影子，而《新世界》里則有楊少衡父親和他戰友的形象。對時代大背景的清晰勾勒，對小說人物原型的深切感受，保證了這部小說的歷史感、逼真感。

《新世界》巧妙地設置了兩個視角、兩條線索。一個是“我”當下的視角和“我” 的回望歷史，另一個是作家主體的“他”—— 客觀敘事者，講述的當年故事的來龍去脈。后者為主線、主體，前者為輔線、引子。全書分上下編共六章，每章開頭有一個簡短的 “楔子”，正是作家“我”的視角和對歷史的回顧，是小說中的紀實部分。第一個楔子，寫“我”置身當年的戰場遺址憑吊，面對“延津母親”的雕像，指出雕像文字說明的一些差錯，特別是其中漏掉了一個人、一個為解放眾生而英勇犧牲的英雄：侯春生。對先烈的遺忘，不是無意的，而是有意的。作家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即今天的我們應當如何看待英雄？如何回到歷史現場？第二個楔子，敘述了像古堡、炮樓似的“連家大院”，它歷經滄桑、幾易其主，現在卻變成了本縣的旅游名片。對它的變遷，作家感慨萬端。 第三個楔子，寫的是“我”在當地的一份革命歷史記載中，再次發現記載的粗疏，不僅很多事實不符，更遺憾的是重要人物侯春生以及小猴子，還是空缺的。第四個楔子，從高速公路收費站，說到地下的連家墳墓，引出連家的一連串故事。第五個楔子，寫的是連家的雕花架子床，它不僅是一件珍貴的歷史文物，而且在那場戰斗中，扮演過重要角色，見證過那段歷史?？上г谛轮袊闪⒑蟊坏箒碣u去，現在成為“美麗鄉村”的一件展覽品。最后一個楔子，寫“我”親見的北山鄉“鄉村廣場”，人們在唱歌跳舞，而歌舞領唱者是北山學區退休的老校長，唱的正是新中國成立時期的《北山學校校歌》，老校長知道這首歌的來歷，知道曾經在這里當教師的徐碧彩，但說“她是個特務”。今天，包括老校長這樣有文化的人，對 70 年前的歷史已經不甚了然，對那場戰爭的詳情、對那些先烈們的事跡及他們的內心世界，更是遠隔千山萬水了。作家真是沉痛無言了！作家在楔子中描述的“我”的見聞、行動，想來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虛構的。但卻具有很強的紀實性、非虛構性。作家就是要通過這種紀實性描寫，回到當下、回到現場，進而回望歷史、回望先烈，讓歷史同今天相通、對話，啟迪人們反思社會發展規律，反思人與社會、他人以及精神信仰等問題。小說的楔子，簡短、靈動，與作品主調構成了一種復調協奏的關系。

作品中紀實與虛構的融合，自然是一種形式創新。但我以為，作家的創作觀念和方法，又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即文本內在的“分裂”。作家一方面要努力寫實，另一方面要竭盡虛構，造成了顧此失彼、難以抵達和諧境界的損失。為什么作品的情節顯得冗雜、瑣碎？為什么敘述語言似感粗放、平實？缺乏經典作品那種宏大、精深、細膩的品質。就是因為作家在創作中往往顧及的是真實、紀實，而忽視了藝術的提煉、獨創。既往的革命歷史經典小說告訴我們，小說的本質是虛構，但它必須是真實基礎上的虛構。虛構是對真實的升華。一部作品抵達了審美境界，就消除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它蘊含著生活的真實、理念的真實、藝術的真實。革命歷史小說創作中，真實與虛構、故事與人物、人物的信仰與人性、敘事形式的繼承與創新等，依然是當下值得深入研討的問題。

注釋：

1 楊少衡、姜廣平：《“從自己的價值觀和掌握的 素材出發”》，《西湖》2014 年第 3 期。

2 傅小平：《推陳出新 大器晚成》，《文學報》 2007 年 8 月 6 日。

3 鄭潤良：《重述歷史的動力》，《長篇小說選刊》 2019 年第 4 期。

4 王愿堅：《后代?后記》，作家出版社 1956 年版。

5 6 8 楊少衡：《往昔的記憶》，《長篇小說選刊》 2019 年第 4 期。

7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 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8 頁。

[作者單位：山西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