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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金瓶梅》里的財富與財政——兼議文學與歷史的“互文”

《金瓶梅》里的男一號西門慶，清河縣財主。家有萬萬貫錢財。早年在縣衙門前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這個男一號，并非鄭振鐸所說的“一般流氓”，見鄭1933年《談〈金瓶梅詞話〉》），后結交官府，官至金吾衛，先副千戶后千戶提刑所理刑，運用手中權勢，抓拿騙吃，生意越做越大。“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債、結識人”（王婆與潘金蓮介紹西門慶時所講），是清河縣“數一數二的大財主”（薛嫂與孟玉樓介紹西門慶時所講）。“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綢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伙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干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文嫂與林太太介紹西門慶時所講）。作為一部中晚明的百科全書，除了小說里展現和敘事的人物命運以及特定的社會現象外，在小說涉及到的若干領域若干場景中，財富與財政是《金瓶梅》里的重要內容。本文依據西門慶身前家庭財產的收支情況（本文所引《金瓶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初版1992年一印的戴鴻森校點本），觀察那個社會的財富狀況和豪門與底層的生活狀況。

一

在明一代，明的稅賦經歷過許多變化。黃仁宇在《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專章“明代財政管理”里指出，以土木堡事件（1449）為界大致分為前/后兩期。前期以田賦、役、鹽引專營等，基本適應明帝國的運轉。而后期，由于缺乏適當的貨幣制度，加上谷物折銀未制度化、帝國的邊防設施常年得不到維修等一系列問題，帝國在后期，財政的窘境日益突出（黃仁宇還指出，相較于宋/清的賦稅，明代是一個賦稅較少的朝代）。不過，黃仁宇慧眼所講到的“工商業的收入來源被忽略了”（見《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則可以印證《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工商業的收入來源”。工商業的繁榮正是中晚明的時代特征，尤其是江南一帶。《金瓶梅》里的西門慶就是這一工商業的代表人物之一。

就財富與財政話題，為了說明《金瓶梅》這樣一部曠世巨著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先看正史里當時明的賦稅、財政及個人收入等情況。《明史/食貨志/賦役》記有全國的狀況，如：嘉靖“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崇禎三年，“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記有多少錢/物折兌的如：洪武九年，銀一兩、錢千文、鈔一貫，皆折輸米一石。棉一匹、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麥五斗。那么官員的薪俸呢？《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稱，一名正四品知府年俸六十二兩零五錢白銀，一名正七品知縣的年俸二十九兩零五錢白銀（黃仁宇注，知縣一年的年俸不足皇帝一天的伙食津貼）。那么一般勞動者的工錢呢，《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稱，一個健康的白天勞動者一月掙銀一兩。這是正史，在野史里也記有關于銀兩與物交換的情況。周玄暐《涇林續記》記，一家患瘟疫，全家死后僅有一幸存者，友人周某憐憫同情，伸出援手，送給這人三錢銀兩，囑咐這幸存者買米度日。此記，雖沒有表明三錢銀子買的米可以度幾天，但一定不是一天。在當時，一個平民一年生活大致一兩五錢即能維持。戚繼光的士兵，日餉三分月餉一兩（明清一兩白銀等于十錢、十錢等于一千文）。清人《笑林廣記/買醬醋》記一文錢可買一碗醬油或一碗醋。《涇林續記》所記三錢銀子能買米度日，可見一錢銀子的幣值。這可以與正七品知縣的年俸二十九兩零五錢相對應。記載這一周濟窮人善事的周玄暐，就是嘉靖萬歷年間的人。嘉靖萬歷年間，正與《金瓶梅》的作者大致生活于同一時代。《金瓶梅》的錢幣記數，基本上沒有最小的單位“文”（第三回寫道潘金蓮拿出三百文叫王婆買盞酒一事里的“文”，在《金瓶梅》里實為罕見，而且還是“三百文”），“錢”也很少，主要以“兩”計。以“兩”計，足可以看到西門府財富的充盈。

二

《金瓶梅》對財政的記賬即西門府的收支情況，從二錢至二萬兩銀，都有涉及，非常詳細。

二錢至五錢，可賞歌女一次。（第二十回）

五錢，可支付火化工錢。（第二十六回）

一兩，可置辦一桌酒菜包括雞、魚、嘎飯、菜蔬、果品等。（第三十七回）

五兩至七兩，可買一個丫頭。（第九回）

六兩，可買一個童子。（第二十五回）

數兩，可做水陸超度法事。（第八回）

八兩，春梅買孫雪娥為廚火夫。（第九十回）

十兩，可買上好棺材一付。（第五回）

十六兩，可買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第九回）

十六兩，買春梅作丫頭后又以原價賣出去（第八十五回）

五十兩，西門慶梳籠桂姐。（第十一回）

一百二十兩，西門慶為外寵王六兒置一房。（第三十九回）

二百兩，西門慶賄賂上司人副千戶轉正。（第七十五回）

三百兩，買皇家舊址張安兒莊子。（第三十五回）

五百兩，西門慶修了一花園。（第十六回）

五百四十兩，花子虛（實為花公公）自家宅。（第十四回）

六百五十五兩，花子虛南門莊田一處。（第十四回）

七百兩，太監大宅一所。（第十四回）

一千兩，送蔡太師生辰禮品。（第二十五回）

六千五百兩，賁四絨線鋪。（第七十九回）

一萬兩，為《金瓶梅》最大一單生意。（第三十八回）

二萬兩，印子鋪占用銀。（第七十九回）

為了表明一兩銀子值的大小，即銀/物（人）的兌換，《金瓶梅》寫得清清楚楚。物如：潘金蓮趁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經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只燒鴨、兩只雞、一錢銀子下飯、一壇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涼糕（第五十二回）。此處一兩銀子辦了“一只燒鴨”“兩只雞”“米飯”“一壇金華酒”“一瓶白酒”和“裹餡涼糕”。在明一代，一兩銀子還真不是小錢。《金瓶梅》寫西門府及西門慶酒友嫖友的美食不厭其煩。對于這一點，臺灣“金學”學者孫述宇在《〈金瓶梅〉的藝術》一書里注意到了這一點。孫說“以飲食來說，沒有什么小說象這本講得這么多。書中把飲食寫得詳細和生動；我們看見西門慶和他身邊的人吃的幾個菜是些什么，怎樣煮的，又有什么點心、面食、湯和酒；時新的水果來了，幫閑的人搶了吃，還偷回家去……”。如此豐富的美食（可參見拙作《〈金瓶梅〉：第一部美食百科全書——兼論食的等級》），表明了財富的豐厚。又如，印綾殼《陀羅經》每部五分、印五百部共五兩（第五十七回），可以想見當時印刷業的繁榮。試想，封面或書脊用綾做的木版或石版印刷物，如果放在宋代一定不是俗人窮人買得起的書，但在明中晚期，這已經很是廉價了，甚至比今天都便宜。又如春梅為金蓮置一棺木六兩（第八十八回）等。工錢如：在西門府做廚的廚師一天五錢、妓女小唱一臺二至三錢、端茶送水的二錢（第五十五回）。人口買賣，一般丫頭如小玉五兩（第九回），春梅算貴的，月娘先買后賣十六兩。無論大錢還是小錢的用費，《金瓶梅》的敘事里從不放過。如買一個丫頭五兩銀子即夠，瓶兒身上穿的一件皮襖就值六十兩銀子；又如金蓮、瓶兒、經濟等幾人一桌酒食一兩銀子即夠，西門慶與酒友嫖友吃酒時，往往都在十兩左右，在為宋御史擺一餐酒時，竟花去西門慶五十兩銀子（第七十五回）。

《金瓶梅》以北宋政知、重和、宣和、靖康（1113-1126）四朝即北宋末年作背景寫西門府家族的興衰，寫“金”“瓶”“梅”等與西門慶相關各色女性的命運。但眾所周知，《金瓶梅》的社會背景和人物現場都與《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明中后期息息相關。或者說，一部《金瓶梅》，寫的就是中晚明社會和生活中，從市井階層到中級官場再到中央朝廷和皇帝（第七十一回）等各階層，尤其是市井階層的人物命運。寫西門家族（以家族作為敘事平臺，為《紅樓夢》提供了家族敘事的捷徑）的大事與小情。在這些大事小情中，財富與財政是《金瓶梅》文本的重要構件。特別是在敘述和描寫西門府奢華即花大錢一事上，作者不竭余力地涂抹和書寫。來看一看西門慶的幾場花錢大戲——1.為娶潘金蓮，與王婆、金蓮合謀殺了武大，先給媒婆十數兩銀子和綢緞，后又付何九十兩銀子作偽證。2.五十兩銀子、四套衣服梳籠麗春院李桂姐。3.三十兩銀子包月妓女鄭愛月。4.五百兩銀子蓋花園。5. 給蔡太師的生辰準備“蟒衣尺頭”（包括四陽捧壽銀高一尺有余，兩件大紅紗，兩匹玄色蕉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兩套杭州織造大紅羅段纻絲蟒衣）；接著又用三百兩金銀，在家中卷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銀人，打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緞纻絲蟒衣，兩件大紅紗，兩件玄色焦布，都為織金蓮五彩蟒衣。6. 給新寵惠蓮的老公來旺三百銀子做生意（后被西門慶陷害收回）。7. 為結交上層，用三百兩銀子買下頹敗的皇親家莊子。8. 送蔡太師干兒子蔡狀元金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送與蔡狀元同好安進士色緞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9. 因孝哥兒與喬大戶結娃娃親，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10. 為瓶兒辦喪事，三百二十兩銀子為瓶兒置辦棺材；一百兩銀子買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匹黃絲孝絹在天井內搭五間葬棚；一匹緞子、十兩銀子請韓先生畫瓶兒美人圖，五兩銀子請黃真人為瓶兒寫法；給銀匠十兩銀子打三副銀爵盞；瓶兒葬禮首七，桌席全管；賞來上祭瓶兒的妓女每人一匹整絹，凡來賓，西門慶賞賜亦費許多；給陽陰徐先生一匹尺頭、五兩銀子；給前來幫忙的賞巡捕軍人、衙門中排軍、營里人馬各十吊錢。瓶兒出殯時，僅吳月娘妻妾女眷等本家轎子就多達十余頂。李瓶兒盛大糜費的葬禮，為《紅樓夢》秦可卿的葬禮直接提供了藍本。（可參見拙作《宋惠蓮，秦可卿的前世》，那文里專門討論過《紅樓夢》脫胎于《金瓶梅》）

這些近似流水帳的財政收支，一是為西門慶炫富提供了重要依據，二是它們與西門慶獵色和晉階政治相關。在此，西門慶從不含糊：大把用錢、大把甩錢，極盡炫耀。《金瓶梅》的作者在敘事書寫時也從不含糊，用費的場面聲勢浩大，絕不吝嗇筆墨。如在青樓麗春院梳籠處子李桂姐的場面、如為蔡太師獻壽禮的場面、如風光的瓶兒喪事等，《金瓶梅》極盡鋪陳。這樣的敘事與書寫，一方面，披露因結交官府、官商勾搭、發財成為土豪的暴發戶嘴臉，以反諷的方式，直指西門慶及其所依傍的社會背景的腐朽與晦暗，同時也直指人性的墮落與黑暗。另一方面，則讓人看到中晚明時期，由于皇室的衰微、政治的昏暗，松馳了對地方的管理，反而促進了地方的商業繁榮。歷史，從來不是教科書般的定義。歷史的鮮活與多面，在正史里或許看不到，但我們卻在《金瓶梅》這樣一部自然主義的超寫實小說里看得到。也許，歷史的吊詭和社會發展導致被忽視的某些狀況甚至某種規律，可在文學藝術里尋得。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有時可以“互文”。比恩格斯論巴爾扎克更早的王夫之，《讀通鑒論/武帝》一章里，多次批評司馬遷。在李陵一事上，王夫之說“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第三十節）。更有甚者，王夫之說“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第十七節）。雖然我們知道王夫之作為一介苛儒，臧否人物否多于臧，許多都過于兇險。而且直說“史有溢詞，流俗羨焉，君子有所不取”（《讀通鑒論/明帝/之七》）。但我們卻從王夫之那里看到，歷史在歷史學家那里，許多是不可信或不值得信的。如果與文學相比，或許后者更質感和真實一些。于是我們便不難理解，陳寅恪花那么大的力氣寫出《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巨著，表明了“以詩證史”或“詩史互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

《金瓶梅》曾多次提及西門是巨富。如在第五十七回就說過西門慶共有幾萬產業。這是一個概數。具體的數字在第七十九回西門慶的遺囑里清楚地列出—— 1.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2.吳二舅綢絨鋪五千兩；3.李三、黃四身上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4.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5.生藥鋪五千兩；6.韓伙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7.劉學官少我二百兩；8.華主簿少我五十兩；9.門外徐四鋪內，欠本利三百四十兩。共計約四萬余兩（不包括不動產和妻妾手中的私房錢），與第五十七回所說“幾萬兩產業”符合（西門慶死后，這些家業很快煙消云散）。西門慶從一個小小生藥鋪發家到幾萬產業（包括，生藥、綢緞、糧食、鹽業、典當等多種），不過就是數年光景。這其間，包括孟玉樓、李瓶兒尤其是李瓶兒那里的花太監不明的巨額財產（用五、六府杠抬運了四五日才搬完的瓶兒家財、一百顆西洋珠子、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一頂金絲鬒髻重九兩、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等）和貪贓枉法吃黑錢（如喬大戶許銀二千兩，托西門慶救獄中的揚州鹽商王四峰。西門慶只出了“一千干事的銀兩”。另一千兩用作販買綢絹絲線本錢）等，西門慶的發財真實地反映出他是一個精于商業的“有為”商人（如只有西門慶等少數人才能拿到“鹽引”或糧食貿易）。西門慶的商業框架和經營方式，反映了當時商業進入到近代歷史的可能。特別是交通的發展為商業貿易提供了便利。京杭大運河，在元代重鑿、明代大修的基礎上，從蘇杭到山東區域間的廣大地區，依托大運河，河兩岸商業迅速發展。《金瓶梅》里的清河縣，便是這一水運的重要孔道和碼頭（這一標識在《水滸傳》里還不曾出現。由此，我們看到，《金瓶梅》與《水滸傳》的社會背景，已經出現了重大變化）。西門慶基于這一水道和漕運，南北騰挪、且直到東京（《金瓶梅》里有多處關于水運的敘事與描寫。如“花石綱”從南進京經水運到清河縣西門慶擺酒招待，又如一萬兩緞絹等貨物從杭州運回清河縣等），從而發財致富。商業的行為、貿易的秘訣、銀兩的過往，《金瓶梅》事無巨細，從不放過。像《金瓶梅》如此不厭其煩且精確的錢財記事，恐是中國古典小說里為數不多的，在后世小說里亦屬罕見。

前文已述，明中晚期，由于皇室殆政，皇權式微，反而刺激了地方經濟發展、民間資本的活躍和城市化的加速。《金瓶梅》里有一橋段可作實證。第七十回“詞話本”作“老太監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參太尉”，“繡像本”作“西門慶工完升級，群寮庭參朱太尉”。就這一回的文本旨看，“繡像本”的“群寮庭參朱太尉”比“詞話本”的“二提刑庭參太尉”更近文本旨義。橋段是皇帝賞賜大臣的場景：

蔡京、高俅等五位重臣各賞銀五十兩；蔡京另加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

殿前都朱太尉，蔭一子為金吾衛正千戶。

內侍李彥等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蔭弟侄一人為副千戶。

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緞二表禮。

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等同等閣僚賞銀二十兩。

千戶魏承勛、西門慶等，各升一級，賞銀十兩。

所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

校尉昌玉等，絹二匹。

《金瓶梅》的這一場景，極有意思。一是看出皇帝的獎賜比起西門慶的奢華來，倒像是窮人了。這表明至明中晚期，政府的財政吃緊尤其是中央財政異常吃緊，如黃仁宇所說，在明后期“政府不能動員國內的財政資金”（見《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金瓶梅》雖是“小說家言”，但這“小說家言”卻比正史里的記載豐富得多。日本學者澤田瑞穗在《隨筆〈金瓶梅〉》（1969）里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具有相當人生經驗和社會知識的人”。二是表明當時的商業繁榮造就了如西門慶這樣的大財閥或超級土豪。

由于運河的發達、商業的繁榮、商人的涌動、財富的積累，城市相機擴張。《金瓶梅》里的清河縣縣城，從一端走到另一端，西門慶都要騎馬。西門慶騎馬過街，當然是炫耀，但這一細節卻可以看出中晚明的縣城特別是運河沿岸的城市已有足夠大的規模。商業的發展，便必然帶來財富的聚增。《金瓶梅》里涉及到發達的傳統絲綢業（如西門慶新開的綢緞鋪）、新興的綿織業（如孟玉樓有三、二百筒好梭布）、松動的茶業貿易等。加之糧食充足（如前所述，因田賦沒有與貨幣直接掛勾，農民生產的糧食便有了某些方面的自由處置）后衍生的酒業等產業，僅不同地方不同品種的酒，《金瓶梅》里提及到的至少不下五種（如南酒、金華酒、雙料茉莉酒、豆酒、葡萄酒、羊酒等）。《金瓶梅》里呈現的五光十色的繁榮景象，讓我們看到那個社會有別于其他時代的風情與時尚。

三

西門慶從一個小小的生藥鋪開始，到綢緞鋪的擴展、再到糧食貿易、鹽業貿易、期貨貿易、亞金融的典當等多種商業模式，以及這些模式帶來的巨額利潤。《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第二章“明代的財政管理/鹽業專賣”中指出，1578年即萬歷六年產鹽超過4.86億斤，鹽引56萬。《金瓶梅》中寫道的西門慶做鹽生意，正是明中后期商業繁榮的一個寫照。商業繁榮帶來的財富，成為中晚明社會的一種標識。《金瓶梅》中所描繪西門慶遺產，其金融資產高達四萬余兩（尚不包括不動產，如不動產，僅翻修擴建西花園就用了五百兩銀子）！如此巨額財產，絕非《金瓶梅》小說作者的虛構。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里寫道，武宗朝（1506—1520）時的武宗親信江彬凌遲處死后抄家，抄出黃金十萬兩、白銀四百萬兩。黃仁宇以為“此數字過于龐大，恐難盡信”。但江彬巨富是可以坐實的。據說西門慶的原形就是大財主，西門慶是否真有其人，不在本文所論范圍，但《金瓶梅》所寫西門慶有幾萬產業的財富，并非小說家的夸張和虛構。恩格斯論及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時說：“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年到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的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江彬、西門慶便是歷史與文學的“互文”。

《金瓶梅》以“小說家言”建構起來西門府的財富敘事和圖景，決非只是小說家一家獨說。仇英（約1494-1552）在其臨摹宋人的《清明上河圖》（10米長卷、74個店鋪、7座橋、42條船、2000多個人）里展現了中晚明蘇州城的繁榮與浩大；與《金瓶梅》幾乎同時問世的屠隆(1544-1605)的《考槃余事》，其所錄器物的精致多樣，亦展現出中晚明的閑適與頹糜；稍后一點的張岱(1597-1680)，在其《陶庵夢憶》里所述所記的雜事、家事和國事，其繁華敘述如花燈、大戲等幾與《金瓶梅》里的花燈、聽曲極相似。仇英用畫展示城市的繁華與廓大；屠隆用器物展示器物的多樣與精極；張岱以記事回憶了中晚期的奢華與嘈雜。幾為同時代的仇英、屠隆、張岱等的記載與繪畫，可以佐證西門府的財富并非虛構。還可以佐證《金瓶梅》一書的超寫實本領，以及超寫實小說的歷史價值和美學意義。或者反過來講，《金瓶梅》作為一部小說里的財富、財政敘事，又可證實仇英、屠隆、張岱等人的記實文字和繪畫中的繁華景象的真實。可證實正史里所沒有的細節。由此進入到“《金瓶梅》的商業財富學”，深入討論財富給社會與家庭帶來的影響和作用，特別是給《金瓶梅》里眾多女性帶來的影響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