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本文的議題，要從“吳越之間”說起。

吳越之間，不僅是互相毗鄰的地緣空間，而且因為自古以來兩地之間在政治、軍事、文化上的屢次相互覆蓋，從而形成“吳”“越”并舉的地理概念。漢代以先，吳、越兩地的文化差異頗巨。吳地因泰伯奔吳而立國，泰伯的王室身份便使得吳地文化與中土文化、與周朝禮樂文化有了直接而天然的親緣關系。《左傳》《史記》等史著皆載“季札觀樂”的詳備事跡：吳公子季札使魯觀樂，他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越的見識，透析了禮樂之教的深遠蘊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勢，語驚四座，使眾人為之側目。季札觀樂的方法和用語，幾為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的范疇之端，深刻地影響了包括《文心雕龍》在內的中國古代文論。季札為孔子所私淑，目為圣人，世有“南季北孔”之譽。這說明，吳國雖起于“荊蠻”，并在文化上一直錯誤地遭受中原諸侯的歧視，但其以季札為代表的禮樂素養與文明高度，實際上卻絲毫不遜于中原。與正宗、雅馴的禮樂文化的教養相關的是，吳地的百工、技藝，以高超的形式造詣在審美上領先于諸地，并逐漸地將中土文化徹底引入優美的境地。

當其時，越地則尚處于斷發文身、裸以為飾的階段，保持著與中土文化相頡頏的另一種文化形態，并凝聚、積淀為另一路潛在的歷史脈絡。這一文化形態或歷史脈絡，便是當代作家李杭育后來在《理一理我們的根》中所強調的、所辨析的“中原規范文化”之外的“非規范文化”。李杭育斷言，規范的、傳統的文化之“根”已然枯死，真正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之精華，保留在中原規范之外”。

至五代十國時，錢镠在錢塘（杭州）建吳越國，吳、越兩地的文化便進入深度交融的歷史時期，并在后來的社會發展中形成了所謂的“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的長時期繁榮。時至今日，已有一個“江南文化”的學術概念來統領環太湖、長三角一帶的文化闡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學術概念試圖消弭吳、越之間的地理分野，使對這一區域的文化理解進入一個相對便利的、大致趨同的、總體整合的時-空層面。明清以來，“文人”（知識分子）與“江南”形成了另一并舉的關系性范疇，所謂“何處是江南”，追問的是知識分子的存在之境：有知識分子的地方就有江南。明清以來，官府在政治和文化上針對“江南”的策略，無論是休休有容的綏靖還是文字獄般的肅殺，都不斷地說明，這時候，“江南”已成為極權政治所試圖馴服卻一直無法馴服的“利比多”。

2004年，我在王嘉良先生率領下參與撰寫并出版了一本題為《“浙江潮”與中國新文學》的專著。該書試圖從區域文化的視角來梳理浙地文化與中國新文學發端的內在邏輯，闡明浙地文化在中國新文學發端之際的引領作用。撰寫之初，我們首先遇到并要著手解決的一個學術問題是：由于浙地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幾無地位，但近現代以來卻“善生俊異，后先絡繹，展其殊才”，幾可謂“無敵于天下”（魯迅語），尤其是以周氏兄弟、郁達夫、茅盾、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施蟄存、夏衍等為代表的浙籍文學人物，層出不窮，在幾乎所有文類、所有領域和所有階段，持續引領著中國新文學發端之際的潮流和方向。何故使然？毫無疑問，這一段看似充滿偶然性的文學史爆發，卻“歷史而邏輯地”與浙地文化的原初結構有關，與前文所述的“另一路潛在的歷史脈絡”有關，與“中原規范文化”之外的“非規范文化”有關。

對這一問題的一個粗略而籠統的解釋是：南宋以后，“浙東學派”逐步形成，并在越地獨領風騷。浙東學派的事功體系，與越人的求新、開拓、冒險意識同氣相求，建構起了一種拿來主義兼實用主義的文化心理結構。比如，與中土文化的“安土重遷”相比，越人不憚于“逃異路，走他鄉，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凡此種種，形成了對中土的“官僚-儒家文化”正統構成頡頏之勢乃至顛覆之態的“小傳統”。費正清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一書中將之命名為“面海中國的小傳統”。所謂“面海”，不僅是一個地理坐標，同時還喻示這一“小傳統”與現代海洋文化之間的相似質地或融通關系，以及它“別求新聲”的外向性格。與此同時，它還明確地喻示了與盤踞中土的、悠久而深厚的農耕文化傳統之間的差異、斷裂和否定關系。這里要強調的是，正是這一“小傳統”，構成了現代中國啟蒙思潮與啟蒙運動的內源性的部分。沿著這一邏輯，我們才能明白，以魯迅、蔡元培為代表的浙籍知識分子或文人在社會、思想和文化發生結構性變革的大時代何以能迅速地成為歷史舞臺的耀眼主角，浙籍作家何以能在新舊文學發生革命性更替的特定時刻“一洗萬古凡馬空”，“歷史而邏輯地”筑就中國新文學發端之際燦若星河的“半壁江山”。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浙地”向有“兩浙”之謂，以錢塘江為界，分為浙東和浙西。錢塘兩岸曾分別為吳、越兩種文化所據，又在歷史交互中形成彼此覆蓋、求同存異的區域性的文化肌理，并在晚近形成浙西向“吳”、浙東傾“越”的差異格局。如今的“江南文化”這一范疇，雖有地理上的統括性，但其在文化表述上對于同一化、同質化的概念追求，容易遮蔽甚至抹殺次級區域——如吳、越之間——在文化層面的差異格局。

如果依陳思和先生的提法，將“五四”文學革命視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一場先鋒運動的話，那么，這場重在思想啟蒙的文學運動被處于吳、越文化緊密交疊關系中的浙籍作家所引領。若細分一下，周氏兄弟這樣的越地作家在其中的貢獻更大一些、地位更顯赫一些。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又一波先鋒文學運動起步時，不難發現，以葉兆言、蘇童、格非、孫甘露、余華等（甚至也包括畢飛宇、朱文、韓東等）出生和成長于吳地的作家成了這一歷史性浪潮中的領袖和中堅。這一波的先鋒文學運動被視為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的文學再啟蒙，是對形式變革的關注優先于其他的、嶄新的語言實驗，而持有較強形式感的、對形式變革具有先天敏感性的吳地作家很自然地就成為先驅，繼而成為其中最有成就者。僅就這一維度而言，其實我們還可以開出諸如錢鐘書、楊絳、穆旦、徐志摩、戴望舒、施蟄存等一長串的名單。

這也是在“浙地”或在“江南文化”這些統括性范疇內部強調區域文化的差異格局的重要性所在。

二

討論浙地區域文化與中國新文學發端之間的邏輯關系，包括在討論這一邏輯關系過程中有意地對吳、越兩地文化所做的“細分”，是為了強調前文所述的“內源性”，即浙地區域文化對于中國新文學這一“歷史總體”的內在驅動作用。某種意義上講，浙地區域文化可視為中國新文學史的心臟起搏器。這是當年我參與撰寫《“浙江潮”與中國新文學》時首先解決了的一個理論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有理由進一步追問：中國新文學的“現代轉型”，是否主要地依仗了“內源性”因素？

由于中國新文學在發端之初以徹底反傳統之容面世，以新舊之爭的冰炭之勢示人，以及在后繼的文學史敘述中的意識形態用意，使得多年以來人們對中國文學之“現代轉型”的認知不免偏頗，仿佛這“轉型”如凌空蹈虛、橫空出世，而且，新文學被視為“活的文學”，舊文學被視為“死的文學”，勝利的新文學旁邊必定躺著舊文學的尸體。這樣的歷史修辭，明確了新舊文學之間你死我活的角色對位，竭力放大了新舊文學之間的對峙感和斷裂感，并且，進一步地使“傳統/現代”這樣的二元結構被完全抽去了“相生”之睦，徒剩“相克”之厲。魯迅說：“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這話常作為注腳，綴飾在人們向“傳統”和“舊文學”投去鄙夷時。

趙園先生曾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并非全由外鑠。傳統社會有內生的動力，滋生、潛藏著自我解構的力量。”趙園所謂“內生的動力”，顯然與前述“內源性”的說法相去不遠。趙園強調“這不是新鮮的話題”。確實如此。余英時先生早在1979年發表的《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一文中就已指出：對于五四運動的研究和評論，向來都強調它“新”的一面，至于它和舊傳統的關系，“便很少深涉了”。余英時撰寫此文，顯然出于一種矯枉的學術動機。他指出，“不但五四運動打破傳統偶像的一般風氣導源于清末（康、章的）今古文之爭，而且它的許多反傳統的議論也是直接從康、章諸人發展出來的”，而“康有為、章炳麟的反傳統思想雖然已受了外來的影響，然而其中的主要成分則無疑是從清代學術中逐步演變出來的”。余英時更是指出，以魯迅為代表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式的激烈的反傳統舉動，其思想源頭恰在魯迅一生迷戀的“魏晉文章”。余英時由此認為，五四時期在思想界有影響力的人物，“在他們反傳統、反禮教之際首先有意或無意地回到傳統中非正統或反正統的源頭上去尋找根據”。不妨聯想一下關于魯迅“批判國民性”的研究：當下就有學者認為，所謂“批判國民性”就意味著在我們傳統文化的內部具有將自我“他者化”的能力，這種能力就是在傳統內部“尋找（批判）根據”的能力，就是趙園所謂的、在傳統社會內部滋生和潛藏著的“自我解構的力量”。所以，我們不難理解余英時的如此結論：“五四運動自另有其中國傳統的根源，絕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戰。”

商偉先生的《言文分離與現代民族國家——“白話文”的歷史誤會及其意義》一文，從一個更具“本體性”的層面討論了中國新文學的“內源性”力量。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胡適所謂的、與文言文相對立的“白話文”，并非歐洲意義上的、與拉丁文相對立的vernacular（口語化、地方化的語言），相反，白話文和文言文一樣，也是有著至少上千年歷史的傳統悠久的書面語，“白話文和文言文一起，共同起到了維系古老廣袤帝國的‘神圣的無聲語言’的作用”，所以，“把白話文視為中國的vernacular的書寫形式，該有多離譜”。商偉的結論是：無論動機怎樣、目的為何，“五四”白話文運動最后鬧了一場歷史誤會，因為，“從結果看，（它）并沒有創造出像歐洲vernacular那樣出自地方性口語的文字書寫形式”。然而，有意思的是，恰恰因為白話文有著作為書面語的語言統一性，才使得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看上去更像是發生在帝國“內部的轉型”，沒有像近現代歐洲那樣，因地方語言（vernacular）的散裂而導致整個歐洲在地域上的分崩離析。

關于“內源性”的議題，雖非新鮮話題，但也并非一個已引起足夠重視的話題。對“內源性”的強調，亦非意圖“翻案”（余英時語），而是為了矯正一種理論誤植，一種迄今越來越嚴重的言必稱希臘的學術偏頗。這“誤植”或“偏頗”，使得我們身邊越來越多對外國文學如數家珍的作家，和對古典文學嚴重缺鈣的批評家。雖有批評家在當下閱讀中與“傳統”這一“總體性的幽靈”浩然相對，也有作家清晰地認定百年新文學只是中國文學的“小傳統”、只是移動的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但總體而言，微斯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