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孫衛衛的文風向來細膩綿密，而為了成就《回老家過年》的圖文和諧，他用舉重若輕的控制力、博觀約取的包容力，與繪者張娣共同完成了一次中國故事之當代童年的尋根之旅。

故事使用了兒童的內視角，講述了爸爸媽媽帶著小小的“我”第一次回老家過年的一段經歷，跨越了“我”、爸爸、爺爺三代人的春節回憶，勾連起時代更替、鄉村發展的巨大變遷。用新舊對比、以小見大的方式，揮就了祖國壯麗70年的滄桑巨變和繁榮發展，描繪出“中國人”“中國年”的民族情結。

兒童娓娓道來的自敘方式，是對讀者、尤其是小讀者的一次親密邀請。在扉頁上，“我”開宗明義地說：“我老早就盼著過年了。爸爸和媽媽商量好了，今年過年，我們回爸爸的老家。”這段“我”的獨白，包含著豐富的內蘊，不僅有中國孩子對過年的期盼，而且體現了去哪家過年已不再是固定模式，而是夫妻雙方商議決定的方式。這本身就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一次交相輝映。緊接著，圖畫書正文的第一頁，是跨越滿滿兩頁的高鐵站臺，橫穿在三個軌道上的高鐵猶如暫時休憩的白色巨龍，站臺上擁向高鐵的人流洋溢著春運期間特有的匆忙和歡喜。尤為令人驚喜的是，站臺間的轉換扶梯、以及真實的高鐵車次都極有代入感地繪制出來。文字的內視角自敘著重于心理變化，畫面的外視角俯視著重于全局總貌，二者既有對比，又有互文地開啟了“回老家過年”的奇妙旅程。

這種對比與互文，成為這本圖畫書敘事的策略和節奏。在坐高鐵的旅程中，“爸爸給爺爺買了一本集郵冊，給我買了一個綠皮小火車模型”。到了老家，以前缺衣少吃年代中做“花肉”“花饃饃”都成為現在“忙年”的習俗。暖了一屋子的電暖氣和當年微弱的“小火爐”形成了物質環境的天壤之別。收音機、紡車、縫紉機、犁等老物件，既是一代人的年代記憶，也是“我”這群新時代兒童首次走進時光隧道的人生課堂。在處理這些充滿撫今追昔意味的細節時，孫衛衛總是以動心忍性的方式娓娓道來，恰如“我”這個天真無邪的孩子首次觸碰歷史巨變中的家事、國事。而繪者張娣則通過加上邊框的木刻版畫的方式，來標識這些老物件和陳年舊事。如果說跨頁、滿頁的版面信息和描繪過年的進行狀態是一種身臨其境的代入感，那么相對緊湊的邊框、木刻版畫式的粗獷、如褪色老照片一樣的構圖，會產生空間層次的豐富性，以一種嵌入、分離又呼應的方式回望過去，形成一種“蒙太奇”般的審美效果。

約翰·羅斯金認為，小讀者面對圖畫書時，往往沒有文化習得語境下對符號系統的意義辨識，而是以“天真之眼”看待圖文。因此，這種以兒童自敘的方式展現的“回老家過年”，回到“我”從沒去過的“老家”，本身就是對兒童讀者的一次親密、溫暖的邀請。正是通過這種兒童對家族、民族、國家、歷史記憶的首次相遇，培育出兒童的民族認同感。可以說，閱讀《回老家過年》，也是對讀者的認讀能力、情感歸屬、藝術審美的一種培養。

豐富的信息量隱藏在簡約的敘事和鋪排的繪畫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孫衛衛的文字能夠吸引和打動不同年齡段的讀者，文中總會不動聲色地出現一兩句來自父親的轉述，比如“爸爸上大學后很少再回來，村子里的孩子他大都不認識，人家也不認識他。”一筆帶過，卻隱含著從農村來到城市打拼、立足“平凡的世界”中人的艱辛。除夕下午全家人給太爺爺太奶奶上墳時，“爸爸叔叔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你們要是活到現在該有多好’。”經過這大半天的返鄉見聞，“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太爺爺太奶奶沒能看到電視、汽車——這其中橫亙著一條兒童的天真和父輩們的滄桑之間的鴻溝，但時至今日，辭舊迎新，多少成人的感慨會慢慢消弭在除夕夜的煙花中。在回城的飛機上，最清晰的景象是貼著飛機窗口向外凝望的“我”，是心滿意足又無限向往的童年和未來。人到中年的“爸爸”以及無法在圖畫中顯現的爺爺奶奶的牽掛，只能交給這無瑕的藍天白云和遼闊深遠的世界。這是孩子們尚且懵懂的民族情感的表達方式，也是一代代國人的情意和寄托。這種含蓄、隱忍的獨特表達，將圖像的“表象”和內蘊“意義”間的關系有機地組合起來，構成了第一次“回老家過年”的輕盈愉悅之旅的重量和深度。

《回老家過年》是一次空間的轉移，也是一次時間的守望，更是時空交匯中三代人的情感尋根。在“我”人生第一次的歸程體驗和一家人的辭舊迎新中，在兒童的“天真無邪”與成人的“撫今追昔”之間，構成了文本的張力和飽滿度，吸引著不同年齡段的讀者參與到這場中國人特有的尋根之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