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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拉斯像

在西方古典學中，從19世紀上半期開始，校勘學的基本操作便已經規范化了，后世學者往往將這種規范化了的校勘操作規程稱作拉赫曼方法。這種方法包含三大部分，它們彼此之間呈一定的前后順序關系，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又是交織在一起的。

近十年來，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兩位西方古典詩人的研究上，一是古羅馬詩人賀拉斯，二是古希臘詩人品達。相關成果將在今明兩年內發表。今天我在這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對兩位古典詩人作品翻譯與研究的心得。

2004年我為《讀書》雜志寫過一篇文章，因為篇幅較長，所以拆成兩部分先后刊載，分別冠以標題《從好言到好智》和《從夕國到旦方》（后收入拙著《小批評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寫這篇文章的契機是耶魯大學東亞系的榮休教授傅漢思（Hans Fraenkel）去 世，所 以其實是篇追思記念文章。傅漢思出身于一個德國猶太裔學術世家，祖父、父親和舅舅都是西方古典學名家。《從好言到好智》回顧了他的家學淵源，也就是西方古典語文學；《從夕國到旦方》講西方古典語文學的傳統如何通過傅漢思等人進入美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在漢語學界，我的那兩篇文章，特別是前一篇，大概是對西方古典語文學——特別是德國傳承的近代古典語文學——最早的介紹。那兩篇文章發表以后十五年過去了，今天在中國，特別是在很多年輕人那里，古典語文學儼然已成為一個相當熱門的學科。但是圍繞著這門學問，特別是它的核心部分之一——文本校勘學——則一直存在著神秘化現象。有感于斯，今天我在此將要以賀拉斯和品達的文本為例，對西方校勘學的基本方法做個簡明扼要的說明，再結合中國校勘學的傳統和現狀，分析一下中西校勘學各自有何優劣之處，又有何值得彼此借鑒和改進的地方。

西方校勘學發軔于西洋古代晚期，即從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城學者勘定荷馬等希臘經典作品開始，經過中世紀的斷裂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勃發，待到公元18世紀末，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至19世紀上半期，則全面成為一個方法嚴格、程序規范的學科。眾所周知，任何文本校勘工作的具體細節，都要涉及書寫（書法、書寫規范，例如橫寫或豎寫等等）、印刷、書寫和印刷所使用的物質材料、文本傳承歷史與狀況等種種非常技術性的東西，更毋庸說，文本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的特質——在西方古典學中主要是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語言文字特質——在其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然而今天我們在這里不可能、也沒必要去觸及諸如字母書法的形態（古文字學、金石學）、卷本的形態、書寫所使用的物質材料等等這些因文明傳統和歷史時代不同而各異、在東西文明之間缺乏普遍適用性的、主要存在于文本校勘工作前期階段的技術性領域，而是想更多談談校勘學中能夠跨越語言文字傳統從而具有更普遍意義的東西。

我們前面提到，在西方古典學中，從19世紀上半期開始，校勘學的基本操作便已經規范化了，后世學者往往將這種規范化了的校勘操作規程（die historisch -kritische Editionspraxis）稱作拉赫曼方法（LachmannsMethode），用一位對建立這一套規程作出突出貢獻的19世紀上半期德國古典學和日耳曼學學者的名字（Karl Lachmann,1793—1851）來命名。這種方法后來尤其通過Paul Maas所著的校勘學小冊子《文本校 勘》（Textkritik,1927初 版，1950年增訂版）而規范化、固定化了。這種規范化了的校勘操作包含三大部分，它們彼此之間呈一定的前后順序關系，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又是交織在一起的。具體地說，這三大部分即是匯校（recensio）、判斷（examinatio）和訂補（emendatio）。我們下面就分別考察一下這三個組成部分是如何在實際校勘工作中得到運用的。

先說匯校（recensio）。

在當代以及前輩中國學人對中國古籍校勘的實踐中，匯校工作的通常做法是,把能搜集到的不同版本（如果不是孤本的話）放在一起比對，以檢出其中的錯字和異文，在校記中羅列出來。但是在西方，19世紀上半期以來拉赫曼等人建立起的程式化匯校方法，則不僅是要把存世文本的各種古抄本并置、發現其中的異文錯字這么簡單，而更是要通過檢查各種抄本中所包含的舛錯來判斷各個鈔本之間的傳承關系。西方、特別是德國的古典學者們認識到，文本傳抄過程中產生的舛錯依照其校勘學上的意義可以分為兩類，分別是“判別舛錯（errores separativi）”與“判同 舛 錯（errores coniunctivi）”。通過考察不同抄本中出現的舛錯，我們可以推斷古抄本A和古抄本B之間是存在著轉抄關系，還是說彼此獨立，抑或是彼此獨立但倘若追溯其原本的話其實同出于一源。

我用“舛錯（errores）”一詞來統指文本中所有可能出現的“錯誤”。錯誤具體考察起來，則可以歸為好幾個不同的類別：在中西方校勘工作中，所能遇到的文本傳抄乃至翻印錯誤包括：脫、衍、顛倒、誤置乃至誤改、擅改等幾類舛錯。而在西方古典學者看來，對各類錯誤的具體考察和分析尤其有助于揭示抄本之間可能存在的從屬關系。因此在匯校的同時，也必須對各抄本之間的關系進行判定，而不僅僅是機械地、平行地對勘。在西方校勘學里，在匯校這一階段，作為操作程序之一的對各本之間關系的判定也已相當規范化，例如：若B本鈔自A本，則A是B的范本，用圖表示為：

倘若二者都存世，則B本于匯校而言沒有價值，應自匯校中淘汰（eliminatio codicum descriptorum）。

若A與B被判定鈔自同一范本而其共同的范本今已不存，則通過比較A與B中的舛錯，可以推定曾經存在過一個二者所本的原本，這個推定存在的原本用希臘小寫字母α表示：

A與B重合的部分就是傳世文本，相異之處則為異文。倘若存世抄本有更多種，不止上面展示的A和B兩種，則各個存世文本之間有可能存在多層次的轉抄關系，例如可以有這樣的衍生關系：

這幅圖在校勘學上稱作鈔本流傳枝干圖（stemma codicum），它以直觀的方式展示了各種有校勘學價值的存世抄本流傳的過程，而考察存世文本、從中推導出這樣一幅或若干幅枝干圖，便是西方古典校勘學中匯校階段工作的核心。

在這幅例圖里，羅馬字母A、B、C分別代表存世的三個鈔本，而希臘字母α和β分別代表我們通過A、B、C中的判同與判異舛錯所推定存在過的兩個范本，只是它們已經散佚了。特別要注意的是，在存世的A、B、C和推定存在過的散佚范本α和β之間，從流傳過程階段上講，并非是一種二級關系，而是存在一種更為復雜的三級關系。具體地說，α是已知所有文本的總源頭，而無論存世的A和被推定存在過的β都直接出自α這個總源頭，只不過A我們今天還能看得到，而β則已經散佚了。B和C則位于傳承過程的第三級，據推斷來自位于傳承過程第二級的β本。于是在這幅抄本源流枝干圖中，就出現了兩個依據推導而被判定存在過的已佚文本，而這兩個已佚文本之間又存在前后傳承關系，在西方古典校勘學中，α就被稱為原型（Archetypus），而β則被稱為次原型（Hyparchetypus）。

要反映某部古代作品的古抄本的實際流傳過程，我們這里提供的這個簡單模型往往需要擴展甚至倍增，比如可以有這樣的情況：據推斷，現存抄本不止有一個原型，或者說不能確定是否曾存在過一個共同的原型，而且不僅作為已知原型的文本已經散佚，所有由此算起的二級抄本，即可視為次原型的抄本也都已散佚；而屬于每個已知原型的各現存文本來源于不止一個次原型，它們中有一些甚至彼此曾經發生過混合，而不是始終保持了各自傳承的獨立性，等等。在古典校勘學的實際情形中，這里所描述的擴展了的抄本流傳的復雜模型其實非常接近近代學者對古羅馬詩人賀拉斯詩集的古抄本流傳過程的刻畫。

19世紀中期以來，主要是德國的古典學學者們對傳世賀拉斯詩集所有有校勘學價值的古抄本作了全面的匯校。賀拉斯詩集現存抄本大約有250種，其中有全集，有別集，也有全集或別集殘本。這中間有校勘學價值的算下來約有百種。將這200多種存世抄本逐字比對、校勘，剔除其中無校勘學價值的抄本，在有價值的抄本中發現并分析其中所含舛錯的同異，再據此清理出彼此之間的傳抄流傳關系，此外還參校以古代他人著作中對其詩文的引用和討論，這無疑是項巨量的工作。在賀拉斯研究史上，這項工作是由19世紀的兩位德國學者Otto Keller與Alfred Holder合作完成的。這并不是說此前沒有人校勘過賀拉斯傳世抄本，而是說前人的匯校都是很不完備和不太系統的，只是到了他們二人這里，所有傳世抄本才第一次——迄今為止也是唯一一次——得到全面、詳盡和系統的匯校。他們的匯校成果匯集在1864至1899年之間出版的匯校本賀拉斯全集（Q.HoratiFlacci Opera recensuerunt，O.Keller et A.Holder,兩卷，萊比錫：Teubner）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匯校時曾考察過的一個有名的鈔本D（斯特拉斯堡卷本編號C VII 7）在他們考察過后的1870年爆發的普法戰爭中毀于戰火。因此，他們對該抄本作出的校記今天就顯得彌足珍貴。

Keller和Holder通過匯校刻畫出了賀拉斯詩集古抄本的流傳情況。他們主要依據對所校抄本中所含舛錯的分析，將存世抄本分為三類，它們分別是：

第一類：屬于此類的存世鈔本最多，而且其中所含舛錯最少；凡有舛錯，幾乎都是由中世紀學者篡改所致；然而抄本中全然不見詩人所生時代慣用字詞拼法（拉丁文就像后世的英文一樣，同一個字在不同時代的拼寫可以是略微不同的），從這一點可以判斷屬于這一類的抄本的寫成時間都是比較晚近的。

第二類：屬于此類的存世抄本中包含異文比較多，然而似乎皆出自古代晚期學者之手，比如執政官Flavius Vettius Basilius Mavortius（公元527年任執政官），異文似多因他涂乙原文所致，由此判斷這類抄本的書寫年代較早。

第三類：屬于此類的存世抄本中所包含的舛錯最多，然而多為手民筆誤，是比較低級的錯誤，易于訂正，但是這也說明它們在傳抄過程中沒有經過后人的“糾正”乃至擅改，因而這一類抄本被認為是存古最正的，權威性不僅高于第一類，也高于第二類。

Keller和Holder的三類說為現代賀拉斯詩集文本校勘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他們之后，德國古典語文學者再接再厲，先是于20世紀初出現了Friedrich Vollmer校本。雖然Vollmer其實沒有來得及做一部賀拉斯全集的校勘本，而只是出了一部《贊歌集》校勘本，可是他是繼Keller和Holder之后，對賀拉斯文本校勘研究作出過突出貢獻的人。他的貢獻主要在于把Keller和Holder的三類說簡化為兩類，他用羅馬數字I和II分別代表這兩大類古抄本各自的重構（次）原型，認為傳世抄本都是由這兩個（次）原型抄本轉抄下來的，而這兩個（次）原型又同出自一個唯一的祖本。Vollmer認為，后世鈔本皆源自活躍于公元1世紀、即詩人身后百年內的文法學家M.Valerius Probus所勘詩人詩集定本，后由古代晚期學者Porphyrio加注，復經Mavortius校訂落款（subscriptio），自此一分為兩個轉鈔卷本（apographon），分別命名為I和II；傳世鈔本皆可視為傳鈔自此二轉鈔卷本。

Vollmer之后，英、德、意等國在20世紀里又陸續出版過數種賀拉斯詩集匯校本，良劣不一，其中最權威、最可靠的是德國學者Friedrich Klingner的Teubner本（最終修訂版出版于1950年）。在他編篡的詩人全集中，Klingner把傳世抄本分為Ξ與Ψ兩個原型屬類和一個由二者混合而成的次原型屬類Q。他的這種分類其實基本上繼承了19世紀學者Keller和Holder的三類說，在判定三者的源流關系時，特別是在判定Ξ與Ψ兩個原型之間的關系時，借鑒同時也修正了Vollmer的學說，在表述上總體而言要比前人更簡明更清晰。依據他所建立的古抄本流傳模型，Klingner繪制出詩人各部詩集（《雜詩集》《短長格詩集》《贊歌集》《書信集》等）的古抄本源流枝干圖，其中《贊歌集》的抄本枝干圖是這樣的：

在這幅圖里，Ξ代表據推定曾經存在過的諸抄本原型之一，Ψ代表所推定的原型之二；Ξ與Ψ是否像Vollmer所推斷的那樣，在歷史上出自一個更早的唯一原始本，在Klingner看來則無法從現存文本中推斷得知。在這兩個由大寫希臘字母所代表的原型之外，圖中大寫羅馬字母Q代表據推定曾經混合了Ξ與Ψ所形成的次原型。然而無論是兩個原型寫本本身還是次原型寫本，都早已散佚。圖中其他的大小寫希臘和羅馬字母分別代表現存的各個古抄本，例如A代表巴黎國立（原王家）圖書館藏（編號7900，原本遭人割裂，割去部分藏于德國漢堡市立圖書館）羊皮紙卷寫本，據考證書寫于9—10世紀，該本應直接或間接鈔自Ξ；而直接或間接鈔自Ψ的F其實含兩個寫本，代號為φ者為巴黎7974寫本，代號ψ者為巴黎7971寫本；混合了Ξ與Ψ兩個抄本系統的寫本則有意大利米蘭圖書館藏編號O138寫本，圖中代號為a，圖中標出的其他抄本我們就不在此一一列舉了。另外，圖中虛線所連接的是據猜測彼此之間有關系的寫本，實線連接的是被確定彼此之間有傳承關系的寫本。總而言之，我們這里引用的賀拉斯《贊歌集》古抄本傳承源流枝干圖是西方古典文獻校勘學中匯校階段工作成果的一個范例，它最直觀地顯示了西方古典校勘學對于文本匯校工作的理解和要求。

這里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從以上的描述和舉例來看，盡管匯校的過程中免不了要有所判別，拉赫曼方法中關于匯校的程序仍是個相對機械的操作過程。在西方古典語文學中，關于這個方法其實也是存在爭議的，例如同為賀拉斯學者的20世紀意大利人Giorgio Pasquali（1885—1952）就曾專門著書批評這種機械的方式，他更強調主觀性在校勘工作中每個階段的重要作用。

在拉赫曼方法中，緊接著匯校之后，第二部分的操作手法便是判定（examinatio）。

與相對機械的前一個程序匯校相比，判定過程則加入了更多的主觀因素。這個過程是要通過考察作者的語言、風格、思想、以及作者習用的語句來判定各種異文乃至各本的優劣。不同抄本的異文中如果其中有一個或數個屬于明顯的錯誤——例如語法錯誤、詩歌的格律失葉、明顯的錯字等等——異文的優劣正誤當然很好判定，而出錯的異文其實就是舛誤而非真正的異文。但是如果同一文本的某個抄本里出現的異文并非明顯的舛誤，而是能自圓其說、文義自洽、合轍葉律，那么編輯的判定作用和角色就體現出來了。這個道理并不難懂，但是要充分了解判定過程的實際操作情況，我們還是應該舉例說明。現在就讓我們先看看賀拉斯《贊歌集》I 12的最后兩節詩：

ille seu Parthos Latio imminentis egerit iusto domitos triumpho sive subiectos orientis orae 55 Seras et Indos，

te minor latum reget aequos orbem:tu gravicurru quaties Olympum，tu parum castis inimicamittes fulmina lucis.60

他[案羅馬始皇奧古斯都]或將驅趕威脅拉丁國、為正義的凱旋所降的帕提人[案波斯人]，或旭日之邊下面的絲國人[案中國人]55 和身毒國人[案印度人]；

次于你[案羅馬至高之神猶庇特]，他[案奧古斯都]將均秉式廓全地；你將以輅車震撼奧林波山，你將朝不夠潔凈的圣林擲敵對的霹靂！60

原文中用黑體字母標出的字latum（譯為“式廓”），不同抄本之間是有異文的。在Klingner版賀拉斯集中，編者為這個字提供了這樣的校記：

latumΨlaetumΞσχΓν

校記的意思是說，《贊歌集》古鈔本中，Ψ類古抄本作latum；而Ξ類并若干古注本（如偽Acro注）則讀laetum。latum直譯為“廣袤”，作廣袤讀顯然意謂至尊統轄的羅馬帝國肇域式廓廣袤；而異讀laetum可譯為“喜樂”，作喜樂讀意思是說其所轄之地皆樂為其所御。laetum用在這里，不免讓我們想起王安憶先生的小說里提到過的舊時歌詞：“五洲人民齊歡笑”，laetum也實在就是這個意思。

把這兩個形近義別的字分別放在詩中這句話里，音節格律都沒有問題，意思也都說得通。雖然我們前面提到過，Ψ系統的鈔本權威性略微高一點，但是在這里并不能僅僅據此就裁斷latum為是，laetum為非。于是采納latum還是laetum，便是個見仁見智的事，幾乎完全依學者的個人喜好而定。從賀拉斯詩集的近現代版本看，多數版本從前讀，作latum；僅Ritter，Wickham，Vollmer，

Bailey，Nisbet/Hubbard等從后讀。我自己的賀拉斯翻譯和箋注也是從前讀。因為我覺得，不僅僅是屬于Ψ這個系統的文本更權威，而且“廣袤”的詩義也比“歡笑”要好。讀作“歡笑”，感覺有點滑稽，帶有出乎詩人用意之外的諷刺，故而我的中譯取了廣袤的詩意。只是我并沒有使用“廣袤”這個詞，而是用了“式廓”這個來自《詩經·大雅·皇矣》中的表達式：“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毛《傳》曰：“廓，大也。”

拉赫曼方法中第三個程序是最主觀、也是最容易產生爭議的操作，即訂補：emendatio。之所以需要對傳世文本作出訂補是因為，當抄本出現明顯的謬誤，例如有一個字不葉格律，不合文法，或這個字或這段話沒有意義甚至荒謬，但是卻沒有一個古鈔本能提供一個合理的讀法時，當抄本中有脫字脫文而沒有其他完整的抄本可用以參照補足時，編輯者就需要對文本進行訂補了。在這個時候，為了生成最接近作者本意及文本最初形態的現代版本，編輯要對傳世文本作出被認為是必要的糾錯或補充。傳世文本中包含的需要訂補的錯誤包括：1.抄本所特有的（受時代所限等等）；2.因音似而生錯；3.脫字（字母、相似相同字跳躍；漏行）；4.衍文（重抄、注文竄入）；5.字母、字、詩行、句或句中部分錯置；6.上下文所引發舛錯；7.觀念錯誤；8.前人篡改等等。

以拉赫曼方法編輯了古代文本之后，將校勘編輯完成的文本出版，這樣的現代版本就叫做校勘版（editio critica）。在西方，最權威的兩個古典文本校勘本出版社是英國的牛津和德國的Teubner，此外法國的Budé和意大利的一些也出版過重要校勘本。這種古籍校勘版本在格式上照例皆含有一篇前言（praefatio），說明編輯的原則，再附加抄本流傳枝干圖、所用古本目錄和代號凡例以及其他一些相關表格；在正文部分，在每一頁正文下面，則有以腳注形式出現的校記（apparatus criticus）。讀 者 查看校記，再參考前言中的代號凡例和抄本枝干圖，便可以完全掌握傳世文本的各種異讀、后世學者的重要訂補、乃至該版編輯者本人對文本的處理。例如Klingner版的賀拉斯全集中某一頁的校記是這樣的：

讀者查看該版的前言可以得知，校記中單個的大小寫希臘 （Ψ、λ、π等）與羅馬字母（A、Q、a等）都代指哪些古抄本原型、次原型與存世古鈔本，校記中間雜一些拉丁文縮寫（斜體）則是對各本乃至編輯情況的簡略說明，例如cett.表示其余諸本等等。有了這樣可以互指互證的前言和校記，一部古代文獻的匯校版就完備了。

（作者為美國瓦薩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