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影視界現狀。

1、中國電影這幾年發展很快，上個月有人統計票房已過600億。成績可喜，但毋庸諱言，制片編導演員等從業人員整體文化素質及思想能力較差，中國影視劇質量偏低，高票房低口碑現象仍時有發生。不少影視作品受精神視野的限制，內在質量上不去；有些導演牌子很大，作品表面上光怪陸離但毫無精神內涵；有些作品國內很火但很難走出國門；還有一些影視作品無腦到令人慘不忍睹的程度。廣電總局每年審批六七百部片子，但能進院線的很少，院線經理選片標準首先是看能否賺錢，其次才是影片質量，還常抱怨雅俗共賞的作品太少。

2、被票房和收視率綁架，不少故事蛻變為“空殼故事”“蝕心故事”。這些故事不再是對生存經驗的講述，而是被經濟利益所驅使。相比文學傳統，中國影視劇歷史短，在文化積累和精神內涵上遠比不上小說作品。而“高票房高收視率為王”的市場，加劇了資本崇拜的現實。怎樣讓故事回到自身，營造出高度文明的話語環境，創造出足以與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能夠體現東方文化特色的影視作品，是當下影視創作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不平衡的主體間性對社會文化的強制性影響。

影視這種單向傳播的特點，構成了編導主體與觀眾主體之間相互交流的不對等性。我們在座很多理論家，都熟悉主體間性理論。這一理論的前提是交往主體的平等性。但是，中外理論家幾乎沒有人論及，影視劇的敘事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的不對稱性和不平衡性。本人有篇文章特別指出這個問題，即電影敘事主體的話語權對觀影主體潛意識具有強制性牽引作用，是一種不平衡、不對稱的主體間性。從影視敘事活動的倫理性質上講，創作主體對其接受主體在潛意識上是一種強迫行為。編導等敘事主體利用正反打鏡頭特寫鏡頭蒙太奇等手法，把觀眾縫合到一定的意識形態或者特殊的倫理情境之中，使觀眾情不自禁地產生情感認同。這種觀看中的強制行為，使影視作品對社會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設產生極大的影響力。

三、從文學到電影的若干問題。

1、當代中國文學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和大批人才，影視創作現狀期待文學對影視深度有效的介入。中國有這么多優秀作家，如果能參與到劇本創作中，相信能把中國影視劇的精神品格提升上去。現在不少作家往往把作品版權交出去以后就不再過問。當然，有些制片和導演認為作者參與改編是為了索取更多利益，往往以小說與劇本差異大為由婉拒原著作者參與，使作者參與改編的積極性受挫；還有些作家認為影視圈太臟太亂也不屑于參與。雙方都有各自的鄙視鏈。其實，這些都是人為因素，相互理解是不難化解的，影視劇改編中不乏優秀例證。現在是文學介入影視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在構建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講述中國故事方面，中國當代文學經驗轉換為影視劇的資源和前提是現成的，關鍵是如何打通文學和影視的專業壁壘。

2、文學作品改編中的介質轉換問題。人們常說改編問題是個思維轉換的問題。作家有畏難，導演不信任。我認為這不是根本問題。從藝術思維的角度上講，文學和影視兩者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都是神話思維或者說形象思維，意識活動伴隨著具體物象一起涌現，即劉勰神思篇中講的“神與物游”。重要的區別是符號轉換。文學創作要把藝術思維直觀到的物象，轉換成文字符號，而影視劇則是直接把畫面呈現出來。文學符號對形象的轉換，會丟掉很多信息。在意識中涌現的畫面和我們感知經驗中的時空是一致的，但在轉成文字時，具體的物象成為書面符號，現實空間中事物攜帶的具體信息，小說描寫的再具體，都是不可見的。形象的間接性是個不爭的事實。而電影就不一樣了，直接把涌現在意識中的畫面置成場景呈現在銀幕上。影視劇的優勢在于，具體人物事件和各種大小場面，帶著巨大信息量向觀眾撲面而來。這些龐大駁雜的信息，特別是一些具體刺激的動作和場面，直接打入觀眾的意識，各種吸睛術使觀眾無力拒絕和無法躲閃地置身其中。我們不得不承認，影像比文字更容易抓人眼球，也正因為如此，影視是沒有什么門檻的大眾作品。有些人把電影講得很高深，非要改變電影平民身份把它拉到高雅藝術中，大都是忽悠人的。電影和電視劇就是大眾文化產品。特別是數字媒介的普及，影像成為當今文化娛樂的普遍形式。

3、文學創作的優勢在于非工業化，一個人一臺電腦或一支筆足矣，而影視劇的制作成本就非常高。陳凱歌去年電影《妖貓傳》因故事發生在唐朝，需要建造一個大唐盛景，制景團隊在湖北襄陽由地方財政資助近10億建了一個大唐城，另外還要攜帶導演編劇攝影制片人演員等很大的制作團隊。這些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影視創作對資本及團隊的依賴是與生俱來的。而文字對于作家而言隨手拈來，創作是個體勞動，可以充分享受創造性帶來的快感，即使思維受阻滯若枯木時的痛苦也是個體的。相對影視創作，作家的清高孤傲是有原因的。

4、文學改編是對話語方式的改變。從小說到電影，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兩種介質和兩種話語方式的轉換。除具體物象有直接性和間接性及在轉換過程中信息量丟失的問題，另外，文學中還有相當一部分無法轉換成影像的語言，對這一部分話語的處理，始終是一個難題，需要文學和影視的聯手探索。話語方式問題，有一個現象，同樣是從文字到活動影像，但是，為什么五四時期的小說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比較困難，而現在的小說作品改編起來相對比較容易。

這個問題不是主題內涵的問題，介質本身也仍然是從文字到影像，今天的數字媒介和過去的膠片都是對影像的紀錄和拷貝。影響五四時期小說改編的，其實是“話語方式”問題。五四時期的小說，主要運用的話語方式是“講述”，敘述人自己出場向讀者講述某一件事。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魯迅先生《一件小事》，例如文中“榨出皮袍下藏著的小字”。這句話轉換成畫面就很難。而現在的小說，更多使用“呈現”的話語方式，即敘述人躲在故事的后面，讓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自己走向前臺。讀者好像能直接看到人物和他的行為動作。這種“呈現”式話語方式，非常有利于影視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