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對于“文學批評有效性”的討論，幾乎貫穿了新世紀以后的文學批評實踐，這個話題的熱度本身，既帶有文學評論家的自省與反思，呼吁更加健康的生態(tài)和新的構建，同時也是我們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段、面對更加復雜的文化景觀之后，必然的不適和焦慮。盡管這已經不是新的話題，但是對于所有從事文學批評的研究者而言，卻越來越成為一種自覺的、甚至是本能的自我詰問。這也是40歲的《長江叢刊》在今天再次以“文學批評的有效性”為題發(fā)起討論的價值所在，正是因為大家對這個話題不再陌生、不覺新鮮，反而需要這樣的適時提醒，讓從事文學批評的研究者時刻保持對自我的反思，保持對文學現(xiàn)場的積極介入，并且在評判作家和作品的時候，包含了——甚至是首先包含了對自我的評判，警惕潛在的“文學法官”意識，也警惕文學批評無用論的退縮姿態(tài)。

一、籠統(tǒng)的“有效性”也是一種“無效”苛責

在這個話題將近十年的討論中，對于文學批評之無效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過度闡釋”“庸俗社會學批評”“以文化批評代替審美批評”“知識硬塊過多”“理論話語空轉”“文體意識薄弱”等幾個方面，當然，在作家的抱怨中，還有“不懂創(chuàng)作”和“沒有指導性”的指摘，持“無用論”者也不在少數(shù)。雖然這是對于文學批評作用的不同認識，不能一律視作文學批評本身的罪狀——如果將問題的范圍無邊界擴展，反倒失去了針對性和具體性，不能形成真正的對話，也無法切入問題的核心。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種無效性其實是可以泛指一切不當?shù)脑u論、一切寫不好的評論文章，成為對當前文學批評弊病的籠統(tǒng)概括。

那么，在今天，除了以上的歸納之外，如果更加具體和有針對性地（或者說狹義地）來思考“有效性”的問題，不妨給它一些相對明確的指向。

比如對象性。通常來說，在文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領域劃分中，相較于文學史、文學理論的研究，文學評論顯然更有大眾性和廣泛性，更具個體性和體驗感，在規(guī)范與個性、系統(tǒng)與精準、材料與感受的天平上，它顯然是向后者傾斜。它的邊界沒有那么清晰，它的規(guī)定性更少，它更加開放、活潑、直接，它對于權威性和準確性沒有太多的顧忌，它要勇敢地去發(fā)現(xiàn)和判斷。因為它包含了無數(shù)的可能性，所以從實踐主體也好，文體也好，語言方式也好，都表現(xiàn)出極大的豐富性。從一部規(guī)范的博士論文，到一篇千把字的讀后感，都可以視作文學批評；從批評主體到讀者對象，內部的差異性非常之大，大到了根本無法對話的程度。所以，當我們討論文學批評的有效性時，確實要考量對誰的有效性——作家？讀者？還是研究者？讀者當中也是千差萬別。當然，理想的狀態(tài)或者個別卓越的評論家，或許是可以兼顧的，比如李健吾先生的文學批評，從高中生（文學修養(yǎng)較高的）到作家、學者，都可以從中受益。他既是“科學的分析者”，也是“靈魂的冒險者”，正如他自己所說，“批評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從他的批評中，我們真正體會到“一個人性鉆進另一個人性，不是挺身擋住另一個人性”。但是，對大多數(shù)評論家而言，還是要有個相對明晰的（但不是刻板的）對象意識；同樣，對于文學批評有效性的質疑，也不宜無限泛化——在對文學批評無效性的討伐中，本身就存在很多的相互抵牾，那些埋怨評論家“不說人話”的，是否是因為自己的知識結構不同？那些以“讀后感”諷刺文學評論淺薄的，如果自己寫起文章來，是否又成了其他人所謂的“不說人話”？打個比方，哈羅德·布魯姆的文學批評方式對非專業(yè)讀者來說，是有效的嗎？報紙的短、平、快和期刊評論的長、專、深，能決出那種更有效嗎？對專業(yè)讀者而言，理論的深邃、通透難道不是一種智慧與美嗎？因此，我們在討論“有效性”的時候，還是應該將不同類型的文學評論稍作區(qū)分，不要將判斷的標準單一化，文學作品有不同的風格、層次，文學評論同樣也是。我們應該集中精力，針對專業(yè)領域的狀況，而不是試圖滿足所有人，試圖解決所有問題。“文學批評”與“文學評論”的微妙差別，本身就包含了一種學術性的訴求，一種專業(yè)精神——誰都可以寫文學評論，只是質量優(yōu)劣有區(qū)別；但是，當我們使用“文學批評”的時候，它的主體卻應該是評論家或者說研究者。

比如“時效性”。夏志清先生在《人的文學》自序中寫道：“討論一個古代作家，我們對他文學史上的地位心里有數(shù)，評斷總不會太離譜。但話說回來，后人書寫我們這一代的文學史，他必需參考的資料也就是我們所留給他的序跋、書評、論著。評介當代人的作品，雖不免有所偏失，但一方面也為后來的文學史家供給了參考資料，這份努力我想不是白費的。”這段體會中，其實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評介的“介入性”，這是我們基本上都能注意到的，我們對有效性的不滿，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認為對文學現(xiàn)場的介入不夠；二是評介的“時效性”，而“實效性”中又包含了“及時”和“不過時”兩方面的要求。在討論文學批評的有效性時，我們鮮少從時間的維度——尤其批評對于未來的意義——來考慮。但實際上，現(xiàn)在的批評，即是未來的歷史。還是以李健吾為例，他對于同時代人的批評，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們對這些作家和作品的認識，影響著我們從事批評的方法，而不是僅僅作為“當時的”評論，僅僅具有文學史價值，這是他的文學批評“有效性”的重要體現(xiàn)之一。還可以茅盾于上世紀60年代初的《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為例，他以五句話概括當時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這篇特別具有“當下性”的漫談文章，既為我們保留了這一年的創(chuàng)作中非常具體的實例、數(shù)字，而且做出了極大的概括性。直到今天，當我們要描述1960年的兒童文學狀況時，都在延續(xù)這樣一個判斷，甚至它已經漫過1960年，成為一個時期兒童文學的問題所在。更近一些，當路遙還沒有被推至今天的焦點位置時，評論家李建軍的《文學寫作的諸問題——為紀念路遙逝世十周年而作》《人們?yōu)槭裁磻涯盥愤b》（路遙十五年祭）等文章，非常有先見地意識到了路遙的“未來性”，甚至可以說提前解讀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文學界對路遙的另一番態(tài)度。評論家孟繁華也不止一次表達這樣的觀點：對經典作品的評論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對當下的作家作品做出判斷。比如，文學界一直在憂慮文學人物的問題，認為作家沒有創(chuàng)作出“新人物”，沒有具備代表性的青年形象，孟繁華反思說，這些人物在作品里并不缺乏，缺乏的是評論家如何把這些人物從作品中拎出來，描述和概括他們，給他們命名。

所以說，一個批評家是否具有預判性，他的結論在比較長的時間里是否仍舊有效，這也是我們考量文學批評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弱化理論性并非文學批評的正途

經歷了各種理論的狂轟亂炸，我們逐漸開始從“理論崇拜”中走出來，新世紀以來，對西方理論話語和文化批評的反思，成為重要的聲音。我們對于文學批評的不滿，很大一部分就來自各種理論對文學批評的介入，“過度闡釋”“理論話語空轉”“知識硬塊”“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翻譯腔”“文化批評取代審美批評”“枯燥乏味”“切割文本驗證理論”“一知半解”……如果追溯到源頭，所有這些問題幾乎都指向文學批評的“理論性”。這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太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輕學子，毫無節(jié)制地將大量西方思想理論套用到文學批評當中，文藝學的且不說了，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政治經濟學……哪個學科的理論都可以用來闡釋文學問題，令人生厭。但是，這些罪狀要落到思想理論的頭上嗎？要歸咎于跨學科研究嗎？當然不是。你不會用刀并不是刀犯了錯。但現(xiàn)實情況卻是，我們不自覺地生出對理論性、學理性的“輕視”（也可能是畏懼），似乎為了要討好誰，而刻意降低文學批評的門檻。

實際上，良好的理論素養(yǎng)和審美能力是文學批評最有力的支撐。我們的文學研究本來就不是特別擅長理論思維，在教育背景中也普遍缺乏系統(tǒng)的理論訓練，理論性的準備本身就很薄弱，如果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一味強調印象式的、頓悟式的批評，無益于文學批評有效性的提升。我們對文學批評在審美能力上的羸弱心存憂慮，但審美能力并不能依靠理論性的降低而自然提升。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并不沖突，感受能力和闡釋能力也不會此消彼長。無論是理論素養(yǎng)還是審美能力，都應該是一個批評者的內功，而不是直接搬出來表演給人看的花拳繡腿。我們要提倡的，是強大的理論消化能力，是融會貫通的能力，是從知識到素養(yǎng)、思維乃至最終的思考能力、闡釋能力的轉化。自己想通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斷，自然就可以用簡白的話講清楚了，否則，我們對于作品的批評基本上都首先是對自己的批評——沒有自覺的文體意識，沒有創(chuàng)新能力，嚴重的同質化，陳詞濫調，缺乏時代精神，缺乏深刻的思想性……這些時常見諸評論家筆端的對作家作品的不滿，是不是也同樣都可以視作文學批評本身的弊病？夏志清先生在《追懷錢鍾書先生》中毫不留情地說：一個人文學作品讀得極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極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時髦、最科學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因為無法成為一位批評家。又在《勸學篇——專復顏元叔教授》一文中抱怨說，現(xiàn)在文學批評這一門當然術語也越來越多，是否真的我們對文學的本質、文學作品的結構將有更確定性的了解，我十分懷疑。艾略特寫文評，從不用難字，一生就用過兩個比較難解的名詞：“客觀投射”和“感性分裂”，而且客觀投射僅用過一次。不料研究艾略特的人，對這兩個術語特別感興趣，因為看起來比較“科學”。由夏先生這些話中，我們能感覺到，對“術語”的熱衷、對理論的機械使用，并非自今日起，也非是大陸文學界才有的通病。但是，我們經由這樣一些話語，也不可就此認為理論素養(yǎng)不是一個批評家必須具備的，恰恰相反，在夏志清的著作里，我們分明能夠感受他系統(tǒng)的學術訓練，他內化于心的思想理論修養(yǎng)。更切近一些的例子，是我們現(xiàn)當代的一批史學、哲學、社會學大家，著述如作文章，講究辭章，講究文法，講究通達自然。比如在我們的評論文章引用率極高的《鄉(xiāng)土中國》，費孝通先生的論述簡白如話，極少用到生僻詞句，但這薄薄的小冊子背后，是一個怎樣磅礴的社會學研究的理論系統(tǒng)在支撐？因此，文學批評如果貿然抽去理論的筋骨，學人因此輕慢理論學習和思考，是南轅北轍的誤解。

三、批評家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悟同樣值得重視

文學批評文章的千人一面，毛病首先是“一面”，即思想資源、表達方式、行文風格的嚴重同質化，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千人”也是一個問題所在——隨著中文學科的發(fā)展，專業(yè)從事文學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對很多人來說，這并非一種興趣的偏好，而是職業(yè)的選擇。一旦成為職業(yè)，就多了一份工具性、模式化、機械化的味道，職場立身，就有了一些職場的規(guī)矩，對研究者而言，首先是學術期刊的規(guī)范或者說做派。就是說，你操練起來，起碼要有個花架子，要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兒。我始終認為，對于一個專業(yè)人士而言，這種訓練或者說基本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它是對思維能力、闡釋能力的磨練。問題在于，大家在現(xiàn)時代的生活經驗本身就高度雷同，教育背景高度雷同，本身就是“批量”生產出來的學子，如若不是有天賦的才華，或者有幸遇名師，怎么可能跳出窠臼？在日復一日的職業(yè)性寫作中，他會越來越驅逐自己的個人經驗，忘記了自己也有個活潑潑的靈魂，好像只要拿起筆來，就是順便端起了架子，套上了面具，哪怕在生活中是個生動、有趣的人，從他的字里行間，也透不出絲毫的生氣。

我們要革除文學批評的種種弊病，這當然是一種可嘉的勇氣、可貴的自省，但我認為它始終是理想的愿景，是我們要一直為之努力的目標，從現(xiàn)實情況來說，不能太過虛妄地報以樂觀。但是，我們通過討論，能重新重視起這個問題，有意識地去克服自身的難題、時代的難題，確實非常必要的。比如說，評論家的“自我”與“對象”的關系問題，重視評論家的生活經驗，重視評論家的個體經驗與被評論對象之間的對話，鼓勵評論者將在文學批評中更自覺地敞開自我，是否可以一定程度上去除評論文章的艱澀、冰冷？哪怕是帶有個人的偏好、甚至偏見，但只要真切地袒露，而不是包裝在術語和“客觀”的套子里，這偏好也未嘗不是一種有價值的判斷。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難道不是處處可見個人偏好？但是這偏好非但不是損毀，反而形成了影響后世的審美判斷。但前提是，這樣的偏好要建立在大量的作品閱讀基礎上，是在甄別和研究中形成，而非像普通讀者一樣任性、隨意。

李健吾先生認為文學批評應該“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陳思和先生和李健吾先生的學術道路、批評方式不盡相同，但他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中也曾提出過相同的看法，他談到文本細讀的意義和方法時認為，“我們閱讀文學，是一種以自己的心靈為觸角去探索另一個或為熟悉或為陌生的心靈世界”，“歡愉地、投入地、感性地閱讀作品才能使自己真正進入文學”。而我們現(xiàn)在最為缺乏的，是批評者本人的態(tài)度，他對作品的臧否經常只是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而看不到一部作品在他的心靈中引起了什么樣的悸動。這是我們對文學批評“客觀”“公正”標準的誤解。在這個問題上，我比較認同陳思和先生提出的“直面作品”，在文學研究中不要忽視自己隱秘的經驗，同時也不要任意肢解文本，而是將自己的閱讀心得與文本的內在邏輯合二為一。王先霈先生在本次研討會上也提出，從事文學批評的人，也要向好編輯學習，重視他們在編輯工作中對作品的判斷，有經驗的編輯能夠從有明顯瑕疵、并不成熟的作品中發(fā)現(xiàn)一個具有標志性的作品，能夠摒棄一些看上去圓熟、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他們的審美直覺、判斷標準，本身就是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實踐。

因此，增強文學批評中經驗的、個性的、感性的因素，不失為提升文學作品有效性的一個方向，畢竟，評論家也好，作家也好，說到底，“都是在面對生活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