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壹

下班回家，我發現氣氛不大對勁。妻子歪坐在木椅上，半邊屁股懸出椅外，右腿抬起來壓住左腿架著木馬，扶住膝蓋的雙手十指相扣，箍得鐵緊，像是怕擱上去的那只腿隨時掉下來。她的臉扭向一邊，側面看去，嘴角翹著，長長地翹著，足以掛住一樣東西。明知我進門，她卻視而不見，身子無動于衷，臉也定住不動。以前可不是這樣。我每次下班回家，她都會掐著點把飯菜弄好，待我進門，就盤盤碟碟端出來，一家人圍坐桌邊開吃。像我們這等平民家庭，尋常日子里，餐桌上永遠不會有什么山珍海味，無非是些白菜、南瓜、馬鈴薯、四季豆之類的簡單菜肴——吃什么并不要緊，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其樂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讓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那種屬于家的溫馨，沒什么煩憂。我們都是俗人，從不期待生活中的高大上，只希望過好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煙火日子。

今天這是怎么啦？到這時候，家里還冷火熄煙，一定是出啥狀況了。

兒子正在地上玩積木，見我進來，抬眼望望我，又專心致志搭建那些莫須有的房子。他才三歲，該上幼兒園了。這幾天，我正為女兒上學的事情煞費苦心，還沒來得及盤算他的事。積木是我送給兒子進城后的第一件禮物，不貴，只五元錢。那天帶他逛商場，面對兒童專柜琳瑯滿目的玩具，他像走進了童話迷宮，顯得十分高興，先看上一輛小轎車，嚷著要買。我掃了掃上面的標價：98元，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口袋里只剩下五十多元錢。這是我們一家四口未來一周的財政狀況——必須堅持到下月十八號，單位才發那點可憐的薪水。

我說：“兒子，這車是假的，東東不買它，等你長大了，爸爸給你買一輛真車，能在馬路上開得飛跑。”

兒子歪著腦袋想了想，說：“爸爸，等我長大后能掙錢了，我自己造汽車、造飛機。”

童言無忌。他的話里心有不甘，亦懷不滿，當著導購妹子的面讓我下不來臺，繼而生出一種枉為人父的自責和尷尬。后來，他又瞧上柜臺里陳列著的一把仿真手槍，樣子像左輪，安上電池，扣動扳機能發出模擬連擊的槍聲，很好玩，只是價格同樣讓我難以接受。

我說：“兒子，我們不玩假槍，爸爸有真家伙，回家讓你玩夠。”

這次，他信了，還對滿腹狐疑的導購姐姐驕傲地說：“我爸爸是警察。”說完嫌不夠，他舉著小手對導購做了個開槍的動作，嘴里發出“啪啪啪”的聲音。

妹子看我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目光在玩具堆里跳躍，然后善解人意地挑出一盒積木，對東東說：“小弟弟，讓爸爸給你買積木好了，買回去能搭好多好多的東西。”

“能搭房子嗎？我要搭一個很大很大的房子。”

“當然啦，”導購摸摸東東的腦袋，說，“你是一名建筑師，能搭建出各種各樣的高樓。”

我感激地向導購妹子點點頭，牽著兒子的小手，在閘口數完錢逃也似的離開商場。回到家，兒子拆開包裝就愛不釋手地玩起來，也不知道他到底會玩出什么花樣。

“出什么事哪 ？”我先開口。

我的話一落音，就見舒云的鼻子蹙了一下，兩邊的咬合肌動了動，然后一抬右手朝眼瞼拂去。她說：“曉得是這樣，我們就不該搬到城里來受氣。”

我說：“這不好好的嘛，為什么說這種喪氣話？”

兒子倒是說出一點事由。他說：“媽媽和一位奶奶吵架了。”

兒子的話讓我頗感意外。妻子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她是個謹小慎微的山里女人，走路抬頭怕樹葉掉下來砸破腦殼，邁步擔心踩死地上行走的螞蟻。這么一個與世無爭的人從來只讓自己吃虧，怎么會和人家吵架呢？更何況她進城才幾天，對城市生活兩眼一抹黑，斷不至于和別人生出罅隙，如果發生什么齟齬，一定有誤會。

我問：“到底怎么回事，你說嘛，不是還有我嗎？”

妻子抬眼看看我，目光里有不自信的疑問——作為一個男人，你真能給家庭帶來平安？

還是兒子在替她作答，“那個奶奶不讓我們住她家的房子，要我們馬上滾出去。”說完，他走近媽媽，安慰道：“媽媽，等我把房子搭好了，我們就搬到新房子里去，不住這個臭地方。”

妻子摟緊兒子的頭，哭得更委屈了。

我在房間里轉一圈，沒發現女兒，只見桌面上散開的書和本子，出來問兒子：“你姐呢？她怎么沒在家里寫作業？”

兒子眨巴著眼睛看看我，不答話。妻子還在默默垂淚。這情景讓我的氣不打一處來，我一腳踢飛地上的積木，吼兒子說：“問你話呢，啞巴啦？”

兒子在我的吼叫聲里，身子往小里縮了縮，在媽媽的懷里貼得更緊了。

妻子連忙起身，頂我說：“蘭子在隔壁看電視。”她走進廚房準備弄飯，邊系圍裙邊對我抱怨，“沖兒子發什么火？有本事你應該去跟人家講理。”

她所說的“人家”就是兒子提到的那位“奶奶”，一個比妻子大不了幾歲的女人。我去隔壁吳姐家找蘭子，她給我說了“奶奶”的來路。那女人是縣房管局負責這片小區的房管員，主要職責是收房租。她老公原來在我們神仙灣鄉當黨委書記，后來調進縣政府工作。憑著手里的權力，他老婆的工作迎刃而解，幾個月前從一名農婦招工成為房管局的正式職工。這個在山里操勞半輩子的女人看起來顯老，怪不得我兒子把她尊稱作“奶奶”。說起她老公，也算我的“熟人”。我離開老家鄉政府那年，他剛好調到我們鄉當書記。我們之間只有短短幾個月的交集，彼此認識但不算熟悉。他老婆去鄉政府探親，我見過一兩面，那是個很粗糙的女人，從相貌到打扮看上去屬農婦中的農婦，放在家里讓男人很是安心。我以前總有一種誤解，以為干部的老婆都很優越，不僅人長得漂亮，而且氣質不俗。其實并非如此。一個“半邊戶”家庭，男人在場面上風光，吃虧的總是持家的女人。她們比一般的農婦付出得更多，得到的只不過是一份臉面上的虛榮。毫不謙虛地講，書記的老婆和我妻子站在一起，我妻子哪樣都能把她比下去。她那副尊容乍看上去足以當我的岳母。就這么個女人，想不到先我們一步招工進城，眨眼間就烏雞變鳳凰，把自己的出身徹底忘掉，居然欺負到我妻子頭上來了。

吃完晚飯，安頓好兩個孩子，妻子才把白天發生的事情告訴我。

下午，她正在租房里搞衛生，管姐來敲門——管姐就是書記老婆，那位新招工的房管員。見開門的人是我妻子，管姐瞪圓了眼睛問：“你是誰？”

我妻子一時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她還從沒見過造訪者向主人這么問話的。

“小晏呢？”管姐大概看出我妻子的疑慮，指著頭上的門牌說，“小晏是301的住戶。”

“哦，你找他？”妻子總算明白過來，說，“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搬家了。”

“搬家了？幾時搬的家？我怎么不知道？”

管姐不知道，我妻子更不知道。她一連串問句像集束炸彈炸得我妻子暈頭轉向。妻子說：“大概五天前的事吧。”

管姐換出一副訝然的神情:“你的意思是說，小晏搬走后，你就搬進來了？”

妻子點點頭，算是對管姐的說法表示認可。

管姐鼻子里“哧”一聲:“你們還真把房管局的公房當成自家菜園地，想進就進想出就出？”

她的話指向明確，包括了我們交易雙方。

妻子有點蒙。她說：“我們一樣交房租，怎么就不能住呢？”

妻子的“狡辯”讓管姐感覺不爽。她拍一把大腿說：“嘁，你還占理了！老娘告訴你，就算交房租，也得先辦手續再住房，這是規矩。你們倒好，管他娘的，先住進來再說。如果都這樣，還要我們房管局這個單位干什么，還要我這個房管員干什么？房管局干脆撤掉算了。”說到這里，她又把大腿拍了一下——妻子知道，這是農村潑婦罵架的習慣動作。管姐指著自己的鼻子，“我還告訴你，這片小區的公房歸我管，讓誰住不讓誰住，老娘說了算，誰都做不了主。哼，想不把老娘當盤菜，就算他腦殼上長出一對牛角，我也要扳一只下來。”

妻子心知，自己遇到的這個“老娘”不是善茬，如果罵架，自己不是對手。她服軟說：“大姐你看，我們一家幾口從大山里剛搬來，總得有地方住，不能睡大街吧？”

“老娘管不了那么多。沒地方住，怎么不在大山里好好待著？誰讓你們搬進城里，你們找誰要房子去。啊哈，還拿睡大街威脅老娘是吧？老娘可不是嚇大的。”說完，管姐又拍了一把大腿，還朝走廊里狠狠地啐一口。

妻子真替管姐的右大腿感到委屈。她說：“大姐，你就不要老拍大腿了。等我老公回來，我會讓他去房管局找人辦手續。”

“嘿，我拍自己的大腿，不關你的事。”管姐下最后通牒說，“跟你把話明說吧，辦手續的事放在后面，這是程序問題，你們先搬出去再說。聽清了，限你們三天之內就搬，老娘后天上午十點鐘來，如果還沒騰房子，我就把你家的東西從三樓扔下去，你們就等著在樓下撿破爛吧，我說到做到。”

說完，管姐還是拍了自己的大腿。她最后這一拍，連妻子都感覺自己的大腿麻了一下，下意識地摸了摸。

我們都相信，管姐能說到做到。

說到這里，妻子喟嘆道：“志遠，你看這哪像個家呀。”

是啊，家，從字面意義上來說，上面的寶蓋頭就是房子的意思，一個連居所都沒有的地方是不能稱之為家的。我理解妻子的話。我們積所有財力在山里老家神仙灣修了好好的房子，那是全村新建的第一棟火磚房，一連五間，灰磚黑瓦，水泥鋪地，東頭配廚房，西頭是牲口屋，房前視野開闊，屋后有柴山和水井，正所謂柴方水便，完全可以過自由自在的神仙日子。現在，為了隨我進城，妻子卻要領受管姐的慪氣，她當然不好想，感覺受人欺負，只能暗自抹淚。

我有愧于自己低能，先安撫妻子一番，然后默默地替兒子撿拾那些被我踢飛滿屋的積木。

貳

多年之后，我在縣城買了房子，一百四十平，四室兩廳，一廚一衛。我常常獨坐書房，回想自己當年為了把妻小接進縣城，冒險做出租房的決定，不免暗自慶幸。雖說圍繞租房經歷過種種艱辛，但總算邁出了從農村走進城市的可貴的一步。后來，中國城鎮化建設發展迅猛，房價飆漲得比長征十一號運載火箭還快。許多農村家長沒能趕上時代節奏，為了送孩子進城接受良好教育，不得不重蹈我的覆轍到處租房，像牧民的帳篷那樣搬來搬去。

租房之前，我羈旅縣城，過完了兩年單身生活。

公安局需要一名“吹鼓手”，陰差陽錯就找到了我，把我安排在政工室負責宣傳工作。我清楚記得，上班那天是三月八日，一個很女性化的日子。我光腳甩手進城，本意只想和領導接觸接觸，談得來就干，談不攏便火燒牛皮回頭卷。說起我的進城經歷，也有一本難念的經。此前，我先后有過兩次進城的機會。最先向我伸出橄欖枝的是城郊一個國家級森林公園，那里不僅有一座古老的寺廟，據說始建于唐朝，其輝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一百多年前，更有一位農民領袖兵敗后逃出帝都，遭官軍一路追殺，最終歸隱此地的傳說。我去應聘，見到了公園管理處的頭兒。我的工作職責定位于辦公室文秘，臨時工的身份使我的工資待遇和他們不能同日而語。這倒不是問題，問題是他們要把一個叫作“土家苦樂宮”的景點交給我經營。這樣一來，我不僅要替公園消化兩名沒有門路的下崗職工，還要用景點的營業收入給自己發那點少得可憐的薪俸。說白了，羊毛最終出在羊身上。我就是那只靠拼命吃草養活自己還要讓人擠出奶來的莎能山羊。他們滿懷信心地以為，我來自遙遠的土家山寨，有著“畢茲卡”人吃苦耐勞的血統，打理好一個頗具民族特色的旅游景點應該不在話下。在一個幾近荒蕪的山包上，我看到了同樣荒蕪的現實：幾間破敗的茅屋里安放著舂米的碓馬、給稻谷去殼和吹糠麩的風車、榨油使用的碾坊、制作豆腐的石磨，以及蕭瑟秋風里漫山遍野的衰草……別說我早已討厭生活中這些索然無趣的物件，單是“苦樂宮”的名字就足以令我退避三舍。我本已嘗夠了“苦樂宮”的辛酸，才邁出大山期望建立一種全新的生活。你們想讓我在“苦樂宮”里建功立業，換取游人歡心，用豐厚的門票收入滿足你們的口腹之欲和政績工程，那就另請高明吧。對不起，老子恕不奉陪！

后來，法院把我請去，希望我能助力于他們辦公室的工作。辦公室主任給我開條件，月薪三百元。這么低廉的薪水連他都不好意思說出口。他自作主張地說：“到時候，我們出臺一個稿費獎勵制度，爭取給你補貼一點。”回應稍慢，他便誤以為我嫌工資過低，一廂情愿地讓我自己“提要求”，說要盡力做領導的工作。我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說：“我可以不拿法院一分錢，但是，義務干滿三年后，你們必須無條件地給我解決身份問題。”我的要求有股“豁出去”的決絕與悲催，與其說是“提要求”，毋寧是在向生活叫板，也可理解成給法院施壓。我見過生活中許多明目張膽的冷臉和白眼，既不想在一個單位里長期做二等公民，更不愿走生活的回頭路。主任承諾不了我的條件，把我帶到院長辦公室，說要“當面談談”。我還是那條件，談不談都一樣。院長姓丁，兩筆組成的中國最省事的姓氏。他的身體跟他的姓一樣簡單，給人一種清癯、干練的感覺。他賞識我的狂放，稱我有文人傲骨，對我的敢想敢說毫不介意。最后，他不無遺憾地說：“法院本來就是講規矩的地方，這份合同我們不敢簽，到時候兌現不了，吃個‘敗訴’的官司，傳出去就鬧笑話、出洋相了。”于是，我只能背著鋪蓋卷搭班車回老家神仙灣，回歸到自己落拓的生活中。

有了這樣的前車可鑒，我到公安局應聘就灑脫多了。我不帶任何行李物件，連牙刷都不帶，而且對外封鎖消息，省得到時候落得別人笑話。用人單位不是帶著某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要和我“談”嗎？那好，我完全做好了哪里來哪里去的思想準備，不給他們留下任何幻想的空間，誰想讓我簽下一份毫無尊嚴的聘用合同，門都沒有！

公安局政工室郝主任是位軍轉干部，出身農家子弟，在隊伍里憑一支新聞筆改寫了自己的命運。他對我的背景和要求了解一番后，只談了半小時就拍板聘用我。他把內勤叫來，讓我簽字領一份家屬節日補助和一個PP機。錢不多，只有五十元，是給老婆的，大家都一樣，讓我沒話說。PP機是配發給每個人的通信工具，接到傳呼后必須馬上回電。雖說它就像戴在孫大圣頭上的那道緊箍咒，我甚至把它惡劣地想象成狗脖上的鈴鐺，但又不能不說它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和待遇。要知道，在20世紀90年代，腰間皮帶上掛著PP機，是件多么顯貴的事情啊。我決定留下來跟郝主任干，不能說，我就被區區五十元和一個PP機收買了，而是郝主任待人處事的風格令我生出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懷。這些年來，與多少人泛泛而交，皆如過眼煙云，我就篤定地認為交對了他這個朋友。

沒房子住，郝主任騰出一間辦公室，放一張值班床，就把我臨時安置了。我每天早早起床，洗漱完后趁同事們都沒上班，把整個樓道里的衛生搞完。這些都是母親從小教會我的。母親從來不準我和妹妹們睡早床，最多喊兩遍，第三遍就揭開被子打屁股。我們起床后的頭件事是掃屋。母親讀過《朱子家訓》。她嘴里經常念叨：“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母親是個持家的女人，掃屋就是愛家，愛家的人才會懂得珍惜生活。這是她老人家一生的信奉和持守。我每天堅持搞樓道里的公共衛生，就是把單位當家一樣看待。可是，在這座縣城里，我沒有房子，也就沒有屬于自己的家。只有休假回到老家神仙灣，我才能感受到家的日常與溫馨。郝主任是最懂我的人。他說，把老婆孩子都接進縣城里來吧，你難道不試圖改變命運嗎？

郝主任的話擊中我的要害。是的，從決定留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再也不想回到神仙灣去，哪怕經歷再多的折騰也要抖摟身上的泥土，把腳下的根深深扎進城市土壤里，搖身變成一個城里人。社會上有一種說法，一個人命運的改變需要三代人付出努力。我爺爺死于土匪槍下，我連見都沒有見過；我的父親讀完高中回到老家，用自己的怯懦和隱忍演繹了一個舊知識分子生不逢時的命運；到我這輩子，從父親身上承襲的泥土氣息注定無法消弭，但我不能任由這種卑微的氣息蔓延到我的下輩人身上。盡管兒子和女兒都出生在農村，骨子里無法擺脫泥土造就的血統，但我要試圖從自己身上開始改變，用我半輩子加上兒女一輩子的努力化蛹成蝶，實現由農村人到城市人的涅槃。

先租房子，把一家人接進縣城。這是郝主任出給我的主意。剛好就有同事介紹說，他一個老鄉在街上做小本生意發了財，自己買下私房，租住的房子正要找人轉讓出去。同事帶我去看房，就是小晏租住的“301”。位置還不錯，處于城中心，離我上班的單位很近，走路只需要十來分鐘，附近有一所完小和一個幼兒園，商場、菜場一應俱全，挺方便的。房子實際使用面積雖說只有六十多平方米，但在房管局的公租房中算是相當高級的了。一廳兩臥，單獨的廚房，門前一條走廊，上面繃著鐵絲，可供晾曬衣物，美中不足的是房間里沒有衛生間，房客們只能共同使用樓梯間的公廁。碰到有人內急，須得跨樓層“作業”。據小晏介紹說，這樣的公租房縣城里并不多，而需要租房的人卻不少。言外之意，物以稀為貴，租房須趁早，遲了莫后悔。

所以，他提出要一萬元轉讓費。

這是房管局的公租房，小晏只有租住的權利，他哪來的資格轉讓！難道放牛娃還能賣了老板家的牛嗎？

可是，小晏說他在房間里花錢改建了廁所，用起來方便多了。

不錯，他是在進門的客廳旁邊違規掏了一個衛生間，小小的，只能容一個人勉強蹲下去，大個兒頗有難度。我簡單估算了一下，花五百元足夠了。

小晏又說，他剛搬進來時，房子可不是這樣。他對房間進行了“裝修”，現在住起來很舒服。

他所說的“裝修”，無非就是給原來的水泥地面涂過一層紅油漆，看上去比白地板干凈，收拾起來也方便。另外，主臥室里鋪了一層地塑。都不貴，兩樣加起來，用不了幾個錢。

另外，小晏買的一組柜子是膠合板做成的，新房子用不上，他要轉讓給下家。這是沒商量的霸王條款，我不想接受。但他是周瑜，我想當黃蓋就必須自愿挨打——我不想挨打有人愿意。

我說，三項加起來，也算不出一萬元哪。

小晏說，有些賬是不能用加減法算得太明白的，誰接租都是這個價，將來你再轉給別人，也可以掙回來嘛。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我不得不亮出撒手锏。我說，我還是應該直接和房管局簽合同。

租期沒到，我不退租，你找誰都沒得談，就算到期，我也有優先租住的權利。小晏算是把我拿死了。他說，嫌貴，你可以不租呀。實不相瞞，想要接手的租賃戶多如牛毛，要不是看三哥的面子，我還懶得和你啰唆半天呢——三哥就是我那位好心的同事，小晏的小老鄉。他還直接打臉說，我知道你是警察，想依法辦事，可是，牌在我手里。

看來，多出冤枉錢是在所難免了，我承認自己的失敗。城市就是這么吊詭，一個先我進城的小商人都能制定游戲規則，讓我無條件地接受和執行。如果稍有延宕，我理想中的這套公租房就不會屬于我了。而我，對這個“301”是那么滿意。它有兩臥一廳，對我們這個四口小家再適合不過；難能可貴的是房間里居然還改造出一個衛生間，這簡直是小晏無與倫比的杰作，對冬天來說，對小孩子來說，太方便了——我需要租住這套房子！至于多拿幾千元錢，就當是給小晏的中介費。俗話說：“落后就要挨打。”誰讓他跑到我們前面去了！

小晏接過轉讓費，蘸著涎水，正著反著數了三遍，確認那是一萬元現金，而且沒有一張假幣和殘損后，才把房子鑰匙交給我。然后，他像老朋友那樣和我握手道別。他臨別時那種張皇的樣子就跟得手的騙子一樣，只見他慌忙火急地躥下樓梯，步履匆匆地蹽出院子，迅速混跡于街面上烏泱泱的人流中……

我果然上當了。出了冤枉錢不打緊，問題是管姐現在理直氣壯地質疑我們租房的合法性。我是講道理的人，可是，此刻道理都在管姐那邊，只能由她講，我無話可說，唯有聽的份。

我手頭沒錢。為了湊夠一萬元轉讓金，老婆把鄉街上的小餐館低價盤了出去，只拉扯著一雙兒女進城。現在，孩子讀書的事還八字沒一撇，錢花出去了房子卻住不成，她心里十分焦急。她一急，就催我趕緊聯系小晏，把轉讓金追回來。這時候，我們似乎都才想起來，根本就不知道小晏的住處，那時候他當然也沒有手機，問“三哥”，他也一臉茫然。很顯然，小晏是別有用心的，他忽悠了我，連帶把三哥也忽悠了。其實，就算我們能聯系上小晏，又能把他怎樣？轉讓金是我們自愿給的，連一張白紙條都沒有，就算上當也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再說，“買賣不過田埂”，這是老輩人定下的規矩，我還好意思找人家翻邊嗎？老婆不依，非要我把錢追回來不可。她說：“你一個警察，連自己的合法權益都保護不了，還談什么懲惡揚善？狗屎！”

叁

上午，郝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有頭沒額地說：“你猜猜，鎮聯校的關校長和城關派出所的辛教導員是什么關系？”

我使勁想，也想不出他倆到底是嘛關系。

“孩子轉學讀書的事有路子了。有些事情辦起來其實并不難，關鍵是要找對人。”

我急切地想知道有什么好消息。

“原來，他們是親兄弟，一個隨父姓，一個隨母姓，這次要不是為你孩子的事打聽出來，我還一直蒙在鼓里呢——沒想到吧。”郝主任顯得忒高興，就像漁翁終于釣到大鯉魚一樣。他說：“我已經約好他，今晚上聚一下，你做點準備。”

在突如其來的喜訊面前，我感到有點茫然。所謂“聚一下”，我懂，就是吃飯喝酒，進而足浴按摩，或者去KTV消費；而所謂“準備”，無非就是準備花錢。現實的情況是，我已經把所有的家當都湊成轉讓金付給了小晏，而且租房的事情還沒搞定，手頭沒剩幾個錢了。我結結巴巴地問郝主任：“我應該怎么‘準備’呢？”

郝主任說：“我已經通過辛教導打聽清楚了，關校長也就是他老哥喜歡喝幾杯，而且只喝上檔次的酒。嗯，這個，就算我們單位請客，你別管。另外——”郝主任就像做過什么虧心事似的變得口吃起來，“總不能吃完飯，一抹嘴巴就走人吧？我們畢竟是在求人家辦事。這個，我的意思你聽懂沒？后面恐怕還要有進一步的動作才行。”

說不懂我也有點懂，說懂我又不是太懂。我說：“郝主任，你干脆明說，我應該怎么安排才好。”

“那就帶兩條好些的煙吧，關校長煙酒全能，我們找他也正是研究工作。”郝主任糾結一陣，顯得有點拿不定主意，“你說，帶什么牌子的合適？”

我說：“我不抽煙，你定。”

“起碼要軟王。”郝主任感嘆道，“批發價都是五百元一條，兩條就是整一千，嘖嘖，不是磨子壓著指頭非拔出來不可，自掏腰包誰送得起這個禮。”

我量力而行說：“郝主任，那就先送他一條，等事成之后，我再感謝他，給補上，你看行不行。”其實，我骨子里的原因是手頭拿不出一千元來。

郝主任好像看穿了我的隱情，想了想，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把辦公桌下面的屜子抽開，拿出一條“芙蓉王”煙用報紙包好，遞給我說：“收起，好事成雙，一條煙怎么拿得出手？我這兒只剩一條了，你自己再添一條，沒問題吧？”

我一時不知所措。

他又說：“這種事都是一錘子買賣，誰還指望你事后感謝啰。”

我沒有接煙。我說：“郝主任，你為我的事操心夠多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謝你才好。這煙，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我會想辦法解決。”

郝主任垮下臉，很嚴肅地說：“孩子讀書才是大事，好不容易找到這層關系，機會難得，你還磨蹭什么！如果你覺得不好接受，就算我先借給你，等將來條件好些了，你再還我不行嗎？那時候，你就是加倍還我，我也會感到高興。”

我還想對郝主任說點什么，他一把將煙塞進我手里：“出去！我還有別的事情呢。”

他所說的“別的事情”就是分別給城關派出所的辛教導員和潘所長打電話。他說：“潘所長，今天晚上政工室要宴請鎮聯校主要領導，聽說他特能喝，我想請你幫忙陪酒。”

潘所長是全局心服口服的“第一把壺”。郝主任有請，他自然爽快答應。看來，晚上將有一場惡戰。

從郝主任辦公室出來，我腦海里突然蹦出一個人。郝主任的話點醒了我：有些事情辦起來其實并不難，關鍵是要找對人。

我想，租房子的事只能求助“老革命”了。

“老革命”是我們縣當時唯一健在的老紅軍。我們似乎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習慣以“老革命”尊稱之。當年，這個小小的放牛娃不慎讓地主家的牛踩下天坑摔死了。東家要他賠償損失，放牛娃嚇得不敢回家。恰好賀龍的隊伍開過來，他就跟隨紅軍參加革命，成了一名“紅小鬼”。“老革命”離休后居住縣城，他的資歷擺在那里，誰都尊重他。他若是向組織提點什么小要求，只要不違反大原則，各部門都雷厲風行地辦。我到公安局工作之后，關于“老革命”的傳奇經歷不絕于耳，激發我想寫寫他的念頭。

“老革命”的寓所位于城西，一個很雅致的小院子。在院坪的葡萄架下，我和心中久仰的神一樣的“老革命”相對而坐，就著一杯香茗開始了我的采訪。他面色紅潤，精神矍鑠，平頭上全是疏朗的白發，說話伴著哈哈，鈴鐺一般脆響。苦難身世鑄就了他堅定的革命意志和樂觀的生活品格，令我欽佩；他在和平年代里為家鄉建設奔走呼號的赤子情懷更令我發自內心的感動。說句實話，我雖然“出身”不好，但也是在“紅旗下”長大的。見到“老革命”之前，我對英雄人物的認知一直停留在理性層面。當親耳聆聽他老人家的傳奇人生之后，一座英雄的豐碑在我心靈深處高高矗立，變得具象而清晰。

我不妨耽誤讀者的閱讀時間，分享“老革命”保衛H首長的一個經典片段——

那是1938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老革命”被調到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大隊給H首長當警衛員，他們的駐地在離延安四十公里的瓦窯堡。當時，瓦窯堡縣城五公里范圍內由國民黨綏德保安司令部駐防，五公里之外是八路軍控制的解放區。那時候，國民黨偽縣長田吉生真反共假抗日，肆意制造摩擦，扣押了共產黨員薛南斌。H首長奉命前去交涉，營救革命戰友。

那天，H首長一共帶去了五個人，一大隊大隊長蘇振華和警衛員張大貴、中共縣長高貴知、保衛科長余清水，“老革命”隨H首長警衛。到達國民黨縣黨部后，田吉生只同意H首長和蘇大隊長進去就餐，其他警衛人員被攔在外面安排吃飯。

“吃飯時，我們幾個人被他們的人分開插坐。他們不起好心，一個勁地給我們灌酒，指望把我們搞醉。”八十多歲的“老革命”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侃侃而談。“我們是去救戰友的，又不是做客喝酒的，我一心惦記著首長的安全，哪來的心思跟他們拼酒？幸虧我早有防備，帶了一條毛巾。每喝完一口酒，我就假裝揩嘴巴，把酒吐在毛巾上。這樣一來，他們都喝得暈嗒嗒的，我卻清醒得很。”

“你大概能喝多少酒？”我對“老革命”的酒量突發興趣。

他把右手食指筆直伸給我：“我能喝這么多。你猜是多少？”

“一斤？”

“老革命”狡黠地搖搖頭：“還讓你猜一次。”

我心里盤算著：一杯？太少了吧；一壺？概念有點模糊；莫非是一公斤？我的天啦！

“老革命”可愛地笑笑，敲著自己的食指說：“我這叫一直（指）喝。”他說，他打小能喝酒，從來就沒醉過，到底能喝多少酒，連他自己心里都沒底。

“您那天喝得不少吧？”他的腦筋急轉彎游戲引起我的好奇。

“老革命”悶了一下：“差不多喝了八兩酒，真要喝，他們哪是我的對手，我有把握把他們都喝趴下去。”他接著說，“我裝作上廁所出去找動靜。呀，滿院子都是槍兵，刺刀閃著寒光——么時候調來這么多人？我聽到屋子里有人對首長吼叫，是你們在破壞統一戰線，問題不搞清楚，今天誰也別想走！嚯，我一聽，情況不妙啊，首長的處境很危險，我必須沖進去保衛他。我借口給首長送通知，就直接闖進去了。媽個巴子的，我看見田吉生站著，樣子蠻神氣。他一手叉腰，一只手指著首長的臉大罵大叫。我火氣一躥八丈高，沖上去將他按坐在椅子上，同時拔出盒子槍頂住他的腦袋警告說，你對我們首長客氣點，敢動他半根汗毛，當心我做掉你。首長見我鬧場子，一拍桌子說，天才（老革命的小名），你敢！趕快把槍收起來。”

“老革命”配合著肢體語言，講得眉飛色舞。我迫不及待地問：“你收起來了？”

“我當然不能收。我朝外面努努嘴說，首長，他們不是真心談判，外面都圍緊了。蘇振華大隊長見機行事說，既然這樣，我們先回去，日久見人心，誰是真抗日誰在假抗日，歷史自有公論。說完，他就拉著首長離開了。”

我疑問道：“人家就這么放你們走？”

“老革命”說：“五公里之外全是我們的隊伍，他敢把我們怎樣？再說了，那是國共合作呀，他們可背不起破壞抗戰的罵名。”

這是我聽到的最本色的革命故事。后來，我把“老革命”的戎馬生涯寫成文章，發表在各大報刊。“老革命”大字不識，我拿著報紙登門回訪，聲情并茂地讀給他聽。他第一次見到自己的英雄事跡變成散發著油墨香味的鉛字得以傳揚，也是頭一次看到自己的大幅照片刊登在報紙上，露出頑童般的欣喜。在這樣的交集里，我們建立起友誼和信任，成了忘年交。告辭時，他拍著我的肩膀發自肺腑地說：“小兄弟的文筆真是一流啊。我欠你一份人情，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幫忙盡管找我。”

話雖如此，不到萬不得已，我怎能輕易搬出“老革命”？壓在任何人頭上，他都是一座泰山，很難承受得起。

現在，我需要他還我這個人情了。管姐不讓我們租住“301”，弄不好，我那一萬元轉讓金就打了水漂。我想，這點芝麻小事對“老革命”來說就是小菜一碟，只要他出面，房管局那邊肯定會給面子。 

肆

晚上那場酒啊，喝得真是酣暢淋漓，連郝主任都超常發揮。

郝主任擔心酒后談事不便，提議說：“關校長，開喝之前我是不是先給你簡單匯報一下工作？”

郝主任這是要把自己低到塵埃里去。他何時在人前這么低微過？真是人在屋檐下啊！

關校長擺擺手:“喝酒不談工作，工作不談喝酒，這是我的原則。”

他的話讓郝主任陷入尷尬。

潘所長很圓滑，馬上解圍說：“我聽許多朋友說起，關校長是條漢子，酒喝到位了，嗎事好說；如果喝得夾生，一切免談。”

“潘所長，我反對你的說法。”關校長顯得不高興，“你到底是表揚我還是毀謗我？好像我這個聯校校長就是個酒鼻涕，嚴重損害為人師表的形象嘛。”

郝主任也覺得潘所長剛才的話不大得體，馬上圓場說：“今天的主題是喝酒，請關校長盡興。至于工作上的事，我們明天到關校長辦公室當面匯報，好不好？”

馬屁拍錯了地方，潘所長很懊悔。他說：“我們拿槍的都是粗人，說話不方圓，還請關校長原諒。這樣吧，我給關校長敬一大杯酒表示歉意。”說話的同時，他吩咐侍應將一瓶白酒平分秋色，倒進兩個馬克杯里，分別放在關校長和自己面前——這是他喝酒克敵制勝的招牌動作。打退不如嚇退，半斤酒一口悶下去，唬得住人家也就罷了，唬不住大不了再來一次。他其實也就這兩把刷子，一斤的酒量頂天了，但一般的飲者會讓他當場放倒。即便個別海量的人，在這么玩命的對飲面前，也因不知底細只好甘拜下風。

郝主任先發球。他說：“今天，是我們公安局政工室做東，請派出所兄弟作陪，特意宴請關校長，感謝你這些年來對我們民警子女入學就讀給予的關照。第一杯酒我敬你，干！”

關校長欠身回禮，干掉了杯中酒。

郝主任說：“關校長，首先向你說明一下，我是個滴酒不沾的人，這個，在座的各位可以替本人作證。但今天宴請關校長，我必須表示誠意，這杯酒就算破例了。這樣吧，下面的動作自由發揮，拜托各位一定要陪好貴客。”

郝主任此言不虛。據我所知，他從來不飲酒，可這次為我孩子讀書的事，他破了天荒，真讓他勉為其難了。

“是的，是的，”大家一片附和聲，“郝主任真不喝酒。我們從沒見他喝過酒。”

關校長說：“公安局可是講戰斗力的，你們今天人多勢眾，可不許搞車輪戰術啊。”

“關校長可是海量。”郝主任提醒大家，“這樣吧，我建議每人敬關校長一輪，后面隨意。”說這話的時候，他朝我直眨眼睛。

我馬上會意，舉杯上前給關校長敬酒。關校長并不認識我，聽完郝主任的介紹，大概對這場宴請的主題明白了幾分。他對郝主任說：“你這么器重他，年輕人肯定很優秀。”說著，他又轉向我,“你能碰到這樣的領導，三生有幸啊，可要懂得知恩報恩。”

我把關校長的話理解成一種別樣的提醒和暗示，心說，請放心，煙都給你準備好了。

郝主任說：“我們搞政工工作的職責就是替民警們服好務，盡量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和工作中的實際困難與后顧之憂，有些事情還要仰仗你關校長伸出援手呢。”

“感動啊！”關校長先說喝酒不談工作，可喝著喝著自己就食言了,“在郝主任這樣的情懷面前，我關某人不幫助出把力都感到問心有愧。”

潘所長見時機已到，端著馬克杯走近關校長。“感情深，一口吞。我喝酒一直就是這習慣，關校長您隨意。”說完，他一仰頭，然后把杯子倒過來瀝著。

關校長盯著潘所長手里的空杯，愣怔了片刻。他這是第一次和潘所長過招，也是潘所長敬他的第一杯酒，無論從酒品到人品，都由不得他“隨意”。他端起酒杯，嘴唇湊上去，眼仁卻從杯口上抬起來盯住潘所長……我發現，關校長舉杯的手有輕微的哆嗦，杯中的酒液晃蕩不已……

這一杯下去，關校長胃里的壓力肯定不小。他臉色酡紅，說話開始結巴。但關校長畢竟是在場面上歷練過來的人，等一輪酒敬完，他便開始回敬大家。郝主任既然有言在先，關校長就首先拿他開刀。“來，再不能喝，我也得敬你一杯酒。不然，我就不懂味了。”

郝主任看著手里的酒杯，一張臉擰成苦瓜皮。

關校長見郝主任面有難色，就大赦似的說：“郝主任實在不勝酒力的話，也可以內部消化，我不計較。”

郝主任閉上眼，一杯酒干凈利落地喝下去。

關校長摟著郝主任的肩膀：“兄弟，夠哥們兒，我就喜歡這風格，你的忙我幫定了。”

郝主任發了威。他招呼侍應拿來三個酒盅一齊滿上：“關校長，沖你剛才這句話，我再敬你三杯，一醉方休，值得！”

三杯酒喝完，郝主任就稀軟下去，伏在桌面上直喘粗氣。我看著他那副生不如死的醉樣既心疼又感動。為了我的孩子讀書，他差不多是在和關校長玩命地斗酒。我向服務員要了一個杯子和茶葉，給郝主任泡上一杯濃茶——聽說茶能解酒，我此刻能做的事情僅此而已。

關校長喝完三小盅，也八九不離十了。潘所長要和他再來個“平分秋色”，指望把他徹底解決掉，結果被辛教導員擋住。關校長早已從辛教導員嘴里知道了郝主任求辦的事，他訴苦說：“一完小只有那么多位子，每間教室也就那么大，座位都抵墻了，可誰的孩子都想擠進來。領導批條子、打招呼的又多，我這個聯校校長不好當啊。”

郝主任拱手道：“理解，理解。”

“我聽說孩子還沒有城鎮戶口，這可不行。這是起碼的門檻，連這個都不解決，孩子怎么插班？”

郝主任迷迷糊糊地點頭稱是。

關校長給郝主任指點迷津：“不過，這個問題對別人的孩子是難題，對你們民警子女只是小菜一碟，戶口就是公安局管著的嘛。”最后，他拍著胸脯說,“郝主任負責把孩子戶口的問題解決好，其他的事情包在我身上。按說呢，縣政府規定城鎮戶口必須要滿三年才能進一完小，但郝主任交代的工作任務，誰敢怠慢呢？再等三年，我還當不當這個聯校校長很難說，不如現在打打擦邊球，把人情送在明處。”

潘所長一旁敲著邊鼓：“對，有權不使，過期作廢。”

說笑間，酒局就煞了尾。郝主任邀請關校長說：“時間還早著呢，我們去搞點別的節目吧？”

關校長囁嚅道：“今天會醉死，還搞什么節目？早點回家休息，下次再約吧。”

郝主任客氣一番，就安排警車司機將兩條“芙蓉王”帶上，把關校長送走。

關校長一走，我發現好奇怪，郝主任思維清晰毫無醉意。莫非他本來能喝，一直深藏不露？不，我懷疑他早早和店老板暗度陳倉，在酒杯里做了文章，甚至騙過了潘所長和辛教導員。我進而想到，郝主任費盡心思給關校長敬酒，應該還有更深的用意——關校長只有處于醉醺狀態，才可以免去飯局之后的其他節目——對我來說，那可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啊。

第二天，我去面見“老革命”。

“老革命”認識房管局的花局長。他把電話直接打過去，花局長正好在家午休，“老革命”拉上我就走。

有和關校長打交道的經驗在前，我對“老革命”說：“是不是要給花局長帶點見面禮？”

“老革命”詫異地看著我，批評道：“你年紀輕輕，哪里學來的這些歪風邪氣？我們共產黨人不興搞那一套。”

花局長住在城中心，去他家要走很遠一段路。“老革命”作風硬，堅持不坐車，要步行去。他拄著手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老革命”戰爭年代負過傷，腿腳不好使，走起路來一顛一簸的。那是三伏天，天上像在掉火。老人家戴一頂舊草帽，在烈日下汗流浹背地行走，陽光將他的影子縮成一團，從后面看去，我心里五味雜陳，眼睛一陣酸澀，不知是淚水還是汗水模糊了我的視線……

花局長見“老革命”親自上門，嘴里連道“罪過”。“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非要驚動您老人家跑這一趟？您隨便發個話，小花給您辦就是。”

“老革命”坐在沙發上，木著一張臉，要我把事情經過簡明扼要地說給花局長聽。完了，他說：“房子是公家的，人家搬走了，誰住不是住？這孩子一家四口人從山里搬下來，沒地方落腳，同樣交房租，又不少公家半個錢，就讓他住吧。”

“老革命”這語氣哪是求人，他分明是在向花局長發號施令。

花局長諾諾連聲：“您的指示一定照辦。只是……按規矩，公租房不能私下轉讓，應該先到房管局辦理登記手續。這不是我們要給誰出難題，上面是這么規定的。”

“辦啊，當然辦，我又沒說不辦手續。”“老革命”說,“房管局那位姓管的婦女有點不像話嘛，她限定人家三天之內必須搬出去，不然的話要把東西摔下樓。這可不像我們共產黨人的作風。”

“您批評得很對，”花局長見“老革命”動了氣，心里直打鼓，一個勁地檢討說,“回到單位，我好好調查一下，一定處理她。”

我們這哪是求人辦事啊！簡直就是上門興師問罪。

第三天，管姐主動找上門來，給我們辦好了“301”的全部租房手續。管姐說，往后有什么困難就直接跟她說，只要能辦到，她一定會讓我們滿意。“我也是從大山里走出來的，我們農村人要想在城市站穩腳跟真不容易。”管姐的言行里透露出不言而喻的信息，她只差把話挑明，讓我們不要再動不動請“老革命”出馬。我猜想，她一定受到了花局長的批評，才有態度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從她勉強為之的笑顏里讀到了某些抹不去的怨艾和壓抑，而這一切都不是“老革命”的本意。

這樣一來，我反而感到不安。管姐人長得不咋樣，大半輩子就是個農婦，好不容易憑借丈夫的關系臨時安置在房管局當一名房管員，管著城區三百多套公租房的租賃和維修，日子臨近時，不管三伏還是數九，熱死凍死都得上門催收，大白天找不著人，她還要在夜間蹲守。正如她所言，一個農村人要想在城市站穩腳跟真不容易。

女人之間似乎更容易達成和解。我妻子站在門口走廊上，和管姐牽著手說著許多家長里短的話，別人乍看上去跟親姐妹似的，那份親熱樣像先前的齟齬根本就沒發生過。臨走，妻子還特地從房間拿出一雙新鞋墊送給管姐——既然管姐還管著我們這片租房區，以后打交道的日子長著哩——妻子是個心里敞亮的女人。

伍

那年夏天，我們縣城發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澇災害。

我們搬進租房的第五天中午開始下雨。好像有一只巨大無形的手把天空捅了個大窟窿，雨一直下，一直下。氣象部門已經將暴雨預警的級別提升到了紅色。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發現穿城而過的澧水一反平日斯文的常態，變得暴怒和桀驁不馴。渾濁的河水漲起來快要淹到橋面，洪水漫過堤壩后灌進城區，和城內的積水沆瀣一氣，將大半個縣城浸泡在一片黃湯之中。街面不見了，高樓只露出上半截，像是從水里長出來似的，城市眨眼間變成了一座孤島。我們的租房位于龜背，海拔位置最高，全城僅剩下租房附近方圓不到一公里的區域尚未被淹沒。

接到指令后，我搭乘部隊的沖鋒舟趕到單位，加入抗洪搶險。我們政工室五個人編為一組，郝主任任組長。臨時成立的指揮部給我們每個組劃定了抗洪搶險責任區，主要職責是組織居民疏散和撤離到安全地帶，解救那些被洪水圍困的群眾。裝備股把防洪需要的手電、雨具和靴子以及三天的泡面等物資分發給我們每個人，我們完全進入到戰時狀態，而且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

這節骨眼上偏偏出了亂子。

妻子打電話給我，她上午出門買菜時，兩個孩子在家里玩得好好的，可等她回來卻發現蘭子不在家，只有東東在沙發上睡覺。兒子說，姐姐出去找媽媽了。蘭子才七歲多點，下半年上二年級。上次宴請關校長，就是為她插班的事。一個山里長大的孩子第一次進城，她對縣城的環境并不熟悉，這一出去肯定找不回來。更糟糕的是，雖說剛剛停雨，但縣城到處都是泛濫的洪水，女兒倘若有個好歹，我的天就塌了。妻子最后說：“皮志遠，你給我聽清楚，蘭子要是找不回來，我也不活了。”

繼而，我聽到了她的哭聲。

參加工作以來，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么大規模的集體抗洪搶險行動，我甚至期待著在這場戰斗中建功立業，好好表現一把。可事與愿違，女兒失蹤了，我不得不放棄立功的機會去找她。我都不好意思向郝主任請假，因為此時此刻，請假就相當于戰時臨陣脫逃。郝主任一聽情況嚴重，臉馬上黑了，說：“還請什么假啊。”他招呼大家，“快！快！！快！！！都給我上街，幫助找孩子。”

這哪成呢？我們每個組都有責任區，指揮部給我們下達了具體任務。我的租房不屬我們的職責范圍。大家都去幫我找蘭子，責任區的老百姓誰去疏散解救？我對郝主任說：“謝謝，我自己去找就夠了，大家的任務很重。”

有位副主任也說：“是呀，派一個兄弟去幫著找孩子，我們的責任區不能沒人，否則，上面追查下來沒法交代。”

我說：“是的，不能因為我連累大家，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要緊。我這邊正在發動親戚朋友幫著找。”

“人民群眾是人，警察的孩子就不是人嗎？”一向作風民主的郝主任在這件事情上變得跋扈起來，他以那種不用商量的語氣命令道，“全體上街尋找蘭子！找著了再轉戰，誰都不準含糊，天塌下來由我頂著。”

我已經六神無主，一想到蘭子可能出現意外，整個人都像被掏空。這時候，別說只給我四個人，就是給我整個世界，我也沒有能力組織起一場秩序井然的尋找。郝主任倒是沉著冷靜，把我們五個人和正在尋找的親戚混合編組，分成五個小區撒了出去。

在城隍廟路口，我看到了幾乎與大堤平齊的洶涌翻滾的惡浪。風口浪尖上飄浮著牲口的尸體和被沖毀的木屋架子。柔軟的水啊，一夜之間變成魔鬼，以它無邊的神力摧毀世界，制造出一幕幕人間悲劇。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一切事物和生命顯得那么渺小而脆弱。別說我那七歲的蘭子，就算是成年人，如果遭遇這樣的洪魔，又能怎樣呢？我完全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像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那樣，嘴里不停地輕喚著“蘭子，你在哪里”“蘭子，你快快回來”，腦海和眼前全是她的身影。我甚至極端地想，如果蘭子出現什么三長兩短，我茍活于世還有什么意義呢？一旦傳來什么不測的消息，我就直接撲進洪水里，去追尋我的寶貝女兒……

蘭子最終找到了。我從城隍廟轉回來，走到縣政府門口時，遠遠看見一個貌似蘭子的女孩兒。我不敢確定她就是我苦苦尋找的蘭子，用手揉揉模糊的眼睛，一直看過去，看過去……小兒不知天命啊。就在我們父女倆走近的那一刻，而且確定彼此都沒有認錯人的時候，她竟笑嘻嘻地高喊著“爸爸”，然后展開雙臂，像一只歸巢的鳥兒飛撲進我懷里。我蹲下身去，上上下下地摸著女兒，看她缺少了什么沒有，然后將她緊緊抱住，生怕她飛走一樣。在這種劫后余生的相逢里，我沒有責備孩子把弟弟扔在家中獨自離開。她也轉喜為悲，抽咽著說：“爸爸，我尋不回去了，到處都是一樣的路和相同的房子，到處都是水。我怕弟弟被壞人騙走，可就是找不到家。我到處找你，你怎么才來接我？”我說：“蘭子，爸爸有辦法找到你，我們永遠都不會分開的。”說完這話，我只覺得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由高度緊張到瞬間放松所引起的眩暈時間不長，醒來后馬上和同事們一道投入到戰斗之中。我們來到縣總工會家屬區附近，發現樓頂上站著一位老嫗，手里正揚著一塊紅色的帕子向我們發出求救信號。這兒的積水接近腋窩深。憑著對路況的熟悉，我們半走半游地接近樓下。現場的情況十分危險，整座大樓的一層完全被淹沒，樓外就是濁浪滔天的河水，被浸泡了一宿的樓房隨時都有垮塌的危險。我主動向郝主任請戰，上去將樓頂的老人救下來。郝主任要給我安排一名助手，我拒絕了。他問為什么，我說我水性好，力氣大，救一個老人不在話下。我的理由言不由衷，真實的想法只有一個：報恩！這是一幢七層高的舊建筑，至少也有二十年。我默默計算了一下，泅水過去把老人從樓頂救下來最快也要一小時。在這個鐘點里，大樓將會出現什么狀況誰也無法預知。這場營救無疑是讓生命和時間賽跑，意外或許就會發生在頃刻之間。如果這場史無前例的抗洪搶險斗爭注定要有人犧牲，我應該自告奮勇地站出來——同事們幫我尋找了蘭子，出于感恩，我沖鋒在前別無選擇，完全沒有必要讓同事們冒險，甚至搭上他們寶貴的生命！

老嫗成功獲救。

工作結束后，我和郝主任迎來了不同的結局。上峰認為，郝主任作為抗洪搶險的一線指揮員，在關鍵時刻罔顧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擅自命令下屬上街尋找孩子，延遲兩小時到達指定區域組織開展搶險救援工作，明顯帶著徇私情的嫌疑。雖然尋找的是民警子女，也并未造成重大工作失誤，但這種目無組織紀律的行為必須零容忍，組織上決定給他警告處分。政委找他談話時，郝主任表明態度：“處分吧，我樂于接受。”

“看來，你帶著一種變相的不滿情緒。”

“政委，您誤會了。我說的是真心話。”

政委費解地搖著頭。

郝主任說：“如果皮志遠的女兒找不回來，我這個上司怎么對得起自己的手下？我會背上沉重的包袱，讓自己的后半生在悔恨與自責中度過。比較起來，處分比包袱讓我感到輕松。您說，我不應該感到高興嗎？”

政委似有釋然：“你這么說，我倒能理解。”

指揮部賞罰分明，鑒于我在危急時刻，單槍匹馬冒險救出樓頂老人，要給我呈報個人三等功。聽到這兩個消息，我瞞過郝主任直接找政委，請求用我的三等功抵消郝主任的警告處分。郝主任是為了我的孩子才挨處分的，我把三等功不要了，與郝主任功過相抵總可以吧？政委說：“不行！政工室是我分管的部門，隊伍建設是我的主要職責，我必須做出表率，帶頭執行紀律。”

言下之意，郝主任的處分是沒商量了。我說：“那我不要三等功，請組織上干脆也給我來個警告處分。只有這樣，我才心理平衡。”

“小皮，你這是什么態度？”政委神色凝重，語氣冷硬如鐵，“在原則和紀律面前，不能摻雜任何個人感情。這一點，你難道不懂？我警告你，用這種態度對待組織的獎懲，甚至要挾組織，對你沒有半點好處，而且，后果會很嚴重。我希望你頭腦放清醒點。”

我的牛勁上來了：“政委，這件事如果您做不了主，請告訴我，誰說了算？”

政委沉吟半晌，無奈地說：“有話你找局長去說吧。”

局長聽完我的請求，眉間擰成疙瘩。他把政委叫到辦公室，糾結一陣說：“我建議，郝主任的處分就免了吧。”

“請局長給我一個理由。”

“沒理由，算我給他求個情。”

“那不行！”政委非要理由不可。

局長語重心長地說：“政委，你想想啊，如果孩子找不回來，郝主任將要一輩子背著沉重的感情包袱，我們心里同樣不好受啊？”

“這涉及大局與小局的關系問題，不能只考慮個人感受。”政委還在堅持自己的原則。

“道理我當然懂，但說句狹隘的話，”局長說，“作為人民警察，我們如果連自己的孩子都保護不了，又何談保護人民群眾！”

政委沒答話，陷入深思中。

局長說：“我理解你的處境和心情，你是從整個隊伍作風建設的大局著想，怕人家說你偏袒自己的手下。那好吧，我去找縣紀委的領導說……”

“行了！”政委終于松口，“我按照局長的要求執行就是，這點事不值得給領導添麻煩。再說，這種事讓你出面不好，你才四十多歲，以后的路還長著呢。”

局長默默無語地走上前去。

我第一次見到他和政委的手握在一起，搖著，那么久，那么緊……

陸

公安局戶政股的席股長說，辦農轉非要交一筆“城市增容費”，按規定每個人頭交一萬元。

城市增容費的意思是說，這個城市的學校、醫院等基礎服務型設施是按照城市人口基數配套設計的。人口增加就會使這些設施超負荷運轉，所以要增收一筆費用維持城市可持續發展。實際上，這是那時候地方政府為了限制外來人口遷移而設定的一項歧視性或曰保護性收費項目，現在早已退出歷史舞臺。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不說腦殼進水，至少也受潮了吧？他們怎么就不想一想，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會帶來城市消費，帶動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收？

現在，我們這個縣城突然“增容”了，即刻面臨著多出兩個孩子的壓力。為了避免以后的麻煩，我準備把孩子的戶口一并辦進城，然而，兩萬元對我來說是天文數字，肯定承受不起。

郝主任也知道我有難度，希望席股長考慮到我是“自家人”，能夠適當減免這筆費用。席股長頗為躊躇地說：“政策是縣政府定下的，農轉非都要登記到人，誰也瞞不過去。”

席股長嘴里拿政策說事，骨子里就是不買郝主任的賬。戶政股收取的那些城市增容費到底怎么回事，我們誰都清楚。沒錯，縣政府是有個指導性的收費標準，但在實際操作中，完全是由戶政股說了算，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席股長說了算。那時候，戶政股是公安局富得流油的部門。他們每年給局里上交一筆錢，剩下的大頭就落進小金庫，想給領導怎么送就怎么送，想自己怎么揮霍就怎么揮霍。這樣一來，戶政股長就是香餑餑，在全局二層骨干中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除了局里的主要領導，席股長壓根不把其他人放眼里。

這些內幕郝主任豈能不知？但是，關校長那兒都答應開綠燈，孩子戶口的事情總不能卡在自己人手里。果真那樣，傳出去就是笑話！

問題是知道又能怎樣？席股長敢不鳥你，自有他的底氣。

郝主任有著和如來佛一樣的大肚，他把席股長忍了，去搬政委的救兵，回頭找席股長“商量”給我孩子減免城市增容費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政委不再堅持那些所謂的原則，表現出相當大的靈活性。他發自肺腑地說：“給小皮解決實際困難，我有責任。”

只是沒想到，席股長連政委的面子也敢駁。他哼哈半天，皮笑肉不笑地說：“政委，戶政股的家底您是知道的，日子不好過啊。皮志遠要求解決農轉非，一下就占去兩個指標。這口子一開，往后就堵不住了。”

政委皺著眉頭，不咸不淡地說：“情況我都清楚，我也是個很講規矩的人，但這件事情比較特殊，還請席股長區別對待。”

納悶一會兒，席股長提議說：“政委，您看這樣行不行，先給小皮解決一個，只收取部分費用。這樣，我們的壓力會小些。”

政委不同意。“擤掉鼻涕腦殼輕。要解決就兩孩子一步到位，不然，到時候還得麻煩你席股長，這不脫褲子放屁嗎？”

席股長沒退路。“那么，怎么收費？”

“我問你呢。”政委沒好氣。

“減半吧。”席股長說，“政委親自出面解決民警的實際困難，戶政股應該拿出姿態。”

政委說：“兩孩子一起辦，減半也是一萬元，小皮沒這個承受能力。”他把話撂在明處，說穿了就是不同意。

“那您的意思是……”席股長深沉地笑笑，“實在不行的話，我還有一個想法……”

政委和郝主任都不知道席股長葫蘆里到底要賣什么藥。

“我們打個報告，您給簽個字……不就是政委一句話嘛。”

這下，我們都聽明白了。席股長的意思是減免我的城市增容費可以，但要政委簽字，同意在戶政股上交局裝備股的規費收入中抵減。

政委沒表態。他是個遵規守紀的人，不會把手伸進別人的菜園子——局里的財務不歸他管，由常務副局長一支筆簽字。再說，這種事情即便到了常務副局長那兒，他也不敢擅自做主，必須得向局長報告，甚至提交黨委會集體研究。這一點，席股長也是看得透透的，料定政委不敢造次。他提出這么陰險的方案，與其說是給政委面子，毋寧說是在公開掌臉。

“先談到這兒吧，請席股長認真考慮一下，我們再商量。”說完，政委走了，霜雪掛在臉上。

蹊蹺的是第二天，戶政股通知我去辦兩個孩子的農轉非手續。我問要交多少錢，窗口女警說，領導有交代，暫時不交錢。交接手續時，她連同一張城市增容費的票據一齊給我，那上面白紙黑字地大寫著：伍千元整。我發現那不是一張正規發票，而是用于內部往來的收款收據，個體戶隨便在地攤上都能買到的那種。可想而知，戶政股平時是怎么玩的。我抖著收費票證，忐忑地問她：“這錢還要交嗎？”

女警瞪大眼睛反問我：“你說呢？”

好尷尬啊，我無話可說，灰溜溜走掉。

回到辦公室，郝主任告訴我，政委親自找局長匯報，最后商定我交五千元。他們都知道我拿不出這筆錢，說好由財務室從我工資里逐月扣除。

這已經夠關懷了，按理，我沒話說。可是，我心里仍感覺不爽——我的話語權被完全剝奪了——即便照顧我，也應該事先征求我的意見，怎么誰都不吱一聲？

郝主任似乎看出我的不滿，解釋說：“政委和局長商量的本意是要給你全免的，但考慮到席股長那邊……哎，先這么折中處理一下也好。”郝主任還特意對我說，“局長也有他的難處，有些內幕你可能……哦，你知道席股長的背景嗎？”

我茫然。

“席股長的岳父是財政局局長。公安局每年用錢的地方不少，有什么窟窿還要依靠席股長去抹平，局長有時候也無能為力。”郝主任好像突然意識到自己失言，他懊悔不迭地說，“呵呵，我怎么跟那些長舌婦一樣，說到這上面去了？”

我馬上保證說：“郝主任請放心，這些話我不會傳出去的，我知道孰輕孰重。”

他點點頭，安慰我說：“好歹堅持到年底吧，困難只是暫時的。”

我不明白“堅持到年底”是啥意思。我暗自算了一筆賬，每月從工資里扣去三百元，差不多要一年半以后我才能從這筆債務中走出來，而眼下離年底只差四個多月，我連春節都將過得艱難，困難怎會只是暫時的？

回到家里，我把新戶口本拿給妻子看。她接過棕色封皮的戶口本，先看看內面的冊頁，然后用右手反復摩挲著封面上莊嚴的國徽，眼里噙滿了淚水。在我的記憶里，這樣的場景曾經出現過一次，那是我和她到鄉民政辦領到《結婚證》的那一刻……她高興啊——我們的蘭子和東東既是原來的孩子，又不是原來的孩子。他們姐弟倆昨天還只是農村子弟，今天就變成了有戶籍的城市居民。

后來，妻子把戶口本收進坤包，興高采烈地弄飯去了。

蘭子正在寫暑假作業。我陪著兒子玩積木。我想教會他拼一輛貨柜車，可他卻要給我搭建一座漂亮的房子。他指著租房前面不遠處的一幢私人小樓說：“爸爸，我們搭建那樣的房子好不好？”

我說：“我家東東搭建的房子比那個更好看。”

“搭好房子，我們就有新房子住了，再不住在這里。”

我說：“這里不好嗎？”

兒子說：“這破房子一點也不好。”

“哪兒不好呢？”我感到奇怪。因為我覺得租房雖小點，但住起來挺方便，要比我們農村老家的房子舒服許多。

蘭子搶答說：“這個房子到處都有屎尿味兒。”

啊，我明白了。由于公廁沒人及時清理，整個公租房到處充滿了惡臭的氨氣，尤其是大熱天。我對兩個孩子信誓旦旦說：“放心吧，再過幾年，我們就在縣城買新房子。”

當天晚上，對我們這個農村移民家庭來說具有劃時代的紀念意義。兩個孩子和我一樣都有了城鎮戶口，他們可以和其他城里孩子一樣上學讀書，接受良好的教育，也可以共享城市其他優質的公共資源。不僅如此，我們這個家庭還有妻子的戶口留在神仙灣老家，繼續保持著“農民本色”。別看只是一個農業戶口，它卻構建起一座城鄉結合的堡壘——妻子戶口的存在替我們守住了那份“五十年不變”的責任田地和山林，使我們顯得進退有據，任何時候都不至于陷入絕境——說句沒骨氣的話，我時刻都有著某種來歷不明的危機感，對能不能在城市長久扎根，缺乏充分的自信。妻子舒云卻很高興，晚飯的餐桌上破天荒地出現兩道葷菜，其中之一是我平時最喜歡吃的鰱魚——我把它叫作“鰱胡子”。這個晚上，我們夫妻之間還配合默契地親熱了一番來表示發自內心的慶賀。

完事后，余興未盡的妻子還不愿睡去，和我展望著未來。我們都被一種想象中的幸福鼓舞和激動著。我們不能和那些城市土著居民及新貴們攀比，哪怕只是一點微不足道的優越感，在我們這樣的家庭都會被無限放大——過慣了低微的生活，我們比誰都容易滿足，更懂得珍惜。

后來，妻子切換話題：“我在菜場買菜時見到管姐了。”

我突然想起，自從那天主動找上門來幫我們辦好租房手續后，她再沒出現過。

“你猜怎么著？”

我說：“怎么著啊。”

妻子說：“我跟她打招呼，她不理我。”

“你認錯人了吧。”我說，“城市不比農村，人多，相貌相似的更是大有人在，認錯人的事不足為奇，我就認錯過好幾回。”

“沒有的事。”妻子言之鑿鑿地說，“我和她吵過架，對她的印象太深刻了，怎會認錯人呢？明明看見是她，我喊她，她把頭都扭過來了。可是，她只看了我一眼，馬上轉過身去，像遇見仇人一樣。”

“那就是她有病。”

“不許咒她。”妻子搗我一拳，“管姐人不壞。”

這個話題不宜繼續討論，它破壞了和諧氣氛。我掃興地說：“太晚了，睡吧。”

柒

第二年春天，房管局傳出消息，我們租住的這棟房子拆掉翻修。這就意味著我們花一萬元錢只租住了半年。

有了前面“老革命”的過問，在我們的租房安置上，房管局花局長特別關照，把我們安排在一完小附近。房子雖不怎樣，但相對來說，再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接到通知后，我把門碰緊，將自己幽閉在辦公室里，回想著進城租房和孩子轉戶口、當插班生所經歷的種種曲折，心里怪不是滋味。冥冥之中，總感覺有一只無形的手在隨意指點我們的生活，我回家對妻子和孩子怎么交代？我渾身燥熱，實在煩得不行，干脆走到墻邊推開窗葉，讓初春的寒氣灌進來，將我凍僵才好。這時候，我無意中看到遠處一列貨運火車正隆隆駛向隧洞。鉆進洞口之前，它對著叵測的未來發出亢奮的鳴叫聲——它相信黑暗只是短暫的，前方會有光明嗎？

下班回到家，我發現妻子正搭著塑料凳子，在窗戶上掛一塊新做的窗簾。窗簾布藍底綠竹，看上去特別爽眼。春天來了，她要給我們的生活增添一點靚麗的色彩。我心里一別扭，囁嚅道：“舒云，別掛了，把它取下來。”

“為什么？”她反問我，“我下午剛剛定做的，不好看嗎？”

我說：“我們不住這里了，準備搬到別處去。”

“住得好好的，還搬到哪兒去？你沒聽老輩人說過‘人怕搬火怕翻’的古訓嗎？”

聽說是要拆建，她感到無話可說。我想了想，編造出一串合乎邏輯的理由安慰她：“孩子都說這兒有股屎尿味，難聞。我也感覺不好，搬就搬吧。房管局那邊對我們很照顧，把我們安排到一完小那兒去。那里有一套公租房，面積雖然小點，但孩子讀書近，不用過馬路，很安全，也不用每天接接送送的瞎耽誤時間。”

聽我編造出這么一大堆好處，不明真相的妻子居然高興起來。她問：“一定又是‘老革命’幫的忙吧？”

我隨口說:“除了他，還會有誰？”

“他可真是個好人。”

“那還用說嗎？”

兩天后，房管局一個穿白襯衣的年輕人來通知我們搬家。他不是空手來的，帶來的皮卡車就停在一樓院子里等著幫我們拉東西。

我和妻子都感到納罕。我們這片租住房不是管姐的責任區嗎？幫我們搬家的人應該是她，她為什么沒來？

年輕人說：“管姐前不久調到另外的片區去了。”

我們從年輕人嘴里得知，管姐現在的工作責任區位于城郊接合部。那是縣城的“貧民窟”，住戶分散，管姐每天要跑很遠的路，工作量比原來大了不知好幾倍。

我問：“為什么臨時調整？她都那么大年紀了，又是女同志，應該照顧才對。”

年輕人好像聽出我對他的到來有所不滿，語氣很不友好地說：“不是我要擠對她，而是她不該得罪某些人。”

我隱約聽出蹊蹺，追著年輕人問：“請你告訴我，她到底得罪了哪些人？”

年輕人的目光在我和妻子之間逡巡一番，然后指著門楣說：“管姐先不應該得罪‘301’，然后又得罪了‘老革命’。”

哦，謎底揭開——為什么妻子買菜時碰到管姐，被她視若仇敵。

我真想告訴年輕人：“你誤會了，管姐誰都沒有得罪，是我們對不起她。”

年輕人一臉茫然。

我繼續問：“管姐還好吧？”

“一個房管員本來就不咋的，混成她現在那樣子，還談什么好不好。”

我說：“見到她，請替我帶個好，就說我們很想念她。”

年輕人輕描淡寫地說：“這種話，你最好還是找機會親口對她說。”

看來，年輕人對我們沒有任何好感，話不投機，不說也罷。

停在樓下幫我們搬家的皮卡車早就等得不耐煩了，司機使勁按著喇叭，滴滴滴滴地催人。年輕人說：“動作快點行不行，我們今天一上午還要搬三處。”

東西早就收拾得差不多了。妻子正忙著發木炭火——她不知從哪兒找來的木炭，正撅著屁股用嘴巴吹。搬家先搬火，這是我們土家人的規矩——有火種在前面引路，希望就不會熄滅，生活就永遠會被光明照亮。這件事非同小可，她不認真對待不行，年輕人再催也是白搭。

蘭子和東東已經拾掇好各自的東西整裝待發。蘭子的雙肩包內塞滿課本和文具，水杯插進旁邊網格兜里。鼓鼓囊囊的書包看上去像一座山，遮擋住她瘦弱的脊背和肩膀，嬌小的身子負荷著與年齡并不相稱的沉重。東東只有玩具。在所有玩具中，他特別喜歡我買給他的那盒積木。他將裝積木的盒子抱在懷里，視為至寶，生怕別人搶去一樣。

上車前，妻子把火盆遞給我，讓我坐最前面，還悄悄叮囑我，不時地吹一吹，千萬不能讓火熄滅——那可不是好兆頭。我是這個家庭的當家人，薪火相傳的責任重于泰山！

到新租房一看，妻子眉頭緊蹙，臉面馬上起了一層霜——房子差不多比“301”小了一半，而且破舊不堪，到處有蟑螂躥動，滿地都是老鼠屎，散發出熏天的臭氣。在這座縣城里，恐怕再也找不出這么差火的租房了。但畢竟也算“喬遷”，妻子不想發脾氣，她嘟著嘴，一句話也不說，賭氣似的一樣樣往房子里搬東西。她的動作那樣粗魯和無序，以至于將兒子手里心愛的積木碰掉。盒子從三樓掉了下去，打在二樓的雨罩上，“噼噼啪啪”一陣亂響。盒子散開，只見那些積木紛紛滾落，就像位于震中的房子，正面臨一場無可挽回的坍塌，更像某些不堪一擊的生活零零碎碎地散落一地……我的心也化成碎片四處飛揚。

是年底，局里召開年終總結表彰大會。我聽到政委宣讀表彰文件時念到我的名字，而且單列的“公安宣傳工作特別貢獻獎”，一次性獎勵五千元。念到這里，會場上一片喧嘩聲——這是公安局有史以來第一次個人單項獎勵達到的最高標準，自然引發一些議論：

“嘖嘖，怎會這么高呢？”

“工作好像和過去差不多，也沒什么特別之處嘛。”

“這應該是一個信號，往后宣傳工作可能要上新臺階。”

“事情沒那么簡單，這里面肯定有文章。”

……

在大家的議論聲里，我想起郝主任那句話：“好歹堅持到年底吧，困難只是暫時的。”

我心頭一熱，眼里感覺有些酸澀，會場上所有的事物在我的視覺世界里頓時晃晃悠悠，模糊一片……

作者簡介

少一，本名劉少一，土家族，大學文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公安部文聯簽約作家。2013年開始文學創作，迄今已在《當代》《民族文學》《北京文學》等文學刊物發表中短篇小說、散文一百多萬字，出版中短篇小說集《看得見的聲音》《絕招》，獲公安部第十二屆、第十三屆“金盾文學獎”、 2016《民族文學》年度獎、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首屆“土家族優秀作品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