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生活，沒有哪一種生活是“終極”的值得追求的生活。進入城市，也要了解鄉村；貼近時代，才能理解中國。

當下中國社會正進行著劇烈的變革，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如果經常看新聞，會發現，輿論相對更關注城市，尤其關注大城市里外來的年輕人。當然，也有很多輿論是關注鄉村的，但無論關注的廣度還是討論的深度，似乎都“淺嘗輒止”。而且，據我觀察，新聞輿論里描述的鄉村狀況，是非常單一的。

2018年3月17日，新經濟觀察微信公眾號發了一篇訪談，《陳錫文：中國農村還有五億七千萬人，判斷鄉村情況要靠科學統計而不是返鄉故事！》。訪談第一個問題，就涉及到這幾年輿論場里很熱鬧的“返鄉觀察”。“和農業打了近五十年交道的陳錫文”說，那些回鄉記錄他大多都看過，“但那就是一個個‘故事’，故事具有特殊性，不一定有普遍性。”又說，“我們有三萬多個鄉鎮，60萬個村民委員會、317萬個自然村。每個村莊狀況怎樣？作者看到的可能是一個村、一個地方，整個農村到底是個什么樣，不可能靠講故事完整地反映出來。破敗的、黑惡勢力橫行的農村，肯定有，但漂亮的、發展好的農村也有……現在一提到農村，就說‘空心化’‘老齡化’。我就在想：那年年糧食增長，這糧食是誰打的？農民收入年年增長，又是怎么回事？”

陳先生這篇訪談在網上很容易搜到，在此不多引用。我很認同陳先生對鄉村的看法。稍微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我們當下的文學作品對鄉村的敘述，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空心化”“老齡化”等等。前陣子在成都，聽徐晨亮兄談論當下農村題材的小說，說關鍵詞仍然是“村長寡婦大黃狗”。中國那么多鄉村，為什么呈現在文學作品里會如此高度雷同？我想，不是因為中國的鄉村雷同，而是寫作者的思維實在太過雷同。

我們書寫鄉村，究竟有多少是來自自身當下真實的鄉村經驗或調查？有多少是來自對過去的懷念？更有甚至，有多少是來自新聞報道或道聽途說？我不是要否認鄉村的“空心化”“老齡化”以及鄉村凋敝、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這些現象，而是想說，還有別的模樣的鄉村么？至少，在我的個人經驗里，鄉村不完全是這樣子的。

我在很多個場合，也在不少短文里談論過我的老家。比如前陣子發表在《文學報》上的短文《村中歲月新》，寫簡陽荷橋村，牽出我老家的一些情況。但那篇短文，畢竟主要是寫荷橋，在此想更具體地說一說我老家。

我老家在云南施甸山腳下的一個小村子漢村。漢村可不像很多小說或新聞報道里說的那樣破敗凋敝，很多人家蓋了或正在蓋二層或三層的小樓，我家的是七八年前蓋的，三樓頂上擺了很多大缸，種了火龍果、檸檬等；二層樓頂有個底部鏤空的亭子，亭子四周和底下儲滿水，水里養著魚。我回家趟在床上，夜深人靜時候，能聽到魚在屋頂嘩啦嘩啦游動。漢村當然也有很多人外出打工，但留在城市的至今沒聽說過，打工只是權宜之計，賺了錢終究是要回來的，回來做什么呢？蓋房子啊，漢村才是他們的家。相鄰的幾個村子，莫不如此。站在家里三樓樓頂望出去，到處是白色小樓，村落之間都是水泥路，村外田疇整飭，四季輪替，種了水稻、油菜、荷花或者小麥，有的不再種糧食，而是集中起來種葡萄、西瓜、梨等等經濟作物。

這些是我老家鄉村的外觀，再說說老家的年輕人。村里年輕人是少了，但也有一些。打牌喝酒賭博的當然有，但也有一些在認真做事，從各個層面改變著鄉村。

比如一個朋友承包了大片土地，做了一家農莊，種植洋芋等農作物，還種植大片桑樹和草莓，讓人去采摘。我也去過幾次，吃到了很好的桑葚和草莓。這或許還不夠特別，不夠成為鄉村的“新人”形象。那以下幾位，或許足以稱為鄉村“新人”吧？

施甸銀川村有個“壹坤窯”。“窯主”慶坤到外面學習燒制陶瓷的技藝后，回到村里開設了壹坤窯，自己做自己燒自己賣。上次我回老家，在慶坤家布置得鳥語花香的小院，親自體驗了一把做陶的過程——當然，我做出來的肯定是歪瓜裂棗。過了幾天，開窯了，我們又去，發現還有幾個人是從隔壁縣來的，他們很快挑選了一批買走。那天，慶坤家恰好有水稻要收割，都在討論收割機怎么進到田里。那可不是一畝兩畝水稻，而是二十多畝。慶坤和相距不遠的永華、永平兄弟一起租的稻田，說是不施化肥不打農藥，自己種了自己吃。慶坤的母親和我們同桌吃飯，有點兒鄙夷地說，怕是五百斤一畝都收不起。

再說永華、永平兄弟。兩兄弟一起合力蓋新房，房子一共四層，面向院子的那面墻，整個一面落地玻璃。我頭一次去，驚訝得不知說什么好。這樣的房子出現在村里，和很多人對鄉村的想象是嚴重不符的，甚至可以說，簡直冒犯了那些覺得鄉村衰敗的人。永平原本在昆明電視臺有工作，前幾年選擇回到村里來。永平說，他們蓋這房子，還是和父母妥協后的結果。我想，如果不妥協，蓋出來的房子會是怎樣？

永華、永平兄弟還有更大的“野心”，他們和另外兩位朋友，學斌、雪嬌夫婦一起在深山里做了一處類似農家樂，但已遠遠超越農家樂的生活空間，叫做“東籬風雨”。這是升級了的鄉村景觀，田園、房舍、游樂設施一應俱全，儼然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說起學斌，他雖然居住在縣城，但來自農村。對施甸這樣的邊疆小縣來說，縣城和鄉村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去年吧，學斌組織了很多同輩人，每到周末便到縣城三館廣場邊彈吉他唱歌，漸漸聚攏起不少人氣，現在是挪到某地產老板提供的專門空間去了。到學斌家閑坐，和他父母聊天，他父母言語間，對他們夫妻做的這些事也頗不能理解。

講這幾位朋友的事情，我都說到了一點，就是他們和父母的“矛盾”。之所以有矛盾，不是因為利益沖突，而是因為觀念相左。他們已經全然不是父母那樣把自己捆綁在土地上的農民了。他們從舊有的鄉村傳統里走出來，成了全新的鄉村年輕人。這篇短文的題目叫做“鄉村里來了個年輕人”，自然是來自王蒙先生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而這“年輕人”怎么來的？不是像知青下鄉那樣，從城市里來，而是從鄉村自身來的。

經常看到有些人感慨，鄉村消亡了。真是笑話，我們當下活著的所有人消亡了，鄉村都不會消亡。當然，也有人會說，感慨的是“傳統鄉村”消亡了。但我們感慨過“傳統城市”消亡了嗎？部分“傳統鄉村”已經在保護，這是另一個話題。我想說的是，我們允許城市不斷更新，是否也該允許鄉村不斷更新呢？拿我身處的上海來說，現在的上海人有幾個愿意生活在幾十年上百年前的老上海？人類鄉村幾千上萬年的歷史，不是說沒了就沒了的，鄉村自有其新陳代謝的一套運作規則，問題在于，我們是否有能力看清甚至預知鄉村的變化。

這陣子，展現鄉村生活的網紅李子柒引發了很多討論。在博鰲論壇上，也有好幾位同仁說到她，有的說她傳播了中國文化，也有的說她美化了鄉村生活。就在我老家，也有一位類似的美食網紅，網名叫做“滇西小哥”，在網上也有幾百萬粉絲。她展現的鄉村生活，沒有李子柒展現的那樣詩意，更接近本真，也更讓我感覺親切。但她展現出來的鄉村，估計在很多人看來，也是大大美化了的。

這種覺得漂亮的鄉村都是被美化了的認知，不是先入之見是什么呢？

李敬澤先生在博鰲論壇上作大會發言時說：“街上走著一個個農民，我們看得清他嗎？還是我們帶著一堆先入之見去寫他？”比如前面說到的這幾位鄉村新“農民”，我們確定看得清他們嗎？

面對劇烈變化的當下，我們且不要忙著做判斷，且多看一看，多想一想吧。

當然，僅僅從個人經驗不足以判斷社會的發展。除了像陳錫文先生那樣，有一個大的視野，還得有一顆冷靜公允的心。博鰲論壇上，有一位前輩發言，說他回村看到有人在打麻將，那人站起來和他打招呼，想說“回來了？”卻說成，“和了？”為此他說，鄉村已經沒有了靈魂（大概意思）。前輩是我很尊敬的前輩，但這粗暴的判斷實在是我不敢茍同的。僅僅打個麻將，僅僅說錯一句話，鄉村就沒靈魂了？鄉村的靈魂也太脆弱了吧。那城市呢？城市人打不打麻將？城市有沒有靈魂？

當下的輿論似乎有一種焦慮，普遍認為鄉村的人就想著往城市走，小城市的人就想著往大城市走。看到過好幾個類似的帖子，講漂在大城市的人回到自己生長的小縣城或鄉村后，連個歌劇院都找不到了，沒法“安放靈魂”了，找不到一個可以對話的人了。但現實不完全是這樣的。說真的，我雖然長期待在上海，但每次回到老家施甸，從未有過沒法“安放靈魂”的感覺，也從來沒有找不到一個人對話的感覺。這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生活，沒有哪一種生活是“終極”的值得追求的生活。到了小城市得去大城市，到了大城市得到北上廣，到了北上廣得去巴黎紐約，那到了巴黎紐約還要不要去月球？大城市生活有大城市生活的美好，鄉村生活也自有鄉村生活的美好。歌劇院是很狹小的，歌劇院外還有大自然和整個宇宙。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的資格去俯視生活在鄉村的人。我們可能自認為沒法和他們“對話”，可他們就稀罕和我們“對話”么？

進入城市，也要了解鄉村；貼近時代，才能理解中國。希望有一天，我能寫出不一樣的當下鄉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