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20世紀80—90年代，對于我國的女性文學創作與女性文學理論批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正是在這個我們稱之為歷史新時期的年代里，沉寂已久的女性文學創作獲得了新生和繁榮，擁有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女作家群和許許多多在社會上引起好評或爭議的女性文學作品，從而進入了繼 20 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女性文學創作的第二個繁榮期。伴隨著女性文學創作的新生和繁榮，又出現了女性文學研究和評論的誕生期同時也是繁榮期，涌現出一代乃至兩代人的眾多女性文學研究批評的女學者們和她們的女性文學研究論文、專著。我國的女性文學創作和女性文學研究如同新時期文壇上兩朵同根而生的并蒂蓮，吸引著廣大讀者的閱讀與研究興趣，成為新時期文壇引人注目的文學景觀，并且必將在我國當代文學史和女性文學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收入本卷的女學者所寫的女性文學研究論文，有一個共同特點便是絕大多數寫作發表于20世紀的最后兩個十年。這一點，似乎與這套題名為《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大系》所涵蓋的長達百年的一個世紀的歷史時段不符：20世紀的最后二十年能夠代表整整一百年的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嗎？這是這篇導言所必需加以說明的。不言而喻，女性文學研究以女性文學創作為研究對象，沒有女作家創作的女性小說、女性詩歌、女性散文、女性戲劇等的創作文本，又何來與此相關的女性文學的研究論著和研究論文？就此而言，二者應該具有歷史時間的同步性。然而這歷史時間上的同步性卻并非是必然的，而是有條件的，其條件之一便是女性在沖出性別歧視乃至性別統治的前提下享有的作為人的與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和以此為前提的文學素養與形象思維、邏輯思維等綜合思維素質的提高“。五四”前后出現的十來名女作家如冰心、廬隱、石評梅、凌叔華、楊絳、林徽因乃至20世紀20—40年代的蕭紅、蘇青、張愛玲等著名女作家們，都是那個“人的發現”和“女性的發現”時代的幸運兒，她們都受惠于大學開女禁而受過高等教育，有些人還進而出國留學，時代的和家庭的優越條件再加上她們個人的努力成全了她們，也為我國現代文壇造就了一個“五四”女作家群。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卻沒有因此而隨即出現一個現代女評論家群，以致當我們為這套《20世紀女性文學大系》的《理論批評卷》出版而尋找搜集她們的女性文學批評文章時，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段里，竟沒有發現屬于女性所寫的女性文學研究的文學批評論文。20世紀30年代我國第一部《中國女性文學史話》的編者譚正璧是男性。而對當時一些著名的創作成果頗豐的女作家作品進行評論的評論者，也是幾位著名的男性作家和評論家，如魯迅、胡適、茅盾等。我國第一部出版于30年代的十卷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其中沒有“女性文學”這一說，各卷導言的作者也均為男性。如第一集“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導言作者，是胡適；“小說二集”導言作者，是魯迅；“小說一集”導言作者是茅盾。盡管這三篇導言寫得都很好，其中也論及了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如魯迅對馮沅君的小說《旅行》和對凌叔華小說的女性形象的評論，茅盾對廬隱的“問題小說”《一封信》《兩個小學生》等的評論可謂準確而深刻，一語中的。40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壇的女作家張愛玲的最初發現者與評論者，也是男性，是后來大家都知道的傅雷。總之，那時即中國新文化運動第一、第二個十年中女作家的女性文學創作與女學人所寫的女性文學研究論文，二者之間沒有形成同步發展，更沒有呈現出創作與研究的同步繁榮，甚至也可以說那時的女性所寫的女性文學批評與研究論著，基本上是一個空白。直到歷史的車輪走到了 20 世紀的最后兩個十年，才出現了女性文學創作與女性文學研究相互促進、同步發展的時代。所以，對于女性文學研究而言，20 世紀 80—90 年代，既是其誕生期，同時也是其繁榮期。再聯系新時期女作家群的活躍和她們那些眾多的女性文學作品在文壇的引人注目和廣泛影響，也可以說，20世紀80—90年代，是女性文學創作與女性文學研究二者同步發展的繁榮昌盛期。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只能以20世紀最后兩個十年的女性文學研究來“代表”一個世紀的女性文學研究的原因。

20世紀80—90年代女性文學創作與女性文學研究的同步發展與繁榮，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伴隨著女性文學創作的繁榮而出現的女性文學走進高校課堂，許多高校為大學本科生乃至碩士、博士生們開設了女性文學和女性文學研究選修課，從而促進了高校教師和大學生、研究生對女性文學以及相關理論問題如性別、社會性別、自我、女性意識、依附性、主體性乃至母系制與父權制等的研究興趣，從而促進了女性文學研究的初步學科化，一些相關的女性文學研究課題，開始走進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的課堂，走進他們的論文選題。此次收入本書的一些論文，有些就是直接或間接論述女性文學研究的學科化問題的。如屈雅君的《關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學科建設的若干問題》、喬以鋼的《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王春榮的《現代女性文學批評的獨特價值及審美衍進等，均對女性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相關理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立的思考與見解。三篇論文的三位女學者均為高校教授，其論文的題目乃至論點也有可能是她們在研究與講授女性文學時所發現與思考的問題。如屈雅君文中所提出的女性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問題、批評對象問題以及女性文學批評的幾個相關概念的界定問題，都是女性文學研究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理論建設的重要問題。她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對關心女性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眾多女學人們來說，自然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啟發。喬以鋼的《20 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是她作為一名高校教授與女性文學研究者，對中國女性文學研究之發生發展的建立在翔實占有相關資料基礎上的回顧與思考。論者基于建設我國女性文學研究學科化的愿望，將20世紀女性文學研究分為三個階段，即“五四”時期的20世紀20年代、30年代到40年代以及世紀末的新時期女性文學研究這樣三個階段，并且對這樣的歷史分期做出了相應的解釋，認為“歷史的發展并非直線式”。這是一種可貴的尊重歷史時間發展特殊性的唯物主義態度。

謝玉娥1990年8月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國第一本也是至今為止唯一的一本《女性文學教學參考資料》，僅從題目上的“教學參考資料”這幾個字來看，也是為高校教師們研究與講授女性文學而編纂的一本全面而翔實的女性文學教學資料大全。全書三十二萬余字，搜集整理了1979—1989這十年我國女性文學研究的全部教學參考資料。書后附有詳盡的1979—1989年間女性文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至此，標志著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女性文學研究的學科化建設邁出了重要一步，再加上目前正在編纂的這本《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大系》中的女性所寫的女性文學研究論文集，可以肯定地說，20世紀最后兩個十年，對于我國的女性文學研究而言，的確至關重要。眾多的包括李子云等“30后”一代和“50后”乃至“60后”兩代女性文學研究的女學者們，真的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二

收集在這本《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大系·理論批評卷》的論文，包括綜合性的專題論文、女作家群論、女作家論、女性人物形象論乃至女性文學作品論，均從不同角度論述了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從無到有的發生發展進程，以及對于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社會學的、藝術審美學以及性別學的相關理論問題的思考，《兩千年：女性作為歷史的盲點》（孟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該文是孟悅、戴錦華合著的 1989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性文學研究專著《浮出歷史地表》一書的前言。《浮出歷史地表》在當代文壇影響很大，被譽為我國“女性文學研究的開山代表作”，《浮出歷史地表》這個題目，已成為概括力很強的女性文學發生學意義上的新命名。作者把女性文學發生前后的兩千年歷史，概括為由“兩千年：女性作為歷史的盲點” 到“浮出歷史地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變革過程， 并分別論述了“浮出前”與“浮出后”這兩個歷史階段的女性和女性文學，是對女性文學在人類歷史與文學史上從無到有的重要的歷史性概括。作者把這漫長的歷史過程，放在兩千年來一個屬于全人類的體制性巨變之中來論述，其中關于“父權制”、關于“女性” 這人類的一半的生存命運和什么是“父權制”等的論述，都達到了準確、深刻，令人過目難忘的水平。

與孟悅的《兩千年：女性作為歷史的盲點》同樣涵蓋了一個漫長的歷史變更時間段的女性文學研究論著，還有林丹婭的《中國女性文化：從傳統到現代化》。不過她的論述對象“中國女性文化”這個概念的內涵包括了女性文學而又比女性文學寬泛一些。其論題的涵蓋面也與孟悅的題目大體相同。論者在文中用了“傳統文化中的中國女性”“接受現代化洗禮的中國女性”和“傳統與現代化狹縫中的中國女性” 以及“中國女性新文化正在進行時”這四個依照歷史順序的小標題逐一論述，同樣以大量史料與一些女性文學文本，還有一個1996年在中央電視臺熱播的電視劇《咱爸咱媽》等，表現了與孟悅“一百年，走到了哪里”的大體相似的“不容樂觀”的結論。最后， 論者把迄今為止的中國女性文化（文學）文本的概況和處境，準確地概括為“自說自話”和“欲說還休”。論者的結論是：“女性主義在中國達到一種理想的滲透，在中國落實現代化的本土化，恐怕還有待時日。” 而建立一個兩性認同與兩性和諧的中國現代女性角色的新模式以取代傳統模式，“也還有待時日”。這個結論，對于我們這些眾多的身處“從傳統到現代化” 歷史巨變中的女學人來說，也是一副清醒劑，提醒我們對婦女解放以及對自身作為知識女性的身份，要有一個清醒的、歷史的和現實的認識，不能操之過急。

陳順馨的長文《女英雄形象與男性修辭》，是從修辭學的角度對“十七年”文學中的女英雄形象的解讀，也是對我國當代文學史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特殊歷史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的歷史回顧。陳順馨作為一位當代女性文學研究的女學者，對我國當代文學史這一個長達“十七年”的文學階段中眾多“女英雄” 形象做出了全面而清晰的修辭學上的清理。文中涉及的眾多“十七年”小說幾乎是那個時代流行的人人都讀過的和反復讀過的小說，其中那眾多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也在其眾多讀者的閱讀傳誦中成為知名度極高 的公眾人物，相當于當今流傳于網上和公眾輿論界的 “影視明星”，對于我們新時期的女性文學女作家和女性文學研究者來說，這也是一種值得珍惜的歷史的與文學的回憶與思考。

年輕的女學者王宇在她的《女性主義寫作：尋求身份的意義與困惑》中提出了二十年來也就是20世紀80—90年代女性寫作的女性主體性的性別文化身份建構問題。這無疑是提出了一個關于女性文學研究的重要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她在具體論述時還提出我們二十年來在論及這個問題時偏重于批判父權制男權意識，而忽略了對女性自我性別身份主體性的建構與尋找女性嶄新的性別文化身份問題。這是一種關于女性文學研究很有啟發性的獨立見解。尤其可貴的是，在文章的最后，她提出了女性寫作的有性別而又超性別的女性寫作身份。

這個問題其實也是二十多年來女性文學研究界所發出的“女人是什么”和“我是誰”這類問題的答案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劉思謙的長篇論文《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和荒林的《鄭敏詩歌：女性現代性文本》，從不同角度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自己的思考與回答。兩位論者都把誕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女性文學或女性詩歌定位為“現代性的女性文本”。而作為“人學”的女性文學和女性文學研究的現代性自然離不開產生于一定歷史階段的人和女人的主體性價值與身份。而這“人的和女人的”主體性價值和身份，僅從“性別”這個概念是無法說清楚的。王宇所提出來的有性別而又超性別的女性身份問題，便必須在性別學中引入關于“人”和“女人”的屬于現代性的生命哲學的價值觀，或者說是以“人學”現代性的生命哲學的價值觀來回答女性文學研究中的女性作為主體的人的身份問題。

《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一文在世界范圍內追溯了女性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并且把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的焦點放在了“女人作為人”的生命價值的實現上。論者引用了美國女性文學研究專家伊麗莎白·詹威在《美國當代文學·婦女文學》中的一句話作為全文的開篇：由于“女性文學來自被抹殺的人類的另一半的生活經歷，需要用一種不同度數的鏡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她們”。這“不同度數的鏡片”便是女性文學作為“人學”的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獨立和自由。而所謂的“超性別”，便是超越那種僅僅限于男 / 女性別問題而進入“人學”、進入女人“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問題”，便是至今也并未全部實現的每一個男人或女人的作為“個人”的人的價值的獨立、自由和尊嚴問題，而這樣一個屬于全人類的世界性的“人的問題”，自然包括了“性別問題”而又絕不僅僅是一個性別問題。便是“人——女人——個人”這樣一個綜合性的女人作為“人”的價值的實現問題和女性文學研究的一個綜合性的閱讀與研究評論視角問題。荒林的《鄭敏詩歌：女性現代性文本》對鄭敏的研究，便是從其“現代性”入手，從性別 / 時代 / 自我互為透視的關系中，呈現出鄭敏詩歌的屬于“現代性”的女性主體性的生命成長歷程，并把這樣的主體性的生命成長，從女性生命哲學的角度，解讀出其詩歌中的女性作為“個體”的生命的孤獨痛楚和堅忍。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問題的“焦點”，放在那個覺醒了的每一個女人都會問的問題“我是誰”或“我是什么人”的問題。

誠如一位男性思想者所言，女性文學和女性文學研究關于人的價值、女人的價值的主體性價值的實現，還應提出一個“從類開始走向個人”的課題（張志揚：《拯救專名的榮譽——重申個人真實性及缺席的權利》）。這樣，我們的女性文學研究將“個人”這個概念引入女人的主體性建構，便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關于人、女人的主體性建構的順理成章的問題了。“人和人不一樣，女人和女人不一樣，男人和男人也不一樣。”“人的世界里先有無數個個人然后才有為了生存 與發展的需要而結成的各種群體。”誠如馬克思所說：“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一個現實的、單個的存在物。”所以，將 “人——女人——個人”引入中國女性文學現代性的女人“作為人”的主體性身份建構，乃是對一個多世 紀以來女性對于“我是誰”的娜拉式回答的一個必要 的補充。

屈雅君《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題》這篇關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論文，便以“中國：兩性之間”與“中國：‘女人’與‘人’”這兩個小標題從中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比較中，并結合中國式的性別角色體驗探究中國式的女性或性別問題。作者并不絕對強 調說話者的性別，而是對建構個體的諸多話語（包括 性欲與性別）進行分析，并提出了這樣一個關于“女人”和“個人”的觀點：“我贊成這樣來理解女性，即 有多少女人就有多少女性。”她所說的第一個“女人” 是作為千千萬萬個性別為女的人的一種類概念，即把 “女性”作為所有女人的“類”的集合體來看，而第二個“女性”便是作為“個人”的有名有姓的具體 的一個一個的女性，這也就把女人作為具體的“個人” 的問題提了出來，也就是說“女人”不過是所有的一 個一個的作為“女人”的概括而已。“女人”作為人 與作為個人的主體性建構也就對“我是誰”的問題做 出了回答，同時也是女性對于自己的主體性的性別文化身份建構的答案。

將“個人”引入自己女性文學創作的先行者和探路人，是女作家林白。她的女性小說《一個人的戰爭》《守望空心歲月》《致命的飛翔》等被她命名為“個人化寫作”小說，在 20 世紀 90 年代擁有眾多的女讀者尤其是年輕的女讀者，其主人公林多米、北諾等也迅速進入公眾輿論，成為眾說紛紜的女性人物。林白 的女性小說創作不是盲目的，她有著清醒的創作意識 和藝術追求，這便是把“個人”這個概念引入她的小 說創作并且亮出了“個人化寫作”這個引人注目的 獨特而新穎的創作追求。她寫于 1996 年的創作談《記憶與個人化寫作》，便是她“個人化寫作”的宣言，而 “個人記憶”便是她“個人化寫作”創作理論的關鍵詞。鑒于前述我國新時期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的理 論思維已引入“人——女人——個人”這一作為“人 學”的女性文學研究綜合視角及性別主體身份的建構，編者特將林白這篇獨特而新穎的有著豐富的“人學” 與“文學”理論內涵的文章選入《20 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大系·理論批評卷》，以供眾多的女性文學創作和女性文學研究的女學人們閱讀與思考。

《致命的飛翔》《守望空心歲月》《一個人的戰爭》

三

選入本卷的屬于 20 世紀女性文學的專題性綜合研究論文，還有王春榮的《現代女性文學批評的獨特價值與審美衍進》、王友琴的《中國現代女作家小說和婦女問題》、陳惠芬的《女性形象與文化敘事》、王緋的《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愛力面前》、吳黛英的《從新時期女作家的創作看“女性文學”的若干特征》、董麗敏的《誤解：在認同與悖離之間——二十世紀中國女性小說書寫策略研究》、吳宗蕙的《當代女作家筆下的女性世界》、金燕玉的《論女作家群》等，都是寫得很好的文章，同樣也是由于本“導言”的篇幅有限而未能論及，深感遺憾。另外，在新時期女性文學研究論文研究對象的題材方面，基本上集中在女性小說研究，其次便是女性詩歌研究，而女性戲劇和女性散文卻基本闕如，只是到了最后已經進入編排目錄階段了，才找到了韓小惠所寫的《論 90 年代女性散文》，果然寫得很好并立即補上。作為編者，港、臺、澳方面的女性文學研究論文，我們也注意到了，最后選定了樊洛平的《臺灣新女性主義文學現象研究》和趙園的《試論李昂》。兩位作者均為大陸女學者。前者屬于對臺灣 20 世紀 80 年代崛起的新女性主義文學現象的綜合研究，作者樊洛平多年來專攻臺灣女性文學，曾多次去臺灣采訪女作家和到圖書館查找相關資料，并兩次應約赴臺進行學術交流。她在幾年前申報了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岸女性小說創作形態比較研究”，并獲準立項，其研究成果《海峽兩岸女性小說的歷史流脈與創作比較》一書獲得了優秀研究成果獎，并于今年 6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選入《20 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大系·理論批評卷》的論文《臺灣新女性主義文學現象研究》，是她發表于《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6 年第 1 期上的論文，也是她多年來對臺灣新女性主義文學現象的研究成果之一。論者以大量臺灣女性文學的翔實資料，論述了臺灣女作家作為“知識女性”和作為“人”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并通過對臺灣女性文學發生發展過程的論述，體現了臺灣女作家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價值觀和超越男性話語與其他女性的個性化女性話語，從而讓我們看到了女性文學創作的繁榮，體現了臺灣知識女性的成長和作為“人”的女性個人意識的覺醒。文中所論及的大量臺灣女作家和她們的創作成果，有少數幾位是我們大陸女學人所熟悉的，如蘇雪林、謝冰瑩、張秀亞、琦君、廖輝英、林海音、呂秀蓮、李昂等，而大部分則是我們所不熟悉的，如孟瑤、郭良惠、徐鐘佩、鐘海音、繁露、張漱菡等。

趙園《試論李昂》是對臺灣知名女作家李昂的長篇研究論文，在文體上屬于作家論。論者從李昂的大量女性文學作品中，抽出“鹿港”“性·性愛·女 性問題”和“社會工作者”這三個關鍵詞，并逐一進 行了清晰而具體的解讀，從而全面而具體深入地論述 了李昂這位聞名海內外的臺灣女作家的小說世界與 生活世界，是一篇精彩而又到位的女性文學研究的作 家論論文。如在“性、性愛、女性問題”這一節里， 論者探討了“性、性愛、女性問題”在女性生命哲 學上的意義：“《愛情實驗》一集中，作為表意符號的 ‘性’，從屬于作品的表意系統，李昂使人看到，性與性愛并非純粹個人命題，在社會生活中，它也是人的社會命運的一部分。”“她確實如她自己所說，經由性、性愛審視學校（如《回顧》《人間世》）、家庭（如《誤 解》），經由批判性審視探討造成健全人性、合理人生 的條件。”論者趙園由此分析了“個體的人所承受的 文化重負、文化史的重負”，這也正是《殺夫》中縱容 并參與了對陳林市的虐害的社會、群體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魯迅）。論者并由此進入了也是李昂 所關切的“女性問題”，“你同時又感到，這不是狹隘化了的女性問題，在它的深處，也正是‘人’的問題”。這樣，論者就把她的論說對象臺灣著名女作家李昂女性文學創作的意識，和大陸女作家王安憶創作的三戀（指王安憶的小說《荒山巒》《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聯系起來，認為她們的小說所表現的某一段生命史，“其間的覺醒與壓抑，恰可作為生命全部行程的縮微形式”。總之，趙園這篇精彩的也是很長的對臺灣女作家李昂的作家論研究論文，讀來雖長卻不覺其長，而似乎是一口氣讀下來的，并在閱讀中不斷地從內心深處涌現出深深的認同感。

女性文學研究中關于我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本書選了山東大學教授馬瑞芳的《女性意識在三國水滸中的空前失落》一文。這是對于我國古典文學經典《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一世代相傳的幾乎人人捧讀的經典小說的深刻的也是精彩的女性解讀。文中所具體分析解讀的三國水滸中的“女人如衣服“”女人是禍水”等女人“非人的女性觀”以及男主人公“三妻六妾” 的婚姻觀以及眾多女性為了那個“父權社會”的“權、忠、義”而“獻身”而“犧牲”自己的只有一次的青春和生命的悲劇，讀來感到了過去閱讀時所“無所覺” 的驚心動魄。這是一篇優秀的以“女性意識”為關鍵詞的對古典小說深刻而精彩的女性解讀。

女性文學評論家李子云的《女作家在當代文學中的先鋒作用》，寫于 1987 年 8 月 1 日，是她赴美講學時的一次講演，主要內容是向國外的讀者介紹中國女作家在20 世紀80 年代的中國文壇所起的先鋒作用， 這先鋒作用表現于女作家們在她們的創作中“首先將小說從傳統的表現方式即通過描寫外部現實世界， 描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表現人物的性格及其命運，轉變為以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為主的表現方式”。而這種“以人物的心理活動過程進行結構，小說的事件與人物經歷已不再按照固定的時空順序及因果關系展開，而是通過人物思想感情的流動引發出這一片斷或那一片斷”的藝術方法在當時極具先鋒性。李子云肯定地說：“這種不同于傳統的寫法是由女作家開始的。”她還將“幾乎與某些女作家開始運用這種方法的同時”的男作家王蒙的小說《夜的眼》《海的夢》等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這種方法在王蒙的小說里，“其中的變化是局部的”，“在寫法上仍未脫離傳統詩文的借物抒情格局”。“因此，可以說，在中國最早采用這種藝術方法的應該說是女作家。”接著便以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嶄露頭角的女作家宗璞、張潔、張辛欣、殘雪、劉索拉等的許多代表性作品作為例證， 并分析了為什么是女作家而不是男作家以這種藝術方法打開了小說人物心理世界的原因。她的《凈化人的心靈：當代女作家論》專著，是 1979—1989 這十年間出版的女性所寫的第一部女性文學研究專著，1984 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在當時流傳很廣。在論文方面，據謝玉娥的十年間（1979—1989） 女性文學研究索引，她發表于 1983 年第 6 期《讀書》的論文《滿天星斗煥文章——幾年來的女作家創作》， 可以與她的《凈化人的心靈：當代女作家論》這一專著并稱為女性文學研究的“開山代表作”，同樣對我國的女性文學研究起到了“先鋒作用”，而她在這十年間所發表的女性文學研究論文，從謝玉娥的“索引” 中，就有《滿天星斗煥文章》（《讀書》1986 年第 6 期）、《近七年來中國女作家創作的特點——在聯邦德國“現代中國文學討論會”上的發言》（《當代文藝探索》1986 年第 5 期），還有前面所提到的《女作家在當代文學中的先鋒作用》，以及《她們正在崛起——序香港三聯書店編〈大陸女作家作品選〉》（《小說評論》1988 年第5 期）共四篇。最近，筆者在由陳惠芬、馬元曦主編的《當代女性文學文化批評文選》中，又發現了她和陳惠芬合寫的《誰決定了時代美女？》，原載《中國文化研究》2001 年秋之卷，以及此書后面的“推薦閱讀書目”中李子云、陳惠芬主編的《百年中國女性形象》，由珠海出版社 2002 年出版。這二者可能是李子云此生所發表的最后一篇女性文學研究論文和最后一部女性文學研究專著了。

本文為《20 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大系·理論批評卷》“導言”，刊于《名作欣賞》2019年第12期，刊發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