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此信寄自巴黎？——從王重民致胡適的一封信說起

（一）

近日，筆者從頭細讀《胡適王重民先生往來書信集》（2009年，以下簡稱“書信集”），此書約在六年前翻過電子版，2017年又補入紙本，卻直到今日才認認真真讀過，頗為慚愧。

《胡適王重民先生往來書信集》

書信集共收胡適、王重民等人往來書信（包括底稿和抄件）兩百五十三件，可謂現代學術史的重要寶庫之一。該書編排方式以時間為序，讀來甚為清朗。書中第1頁是王重民致胡適函，原文如下——

藏暉先生：

接友人信，得悉近況，至慰。重民在此，蒙親朋照顧，頗為安適。俞公惠贈三千金，為將來赴美用度，尤為可感。應帶行裝，周內即可整理完竣。惟俞公介紹信尚未到，想必有便人，方能帶來也。亟望下月二十日前后能離此，則五月二十日以前能抵華盛頓。若遇Hummel，能順便請其肯發給劉修業女士五月份生活費，最佳。袁館長因事，日內即離此矣。余容后報，即請

道安！

后學重民拜啟。

三月廿九日

王重民致胡適函

此信的原始出處應為《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集》（1994年）第二十四冊第134頁，除落款日期外，信紙上并未有任何標注可指明年代，又無信封留存。書信集將其系于1939年，并注明“此信寄自巴黎”，這一觀點應是承襲1979年《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的舊說（408-409頁），后又在《胡適來往書信選》2013年版（中冊，695頁）中再一次體現。除此之外，臺北胡適紀念館“胡適檔案檢索系統”也依書信集將此信歸于1939年。以上種種，對該信的撰寫時間和地點在海峽兩岸似已成為“共識”。

“胡適檔案檢索系統”

（二）

1934年9月28日，王重民抵達巴黎，此后近五年的時間里主要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從事編目、研究工作，并遍訪法、英兩國所藏敦煌經卷、天主教來華人士著述等。1938年5月，王重民攜夫人劉修業赴英倫，與在此留學的夏鼐頗多往來。翌年3月25日，夏鼐“下午赴王重民君處茶聚，朱慶永君亦在座，幫著王君搬行李”（《夏鼐日記》，2012年，第二卷241頁），故筆者認為3月29日王重民夫婦極有可能回到了巴黎；而同年3月28日，吳宓赴柿花巷北平圖書館昆明辦事處訪袁同禮，談私事（《吳宓日記》，1998年，第七卷12-13頁）。將此二人日記相互參照，不難發現信文中“袁館長因事，日內即離此矣”一句與按語“此信寄自巴黎”直接抵牾，難以自圓其說。

王重民像

王重民一家合影

1939年6月初，王重民有弄璋之喜，夏鼐將此事記在11日的日記中（《夏鼐日記》第二卷248頁），并寫打油詩祝賀“恭賀巴黎友三翁，慶獲麟兒小史公。未曾試啼知英物，初版精槧日不同”。6月20日，王重民自巴黎致信袁同禮，他寫道——

守和吾師：近來無多消息，實因在家事忙，與外人接觸較少也。今日由醫院介紹一女仆，看護小孩及劉女士數日，明日生又可工作如恒矣。……美國之事，已算十二分確定，路費百元已寄來，法外部兩船票前已允許，刻已選定法郵船Normandie請外部代訂艙位，八月二十三日開，二十八日抵紐約，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即能到華盛頓矣。

1939年6月20日，王重民致袁同禮信

“美國之事”指王重民受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Arthur W. Hummel）邀請，攜家眷前往華盛頓協助該館編纂中文善本書目。而據8月30日王重民自華盛頓寫給袁同禮的信可知，其赴美行程確實與6月20日信中預計的完全一致。因此，“若遇Hummel，能順便請其肯發給劉修業女士五月份生活費”，也絕無早于1939年9月之可能。此時，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定額只能聘用四位華人，分別為王重民、吳光清、房兆楹、朱士嘉，劉修業女士是在兒子周歲后，才前往該部兼職以貼補家用。

（三）

事實上，書信集正文第1頁輯錄的信函是1941年3月29日王重民在上海所寫。上款“藏暉先生”即為了避人眼目，特意用了胡適的別號；“俞公”者非指個人，應為國民政府教育部，所“惠贈三千金”即教育部撥付國立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平館”）善本書運美費用；“應帶行裝”即3月12、13兩日轉運至公共租界中的平館甲、乙兩庫善本書，此時正在挑選、編目、裝箱；“惟俞公介紹信尚未到”則指出口所需海關許可證或訓令，由財政部（或教育部）簽發，憑此向江海關（即上海）申報予以放行。

1938年初，袁同禮就開始考慮將存放在上海的善本精槧運往他處。就筆者所知，昆明和香港曾相繼作為預計目的地，但限于種種客觀因素未能實現。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漸有收回各地租界的動議，且遠東局勢進一步惡化，促使袁同禮決定在平館南運善本中挑選精品并運往美國，暫存國會圖書館。同年11月15日，袁同禮給胡適發電報，告知善本運美已獲國民政府教育部同意，請其就近與美國國務院溝通具體事宜（胡適紀念館HS-JDSHSE-0401-089），這是筆者所知最早胡適介入此事的記錄。

1940年11月15日袁同禮給胡適的電報

翌年，胡適在日記（臺北聯經，2009年）中有如下相關記錄：

1月6日，“到外部，與Hornbeck、Hamilton、Adams、Dr. MacLeish、子文，同商上海古書事。”（89頁）

1月18日，“去看國會圖書館館長Archibald MacLeish，久談。與A. W. Hummel談。與王重民、吳子明兩人談。”（92頁）

1月29日，“今天上午去外部與S. K. H.商量上海存書的事。”（95頁）

2月1日，“到國會圖書館，與Archibald MacLeish & A. W. Hummel，商量上海存書的事，決定由我派人去作一次實地勘察。王重民兄來談，決定他去上海。” （95頁）

2月2日，“為重民事寫信幾封。”（95頁）

2月3日，“今天重民出發。”（97頁）

其中，Archibald MacLeish即國會圖書館第九任館長麥克利什，吳子明即吳光清，曾任平館館員，時與王重民同在該館東方部負責中文圖書的編目工作。S. K. H.即Stanley K. Hornbeck，通譯為亨培克，時任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的特別顧問，胡適的好友。

（四）

前往上海辦理善本書運美的經過，王重民曾作一報告，收錄在書信集第9至10頁，結合5月19日他寫給胡適的信，今人可以大致了解其中的波折。但在此之外，仍有相當數量的舊史料并未進入相關研究的視域之中。沈津先生編著的《顧廷龍年譜》（2004年），所用重要史料——“顧廷龍日記”不僅記錄了3月29日袁同禮離開上海奔赴香港，更對王重民在滬上的行跡多有著墨。筆者將其重要者抄錄如下——

3月16日，“袁同禮來，述其將游美，北平圖書館館務由王重民主持。”（171頁）

3月23日，“晚，宴袁同禮、徐森玉、王重民、劉重熙、浦江清，邀葉景葵、潘博山、潘景鄭陪。”（172頁）

3月29日，“袁同禮來辭行，先返香港一行，辭氣間有牢騷。”（173頁）

4月9日，“王重民來閱書未竟，約下星期再來，贈《敦煌殘卷跋尾》第二輯。”（174頁）

4月17日，“午后，王重民來，同去圣約翰大學圖書館訪王大隆。”（176頁）

5月2日，“晚應徐森玉招飲，座有葉景葵、潘博山、吳湖帆、王重民、鄭振鐸、張珩、李玄伯、蔡季襄。”（179頁）

其中，“辭氣間有牢騷”一語，應指袁同禮與平館委員會各委員就自己赴美爭取美國學術界、圖書館界援助，并改由王重民回國主持館務等問題上產生的巨大分歧和反復周折。此事至為復雜，簡言之，雖然袁同禮獲得了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杰的初步支持、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同意，但傅斯年、任鴻雋、周詒春等平館委員會委員則堅決反對（《傅斯年遺札》，2011年，第二卷1153-1157頁）。胡適作為該會委員之一，對袁同禮試圖赴美的態度極為關鍵，然而以現有的史料，尚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胡適積極支持平館善本書運美暫存，否則不會在美各處聯絡并“個人供給資斧，派重民返國一行”（書信集，第9頁），這與任鴻雋等人的懷疑態度（《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013年，763頁）截然不同。恕筆者揣度，胡適雖然沒有明確表示支持袁同禮赴美，但也沒有公開反對，他極有可能持兩可態度。除此之外，自1940年起王重民就不斷向袁同禮表達強烈的返國服務意愿，后者安排其接替自己主持館務絕非臨時的強制命令，兩人極有可能達成了某種妥協。

1941年4月8日，香港，袁同禮拜訪時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的顏惠慶，“告知將于六月動身去美，并談與圖書委員會、申君之間的誤會”（《顏惠慶日記》，1996年，第三卷331頁）。其中“申君”應是編譯者錯譯了英文原稿中Clarence L. Senn（孫洪芬）的名字。4月16日至18日，該董事會在香港召開年度會議，平館作為該會與國民政府教育部合辦的重要事業，其館務現狀、經費預算、人事情況均須在年會上報告并議決。4月26日，平館委員會也在香港召開。經過這兩次會議，袁同禮赴美的計劃被徹底駁回，所幸在他、徐森玉和錢存訓三位前輩的通力協作下，平館善本古籍一百零二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運抵美國，并在王重民的監督下，國會圖書館擇其非館藏版本拍攝了縮微膠卷，這無疑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外學術界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