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上世紀初期現代文學發軔伊始，如何以文字力量喚起人性尊嚴和民族情懷，一直是知識分子不懈追求的文學理想。在啟蒙信念和魯迅鄉土題材小說的模范作用下，展示鄉村生存殘酷、人倫陋習、封建禮教弊端等批判作品陸續涌現，并在長期的情緒收縮、主題深化中，沉淀為以挖掘國民根性為核心的鄉土母題，并成為檢驗“文學性”的尺度之一而得到保留。然而，正如王晴飛和何平所指出的，當我們站在網絡文學時代重審歷史時，不難發現，新文學作為橫向移植的精英文學，“是以作家、編輯和專業讀者為中心的‘寡頭’式文學”，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實現大眾性和草根關懷，是值得再商榷的。

進入90年代，大眾文化的潮流風靡世界，在跨越國家、階層、文明的各個領域表現出高度的活躍性和發展空間，與新時代的審美傾向相互滲透、彼此成就。馬季認為，網絡文學膨脹式發育的背后，“一頭連接著席卷全球的媒介革命，另一頭連接著本民族文化心理和傳承方式”。換言之，中國網絡文學一方面與美國好萊塢電影、韓國電視劇、日本動漫等共同享受著科技革新的紅利，以新型傳播形式和現代化內涵構成了大眾文化的一條分支；另一方面，它在媒介性以外的文化層面上，或隱或顯地關聯著本國傳統精神的血脈，既背負著重振文學理想的期待，又以個體經驗投射出當代社會記憶和“集體無意識”，即黎楊全所說的“網絡社會來臨后的社會心理、文化習性與意識結構的深刻變遷”。前者在國家政策的引導和“寫中國故事”的呼聲中，以“現實主義網絡文學”的面貌得到初步實現，并逐漸轉化為部分網絡文學作家的自主創作追求；后者則因其表現的不自覺性、間接性和碎片化，而更多地進入到網絡文學批評的視野中，成為一種“借網文內容，觀照網絡時代生存境遇”的鑒賞模式。

鄉土題材正是在網絡文學走向“嚴肅”的環境下獲得了轉型和拓展的可能。長久以來，純文學對民間的暴露寫作都是圍繞著古老的人性原欲、保守的權力結構、封閉的蠻荒精神所進行的，這種超越的、寓言式的深度研討既是對作家能力的驗證，更是對讀者文化層次的一種挑戰和篩選。而正如馬季在《網絡文學的泛文本與分眾化閱讀》中指出的，“傳統文學是作家的文學，網絡文學是讀者的文學”。隨著網絡文學的遍地開花，文學準入門檻大幅降低，讀者群日益寬泛和多元化，對鄉土的描繪和思考也在網絡文學作品中進入到另一種更直觀鮮明、與時俱進的表述之中，被全新意義上的“大眾”所關注、接納，在某種程度上重提了鄉村啟蒙的文學任務，實踐著鄉土母題的當代延續。

《我的塑料花男友們》從中產階級女性的視角出發，通過譴責上流世界的奢靡虛偽，感慨底層群體的愚昧麻木，構建出一幅虛實相生、美丑共存的社會圖景，揭示了當下普遍存在的婚戀困境與觀念謬誤。其中，女主角年子憑借著透視眼的異稟天賦，洞察愛情背后的利益真相，并借此巧取富人之財反哺鄉村教育、改造封建思維，在反類型化的情感書寫中兼顧市場取向與現實關切，以緊隨時事、貼近民生的素材選擇和敘述口吻，呈現出復雜而多樣的鄉民“窮橫”面目，并為留守兒童問題提供了具有實踐意義的解決方案。小說以物質過剩的上層社會作為參照，從對“出走前”留守女童、“出走后”都市男女的群像塑造中，重點勾勒出鄉村重男輕女思想風行、長輩勢利守舊而新生代眼界狹隘、城鄉間認知脫節等灰色景觀，在大量事件陳述、對話羅列、心理活動描寫的輔助下，呈現出一幕幕有別于理想化故土幻夢，或沉重道德審判的鮮活農村劇。其樸拙而平直的表達、點到即止而條理清晰的社會思考，以及直接的褒貶定性、刻意的輕松化處理，都為提高普通讀者的審美接受、擴展文學效應而發揮了具體作用。

一方面，作品以抓婚外情的外表，包裹對鄉村留守兒童的救助意識。除卻早已成為共識的農村生育和教育問題外，小說還展開了對鄉鎮青年沉溺網貸、“物質填鴨”式養育手段、打工家庭結構混雜等亂象及其成因的調研，并以女主角“劫富濟貧”、楊姓夫妻建立“課外作業室”、男二組織“慈善基金會”、程序員協助創辦“網絡錄播課程”、出版商策劃“捐募舊書”公益活動等情節設計，構想出一整套“經濟搭臺文化唱戲”式的、從個人捐贈到專業化團隊管理，再從零散的志愿者互動到全局性的政府帶動，同時線上線下配合互補的全社會聯動慈善方案。鄉土面孔在傳統文本中的厚重氣息和蕪雜特性，被網絡小說消解、切分為扁平的現象組合與拾級而上的經驗系統，成為一面可被總結概括、被分析處理的事件拼圖，其昔日的宏大性和神秘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市民階層所特有的、形而下的時效性追求和實踐性傾向。

另一方面，小說從由鄉入城、躍遷中產的“出走”典型入手，以溯源手法挖掘其光鮮表象背后的原生家庭壓力與婚戀負擔，為“扶弟魔”“鳳凰男”等冷漠的社會填充上飽滿的性情內涵。作品首先樹立起柏蕓蕓的堅強獨立新女性、趙理想的開朗上進技術員形象，隨著行文深入，觀察的筆觸逐漸窺探到二者在城鄉間夾縫求存的尷尬處境。作為農村家庭的長女，柏蕓蕓素來被束縛在義務幫扶弟弟的道德綁架中，難以自由追求個體幸福；而承擔著長子身份的趙理想，同樣受困于血緣關系所施壓的經濟榨取中，既深以家族落后思想為恥，又無法擺脫傳統宗族觀附加在男性角色上的“責任”標簽。

《我的塑料花男友們》對社會即時風向的敏銳捕捉和積極發聲，展現出鄉土面貌在當代語境中的延展彈性和潛伏姿態，以及作者急切于“撥亂反正”的文學介入欲望、社會功利意識。其筆下的鄉村已不是浪漫的純粹凈土或閉鎖的蠻夷之地，也不再是被現代都市所異化、污染的受害者，而是自有一套生存發展邏輯，并以此反向吞噬城市活力、阻撓新潮力量的潛在威脅。這是一種基于城市中心觀而建立的、有別于鄉土想象慣性的另類言說，它與網絡文學本身的商業性、產業性特質，及其以中青年市民為主體受眾的特點直接相關。

作者以“留守者”與“進城者”的具體形象，搭建起城鄉、新舊之間的內在文化關聯；同時，城鄉二者的認知錯位和理念矛盾也得到不自覺的暴露，為平面的鄉土百態增添了批判性張力。當鄉村通行的“唯分數論”與城市推崇的“素質教育”發生齟齬、兄友弟恭的傳統倫理觀試圖侵犯個體獨立性時，鄉對城的無度金錢索取和惡意同性傾軋，使城鄉交流的多重可能性被無限簡化、固化到冰冷的資源爭奪層面，化為當代拜物主義的一道縮影。當平權讀物因過于高深玄奧而無法在鄉村普及、二胎政策因其片面性而加劇了鄉村的重男輕女局面時，城對鄉的態度正如外出務工者對待留守孩子一般，只知盲目施予物質而忽視其精神需求、素質培養，反而深化了城鄉間的誤解和割裂。由此，鄉土形象在直接粗暴的價值觀博弈中得到明確的厘清和落實，城鄉問題背后的深層歷史淵源、結構關系被消融在極為清晰具體、近似于生活實錄的經濟沖突和丑陋嘴臉之中，各角色淪為承載觀點的“扁平人物”，而文本則呈現出一種可觀、可知、可感的本土性，大大削減了審美感知難度和解讀多樣性，同時相應地提高了讀者在解讀過程中的“代入感”與“爽感”體驗。

客觀來講，《我的塑料花男友們》對留守兒童等鄉村問題的探討和處理尚嫌虎頭蛇尾，價值觀輸出的形式過分直露，與愛情主線的接駁也較為生硬勉強。可以說，作者對鄉土題材的格外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是出于融入“現實主義”宏流的目的，從而作出的某種戰略性選擇；小說所表現出的，對傳統民間想象的解構和再闡釋，也只是文學在“大眾”身份轉變這一新語境下所作出的不自覺反應。正如韓少功在《哪一種“大眾”》中所言：“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定義為中產階層的群體已經由原來的百分之五擴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一個優裕的、富庶的、有足夠消費能力的大眾正在浮現。”以及南帆在《后革命的轉移》中補充的，隨著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賴以定位的經濟基礎發生改變，“大眾已經不是階級意義上的大眾，而是市場意義上的大眾了。……民主、人民和市場都在‘大眾’這個術語之中匯合。”文學體內潛在的商品屬性一旦被新型“大眾”觀所喚醒，加以媒介和政策的扶持協助，文學作品的商業性和產業化發展便會成為主流趨勢，而傳統的創作題材、結構模式與批評體系不得不受到歷史的重審與新時代的磨合，“啟蒙的意義和形式也將改寫”。就該層面而言，網絡文學的市場主導性與唯讀者論，可以說是一種民間與資本結合而成的智慧和實驗性突破。根據美國大眾文化學家約翰·費克斯對“大眾/群眾”的區分理論，大眾并非被動無助的“文化傻瓜”，而是一股利用文化產品來躲避，乃至反抗官方話語權壓制的狡猾力量。以上論斷雖是針對西方文化局勢而發，但也從某種視角，揭示出中國網絡文學作為大眾文化所具備的能動性和長期活躍的潛能。

然而，要實現我國網絡文學的良性發展，文學主體必須兼顧其“媒介性”特點與堅守“文學性”原則。正如李婧婧在《一場文學之間的角力》中指出的，網絡文學不以題材或手法來實現定位，而是以傳播媒介加以命名，但“傳播媒介并不能成為文學本身”，單純強調其傳播形式的功能意義，便有滑入決定論窠臼的危險。早在《網絡文學再思考》一文中，龔自強就明確提出：“當下的網絡文學不具有獨立的審美規范……只是借助于網絡這個載體去閱讀傳播的文學類型。既然這樣，網絡文學就應該接受一般的文學作品審美尺度的檢驗。”作品的“文學性”審美尺度，是一個寬泛且開放的領域，但也始終包裹著一部分被共同認可的文化主題和價值取向；在當下新舊碰撞的文化格局、逐漸收攏的文學走勢之中，“鄉土”題材本身所具有的傳承性、回溯意味和民間指向，決定了它必然備受“現實主義”呼聲的青睞，或將重拾“文學性”檢驗標尺的歷史角色。只是此時的鄉村面目，已隨著“大眾”的階層轉向，及其追求高效閱讀、渴望自我認同、要求“三觀正”等期待視野的流變，而走向碎片化和符號化，其普遍落后性不再具有隱秘而深厚的根基，而是赤裸地呈現在便于理解消化的事件、對話或主人公的心理獨白中，成為在教育程度、經濟水平、思維邏輯等層面與城市相對立的一面旗幟，并為城市的自我確認提供了對照面。

《我的塑料花男友們》對鄉土題材的大膽涉獵和獨特言說，對當代鄉土文學的“精英化”轉向形成了某種反抗力量，為“鄉土”母題補充了新時代語境下中產階層視角里的城鄉關系。該作對“觀念病”的探尋和改造欲望，表現出一種對傳統啟蒙觀的回歸；而其對農村橫斷面的聚焦、對社會現實的介入，以及由此形成的鄉土新想象和社會效應，又體現出網絡媒介與平直寫作形式所帶來的、新文學所無法兌現的啟蒙“大眾性”。一方面，網絡文學在玄幻、穿越、游戲等全新非現實主義題材上的獨創性和先鋒性，擴展了傳統文學的表現世界和形象序列；另一方面，該小說將傳統題材與網絡文學模式相結合的寫作實驗，既展露出網絡文學在被收編過程中的過渡性迷茫與掙扎，又為“現實題材網絡文學”的構建與完善提供了可能的范式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