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譚健鍬，男，生于1981年，廣東新會人，現居澳門，中山大學心血管內科碩士，中山大學自考漢語言文學本科。澳門鏡湖醫院內科醫生，《澳門日報》專欄作者，愛好文學與歷史，著有作品《爐石塘的日與夜》《病榻上的龍》等。

十年前的我，無法想象自己會與澳門的緣分越結越深，無法想象自己也能坐在澳門文學這艘大船上駛向深藍。那時，我剛從醫學院研究生畢業，前方彷佛只有一條路。

改變源于十年前的一次盛會。

2008年底，我還在新會人民醫院上班，偶然看到信息：

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周年，澳門舉辦“澳門之歌”歌詞創作大賽，參賽者地域不限，優秀作品將有機會被譜曲傳唱！

我心中不是沒有文學種子，只是比較幼稚和粗糙。學生時代比較喜歡古詩詞，也嘗試寫過幾首歪詩，僅此而已。不過，宋詞的韻味一直在我靈魂深處回蕩。至于澳門，我是去過兩三次的，一些景觀和歷史還在我腦海中縈繞。

興致就是這樣，像頭莽撞的小牛犢，奔起來連老虎都未必攔得住。我憑著對柳永《望海潮》的喜愛，模仿其格式，寫了首仿古的作品，把蓮花之城的景色與人文歷史糅了進去，字數和組段類似原作，可押韻只會用普通話的韻母，當時并不知道，作古體詩詞，押韻要壓“平水韻”，字與字之間還要講究平仄關系。就是這樣一首“贗品”，卻承載了我對澳門最早的美好印象和祝福。

作品發出去了。我權當只是游戲，并未期待有什么收獲。醫療工作依舊占據了我生活的全部，只是偶爾，澳門大三巴門外憑高遠望，雪浪共云，媽閣煙漠，松山葉飄，城闕苔駁；漫步街區內，崗頂弦歌，盧園粉蝶，粵海商街，歐陸香榭，這些美妙卻與內地似又不似的景觀，在我心中的漣漪里蕩漾。而《七子之歌》的旋律，就是歷史和現實的珠聯璧合，這首歌就是澳門之魂！

農歷新年剛過，我突然收到一封郵件，說作品得了入圍獎！主辦方還邀請我去澳門參加頒獎典禮和觀光。

帶著莫名的興奮，帶著春天的盎然氣息，我再次來到澳門。原來，獲獎的作者來自全球各地，內地選手固然濟濟一堂，而海外華人也頗為踴躍，有的不遠萬里從南美趕來。這次聚會，比起蘭亭雅聚毫不遜色，而內涵則高遠深邃得多。

席間，一位儒雅的女士坐在我的右手邊，五十歲上下。她戴著碩大的眼鏡，留著一頭精干的短發，臉上淡淡的皺紋讓我覺得她閱歷過人。她關切地問起我來自何處。我說，廣東新會。她先是一驚訝，繼而又一喜，說自己也祖籍新會，想不到在一個陌生人云集的場合也能輕而易舉地碰到鄉親。

“你的廣州話講得真好，一點鄉音都聽不出。”她夸到。

我心想，我們都是看純正粵語節目長大的，課堂上的授課不是普通話就是粵語。相反，地方方言是講得越來越不地道了。或許，這位女士最期待的是那遠去的鄉音吧。

她遞來一張卡片，上面寫著：湯梅笑，《澳門日報》副刊編輯。

我謹慎地接住，收于懷中。當時我并不知道，收起的居然是一段難以割舍的緣分！那一天，我稱呼她“湯女士”，或學澳門人的習慣稱之為“湯小姐”。“湯女士”鼓勵我多動筆，多來澳門看看，雖言簡意賅，她還歡迎我寫了合適的作品，可投到《澳門日報》。那時候，我沒想過自己還能寫什么，除了這些不倫不類的仿古詩歌。那時候，我不知道自己往后的日子即將與澳門同甘共苦，我更不知道的是，她在澳門文壇還有更響亮的名稱——林中英，“笑姐”才是文化界人士不管年紀大小，對她的統一尊稱！

一年之后，機緣巧合之下讓我把工作地點轉移到濠江，這里是香山故地，與同是僑鄉的新會也很近，卻咫尺天涯。或許，他鄉的寂寞、無聊，以及對未知前途的恐懼和憂愁，激活了我心中的文學種子。這些種子是父母在我幼小時種下的，他們很早就教我唐詩，我小學三年級就能把許多古典詩歌背誦得滾瓜爛熟，可這種子由于學業分化，又沉睡了十幾年，直到際遇改變，才再次有了萌芽的希望。

在初到澳門的那段彷徨日子里，我系統學習了古體詩詞的格式規范，嘗試創作合格的作品。拙作還真有一兩首登到了《澳門日報》的《新園地》版面。一年多后，我喜聞其中一首被收錄到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古體詩詞組）”。文學創作也跟學醫一樣，一步一個腳印，艱辛總離不開鼓勵。在作品選的發布儀式上，我第二次見到了笑姐，她仍是對文學愛好者千叮萬囑，卻忘了我之前與她有過謀面。

此后，我在工作之余漸漸把愛好培植在文學這棵大樹上。古體詩詞也不再是我唯一抒發情感的渠道，散文寫得多起來，之后還嘗試過小說和新詩。其實，文學體裁多種多樣，但在發之于情這一點上是相通的。澳門地方雖小，但文學氛圍卻很濃郁。如果我在內地，也許只能一輩子只能做醫生，文學的種子很有可能會凋敝枯萎；而在澳門，這些種子竟終于迎來了曬太陽、吐新芽的命運。雖然我一只手拿筆，另一只手還得拿著手術刀，為謀生而常常徹夜不眠，畢竟在澳門，幾乎沒有專業作家，所有的文學愛好者哪怕再筆耕不輟，也得先有一份不至于讓自己餓死的固定職業，他們有的來自私企、賭場，有的來自學校、政府部門……但創作的快樂和滿足，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這些年的寫作給我一條基本經驗，那就是只有融入自己真實情感的作品，才有機會得到認可，凡是無病呻吟、矯揉造作的篇章，最多只是獲得一種虛無的形式美而已。生活永遠是艱辛的，磕磕碰碰是小事，波譎云詭的惡浪也不時阻礙著前路，月色無痕，星空有淚，我時常走在岸邊，走在樹下，走在那些中西合璧的舊居旁，回味著工作與生活發酵出的苦澀，也許這些，才是我的創作之源吧。

種子萌芽后，能否長成樹木，除了生活的養分，還需要勤奮的澆水園丁。笑姐，就是這樣的“園丁”。

我們在各式各樣的文學場合見面多了，彼此也逐步加深了了解。我也不時往《澳門日報》投稿，偶有斬獲。笑姐從來沒有教過我怎么寫才好，怎么寫才能更容易打動讀者和編輯。她大概覺得這是學校老師的職責，她把職責交給現實和或冰冷或火熱的社會，讓作者自己去發掘去體會去反省。而她最喜歡做的，是嘉許和鼓勵，這個做法使她在作者眼中更和藹可親，更真摯中肯。

2014年的秋天某日，我忽然接到笑姐的電話，她說期待我在《澳門日報》副刊上承擔一個專欄，每周一次，內容主要涉及杏林與歷史的趣聞，可用文學給這些“醫學散文”加以點綴，詳情面談。

我興沖沖地來到報社，與笑姐聚了一次，欣然接受這一頗有趣味且有意義的工作。臨別時，笑姐手寫了兩個電郵地址與我。

大概半年后，我在水坑尾偶遇笑姐。她容貌依舊，只是略顯疲倦。她說，自己剛從報社榮休了，想改變一下數十年晚睡晚起的生活習慣。她還說，希望我繼續寫下去……

夕陽西下，我望著她遠去的背影，一時不知道該說什么，只是默然點點頭。我知道，她往前走的方向是雀仔園，那是她在散文中無數次書寫過的地方，帶著她童年的憧憬和夢幻，還有生活的深刻足印。我知道，她的前方永遠不會有夕照，因為她的心讓她不會衰老。那一年距離我們初次認識，已過了五年，而她實際上已經65歲了！

直到今天，那個專欄我還在寫。直到今天，這張寫了電郵地址的紙片，我還藏在衣柜的文件袋中。笑姐大概不會說家鄉方言，但她無疑是我與文學世界聯系的紐帶，這早已超出了鄉鄰、血緣和宗親的情分。

十年來，在我心中，“澳門之歌”總是不停地唱響，那歌詞已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些得獎作品，而是無數澳門人的生活心聲，無數像笑姐這樣的人，他們的心聲——對生活充滿著堅韌篤定、對前路深藏著美好期望、對一個個鮮活生命洋溢著珍惜與愛護。

“揚帆十年追夢，聽濤聲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