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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學是在“中華民族文學畫卷中頗具代表性”且“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續發展的文學”。（王蒙：《澳門文學叢書：總序》）這既得益于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文化環境，也得益于文學創作的不斷開拓與細化。饒芃子以“跨文化場”來定義澳門獨特的文化格局（汪春、譚美玲：《澳門土生文學作品選·饒芃子序》，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01年版），跨文化性的澳門文學創作與澳門文學研究，是探索澳門文學的兩個基本維度。

借助定量研究方法，依托文獻量較大的CNKI數據庫，以“澳門文學”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并完成逐篇人工篩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在1999-2019年的時間區間內，澳門文學研究的相關有效文獻數量為199篇。對比同時段以“華文文學”作為主題詞檢索得到的2644篇檢索結果，將數據通過信息可視化軟件Cite Space處理，可以直觀、分時地揭示研究熱點與研究重點。

基于數據分析，“土生文學”、“土生葡人”是20年澳門文學研究的高頻詞，《澳門文學源流與涵義之辨析》（張劍樺：《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中將澳門文學界定為一種“植入式文學”，認為其缺乏“根生性文學”元素。上述關鍵詞的出現論證了澳門的歷史性、地域性與跨文化性，其高頻次則證實了地域文化與文學書寫的關系成為澳門文學基本的研究視角。“詩歌”、“詩人”及“小說”、“小說創作”提示著澳門文學的主流研究領域，尤其是詩歌，高中心度的數據揭示了詩歌在澳門文學體系中的主體地位。高頻詞“文藝刊物”、“文學藝術刊物”、“文化雜志”佐證了澳門文學副刊化現狀。澳門詩歌、散文的發表與傳播依賴文學雜志及文學副刊，因而媒介研究可成為澳門文化生態研究的另一個視角。“新文學”和“漢語文學”兩個關鍵詞反映出澳門文學已被納入“漢語新文學”研究視閾，《澳門文學與漢語文學的后現代感興》（朱壽桐：《社會科學輯刊》2019年第3期）與《澳門文學與漢語新文學的理論啟示》（朱壽桐《南方文壇》2019年第4期)闡述了澳門經驗對于漢語新文學領域的獨特貢獻。

澳門的文化記憶來源于歷史經驗與個人想象的結合，澳門文學研究并不限于“澳門性”敘述，關鍵詞“社會發展”通過對于澳門社會文化環境的描摹將澳門文學放置于宏闊的“澳門學”視野之中。朱壽桐在《從澳門學到澳門文學》（《光明日報》2015年12月21日）中論述：“文學運作一方面需要借助于文化優選法，選擇最有價值最有魅力的作品，將其作為一定時代、一定語言、一定文化的典型代表，做學術分析和歷史評價；可另一方面，文學需要大多數人甚至全民的參與，不僅僅是接受和閱讀環節，也包括寫作和發表環節。”創作主體門檻的下移，伴隨著創作群體的持續擴展，“民間文學”成為研究熱點。

綜合考察下載量、被引量等因素，從CNKI數據庫統計出澳門文學研究關注度最高的十篇文獻。對其進行抽樣研究，并與圖譜數據對照，兩者在研究重點上體現出了一致性。

澳門地域文化與澳門文學的關系是理論辨析的重要論題。從數據層面來看，四篇論文立足文化維度展開論述。《從澳門文化看澳門文學》（饒芃子：《文學研究》2001年第7期）從澳門文化的跨文化性質、邊緣性、多元共生三個視角探討澳門文學的“他者”形象、身份批評、文化容量，從“互看”開掘深層文化意義。《文化視野中的澳門文學》（劉登翰：《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將文化視作實踐的產物，因而成了“物質的凝聚”與“精神的衍化”。文章詳細闡釋澳門文化的成因及背景，討論在文化與地理雙重作用下，澳門文學的特點和局限。《文學的澳門與澳門的文學》（饒芃子、費勇：《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從澳門文化的發展脈絡，闡述“我是誰”的身份問題、“他是誰”的跨文化問題，以及澳門文學的“澳門性”問題。《族群、文化身份與華人文學——以臺灣香港澳門文學史的撰述為例》（黎湘萍《華文文學》2004年第1期）提出了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互動性是港澳臺文學研究的重要關注點。

研究現狀與研究范式也是澳門文學研究的常規切入點，一方面通過個案研究，專注澳門本地文學創作，一方面借助比較研究，對讀澳門文學與港臺及內地作品。《分流與整合：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視野》（劉登翰：《文學評論》2001年第4期）將港澳臺文學的變革視為“一個長期被我們忽略了的文學事實”的“一種結構性的變化”，澳門文學的性質是“逸出大陸文學發展軌跡之外的另一種文學存在”。《香港文學與澳門文學“中國形象”的對讀》（趙小琪、張晶：《中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4期)將香港文學與澳門文學作為兩個獨立又關聯的地域文學實體，從政治、經濟和生態三個層面研究港澳文學中的“中國形象”, 印證文學生產場域與其他社會場域之間互相制約的關系, 揭示港澳不同文學場域內“中國”想象的話語差異及潛在因素。《2003年內地的港澳文學研究綜述》（李娜：《華文文學》2004年第6期）指明澳門文學研究的問題與價值，理論思考有助于研究話語資源的豐富與研究理論體系的完善。

“可能性”是學者對澳門文學特質較為通識性的論斷。文學副刊是接受澳門文學的路徑。《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廖子馨：《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0年第1期）表明“框框文學”形式在上世紀末成為了詩歌與散文的重要園地，但當前受限于篇幅，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澳門文學深層推進。《澳門新詩創作及其評論特征》（古遠清：《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將澳門新詩看作內地詩作的延續，澳門在多元語境中接納了新詩與舊詩的共存。《澳門文學源流與涵義之辨析》（張劍樺：《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以溯源的方式，探究澳門文學的界定。

2019年，朱壽桐相繼發表《澳門文學的傳統與文化格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澳門文學與漢語新文學的理論啟示》（《南方文壇》2019年第4期）、《澳門文學與漢語文學的后現代感興》（《社會科學輯刊》2019年第3期）三篇論文，從文化格局與漢語新文學視角闡釋現今澳門文學創作的僑寓文化性質和新型寫作生態。

上世紀80年代起步的澳門文學研究，理論滯后于創作，呈現出偶發性、階段性、間歇性的研究特點。面對澳門文學發展，創作該如何與文化產業相匹配，從而生成澳門文學的新生態模式？如何借助澳門多元文化，“結合民族基礎與世界意識”？如何解決土生葡人文學作品的語言翻譯問題？澳門文學的深入研究，史料發現和文本細讀仍將是兩種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