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我準備寫作長詩時，遇到了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如何使漢語從語言回到言說，即敘述性詩歌話語，二是如何去面對史詩，這兩點在我們的漢語詩歌資源中找不到借鑒文本。一個在漢語中土生土長的人，面對自己的語言突然有一種茫然失語的感覺，我意識到在我們的漢語中有可能缺少點什么，由此，我認真地考慮了漢語的歷史和它的使用問題。

漢語從言說到書寫，是一個痛苦的變化過程，即言說被固定成書面語言時，可能舍本求末地丟掉了最具活力的部分，而剩下了干巴巴的令人費解的文字符號。由于漢語單字所承擔的意義過于沉重，漢字的高度濃縮力影響了書面語言的發展，這在詩歌的表現中尤為突出，以至在人類的語言種類中，漢語這種使用了幾千年的古老語種，竟沒有產生一部以敘事為主的疏朗開闊的史詩。

與人類的文明進程一樣，漢語從書寫回到言說的艱難歷程，伴隨著歷史與文化這兩大背景的開放、轉變甚至裂變。在這兩個沉重的背景下產生的漢語詩歌，在書面語言的強大慣性下，沿著一條越來越窄的路走到了上世紀初，如果沒有白話運動，我們很可能還在古體詩的老路上繼續走著。

具體來說，漢語詩歌的第一重背景是生存歷史。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延續到今天，已經形成了深厚的歷史積淀。在這塊土地上，為土地和王權所進行的征戰廝殺不曾有大的間歇，一代代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同時，以河流分布為主要依托的農耕民族也在歷史更替中創建了自己輝煌的文明，在此基礎上可以產生許多部偉大的史詩。但我們先人的書寫沒有形成史詩的寬大環境，而是被極具收縮力的古典漢語凝聚成一顆顆閃爍的珍珠。中國分散的小農經濟和古代封閉的城池也接受并適應了這一點，以至從奴隸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封建時代，民族和政權的高度統一反而使漢語收縮得更加板結而緊密，進而愈加遠離了龐雜的、民間性的詩歌敘事功能。在日漸緊縮的框架內，詩歌一再地被激情所驅使，并被打造得過于精致和完美。幸而有《史記》《三國演義》《紅樓夢》等文學巨著從另外的角度擔當了史詩的使命，從而使漢語減少了一些書寫的遺憾。

另外，在我們的精神歷史上，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本土宗教，在這種情況下，民族的信仰和自信心承受著來自于外部的強勢文明和自身內部的宗教缺席的雙重壓力，使得本來可以站出來承擔民族精神使命的漢語詩歌反而在強大的壓力下變得支離破碎。一個缺少本土宗教支撐的民族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在專心一意書寫小巧詩歌的同時，把對文字的把玩和書寫也當作一種時尚，甚至產生了以寫字為惟一目的的書法藝術。在我們的先人得意之時，史詩宏大的建構在遠方的大地上一座座矗立起來，惟獨躲開了漢語。

隨著帝制的消亡，沿襲了幾千年的農耕時代也漸漸暗淡了，這是人類生存史上極其悲壯的一幕。重大的文明轉型期帶來了它的新的轟轟作響的龐大工業，一個漸進開放的文化流通的大環境使漢語從文言文中解放出來。漢語詩歌也從格律中走出，并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內，突變式地經歷了西方詩歌所有的探索歷程。另外，隨著詩歌向藝術深層的探索，意識形態對詩的影響和干預也在瓦解和失效。漢語詩歌在激變，白話甚至口語也進入了書寫的殿堂。這是漢語從書寫到言說的一次歷史性的回歸，語言和言說終于接近并有望成為一體。漢語從 “之乎者也”的僵化書寫方式回到鮮活的嘴唇，立刻激發出活力，并為詩歌的敘事性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史詩的誕生就是一句空話。在這樣的背景下，詩歌應該是什么樣子誰也無法框定和預料。

漢語詩歌的第二重背景是古老的文化。漢語詩歌從《詩經》開始，一直以碎片的形式流傳，沒有形成宏大的建構。后來，雖然出現過《離騷》《孔雀東南飛》等長詩，但主要還是以抒情言志為主，沒有充分發揮敘事功能，因而繞過了記敘歷史事件這一可能的發展趨向，以至后來走向了更加凝練的唐詩和宋詞，以至于元曲發展成為文人墨客手中把玩的小玩意兒。漢語詩歌的內斂性拒絕了宏大事件對詩的進入，一直保持著自身的小巧和純粹。漢語詩歌在古老文化的慣性推動下，沿著它自己的道路走了過來。這與本土上藏族、蒙古族等保持著口頭傳承史詩的少數民族有著傳統上的區別。

不僅與少數民族不同，與西方的詩歌傳統也不同。在孔子整理《詩經》之前約300年，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希臘，在文字形成之初，荷馬就以敘事的形式把口頭傳說固定在偉大的史詩中。在《詩經》之后的100余年內，希臘出現了幾個具有史詩性的悲劇作家。比《詩經》早約1000年，尼羅河畔的古埃及人就創作了史詩《亡靈書》。比《詩經》早約1500年，古巴比侖就出現了泥版史詩《吉爾加美什》。比《詩經》晚約150年內，印度出現了《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史詩。比《詩經》晚約500年、比屈原及《楚辭》晚約200年，古羅馬出現了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比李白晚約200年、比蘇軾早約100年，波斯出現了史詩《王書》。在陸游死后55年出生的但丁，寫出了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開端之作《神曲》。還有后來的彌爾頓、歌德、雪萊、拜倫、普希金等，都寫出過重要的長詩。而在漢語中，當我們意識到史詩時已經是今天。我們可資借鑒的漢語詩歌傳統太精巧、太完美了，以至于至今還有人津津樂道地寫著古體詩。我不是說漢語古體詩不好，漢語的古體詩詞是中華文化中的瑰寶，其中產生了許多名垂史冊的偉大詩人和不朽的名篇。我非常佩服我們的祖先，竟然能夠在嚴規戒律的約束下，寫出了那么多縱橫馳騁而又不出格律的整齊方正的詩篇。我同時也遺憾地感到，那些精巧方正的小火柴盒式的格律，裝下幾顆珍珠和鉆石還可以，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像《伊利亞特》一樣，容納一場龐大的戰爭。

以上兩個背景決定了漢語詩歌的走向，已經形成的史實無法再改變。但這樣的背景對于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漢語文化已經為我們做了漫長的準備和深厚的積淀，此前的一切史詩資源都沒有人開發過。我們趕上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寬闊的語言環境和開放的文化空間，給了絕好的機會，我們已經被歷史推到了這一步，沒有理由退卻。

我們沒有必要被漢語歷史上所沒有的、西方出現過并被我們仰望以久甚至神話了的史詩所嚇住。雖然，從大的文化背景上看，我們處在語言大裂變的斷裂帶上，新詩出現還不到百年，創作經驗和思想準備還不夠充分，但是外來文化的沖擊刺激了我們，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在拓寬，對本土文化的深入開掘和重新發現也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心。另外，漢語從文言的書寫方式中松開以后，對口語的接受和吸收能力在增強，為詩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有理由相信，我們的民族和語言可以產生史詩，而且可以產生偉大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