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蕭紅的創作生涯內嵌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她的作品和抗戰文學的關聯是一種內在的關聯，抗戰對于蕭紅作品而言不是外在的偶然，而是內在的連續性地存在，是蕭紅作為一個作家一系列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中決定性因素，“抗戰文學”既是蕭紅作品的主題，也是理解蕭紅作品的方法，可以藉此整體地理解蕭紅全部作品——從《棄兒》到《馬伯樂》。

關鍵詞：蕭紅；抗戰文學；戰爭文學

蕭紅不足十年的創作生涯（1932-1942）正處于中國抗日戰爭時期（1931-1945），日本關東軍制造九一八事變，入侵占領東北，炮制出滿洲傀儡國，身在淪陷東北的蕭紅走向文壇，發表了具有階級意識和民族國家意識的文學作品。為了繼續文學創作活動，躲避日偽的文稿審查，蕭紅遠走他鄉，流浪在上海、武漢、臨汾、西安、重慶、香港等地，在國土慘遭分裂，日軍狂轟爛炸、中國軍隊頑強抵抗卻節節敗退之時，蕭紅創作出一系列風格迥異的作品。可以說走向文壇以來的蕭紅一直過著“抗戰生活”，蕭紅的流浪之路源于日本侵華戰爭的軌跡，其作品也內嵌在抗戰文學中，蕭紅和抗戰文學的關聯是一種內在的關聯。抗戰對于蕭紅作品而言不是外在的偶然，而是內在的連續性的存在，是蕭紅作為一個作家一系列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中決定性因素，“抗戰文學”既是蕭紅作品的主題，也是理解蕭紅作品的方法。

一

蕭紅作品與抗戰文學的關系，是蕭紅研究的重要維面。《生死場》被普遍認為是抗戰文學奠基之作之一，得到魯迅、胡風以及文學史家們的肯定。但是對其其他作品——《棄兒》《商市街》《呼蘭河傳》等被判定為遠離抗戰題材的個人生活書寫。絕筆且尚未完成之作《馬伯樂》因描寫了抗戰中四處逃竄者的灰色行徑,被認為與抗戰文藝所提倡的昂揚格調相背離。這樣一來，似乎用抗戰文學無法解釋蕭紅的全部作品，蕭紅被看作憑著天才和感覺無意識的寫作者。

研究者不滿意這樣的研究，試圖用新理論和知識框架重新解釋蕭紅作品，由鄉土文學、女權主義/女性主義、兒童視角等研究進路解讀蕭紅作品，這些研究在蕭紅單篇作品讀解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但卻無力用這些概念整全蕭紅作品，而且面對蕭紅作品中抹不去的抗戰因素時，往往會得出以下結論：比起抗日，蕭紅作品更注重反封建、反男性威權、提倡女性感知、女性主體、兒童主體等議題。蕭紅的一生也被理解為在男性威權下“終其一生的孤獨和寂寞”。

近年學界重新發掘蕭紅作品中抗戰文學的意義，分析《黃河》《汾河的圓月》《北中國》《曠野的呼喚》和《馬伯樂》等以抗戰為背景的作品，指出這些作品雖然沒有直接描寫抗戰，但描寫了戰亂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戰亂給個體帶來的精神創傷，蕭紅的這些作品與當時“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戰文學”相比，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研究者以蕭紅在“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上的發言為理據，“我看我們并沒有跟生活隔離，譬如躲警報，這也是戰時生活，不過我們抓不到罷了。即使我們上前線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寫不出來。”【1】解讀蕭紅抗戰文學的獨特性。以蕭紅在“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上的發言為根據，“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2】解讀蕭紅的寫作是針對“人類的愚昧”，其作品具有超越抗戰本身的含義。這樣解讀蕭紅作品，確實超越了第一階段“蕭紅作品與抗戰文學關系”的理解，打開了蕭紅諸多作品的抗戰文學面相，是對“蕭紅作品與抗戰文學關系”研究的積極推進。但是這種研究，雖然擴大了蕭紅抗戰文學的作品量以及對抗戰文學整體理解有幫助，同樣沒有解釋如《棄兒》《商市街》《呼蘭河傳》等作品。而且這樣的研究還可能誤把蕭紅作品歸入“戰爭文學”之列，混淆“戰爭文學”和“抗戰文學”的概念，把蕭紅的作品混同于張愛玲的作品。“戰爭文學”是指戰爭偶然介入生活，作家持一種人道主義關懷反對戰爭，書寫戰爭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例如張愛玲的《封鎖》《傾城之戀》等作品，張愛玲作品并不怎么關心戰爭的性質，只是書寫戰亂中各色人等的命運。而“抗戰文學”是指作家積極地投入到抗日斗爭中，抗戰意識內在于作品之中，作家秉持一種民族主義情懷介入戰爭書寫，而不是毫無立場地反對一切戰爭；同時抗戰文學，不僅僅指向戰場的勝利，戰爭的結束，還特別指向經由抗戰建成現代新中國的夙愿，正如蕭紅所言“抗戰是要建設新中國，而不是中國塌臺”。【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蕭紅作品是“抗戰文學”而不是“戰爭文學”，抗戰對于蕭紅作品而言不是外在的偶然，而是內在的連續性的存在，是蕭紅作為一個作家一系列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中決定性因素，“抗戰文學”既是蕭紅作品的主題，也是理解蕭紅作品的方法，可以藉此整體地理解蕭紅全部作品——從《棄兒》到《馬伯樂》。

本論文依據這樣的思路重新解讀蕭紅的作品《棄兒》《商市街》《呼蘭河傳》和《馬伯樂》，重新理解蕭紅作品和抗戰作文學的關系，同時開啟對抗戰文學的再認識。

二

蕭紅完成于1933年4月18哈爾濱的作品《棄兒》，被普遍地解讀為一篇自傳散文。如果與蕭紅朋友的一些回憶錄以及蕭軍的小說《燭心》等對讀，確實與蕭紅在哈爾濱的生活經歷有重疊之處，我并不否認作品中穿插了作者自己的故事，但是不能同意僅僅從個人生活記錄來理解這部作品。我們首先把這部作品理解為一篇有意識的文學創作——稱之為小說亦可，在多重意義上預示了蕭紅后來更具影響力的作品，其再考察作品與作家生活之間的關聯，而不是直接把作品當作作者的生活記錄來理解。《棄兒》發表在偽滿洲國“國報”——《大同報》上，小說描寫了深陷人為和自然災難之中的年輕女性芹的故事，懷孕被拋棄在旅館里的芹，因為一場水災，在新認識的年輕小伙蓓力的幫助下，逃出旅館，與蓓力一起艱難為生，產下嬰兒后，送給他人撫養。小說打動讀者的并非情節，而是一種特有的敘事繪景的調子，富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生活圖景刻畫和時空感受。

小說題名為《棄兒》，如果從小說情節層面上來解讀，第一層意思是指故事中被芹拋棄的初生嬰兒；第二層意思是指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芹和蓓力也是棄兒，他們也是沒有家的人，暫居別人的家——“非家”，到“只有眼前的一條大街要她走”，過著流浪的沒有家的生活，“這是兩個雛鴿，兩個被折了巢窠的雛鴿。”如果連同作者的時代感覺和所處的環境來解讀，“棄兒”的第三層意思是指向“東北”這片土地，“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關東軍入侵東北，張學良的東北軍隊主動避戰撤出東北，作品完成時的1933年4月，滿洲傀儡國已經被炮制出一年有余，中國的東北變成了“滿洲國”，成為中華民國的棄兒。蕭紅在描述因為水災主人和客人都離開了的旅館時， “這里荒涼得就如兵已開走的營壘，什么全散散亂亂得可憐。”“兵已開走的營壘”召喚出“棄兒”的隱喻——被東北軍棄置不顧的“東北”。順著這樣思路閱讀作品，我們不僅僅可以跳出原有的個人生活書寫的閉環，可以看到更廣闊的社會圖景——暴露日本殖民統治下偽滿洲國社會，很多寓言式書寫的寓意也顯豁出來。

“水就像遠天一樣，沒有邊際的漂漾著。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上浮動著的大人、小孩和包裹都呈青藍色。安靜的不慌不忙的小船向同一個方向走去，一個接著一個……”小說開頭非常平靜，水災來臨，經歷過無數次災難的東北人一如既往地面對著。抗戰初期的九一八事變和日本全面侵華時的七七事變不一樣，并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戰爭，隨著東北軍的撤離，日本關東軍三個月便占領了東北，6個月后就炮制出滿洲傀儡國，營造一種虛假的和平秩序與經濟復蘇。被眾多困難困住頭腦的東北民眾并沒有感覺到國難臨頭，他們麻木地像應對一場早晚要過去的水災一樣地應對著。蕭紅筆致簡約地刻畫出當時的東北景觀，“一個肚子圓得饅頭般的女人，獨自在窗口望著。她的眼睛就如塊黑炭，不能發光，又暗淡，又無光，胳膊橫在窗口沿上，沒有目的地望著。”人用暗淡、無光的眼睛盲目地張望著，掙扎幾下的反而是動物，小說描寫了一頭在水中掙扎的小豬，“哭喊著絕望的來往的尖叫。水在它的身邊一個連環跟著一個連環的轉，豬被圍在水的連環里，就如一頭蒼蠅或是一頭蚊蟲被纏入蜘蛛的網羅似的，越掙扎，越感覺網羅似無邊際的大。”后來小豬被橫臥在板排上，“它只當遇了救，安靜的，眼睛在放希望的光。”接下來一句觸目驚心的隱喻——“豬眼睛流出希望的光和人們想吃豬肉的希望絞纏在一起，形成了一條不可知的繩。”這個隱喻直指偽滿洲國的現狀，清遜帝溥儀及鄭孝胥等人欲利用日本人“復興清室”的希望和日本人借用他們占領東北的野心糾纏在一起，偽滿洲國民眾暫住遠離戰亂的希望和日本人想要任意宰割他們的欲望糾纏在一起，多種多樣“不可知的繩”交織在一起。這是身處偽滿洲國接受過現代教育關心民族命運的蕭紅對自己周遭世界的刻畫。接下來的時空描寫非常恐怖，“黃昏慢慢的耗，耗向黑沉沉的像山谷，像壑溝一樣的夜里去。兩側樓房高大空洞就是峭壁，這里的水就是山澗。”一個“耗”字非常傳神地刻畫出殖民地的時間感受，“耗時間”是讓時間空轉，時間不再具有意義；而耗向黑夜里去，展現出時間的難捱難耐。“像山谷、像壑溝”勾勒出殖民空間的恐懼和不詳，“峭壁”和“山澗”都不適宜人的生活。蕭紅這些表面平靜的敘述，展示出身處世界的轉換和恐懼，在這個異態時空中一切生命都墜入未知的黑暗之中，這次災難和之前的諸多災難并不一樣，這是曾經有過雖不美好但可維持的生活的坍塌和斷裂，所有的人都將成為“棄兒”，成為各種各樣的無家可歸者，掙扎在懸崖峭壁和溝壑山澗，這不是個人的生與死的危機，這是一場民族的災難。蕭紅從她寫作生涯開始，就開始用富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圖景和隱喻刻畫日本入侵后的中國景觀。

三

1934年9月蕭紅完成《生死場》的寫作，半年之后開始寫《商市街》，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部樣式獨特的作品。《商市街》被普遍理解為蕭紅自傳散文，是蕭軍蕭紅在哈爾濱的日常生活和感情糾葛的記錄。在這個意義上，《商市街》仿佛是《棄兒》的續集。《棄兒》結尾寫到：“她（芹）沒有小孩也沒有汽車，只有眼前的一條大街要她走，就像一片荒田要她開拔一樣。蓓力好像個助手似在眼前引導著。他們這一雙影子，一雙剛強的影子，又開始向人林里去邁進。”《商市街》的開頭寫“我”和郎華住進了歐羅巴旅館，之后搬入商市街25號，開始了他們“荒田開拔”向“人林邁進”的生活，似乎作品的主人公 “我/悄吟” =“芹”=蕭紅，“郎華”=“蓓力”=蕭軍。因為有相關當事人的回憶記錄，《商市街》中悄吟和郎華的生活確實與蕭軍蕭紅的生活軌跡有重合之處，這樣解讀有其道理。但是我們想還是把這部作品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一篇樣式獨特的小說來解讀，它的樣式處于《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之間，《商市街》有一以貫之的人物，與《生死場》接近；沒有一以貫之的故事情節，與《呼蘭河傳》相似。相比前后兩部作品，《商市街》共有41節，每節短小，更接近散文。小說中的41節大致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以“我”/悄吟為敘事人描寫了偽滿洲國初期殖民都市哈爾濱的人和事兒。

《商市街》的故事是從歐羅巴旅館的搜查事件開始的。旅館的白俄經理，與郎華口角，到警察所報告，說郎華他們攜帶槍支。“晚飯以后事件就開始了：開門進來三四個，黑衣裳，掛著槍，掛著刀，進來先拿住郎華的兩臂……他們那些人，把箱子弄開，翻揚了一陣。”結果沒有發現槍支，只是搜到了郎華的劍。警察說：“日本憲兵若是發見你的劍，那你非吃虧不可，了不得的，說你是大刀會，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來取。”晚上我“在睡中不住的想：警察是中國人，倒比日本憲兵強得多啊”。蕭紅用這個事件把偽滿洲國初期的哈爾濱諸面向呈現出來，曾經是哈爾濱主人的白俄變成卑瑣的告密者，“大刀會”等自發的抗日組織攪動時局，日偽統治者恐懼不安殘酷對待中國民眾，中國警察雖然作為日本憲兵的幫兇，卻也暗中保護著中國百姓。夜幕下的哈爾濱生活，就以這樣的交代開始了。

哈爾濱的生活在“歐羅巴旅館”、“商市街的家”和“牽牛房”幾個空間展開。歐羅巴旅館，臨時的國際空間，旅館內不同種族的人、不同階級的人偶遇在一起，外面是“路燈，警察，街車，小販，乞丐……煩煩忙忙的市街發著響。”暫居在此的“我”感覺這里如“荒涼的廣場”、“沒有燈籠的煤洞”、“囚犯住的屋子”、“無人的山頂”。女主人公除了饑餓還是饑餓，除了等待還是等待。“商市街”是一個中國人聚集地，“有狗叫，有雞鳴……有人吵嚷。”但是依然是“夜的廣場，沒有陽光，沒有暖”，“人在里面正像菌類生在不見天日的大樹下。”后來被傳奇化的“牽牛房”，在小說里被描述成都市時髦青年聚會的場所，一群青年在此排劇、唱戲、跳舞、捉迷藏、戀愛、作詩，但“還不到三天，劇團就完結了！”跳舞也是扭曲的，舞得“蠢得和豬和蟹子那樣”，還有易裝的怪模怪樣的青年。捉迷藏時，“要假扮各種各樣的叫聲——蛤蟆叫、狗叫、豬叫，還有人在裝哭。”都市中的陌生人、可憐人，縱情娛樂的文藝青年，與《生死場》中“麥場”上的人們一樣麻木，“小電驢子從馬路禿禿的跑過，又是日本憲兵在巡邏吧！可是沒有人害怕，人們對日本憲兵的印象還淺。”轉折源于“冊子”帶來的恐怖，郎華和悄吟出版的“冊子”被沒收，“送到書店去的書，沒有幾天就被禁止發賣。”一起排戲的徐志被日本憲兵逮捕，劇團人老柏的家門口有密探。不安定的生活開始了，“好像從來未遇到過的惡的傳聞和事實都在這時來到，日本憲兵前夜捉去了誰，昨夜捉去了誰……聽說昨夜捉去的人與劇團又有關系……”由此，哈爾濱人對日本憲兵的印象深刻起來，惶恐的青年開始商議如何逃離日本憲兵治下的哈爾濱。郎華和悄吟計劃出逃“滿洲國”，朋友老秦趕忙著做兩件衣裳，也準備去上海。哈爾濱的青年們都覺得“非走不可，非走不可。”“只要‘滿洲國’存在一天，我們是不能來到這塊土地。”祖國成為他們唯一的依靠。這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意識到國家對他們的不可或缺性。

從《生死場》到《商市街》有著一種連帶關系，日本入侵占領下的東北鄉村和都市，暴露日本入侵者兩種不同的殘暴，兩種不同的抵抗之路。《生死場》展示的是東北鄉村在日本入侵占領下的轉變，曾經是自然的奴隸——糊里糊涂的生生死死，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禍，將一切災難作為命運來接受的奴隸們，日本入侵者的殘忍殺戮，讓奴隸的生活不可能，自然的奴隸們作為一個集體起來反抗，反抗日本入侵，反抗原來的生活，朦朧地期待一種新生活。《商市街》展示的是東北都市在日本占領下的轉變，曾經想茍活于都市的青年人，日本占領后施行精神禁錮——“每次到書店去，一本雜志也沒有，至于別的書那還是三年前擺在玻璃窗里褪色的舊書。”日本憲兵因為恐懼隨意入室檢查、逮捕人，私人圈子的娛樂也不可能，都市青年用個人逃離日本占領地的方式來反抗，不管前途如何，離開日本占領的黑暗世界，到祖國去尋找各自的光明。

四

“七七”事變之后，日軍全面侵華，不久戰火就到了上海，身處“八一三”抗日戰火中的蕭紅跟隨朋友撤離上海，轉輾武漢、臨汾、西安、重慶、香港等地。全民抗戰時代開始，蕭紅也開始調整自己的寫作觀念。暴露家鄉在日本占領下的種種傷痛和或強或弱的反抗，不再是首要的問題。此時的祖國，蕭紅在《呼蘭河傳》中如此刻畫——像有二伯的鋪蓋卷，輕輕一碰就會散架，“一片一片地好像活動地圖似的一省一省的割裂開了”。蕭紅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經由抗戰建成新中國的夙愿。開裂的國土靠什么再次粘合在一起？破碎的生活是否還有希望？為躲避日軍占領和轟炸，奔逃在路上的人們，是否可以成為現代國民到達光明的地方？這時期蕭紅最重要的作品是《呼蘭河傳》和《馬伯樂》。

蕭紅到達武漢不到一個月，就開始了《呼蘭河傳》的寫作（1937年10月），三年后的1940年12月在香港完成這部作品。這部作品創作過程中經過的時間長度和空間距離，正是中國抗日戰爭最慘烈時期的見證，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失去華北，失去華中，失去華南，首都淪陷遭屠城，國民政府分裂，汪精衛在南京炮制出偽中華民國政府。蕭紅在戰火紛飛中顛沛流離，歷經國土被吞噬、國家四分五裂、個人情感變故和身體傷痛，她的生命通過書寫的形式呈現出來，這其中包含著作者強烈的主體意識追求和某種本體論的意蘊。《呼蘭河傳》并非僅僅可以理解為“寂寞”和“思鄉”之作，更可以理解為在抗戰節節敗退之際蕭紅用作品構建的希望故事。《呼蘭河傳》講述破碎的地方生活何以會生出新的希望，嚴冬籠罩的大地也會預示著新的春天。

“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向的，便隨時隨地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呼蘭河傳》開頭寫得嚴峻、冰冷，嚴冬籠罩一切，開裂的大地吞噬生命，呼蘭河岸小鎮的生活荒涼冷酷。蕭紅想讓我們如何看待呼蘭河這個地方？不是將其視為有待保留的業已喪失的過去，是有待改造與變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要在此發現中國的希望。這里有大泥坑，有冷酷的習俗，有老胡家及鄰人的愚昧，有鄉紳之家的墮落，但這里還有磨坊里馮歪嘴子的堅持和希望。沒有人注意的馮歪嘴子天天在磨坊拉磨，被發現與鄰居王大姑娘愛戀生子。馮歪嘴子的“掌柜的”夫婦不允許他結婚生子，周圍鄰居以前看老胡家團圓媳婦的熱鬧，團圓媳婦死后，這些人開始“探訪”馮歪嘴子的家，等著看馮歪嘴子一家人的不幸。馮歪嘴子老婆死后，大家覺得這回馮歪嘴子一家快完了。“可是馮歪嘴子自己，并不像旁觀者眼中的那樣地絕望，好像他活著還很有把握的樣子似得，他不但沒有感到絕望已經洞穿了他，因為他看見了他的兩個孩子，他反而鎮定下來。他覺得在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長得牢牢的。”蕭紅在呼蘭河這個地方中發現或恢復生命的原生價值（primordial worth），這種價值沒有被苦難和愚昧掩蓋，在普遍的冷酷中，這種價值如植物般生根長牢在這片土地上，這是未來中國的希望。《呼蘭河傳》并非“寂寞”“思鄉”“懷舊”之作，而是要發現希望如何出自荒涼冷酷之中。呼蘭河這里的生命原生價值，坐落在亟需變革的中國大地，可以成為現代國家的基礎。

小說結尾處，蕭紅召喚出這片土地上的另外一番景致：“那園里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里。小黃瓜，大倭瓜，也許還是年年的種著，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還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間的太陽是不是還照著那大向日葵，那黃昏時候大紅霞是不是還會一會工夫變出來一匹馬來，一會工夫變出來一匹狗來，那么變著。”與小說開頭“嚴冬把大地凍裂了”相對，現在雖然“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但大地不會完全荒蕪，蝴蝶、螞蚱、蜻蜓仍然會年年依舊，早晨的露珠、午間的太陽、黃昏的紅霞依然存在，作品帶著痛楚的希望相信，這些自然之物連同馮歪嘴子的堅韌生存具有不可毀滅的價值，而且會再次充滿生機。

《馬伯樂》是蕭紅的絕筆之作。與端木蕻良轉輾到香港后，1940年春開始創作。《呼蘭河傳》接近尾聲，蕭紅開始構思寫作《馬伯樂》。與扎根故鄉《呼蘭河傳》中的人們不同，馬伯樂是從“商市街”中跑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父輩的家和故鄉都沒有認同感，是無處扎根的漂泊者。從《商市街》到《馬伯樂》，從殖民都市到抗戰都市，他們是否從黑暗到了光明之地？

全面抗戰之后，蕭紅周圍的作家們都在積極地思考“抗戰背景下作家應該寫什么，怎么寫”的問題。蕭紅在武漢看到很多苦悶的逃難知識青年，感慨道“抗戰沒有到來的時候，腦子里是個白丸。抗戰來了，腦子里是個苦悶。抗戰過去了，腦子里又是個白丸。這是不行的。抗戰是要建設新中國，而不是中國塌臺。”【3】這是蕭紅此時對抗戰文學的思考，抗戰不但要把日本趕出中國，還要把中國帶到光明的地方去。在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時刻，蕭紅開始創作《馬伯樂》，由于重病，寫到第九章不得不終筆，她對《時代批評》的編輯說“我很可惜，還沒有把那憂傷的馬伯樂，提出一個光明的交代。”【4】《馬伯樂》并沒有完成，但就已經完成的18萬字看，蕭紅是在向著這個目標艱難前行。《馬伯樂》以“七七”事變為界，分為前后兩部分，第一部描寫馬伯樂在青島的生活，他和父親之間的矛盾和爭執；第二部描述馬伯樂在抗日戰火中的“逃難”生活。作品中的馬伯樂，抗戰前腦子里是個白丸；抗戰來了，腦子里是個苦悶；抗戰過去會如何？我們就要看作品中的馬伯樂是不是有所變化，從白丸到苦悶，有沒有生出新品質。抗戰前，馬伯樂在青島的生活全都仰仗父親，他雖然憎惡父親操控的家，“平庸、沉寂、無生氣……年青人久住在這樣的家里是要弄壞了的，要腐爛了的，會要滿身起青苔來的。”但是實際上他根本離不開父親，他所希望的就是取代父親的位置任意支配家里的錢，他甚至不如父親，沒有任何謀生的本領，在上海開書店的盲目行為就是一例，確實是白丸腦子。“盧溝橋事件一發生，馬伯樂就坐著一只大洋船從青島的家里，往上海逃來了。”一開始，馬伯樂的逃難是以逃難為借口，逃離他厭惡的父親的家，他最希望的是有錢的太太與他一起出逃，他的苦悶是沒有錢的苦悶。為了使他太太早日到上海，腦子白丸的他甚至盼望日本馬上打青島。當戰火真的燃燒到上海后，馬伯樂和妻子、兒女才開始真正的逃難的羈旅生活。在逃難的現實中，馬伯樂開始學著勞動、謀生和自我約束，他給自己縫了一個大背兜，自言自語“將來說不定還去打日本呢！現在讓我先學著點”。逃難中，馬伯樂開始計劃自己賺錢謀生，發國難財的船老板慫恿他也去買一首破船運輸難民，他知道“這是良心問題”，拒絕賺這樣的血腥錢。“一個人會餓死嗎？做一點小生意，賣賣香煙，或者掌掌皮鞋，就是賣花生米，也是餓不死的，沒有錢怕什么！”這與在上海開書店時的馬伯樂相比，變化很大。當然馬伯樂向光明的路上前行時，總是反反復復，有時前進一步，又回去兩步，蕭紅停筆的第九章，馬伯樂依然苦悶著“沉到悲哀里去”，振奮他精神的是“武漢又要撤退了”——又要逃難。馬伯樂無論如何不是讓人喜歡的人物，有學者稱之為“渣男”【5】，但是日本入侵的步步深入，抗日戰火帶來了一種社會結構變動，對馬伯樂影響更大的已經不再是父親和家庭，而是現代社會的國家政治關系，在逃難的過程他慢慢地改變、慢慢地前行，漂泊的他也開始慢慢地落地，不再幻想開書店賺錢，而是買買包子，掌掌皮鞋。

就像蕭紅完成《生死場》之后創作了風格迥異的《商市街》一樣，《呼蘭河傳》和《馬伯樂》之間也存在著這樣的落差和連帶，這里既有創作主體的文學追求，也有寫作主體對時代的深深關切。東北被日本占領之后，蕭紅要揭示日本入侵占領下的東北鄉村和都市，暴露日本入侵者的殘暴和種種抵抗之路。當全面抗戰開始之后，蕭紅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經由抗戰建成新中國的夙愿，她關切扎根在故鄉的中國人精神，關切無根的奔逃在路上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如何轉變為現代國民，這將是未來中國的希望，她將個體轉變與未來國家放在同一個框架來思考。中國抗日戰爭場影響到了中國每一個角落，“如果這個戰爭底勝利不能不從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啟發蘊藏在民眾里面的偉大力量而得到，那么，這個戰爭就不能說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他對于意識戰線所提出的任務也是不小的。”【6】蕭紅與“七月”同人，在不同層面為此目標工作著。

中國抗日戰爭從江橋抗戰開始，自東北至華北，華東至華中到華南，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但是中國能夠通過動員全國之力與日本一戰，并把這場異常殘酷的戰爭曠日持久地堅持下來。這是蕭紅創作的總體背景，她成年以后的人生和寫作都與這場戰爭密切相關。“九一八”事變時，被軟禁在黑龍江阿城福昌號屯的蕭紅，趁亂逃到哈爾濱；1942年1月，蕭紅在日軍炮火中的香港病逝。抗戰是蕭紅作品中的一條連續線，以這條連續線重新審視蕭紅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與之前不同的蕭紅作品世界，同時也讓我們重新理解抗戰文學之多維面向。

參考文獻：

【1】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記錄[J].七月.1938(7).

【2】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記錄.[J]. 七月1938(3)-3.

【3】蕭紅.《大地的女兒》與《動亂的時代》[J].七月(半月刊)（武漢）.1938(2)-2.

【4】袁大頓.懷蕭紅[N]. 星島日報. 1948-1-22.

【5】郜元寶.蕭紅眼里的中國渣男——重讀《馬伯樂》[J]. 小說評論. 2019(3).

【6】愿與讀者一同成長——代致辭[J].七月，19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