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新文學傳統的重要一翼,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直接而富于創造性地參與了民族精神和時代風尚的熔鑄和錘煉。一方面，它以女性解放為精神旗幟，勇敢地挑戰、反抗幾千年來積淀生成的文化秩序的統治和奴役，致力于女性個性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自主，為當代歷史留下了70年間女性命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女性生存悲歡離合的歌哭歌笑，構建起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壯麗文學景觀，已成為中國文學生命流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從內容到形式、從意象到文體、從創作原則到審美理想，全面顯現出自己的質素與特色，其成就與魅力、經驗與缺陷已凝聚成一種清晰而有益的鏡鑒，彰顯出不斷增殖的歷史與美學價值。

“十七年”的女性文學創作

“十七年”（1949-1966）的女性文學創作，總體呈現出一種鮮明而獨特的時代特色。時代共性化的表達方式對女性文學的遮蔽，與女性文學對主流話語的認同，交織在一起投射到女性文學創作版圖上，成為一段奇特的文學記憶。

迎著新中國成立的浩蕩東風，女作家們簇擁在取代了父權權威的國家政治主流話語之下，分享著翻身的幸福和勝利的喜悅，集體轉向了女性社會性認同與建構新中國女性形象的書寫歷程。其小說創作整體充盈著一種革命樂觀主義氣息，纏綿悱惻陰柔溫婉的女性敘事被大多數女作家主動拋棄，女性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前史”時期“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苦難形象的文學表征，一躍成為敢于僭越男權社會的女性規范、同男人一樣投身大時代的新中國“花木蘭”形象，將女性的自我性別特質自覺投射到“男女都一樣”的平等話語預設背后，勇敢地創造并實現著自我生命的社會價值。

即使如此，女性的性別意識和審美經驗還是以一種隱曲形式出現在女作家的小說文本中，搖曳出一縷縷美麗芳華。一些女作家運用內視角的觀察和體驗方式，通過展示女性個體敏感細膩的心理世界來呈現獨異的性別體驗和審美感受。正是這種藝術性的審美包裝，使得女性敘述在一定層面上打破了男性敘事一統天下的文學格局，顯示出獨異的審美格調。茹志鵑的《百合花》和《高高的白楊樹》采用第一人稱“我”的講述視角，以女性在感知外部世界時的敏銳纖細的情感流露，增加了小說的女性氣息和女性感知的體驗魅力。在李納的《姑母》、劉真的《核桃的秘密》等作品中，這種敘述視角亦顯示出一種良好效果。

除了在女性第一人稱敘事小說中采用女性內視角來展現女性體驗外，“十七年”的另外一些女性小說則通過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和女性限制內視角相結合的敘述方式，盡力敞開女性的性別體驗與生命意識。這類小說在講述人物和鋪敘情節時多采取外在客觀的第三人稱敘述，而在描寫特定人物特別是女性人物的內在感受時，觀察視點就會移位人物的限制視野中，即通過女性人物面對外在世界時心理刻畫的展現，深入到人物微妙的內心世界，展示其性格的真實性和復雜性。

楊沫的《青春之歌》就是一個較典型的小說文本。考辨這部小說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必須承認它既是一部“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正史大書”，又是一部政治寓言式的革命文本。它生動展示了一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過程，并由此承載了特定的政治權威話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女性）只有接受工農大眾的思想改造和革命運動的斗爭考驗，投身于黨，獻身于人民，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與新生。但在我看來，其成功的另一個原因也許才是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即這部小說堅守了對女性自我生命體驗的真切還原。女主人公林道靜身上帶有作者痛苦而又不乏欣悅的生命體驗的影子，隱現出經歷過崎嶇生命歷程、充滿精神創傷的時代女性隱秘復雜的生命意識和感情體驗。換句話說，就是作者在塑造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林道靜形象時，沒有按照成熟的共產黨員標準，而是較為細致生動地描寫了其掙扎和搖擺于服從自我內心情感還是服從政治理性的曲折情感歷程和生命體驗，由此隱約傳遞出一種作者力圖掩飾卻未能完全抹去的女性意識。

林道靜在走向革命的路途上不斷遭遇社會各色人等，在成為各種勢力爭奪對象的同時也在選擇前進道路的方向，這與她女性復雜敏銳的內心體驗（非理性的感受）密不可分。在和“白馬王子”余永澤戀愛時，面對余永澤借背誦海涅詩作的方式傾訴愛情，“道靜聽到這里，又看見余永澤那雙燃燒似的熱情的眼睛，她不好意思地扭過頭去。隱隱的幸福和歡樂，使道靜暫時忘掉了一切危難和痛苦，沉醉在一種神妙的想象中”。這段文字既有外在視角的敘述，也有內在視角的刻畫，故事的敘述焦點與女性人物的內在視角交匯在一起，突顯了人物心理體驗的逼真性。面對江華的求愛尤其是當江華提出夜里不走的請求時，林道靜更是被又激動又惶惑的復雜感受攪亂了心扉，她站起來走到屋外，雙腳插在冰冷的積雪中，內心思潮起伏糾結不已：“在幸福中，她又嘗到了意想不到的苦楚。好久以來，剛剛有些淡漠的盧嘉川的影子，想不到今夜竟又闖入她的心頭，而且很強烈。她不會忘掉他的，永遠不會！可是為什么單單在這個時候來擾亂人心呢？她在心里輕輕地呼喚著他，眼前浮現了那明亮深湛的眼睛，浮現了陰森的地獄，也浮現了他軋斷兩腿還頑強地在地上爬來爬去的景象……”正是這種感性與理性相互碰撞的內心矛盾，顯示出女性心理世界的多變、敏感與脆弱。林道靜在理性上接受了江華，而感情的天平卻傾向死去的盧嘉川，因為盧嘉川作為她革命道路的啟蒙者，和她有著更為深厚的感情基礎。這種在兩個共產黨人之間艱難抉擇的瞬間心理，顯示出一個青年女性的內心真實，亦顯示了作家對女性主人公的心理認同。這種心理波動的存在彰顯出的恰恰是女性意識的浮出水面。雖然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林道靜還是以理性接受了江華的請求，把身體獻給了愛她的革命伴侶，但如果沒有上述精神彷徨的描繪，寫她立刻順從了江華的請求，毫不猶豫地將盧嘉川的影子從腦際驅趕出去，勢必會削弱人性的表達深度，簡化人物心理生成的復雜性，進而會導致人物的功能過分政治符碼化，其真實性和邏輯性必將大打折扣。

同樣，宗璞小說《紅豆》采用的也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與人物內視角相結合的敘事方式。回校參加工作的江玫住回到她當年在這所學校上學時曾住過的房間，發現了珍藏在房間里的兩粒紅豆，引起了對一段塵封的愛情往事的回憶：當年在這所學校里她和齊虹產生了愛情，卻因為兩人對待人生和社會的見解不同而最終分手。江玫的回憶使小說帶上了鮮明的女性敘事色彩，女主人公那種敏感、溫婉、微妙的內在情感體驗被細膩地傳達出來。從和齊虹相識開始，江玫的內心感受就十分復雜而糾結：“江玫隱約覺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齊虹的看法永遠也不會一致。可是她沒有去多想這個，她只喜歡和他在一起，遏制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雖然理智上江玫明白與齊虹分手乃是必然，但分手時刻真正到來之際，情感上的陣痛使她對這分別充滿了傷感：“她覺得齊虹冰涼的嘴唇落在她的額上，然后汽車響了起來。周圍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轉的白，淹沒了一切的白——”女孩敏感的心理直覺與非理性情感扭結在一起，對人物心靈世界的透視達到了一種人性的真實，非臉譜化的個性刻畫成功擺脫了善與惡二元對立的模式，不僅增添了人物塑造的逼真性，更顯示出女作家戴著腳鐐跳舞時尊重女性意識的主動性思考。正是這種藝術化的表達方式，成為 “十七年”女性文學的重要亮點。

新時期以來的女性文學創作

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以降，在對歷史大劫難、人性大扭曲的沉痛反思中，女作家們清醒地意識到，對女性感性生命特征的有意遮蔽，實際上是對女性全面發展權利的剝奪，是對女性獨立生存價值的否定。張辛欣、張抗抗和鐵凝是19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女作家。她們筆下的女性對感性生命欲望的大膽追求，是對女性“原罪意識”的清算和對男權神圣理性的挑戰，具有全面實現女性自我生存價值的意義，也標示著本質意義上女性解放的復歸。

張抗抗主要表現了對女性之美的關注和渴望，不僅僅是心靈的美、理想的美，也包括感性的形態之美。《淡淡的晨霧》中的梅玫，為了維護身任學院團委書記丈夫的正統標準，將一切女性美的渴望壓抑心底。但在青春生命力躁動的春日里，一簇越墻而過的丁香花引動了內心美的欲望，她穿起了壓放柜中的漂亮連衣裙對鏡自我欣賞。女性美的本能與神圣理性的沖突在她心中激起一片波動：“26歲了，竟好像還沒有開始生活！”“26歲了，還沒有穿過一件花衣服。”“為什么就不能穿出去呢?這不正是女性的美嗎?”她失落了女性美，實際是失落了自我的生活。雖然梅玫還在痛苦探索，但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女性感性生命之美的光彩驅散傳統陰影的趨勢已顯示出來。《夏》中的女大學生岑朗，沒有梅玫那么多的精神重負。作為這個時代孕育的新女性，她對于陳舊女性觀的沖破更為勇敢，對美的追求也更為大膽。她喜歡穿著能凸顯女性之美的帶花邊的綠衣服；她喜歡那張穿游泳衣的照片，并坦然地拿給同學和朋友欣賞，因為它充分顯示著自己健美的女性體態的魅力；她自然大方地與男同學正常交往，與男生一起在歡快的琴聲中歌唱，率真坦蕩地釋放著青春活力。這種對感性生命特征的鮮明表現，顯示出岑朗追求全面發展的新型女性特質。

相比之下，張辛欣則更多地表現了女性對情愛和性愛二位一體的“愛”的追求。《我在哪兒錯過了你》和《最后的停泊地》都振蕩著女主人公焦灼呼喚的心聲和苦苦追求的腳步。她讓女主人公勇敢地追求靈與肉統一的完美愛情，因為女性需要愛，需要年青、健壯、俊美、活潑的男性生命，需要由愛而生發的恣情的歡樂，她們愿為這愛而奮斗，無論成功或是失敗。《在同一地平線上》深刻展示了女性來自生命深處無法扼殺的本能欲望，這種愛欲是與神圣理性精神相對抗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并不因對人生目標的追求而否定“愛”的感情價值，恰恰相反，她特別迷戀“愛”為她帶來的快樂與幸福，她甚至一度產生了要為“愛”而犧牲自己事業的念頭。然而在有局限的社會條件下，追求自我價值全面實現的女性必然地要“在不變地去愛的本能和不斷地保持自己的奮斗中苦苦地來回掙扎”。她們在這感性和理性的雙重痛苦中最終“錯過”或分手，既不是對愛欲的否定，也不是贊同事業對愛情的排斥，而是對神圣理性導致的女性感情特質扭曲和異化的沉痛反思。在對異化根源的探索中，張辛欣表現出將社會生存競爭作為重要因素的傾向，同時也對特定時代畸形政治和扭曲的人性因素進行了揭示和質疑。兩位作家通過表現和肯定女性對自身感性生命價值的追求寓含了對社會的批判，如果說張抗抗因樂觀自信于“美的理想”的到達而稍顯膚淺，那么，張辛欣則因“愛的欲望”的實現多蘊痛苦而在深刻中不免帶有一點兒偏激。

鐵凝的長篇小說《玫瑰門》是一篇探求女性幽微隱秘的內心世界，進而揭示女性生存歷史、現狀和社會秩序之間深刻矛盾的優秀代表作。“玫瑰門”是女性之門的象征，作者通過描寫司猗紋由一個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逐漸衍變成“惡母”形象的不幸經歷，串聯起莊家幾代女性的命運書寫，淋漓盡致地剖示、分析、傾訴了女性內心的痛苦、焦灼、歡樂與渴望，揭破了女性在特定時空下受到的多重壓迫。這壓迫既來自于男權制度、來自于封建傳統，更來自于女性性別本身、來自于女性之間的互相傾軋和相殘。在女性意識覺醒發展的縱向歷史鏈條上，作者又通過比較和暗示，揭示出了伴隨著時代發展女性主體意識的自覺與代際的進步。從敘事層面看，小說的主體部分采用第三人稱來敘述故事情節、展現社會現實和人物命運；而在每偶數章的最后一節則采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相結合的方式，既是女性自我對往事的追憶，帶著當時的全部感受，又含蘊著現實時境中新的反思情感，構成了視點的錯落性時差；人物的情感經歷和生命體驗交融表現，既拓闊了心理世界的空間層次，又雙線并進地鉤沉厘定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外在生命形態；對外在生命形態的描寫側重于客觀的現實性描述，內心世界的描寫則側重精神意識的流動，荒誕的夢幻與真實的感受錯雜間糅，揭示出女主人公“外在自我”在現實生活壓抑下的變形與“內在真我”構成的矛盾性，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靈魂迷惘和痛苦，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標示出一個嶄新的高點。

1990年代之后的女性小說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自我剖白型，主要以陳染、林白、海男等為代表；二是民間敘事型，主要以張欣、唐穎、潘向黎等為代表。這兩類女性小說的共同點十分鮮明，都是以女性身份、立場和體驗來描寫刻畫當時的女性生活，而且主要是揭示都市女性（尤其是都市知識女性）面對急劇變動的商品經濟大潮，在生活方式和生存意義方面的困惑與焦慮。其主題意向主要集中于女性置身于商業化物質時代中的尷尬處境、女性沉浮于都市流行的浮華愛情中所遭受的殘忍掠奪與傷害、女性終難沖破男權中心黑暗羅網的悲劇宿命等幾個層面。

在主題意向的第一層面上，女作家們以對當代物欲膨脹的都市生活的極度明敏與精準把握，生動細致地描寫表現了女性陷身物質時代欲望之海中的種種困窘境況，如林白的《致命的飛翔》、張欣的《愛又如何》、陳染的《與往事干杯》《無處告別》、唐穎的《麗人公寓》等。這些小說中的女性，艱難地掙扎在令人疲憊灰心的婚姻家庭與競爭激烈緊張的工作雙重壓力下苦不堪言。一方面，她們被傳統男權主義的女性價值觀所要求和限定，在婚姻家庭中努力扮演賢妻良母形象，將智慧和靈性消耗在相夫教子、操持家務的瑣碎生活中，但這婚姻家庭卻未能給她們以絲毫的安全感和支撐力，任何一點外力內因都能輕易擊碎當下都市中的婚姻之瓶；另一方面作為職業女性，她們又必須參與殘酷的社會競爭，與男人承擔同樣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卻比男人更多地面臨下崗失業的威脅。面對這一切，女性不得不付出較之男人更多的精神與體力，同時也收獲著較之男人更多的辛酸與無奈。

在主題意向的第二層面上，女作家們懷著對當今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愛情極度匱乏、道德極度荒漠化社會現象的深切憂慮，反映了女性在兩性之戰中遭受的身心重創，如張欣的《城市愛情》、陳染的《私人生活》、海南的《我的情人們》、林白的《守望空心歲月》等。這些小說中的女性們，身處欲念浮動、陷阱遍布的生存環境中，飽嘗純潔愛情早已死亡的浮華濫情時尚的掠奪與摧殘，無論如何警醒如何抵抗，都難逃為愛犧牲的劫數。

在主題意向的第三個層面上，女作家們公然祭起了女權主義的反叛旗幟，以抨擊、拆解、顛覆男權文化秩序及其價值評判體系的女性話語，尖銳揭示了女性在男權中心社會中的嚴重扭曲異化乃至沉淪死亡的悲劇宿命，以及女性對這種宿命的絕望抗爭。如張欣的《致命的邂逅》、海南的《蝴蝶是怎樣變成標本的》、陳染的《巫女與她的夢中之門》、林白的《說吧，房間》和《一個人的戰爭》等。

從藝術層面看，兩類女作家以挑戰男權的審美勇氣，以女性軀體與欲望的文學書寫，以奇妙的女性話語生成方式，常常通過對性感及其性感區域的精確描摹，來講述女性內心生活的那種渴望和欲求、那些絕望和祈禱，充分敞開了女性成長過程中的自我意識，刻畫出女性對肉體的感受與迷戀，將女性的生命經驗推到極端，營造出了一種復雜微妙而又熱烈坦蕩的個人經驗世界。并以此來挑戰正統的男權獨斷的文學，同時也挑戰女性寫作的極限，在文壇引起了爆炸性的轟動和極具震撼力的效果。

經由上述三個層面的主題意向的共同抒寫，可以看出這些女作家對男權中心社會中女性的悲劇命運和艱難卑下的生存境況，始終持有清醒的認識和尖銳的批判否定。她們用細致的筆觸描畫出了滾滾紅塵中女人永恒的悲涼：在封建社會男權文化秩序中，女人一生都是活在男人庇護之下的，毫無主體性可言。未出嫁時是父親的女兒，出嫁后是男人的妻子和兒子的母親，從姓氏到整個身心都系于丈夫的掌控之中。除此之外，女人別無其他身份，更沒有“自我”“自主”的權利與自由。新中國建立后，婦女解放雖已取得重大成就（如女人走出家庭承擔社會工作，與男人同工同酬，享有與男人同樣的參政權和選舉權等），但女性解放的歷史征程卻依然任重道遠。一方面，當今社會生活中仍然普遍存在著性別歧視，如受過高等教育、各方面才能并不亞于男生的女大學生在畢業分配時經常遭遇“不要女生”的尷尬，工礦企業的女工往往首先遭遇下崗等事實便是有力的佐證；另一方面，許多女性骨子里依然沒有擺脫依附男性的傳統意識，自覺認同于男人是太陽，女人是月亮，月亮因太陽而生輝，妻子因夫貴而貴夫榮而榮的價值評判尺度。有的女性表面看起來雖然很要強很獨立，甚至不顧體能限制誓與男人在任何方面都一爭到底，但由于這種無所不能包打天下的“女扮男妝”，說到底依然是對傳統男性角色規范的認同，因此它實際導向的是女性自身的迷失。正是針對這種令人難以樂觀的女性生存現實，女作家們以自覺而清醒的女性主體意識，借塑造各種各樣殊途同歸走向悲劇宿命的女性形象，向女人們發出警示，向世人表明立場：女性只有徹底擺脫歷史、文化、經濟、心理種種枷鎖桎梏，徹底擺脫對男人、對權勢、對金錢的依附，徹底逃離將性別意識商品化物質化的惡俗陷阱，重新激活和發揚自由自主的個性意識，方能真正獲得女性的獨立生存價值和愛情婚姻幸福。

新世紀以來的女性小說創作，總體呈現出一種色彩斑斕的多元化態勢，一批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如遲子建、孫慧芬、葛水平、邵麗、須一瓜、喬葉、滕肖瀾等，不斷推出兼具思想深度和優良文學品質的小說創作，有的繼續推進對女性命運的深刻反思，有的揭示新生活境遇下女性面臨的新問題，有的探索女性意識的全方位詮釋，有的聚焦于更加豐富的廣大社會現實人生，拓展出女性文學更為開放豐饒的審美視野，為今后女性文學的長足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