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同的地域成長著不同的文學文本和特定的文學生態，從不同側面展示著整個中國文學的繁榮和發展。近年來，東莞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嬗變，出現了一些標志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諸多作品頻頻進入《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等重要文學期刊，引起全國文壇的矚目。東莞作家王十月、曾小春、陳啟文、曾明了、詹谷豐、塞壬、丁燕、陳璽、阿薇木依蘿、陳崇正、寒郁等陸續密集地獲得許多有分量的文學獎項，眾多作品入選《小說選刊》等上百種選刊選本，多人多次入選各種文學年度排行榜。此外，王十月的《國家訂單》《無碑》，曾明了的《百年莞香》，王虹虹的《斗龍戰士》等小說被改編成影視劇，陳璽的長篇小說《一抹滄桑》《塬上童年》先后在北京舉行作品研討會。陳啟文、詹文格、丁燕等作家的作品先后入選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創作扶持項目。在文學評論方面，出現了田根勝、黃忠順、柳冬嫵、胡磊、袁敦衛等一批面向文學現場的評論家，在《文學評論》等核心期刊發表評論文章，部分作品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在國內文學界形成了廣為關注的“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長安文學現象”“橋頭文學模式”等文學效應。于是有評論家認為，東莞文學的崛起已經到了一個歷史性的拐點。

東莞是世界制造業名城，是著名的“打工之都”，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的典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精彩縮影。城市外來人口逾千萬，各色人等雜糅相處，文學題材與藝術樣式呈現多樣化。隨著社會的深入轉型與急劇嬗變，東莞的社會生活現實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現了很多城鄉敘事未曾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現象，這是當下東莞題材創作的機遇，也是難題與挑戰。對于東莞本土作家而言，相比于內地鄉土的變遷，東莞本土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變化，尤其具有代表性和中國特色，東莞城鄉是這四十年中國經驗的現場。對它的文學描寫，也因此天生具有文學史的意義，這又是東莞本土作家的一個天然優勢。其中，有諸多反映時代演進和社會變遷的作品引起較大反響，也持續推動了東莞文學的現實主義寫作。著名評論家雷達說：“我想強調的感受是，不要小看東莞文學，我到東莞來，有一個觀察過程，我覺得東莞的文學創作力量并不弱，把它放在全國的地級市里比較，它是一個‘文學大市’。這不僅因為東莞的全國作協會員不少，還因為，東莞的作者近幾年創作成績比較突出，有些作品在全國大刊或某些重要獎項上獲了獎，已經產生了較大反響。就像東莞這個城市濃縮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許多新元素一樣，東莞的文學也具有時代性，豐富性，包容性，流動性，年輕化等等特點。”隨著東莞文學創作的繁榮，地域寫作意識的覺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現象研究的深入，東莞文學自身的獨特價值在逐漸確立。在某種意義上，東莞文學的崛起正是中國文學崛起的鮮活標本，具有某種代表性意義。在個案意義上，東莞文學敘事及其研究對中國地域文學研究具有普適性價值，不僅是對東莞文學現象的梳理和總結，也是中國地域文學研究深化的探索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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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中的灣區敘事

粵港澳大灣區概念作為一個政治修辭出現后，在文學領域關于這一地域的寫作更加具體化。東莞文學是中國文學版圖上的一個重要區域，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沿海”“地方”“大灣區”等構成了東莞文學的經典主題，具有其獨特的美學風貌和地域特征。東莞作家的文本敘事帶有鮮明的灣區特征和人文痕跡，折射出濃郁的地域意識和灣區精神，彰顯了這些作家身處沿海灣區獨特的文化身份和生活體驗。

在現實境遇的敘事維度上，文學敘事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文學觀照來構筑文學的現實和現實的文學。胡海洋的長篇小說《太陽轉身》，以主人公卓逸之的人生遭遇為敘事背景，折射千千萬萬南下打工謀生者的多維面孔與社會群像，反映社會關系變革和城鄉裂變中各色人等的時代命運，是后改革時代灣區社會生活的還原敘寫與經典敘事。蓄勢待發的粵港澳大灣區基本處于地球的北回歸線以南，就是太陽轉身的地方。小說中海河市原型就是東莞市的化身，是大灣區許多城市的縮影。小說寫到了莞香、龍舟、荔枝、早茶、粵菜等許多嶺南地域的文化符號和風土人情，也寫到虎門銷煙、大逃港，三來一補等東莞歷史事件，用東莞故事講述映照中國社會演進變革。“太陽轉身”作為小說的文學命名極具象征意味，既是一個地理概念，又是哲學命題。暨南大學教授、評論家賀仲明認為：“小說敘寫各類人物的生活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東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發展歷程。作品通過個人的心路歷程折射了東莞城市的發展歷史，將個人與時代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在評論家柳冬嫵看來，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首部東莞改革開放的百科全書，提供了社會各個領域無比豐富的生動細節和形象化的歷史場景；是一部新時代新移民的個人生活史、遷徙史、經驗史、情感史、心靈史、精神史，是一部南下文人的精神備忘錄；是粵港澳大灣區崛起的一部史詩，具有非常重要的當下意義；是一部粵味十足的嶺南都市傳奇，豐富和刷新了嶺南書寫的文學傳統；是一部語言生猛扎扎跳、人物形象生動、藝術手法高超的長篇小說，是一部敘事方式與文學風格都別具一格的新異之作。”

新世紀的中國地域文學，在敘事經驗和敘事視野上，本身就是人類現代性場景和現代經驗的重要組成，成為文學敘事和想象的一部分。朱榜明、趙江的長篇小說《東江向東方》，以東莞改革開放題材為敘事視野，展現以蓮湖灣為代表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呈現的新型社會圖景和社會關系。文本塑造了數目眾多的人物形象，面對征地拆遷的大舉措，政府官員與基層百姓、行政干部與高知分子、既得利益與長遠目標、家庭糾紛與信仰沖突等各種矛盾層層凸顯。其中既有上下屬之間對政策理解的支持和抵牾，也有對權力運行的博弈和利用；有政府與民眾之間認識不同的觀念分野和利益調整與斗爭；也有親朋之間的同袍之誼和男女之間的情感交易等等。文本中的許多人物都充滿了矛盾和困惑，里面有很多混沌不清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際上糾纏在一起的就是改革勢力與守舊勢力之間的較量。這一較量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幾個人物性格沖突的過程，而是真正觸及社會經濟結構與習俗規范的革新過程，是伴隨生產關系與各階層各群體利益重新調整而使整個傳統價值觀念受到猛烈沖擊逐漸蛻變更新的過程，真實生動地再現了城市化背景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生活現場。而這些現實的情節和真實的敘寫，與現實社會的改革實踐形成互動的言說關系，從特質上看更接近于改革開放進程中東莞的生活情狀和精神征象。在文本中，“東江”是一個特定地域的空間概念；“東方”代表的是一種方向，是一種象征，以此對時代價值觀念進行隱喻式的描寫，隱藏著一以貫之的對現代變革的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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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現場中的底層敘事

文明社會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每個人都會關注底層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20世紀80年代的打工熱潮帶來了廣東文學的繁榮與復興，而真正使東莞文學開始走向繁盛的是與“東莞制造”步履共振的打工文學，東莞成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就東莞的具體作家作品來說，底層文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想象，也在不斷豐富和發展。如果說早期更多的是“問題意識”，如今不少作家不僅關注底層所遇到的社會問題，也開始關注底層人的心靈世界與精神處境，這是一種深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王十月、丁燕、塞壬、阿薇木依蘿、寒郁等。東莞作家不單關注某一社會問題，而且力圖在宏大背景上呈現對底層、社會和時代的看法，具有當下性和先鋒性的探索特征，作品的鋒芒直指現實生活的更深處而不再是投向小情感的私密和泄憤。應該說，這一發展態勢是東莞文學走向成熟的理性征兆。

當底層書寫重復挑戰人們的審美極限，當主流文學喜好顯露精英主義的頤指氣使時，王十月用真實的在場敘事傳達著他對底層人生的觀察與思考。他寫作上的敘事向度，始終糾結于城鄉兩地的經驗維度，“打工”始終成為他文學譜系中常見的精神符碼和象征意象，也指呈了他的寫作具有自己的意義。他的中篇小說《國家訂單》，跳出了打工文學以前的局限，從單純敘寫生存之艱與內心之痛，開始轉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審視當今中國的社會發展，表現個人力量在遭遇時代危機時對自己命運把握的無能為力。王十月站在對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場上，書寫打工者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他在直面現實、再現尖銳矛盾的同時，試圖進行某種調和，將勞資糾紛消弭于無形，這是一種對以往打工敘事的顛覆，它以全球性的視野，對中國打工者的背景因素貫穿著一種總體性的把握。他的另一以打工生活經歷為基本表現對象的長篇小說《無碑》，以極其犀利的筆觸探入到了底層社會的細微之處，在呈現人性復雜層面的基礎上，成功地塑造了老烏、李鐘、黃叔等若干具有鮮明性格特征和鮮活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小說從表層意義上看講述的是一個打工者近二十年的打工生活經歷，但實際上敘寫的是珠三角一個村莊由農業文明轉型為工業文明的歷史變遷，是一部超越了普通底層敘事具有廣闊歷史內容和深邃思考的大氣沉重之作，一部難得的真實展現大灣區社會發展變化圖景的優秀作品。

底層主義作為一種敘事方式，一時成為東莞地域文學寫作的模本。時至今日，這一創作趨勢有延續也有新變。除此之外，與底層敘事模式急劇轉型具有同等意義的、另一個同樣涉及面甚廣、關乎人性及其靈魂深處沖突的“新生代農民工”圖景正愈發凸現出來，成為灣區都市草根書寫的新焦點。農民工進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通過文學敘事來關注他們生活空間的矛盾沖突及其生命價值的具體體現，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表現目標。作家丁燕的小說及其非虛構文本，正是這一寫作主題最直接最原生態的呈現。在丁燕的筆下，都市成為現代人性的試驗場，她的長篇小說《工廠愛情》中的主人公向南方，叛逆、反抗、逃離、流浪、猜忌、情殺……他們充滿生命的沖動、生長與進取，帶著強烈的進城意愿，試圖徹底改變命運。然而現實的規約使他們只能帶著體制的羈絆，懷著最樸素的野心進行打拼。他們中有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有人權覺醒，有新的視野和現代資訊管道，他們開始反抗制度化歧視，懂得維護自身權益，但又因種種現實羈絆長年在被剝奪感、挫敗感中煎熬著、無奈著也憧憬著。他們是一個自然生命，身體、愛與性、被擠壓的生存空間中的暴力掙扎，往往成為他們生命展示的主要場域。丁燕的作品以零距離鮮活的現實描述、深廣痛切的人文情懷以及靈動多姿的藝術筆觸，表現了新生態打工群體的人生狀態和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追求，側重揭示的是新生態打工群體進城后的生命展示。她的小說文本在為這一底層經驗平添新的敘事向度的同時，也豐富和發展著底層寫作對現實的想象性建構和文學訴求下的社會性對話。從這一意義上講，丁燕的“工廠三部曲”既是對傳統底層寫作新的拓展，也是對新都市小說現實性寫作的探索與延伸。

底層問題持續發酵，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的復雜形態和思想境遇。打工文學是底層寫作的一個特殊文本，具有區域性和身份性特征，在自身歷時性的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共時性地闡釋著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農民工進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通過文學想象來關注他們生活空間的矛盾沖突及其生命價值的具體體現，始終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表現目標。王十月、丁燕等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和生存環境是今日中國的另一種寫照。都市的諸不順遂增殖了距離，也無限擴張著打工人群欲望的深度。解構城鄉人群捉摸不透的密碼就要深入到城鄉的底層和源頭，追溯這一文化空間形成的話語機制、身份處境和心理慣性，為城鄉社會的敘事與想象留下旁敲側擊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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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分割中的城鄉敘事

城鄉中國是復雜的時代精神的產物，在一個關于新的民族國家的想象中，它成為一種此在，而且是一個浸染著城鄉記憶的此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是中國新文學一個重要的支撐性結構，它與中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并存。文學從鄉土敘事開始。我們更多的是從農村的角度想象中國。李敬澤說：“對于農村的經驗太強大，太豐富，對于中國作家而言，是好處，也是壞處。好處在于這種對于農村的把握十分輕易就有了，仿佛有無數雙手在代你寫出來；壞處在于如今的農村和以前的農村已經存在相當的偏差，如何糾正這種偏差，這時候強大的經驗又會成為一種負擔，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反而看不見眼前充實的景象。”

農村與城市的對比和沖突，一直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中心焦慮。農村和城市成為彼此的參照。城鄉沖突中的人性考察是當下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陳璽的長篇小說《一抹滄桑》敘寫了時代變遷中各種鄉村人物的變化及鄉土中國的精神嬗變。他將自己的真實經歷糅入了小說，深挖鄉土中的文化資源，以立體交叉透視的方式，在新的時代以新的生活經驗去回望歷史，立足還原歷史的真相。小說塑造了陳老五、馬九、智亮、麻娃等幾個真實而又具有獨創意義的農民形象，他們的隱忍、勤勞、善良，代表了中國百姓群像及其原生態生命底色，體現了中國農民樸素的命運認知。小說從某種意義上也傳達了社會轉型誘惑下鄉土中國剩余的淳樸和真情，也暴露出鄉土文化的本能與局限，以及現代生活為他們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復雜后果。我們在其文本中發現忠實現場與還原民間敘事智慧的同時，也分明感受到其基于城鄉沖突中難以排遣的情感困境。邱華棟認為，“陳璽人在廣東，心在陜西。但是，這客觀上又豐富了廣東文學的當代傳統，補了廣東文學的短板，變成了廣東文學的一個新傳統。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這樣一個大的時間節點，再回頭來看我們走過的路時，我們看到了在那些歷史關頭艱難的時代轉身，而時代背景下的那些小人物也在非常壯麗地激越地努力生活著。”吳義勤認為：“《一抹滄桑》是一部有關鄉愁厚重的現實主義作品，有著非常真切的生活經驗，對渭北平原農耕生活、鄉土生活的呈現，體現了一個作家對故土的熱愛與真情。小說保持了原生態和原汁原味的品位，都是從血液里流淌出來的經驗和細節，保留了生活本身的光芒，把大歷史和小生活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解放到改革這個歷史轉折中，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痕跡、印痕劃了出來，對中國農民的生存圖景有一個集中地呈現。”雷達評價說：“這部近八十萬字的長篇是作者回望故鄉，回憶、深思生存狀態和對農耕文化細節的珍貴記錄，是農民與土地血緣關系的真實寫照，謳歌了農民的勤勞，重新認識了中國農民和故鄉。”

黃德海認為：“《一抹滄桑》恢復了一種鄉土敘事的活力，小說的優勢恰好是在出色地處理好生活跟人的關系。小說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視角，就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就是人跟大地、民俗、事物等生活在一起理想的東西，這個理想的東西可以用來比照我們現在略顯破敗的鄉村，我覺得這提供了一個對照的意義。”對于中國來說，確實正如哈貝瑪斯所言，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化是一個鄉村城市化和被迫不斷喪失自我的過程。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深入，城市與鄉村、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分化逐漸加深，裂痕無法掩蓋，城鄉共識破裂。這樣的縫隙為文學的生存提供了大顯身手的空間。而文學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闡釋當下城鄉的這一本質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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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通常我們認為地域性是一個空間概念。常識告訴我們，文學不是由地域劃分的，而是由時間來甄別的。東莞文學，作為中國地域文學的一個饒有意味的范本，與國內主流文學一道于自成一格中進行著自我滌蕩、整飭與嬗變。東莞作家作品貫穿著社會大變革時代的現實思考，事實上負載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挫折與驕傲、抗拒與融合、反思與奮進的種種獨特經驗，刻錄著現代化進程的精神軌跡，隱喻著中國城鄉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東莞的城市化和改革開放四十年進程與東莞文學四十年的運行軌跡，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敘事版本而已。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一種隱喻，當代東莞文學事實上已與當代東莞社會生活建立了一種對應性同構關系，這種關系通過文學文本的生產與傳播演變為一種對話和印證。因此，上述作家作品中的地域場境、文化元素和敘事意象，不僅是一種文學內容，而是一種社會性集體記憶。這一歷程作為改革實踐者生命體驗和社會變遷的生動顯露，構建了當代中國的城鄉發展史和社會流變史。因此，對這一宏大而復雜的社會現實的整體敘事與深度闡釋，既是從文學的角度對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形象認識，也是在后改革后工業化時代對城鄉社會命運的積極思考。

當代文學的精神地圖日漸清晰，地域文學研究日趨活躍。東莞的地域文化是構成東莞文學敘事獨特風格的重要因素。東莞作為外來移民的重鎮，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中國文學區域性發展的一個標本，具有與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文化進程同步發展的當下性、時代性、典型性和文學對話性。在地域文化分析的層面上，通過對東莞文學的文化審視，可以挖掘地域文學許多有價值的因子特征，揭示當代文學發展與中國當代文化進程的互動關系，因而在凸顯地域文學自身色彩的同時，也指呈了它對當代文學的標本意義和當代文化的全息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