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那時候 黃河安瀾 卻也白發三千

一匹伺伏的鯨魚 用脊梁拱起了祁連

那時候還有關公與秦瓊 亦有忠義

和然諾 事了拂衣去 一般不露痕跡

那時候 沒有磨石 刀子一直閃光

拳頭上可站人 胳膊上能跑馬

那時候的路不長 足夠走完一生

誰摸見了地平線 誰就在春天稱王

——葉舟《懷想》

有一天，民謠歌手吳俊德背著一把冬不拉，從大理來到蘭州，給葉舟彈唱了一支曲子，“蓮花開了，滿世界都是菩薩的微笑”——這句歌詞能形容葉舟當時的心情，大概也是宿命之地對他做出的批閱與檢視。這天是葉舟長篇小說《敦煌本紀》定稿的日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地處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交匯處，是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敦煌”一詞，最早見于《史記·大宛列傳》中張騫給漢武帝的報告，“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走廊打了敗仗的匈奴人倉忙西撤，意氣風發的霍去病一路追擊到敦煌才勒住馬韁，這片掩于沙海上的小舟由此開啟了它在華夏文明史中的傳奇航程。

寫作近四十年，葉舟的文學疆域沒離了他的故鄉。生于斯長于斯，葉舟在黃河上游這一帶生活、歌哭、書寫、成長，甘肅埋著他的胎印，也是他的寄夢之所。

19歲寫下第一首關于敦煌的小詩。葉舟對敦煌的迷戀，似乎與生俱來。只要看見“敦煌”兩個字，他甚至會有一種觸電般的反應，雪夜投奔，喜樂，信仰，醉氧了一般。

許多年前，他和同為作家的李修文有過一次甘青之行。長途奔襲幾千公里，在河西走廊上迎送晨昏，在玉門關及陽關之間背誦李白和王昌齡，在敦煌莫高窟下給常書鴻先生上墳。很多次葉舟根本不敢進莫高窟，走到對面的沙坡上，上面埋的是所有敦煌研究院老先生們的骨灰，是他們的墳。其中最大的一爿就是常書鴻，他的墓碑正對著對面的9層樓，成一條直線。葉舟每次都會先去這些墳堆里面走一走，嘮叨嘮叨，之后就坐在常書鴻的墳前，磕個頭，給他點一根煙，放在墓碑上，說“常先生，看你來了”。

敦煌于葉舟，到底是個怎樣的存在呢？一片土地與一個人，到底能有怎樣命定般的機緣呢？ “打個比方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級發電站，一旦靠近她，我就發亮，天空和想象也會徹底打開，一覽無余，賜予我無窮的動力。”葉舟說。

有段時間，葉舟就職于一家都市報社，負責新聞采訪和版面編輯，不停下地縣，跑河西走廊，那段日子相當艱難，沒黑沒白，常年熬夜，葉舟與文學漸行漸遠。行走奔忙于絲綢古道，他在這片蒼野之境倒尋得了新的詩歌根據地，為日后的小說寫作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故鄉。

葉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文學創作，先后發表大量詩歌和小說作品。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回頭看，葉舟不能指責那些少年之作，“但它們的懸浮與蒼白，卻是明顯的，”直到發現“敦煌”這個詞，葉舟義無反顧投向了她的懷抱。

整個90年代，葉舟寫了上百組詩，發表在全國各地的刊物上，2000年集結出版，就叫《大敦煌》。葉舟說，與其說我是迷戀，不如說這是一種皈依；與其說我在供養，不如說此乃一塊福地。

沒有涇渭分明的創作藩籬，想寫詩的時候就大量寫詩，想些小說的時候就埋頭寫小說，這對葉舟是再自然不過的生活習慣與藝術習慣。《敦煌詩經》《藍色的敦煌》《敦煌卷軸》《敦煌短歌》…… 但其實，與他天馬行空、曠野之氣的詩歌相比，葉舟在小說中的頭顱始終是低著的，他心里一直不痛快——語言、情節、結構和人物塑造，很多問題和困惑亟待解決。于是，卷旗西返，敦煌洗去了葉舟的沉重和暮氣，給了他新生的勇敢。

千禧年的大年初一，敦煌莫高窟大雪紛飛。葉舟一個人游逛在千佛巖，行走于莫高山，他感覺每一個洞窟吹過的每一陣風，就像佛陀賜予的一張琴，在天地間吹響。整整一天，葉舟徘徊在宕泉河兩岸，跟眾多的菩薩和飛天娘娘過了一個新年。

在那個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在千佛巖下，葉舟發愿，將來的一天，一定要寫出一個大部頭，一部心血之作，道出敦煌的秘密，說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讓那一塊土地上的蒼生赤子、田夫故老成為真正的主角。

這個念頭是雄心壯志，卻不是一閃而過的夢想，它定在葉舟心里，跟了他十幾年。葉舟邊練筆，邊收集資料，閱讀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線和祁連山兩麓踏勘，求索著大地萬物的涵養及饋贈，發酵著這個故事，他還清楚地記得找見黑暗中燈繩的那一天。

2016年年底，葉舟從揚州趕往南京祿口機場，眺望著車窗外的落日，突然覺得它像一介少年游俠，先自己而去，奔向了敦煌。在那一刻，葉舟知道他找見了。

翻過年的2月18日，葉舟擦完桌子，倒一杯茶，認真地抽了三根煙，在電腦上敲下了第一句話：“這一門人天罡地煞，披著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帶迎風頂罪，忠勇熱烈，攢足了聲名。前后六輩子爺孫，一共捐出了七顆腦袋，滿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盡。”由此，《敦煌本紀》開始了。

12月4號，《敦煌本紀》研討會在中國作家協會舉行。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陳青，甘肅省文聯主席王登渤，《芳草》雜志社主編劉醒龍，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佘江濤，甘肅日報社社長王光慶出席。研討會由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主持。

研討會現場

研討會現場

葉舟

寫作過程只用了差不多兩年，寫起來很快，醞釀的過程比較痛苦。“19年前我如果要寫一個長篇小說，我一定寫不出來，要寫也是胡編亂造。但是經過這些年的發酵，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儲備，我的故事漸漸就成型了，這個時候如果還不懷孕，就成高齡產婦，會難產。”

剛開始，葉舟就知道這是一個大故事，但他沒想到是如此大的一個故事。“我本以為大約是在七八十萬字左右，但最后成書是一百多萬字。”葉舟把所有感情都灌注進去，洋洋灑灑、揮灑自如、百無禁忌，也不管字數了。寫完以后一看，心想可能也只有這么厚的書才能配得上敦煌——“故事的厚度、密度、深度、廣度、溫度，只有將這幾個向度的東西結合起來，才能配得上那一座千佛靈巖，配上那個偉大的遺址。”

讀《敦煌本紀》，評論家李敬澤嚇了一跳，“他就是個孫猴子，不得了。”葉舟個頭不高，戴眼鏡，戴帽子，人群中再平凡不過，看著還有幾分弱小，《敦煌本紀》里藏著他一股無窮的勁頭。李敬澤說葉舟有大想法——《敦煌本紀》選的時間點非常有意思，20世紀初的時間節點，也是我們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節和縫隙。選敦煌這樣一個地方，在這個點上寫一部本紀，是為中國人立本紀，為中國精神立本紀。那個貫通古人和今人、貫通古代和現代、貫通我們民族的西方和東方、貫通我們民族的那些基本精神氣概和法度倫理的東西，葉舟在《敦煌本紀》中，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有一個壯大而自由的展示， “《敦煌本紀》也是給我們一個看中國的視野。中國之了不起，中國之大，不僅僅是幅員廣大，還表現在有敦煌這樣一個巨大的空間和精神上的回旋之地，這也是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的來源。”

人們對絲綢之路的遙想，大多停留在張騫出使西域后，東西文明彼此交融貫通的輝煌璀璨，中原大地物產豐盈，人馬興旺，締造了生命力更加強勁的中華文明。然而從清朝末年開始，隨著國運敗落，整個絲綢之路已經形成了一片銹跡斑斑的地帶，西部開發時有一個詞叫“銹帶”，可以形容繁盛過后逐漸沒落的河西走廊。經濟的落后，文化的滯后，民眾交往交通的滯澀，是導致后來整個西域衰敗的致命因素。

在小說家眼中，所謂的“銹帶”，所謂的邊角料，或許正是一個強悍故事真正的埋尸之地。死而復活，涅槃再生，這本身就是悲劇的源頭。起筆時，葉舟立下了這樣的念想：這部小說要構建一座20世紀初的沙州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內，安頓下身世各異的蒼生赤子，讓他們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顛沛的光陰中，去看盡人世上的悲歡炎涼。這部小說要刻畫一座鮮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經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與斯坦因，如何在一個山河板蕩的時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這部小說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傾的滾燙少年，他們驕傲而沉著，寡言笑，重然諾，輕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劇性的終局。這部小說必須廓開一條樸直而壯烈的大道，在廣闊的西北，為當時的中國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氣。“說到底，《敦煌本紀》講述的是正義、力量和正信，也包括困局與反擊。”葉舟說。

書里的這幫少年，從清朝末年，從1910年開始一直到1937年，在長達27年的歷程中，為著復興敦煌一帶的文明奔跑，血涌，怒發沖冠，獨孤求敗。葉舟說，你如果讀完《敦煌本紀》，一定會覺得胡梵義、胡梵同、陳小喊、蔣斧、孔執臣、索乘這些人物似曾相識。他們仍舊活躍于廣闊的西北，光芒燭地，策勵子孫。只有邊疆，令他們大膽托孤，為他們保存下了最后的骨血以及最后的美，金沙深埋，奠定了未來的根據地。

有一天深夜，1點，《芳草》主編、作家劉醒龍接到了葉舟的電話，非要唱一首剛剛學會的西部民歌“花兒”給他聽。劉醒龍說，甘肅的作家和詩人都有個毛病，興之所至不管不顧半夜給人唱歌。

劉醒龍一直認為葉舟是個可遇不可求的詩人，新世紀初那幾年，詩人寫小說是個風氣，“我就覺得詩人寫小說，未必像小說未必是小說，所以就托朋友給葉舟捎個話，叫他不要寫小說，害怕他一寫小說把詩歌丟下了，我心里有這種想法。”

顯然，葉舟沒有聽進去。劉醒龍倒深知文學中人：但凡有點雄心都是這德行，別人替你看好了這個路，說這個路好走，你就偏偏不走，非要另辟蹊徑，走險象環生的路，而且還遲遲不知返。

直到看到《敦煌本紀》的稿子，劉醒龍決定《芳草》四期連載。“讀《敦煌本紀》讀到幾千字的時候，我就發現那個在半夜千里之外唱花兒的葉舟又回來了，敘事有懸念但不過度張揚，文本很民間卻充滿詩性。”

再過一個月，劉醒龍將卸任《芳草》主編。他感謝葉舟將《敦煌本紀》交給《芳草》首發，讓他這個客串的主編得以站好最后一班崗。

《敦煌本紀》單行本的責任編輯，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的魏瑋。這個“90后”姑娘與葉舟同是甘肅蘭州人。厚厚的兩本書，對她來說是幸運，也是挑戰。初稿非常成熟完善，魏瑋要做的就是在通讀過程中把主要人物、故事情節、小說結構全部梳理出來，拿不準的地方一一向葉舟請教求證，“葉老師的語言是詩性的，融白話、文言與西北方言于一體，對我很親切，因為都是家鄉俚語，書里寫的也是家鄉的山川風貌，很熟悉。”魏瑋把《敦煌本紀》當作一個宏大課題，有前期文獻資料積累，有文本細讀分析，有作為出版產品的定位和闡釋，也有將它推向市場的營銷策劃，書的順利出版是大家共同的心血。

《敦煌本紀》是野生的，目光平視，春秋叢聚，猶如曠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楊林。葉舟的寫作，徹底釋放了血勇之氣，展開了想象的邊境，起筆前他已經想好，這次一定把自己寫開，寫嗨，把所有詞匯表天翻地覆重新篩選一遍。

有人說小說家其實是“發明家”，如今回過頭來看《敦煌本紀》，葉舟說自己重新“發明”了一座敦煌，借了歷史的外衣，表達自己對敦煌的認知。遺憾是有的，還不少，這些遺憾又埋下伏筆，等待將來的萌芽破土。

12月4號，在中國作協創研部、甘肅省文聯、《芳草》雜志社、譯林出版社共同主辦的《敦煌本紀》研討會上，葉舟準備了發言稿，因為怕耽擱時間太久而作罷。紙上本來有這么一段：

《敦煌本紀》的初心，就是試圖去重新發現這個國家的邊疆，去眺望我們這個民族的少年時代，去厘清這一偉大文明的來路，并獲取今天的力量與擔當。我個人以為，《敦煌本紀》的關鍵詞如下：少年、情義、血勇、赤子、知己、快意、仗劍天涯等等。總歸還是那一句老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書寫遠未結束，類似的使命也有待完成。

結果，在現場變成了“八十年代有個上海詩人寫過一首詩，其中兩句是這樣的——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在冬天還愛著一個詩人。寫了三十幾年，這是我第一次開專場個人作品研討會，是個難忘的大日子。歡迎大家去蘭州，我請你們吃最好的牛肉面，給你們加肉加雞蛋！”

李修文說葉舟是赤子，悲痛者，永遠的少年氣。我問他，怎么理解悲痛者？李修文給我的回答是：道不盡，你沿祁連山走一趟即知。

（文/周茉  攝影/馮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