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民族壓迫制度，我國各族人民迎來了當家做主、平等團結、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標志著我國各少數民族的詩歌進入了迅速崛起、發展繁榮的新時代。巴·布林貝赫、馬瑞麟、康朗甩等眾多少數民族詩人，以無比興奮激動、歡樂舒暢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變和祖國的新生，歌唱邊疆民族地區日新月異、如錦如繡的迷人風貌和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欣欣向榮的春天，歌頌我們親愛的黨、英雄的人民和偉大的時代。

在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藝方針的光輝照耀下，不僅像尼米希依提、納·賽音朝克圖、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漢、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這些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活躍于詩壇的老詩人，重新開放出絢爛的藝術花朵，而且在各少數民族中都迅速涌現出一批又一批的詩歌新秀。許多過去只有口頭流傳的民歌民謠和民間敘事詩的少數民族，也開始有了自己用筆寫作的第一代詩人和詩群。

70年來，我們少數民族的詩歌創作隊伍在生活激流和時代風云中日益壯大并不斷成長起來。我們已經擁有一支包括幾代詩人在內的、陣容可觀、成果豐碩、前程遠大、不可低估的少數民族詩歌創作隊伍。55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詩人，有的民族已擁有數以百計的詩人群體。光從歷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評選來看，共有100多位少數民族詩人的167部（篇）詩集（長詩、短詩）獲獎。在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優秀新詩（詩集）評獎和后來的魯迅文學獎評選活動中，也都有少數民族詩人的詩集獲獎。

70年來，幾代少數民族詩人與時俱進，觀念不斷更新、思想不斷深化、眼界不斷開闊、技巧不斷提高。與此同時，他們都堅持從自己腳下的土地出發，從自己的生活體驗和切身感受出發，從時代、祖國和人民的需要出發，他們想到自己作為一個民族的時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滲透在他們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種對自己故鄉、民族和祖國的深深的愛，是一種由衷的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

少數民族詩人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熱愛自己所處的偉大時代。他們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進在時代變革的廣闊天地里，敏銳地感受著時代脈搏的跳動。他們努力使自己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心，認為能自由地為祖國、人民和偉大時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職責和光榮使命。克里木·霍加說：“潛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層去吧，讓你的心變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貝赫說：“在我看來，對于母親的愛、祖國的愛和黨的愛，不可分割地融為一體。”

正因為對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國人民和偉大時代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和自覺的追求，少數民族詩人始終堅持正確的創作方向和詩歌精神。70年來，在幾代少數民族詩人的創作中，始終貫穿著歌唱新中國、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時代這樣一條紅線。即使是在“文革”十年當中，有的少數民族詩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堅定的信念”，在偷偷寫著當時不可能發表的詩，表達自己對人民憂患、祖國安危和人類命運的思考。如牛漢、黃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寫了不少后來發表并獲獎的好詩。少數民族詩人們在新時期40多年來創作的大量優秀詩篇，更是以一種深沉的歷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強烈的時代精神，激蕩著我們的心。他們以自己內心深處涌流出來的真誠、深摯的火熱情感，以自己在改革開放的生活激流中經過深思熟慮的獨到認識和深刻理解，來歌唱時代生活，歌唱祖國人民，揭示和創造人民所需要的藝術世界。

少數民族詩人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和優勢：他們都能夠把自己藝術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較注意從本民族獨具風采的民間文學寶庫中，從規模宏大的英雄史詩、神話傳說、長篇敘事詩和簡潔精美的民歌民謠中吸取豐富的養料，從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因此，他們的詩歌在題材、內容上，在語言、形式、風格上，都有著鮮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氣派。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數民族詩人就創作了許多富有獨創性和民族特色的詩歌作品，在中國詩壇上構成了一道獨放異彩、耀人眼目的風景線。

一批根據民族民間故事創作的敘事長詩，以樸素、清新、明麗、豐富的語言，通過許多生動活潑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獨特地揭示了少數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靈美，強烈深刻地表現了他們反對黑暗勢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堅強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韋其麟的《百鳥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響曲》、汪玉良的《馬五哥與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麗春的《玉龍第三國》等。

許多詩篇絢麗多姿地抒寫了各少數民族人民的傳統習俗和民族風情，生動有趣地展現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愛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讀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組詩》、納·賽音朝克圖的《藍色軟綢緞的“特爾力克”》、吳琪拉達的《該把口弦掛在誰的胸上》、張長的《愛伲人的婚禮》等。

更多的詩歌則著力于別開生面地反映少數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熱情洋溢地抒發和表達本族人民在新時代的歡樂感情和美好暢想。如庫爾班·阿里的《從小氈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納麗在飛翔》、饒階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貝赫的《生命的禮花》等。還有柯巖、高深、汪承棟、柯原、金哲等一批詩人的各類題材的詩作，也都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改革開放40年來，由于黨的文藝路線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貫徹落實，中國作協創辦了專門發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學》，定期舉辦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評獎活動，連續不斷舉辦少數民族作家的培訓班、研修班，組織少數民族作家和詩人參與中外文學交流，不定期召開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集中研討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繁榮的有關問題，少數民族詩歌也同其他門類的文藝形式一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主要表現在：

第一，不僅每個少數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詩人，而且詩歌作者的隊伍更加壯大。大家掙脫了種種“左”的禁錮，思想解放了，眼界開闊了，題材不斷拓寬，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現實生活、人生百態，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風光、花鳥蟲魚，各種各樣的題材都在少數民族詩人的筆下得到了異彩紛呈的反映，語言形式、表現手法、藝術風格也更加多樣化。少數民族詩歌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都顯得更加豐富奇麗、多姿多彩。

第二，經歷了十年“寒冬”的考驗，少數民族的詩人們“站在歷史長河的岸上，讓莊嚴的思想展開沉重的翅膀”。單一的直線視角為多角度多層次的觀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膚淺的直白的歌頌為豐富復雜的內容和嚴肅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緒為嚴峻艱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歷史感所代替。詩人們誠實勇敢的品格和純真高尚的靈魂得到冶煉和展現，他們的詩也就有了更尖銳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歷史深度。伴隨著對真、善、美的歌頌，往往有對假、丑、惡的無情鞭撻；在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歷史巨變和瑰麗景象而歡欣鼓舞、由衷贊美的時候，詩人們也沒有忘記對某些隨之而來的腐敗與欺騙的揭露。他們不論寫什么題材，都注意把自己獨特新穎的個性感受和啟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貫注于詩的創造活動中，從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詩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時代生活內涵。他們在思想和藝術的追求上，在繼承與革新、民族化與現代化的結合方面，都比過去更自覺、更成熟而更富有創造性了。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數民族詩人們在改革開放后與時俱進，對詩的本質、詩人的職責和詩作為“精神個體性的形式”等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時期涌現出來的詩歌新人，更是因為幾乎沒有什么舊的理論模式和創作模式的影響和束縛，一開始寫詩就有比較新穎和獨特的個人特色，體現出一種不斷開拓創新的精神。他們在創作實踐中各自尋找著自己的位置，各自發出自己的聲音。從總體上來說，我認為老、中、青幾代少數民族詩人在新時期的創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寫出具有民族魂魄、人類情懷、世界眼光相結合的詩歌。

以上簡略地回顧、評述了新中國70年的少數民族詩歌。因精力和閱讀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譯成漢語的大量少數民族詩歌，還有大量少數民族民間史詩、民族敘事詩、民間歌謠，以及少數民族詩人創作的舊體詩詞。我認為，70年來的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取得了劃時代的巨大成就。它的豐碩成果、豐富經驗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顧和總結，希望詩歌評論界和新文學史界給予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