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地方性內部的本質與多元

伴隨著全球化和城市化進程不可抵御地展開，城市書寫在今天中國文學界蔚為大觀。不妨從一個反向追問開始討論——我們在城市里看不到什么，或者說，什么樣的城市空間是我們看不到的？作為過渡，且讓我先談談自身和城市的關系。

我是知青子女，父母都是地道的上海人，他們先是去江西插隊，然后千辛萬苦調職到江蘇無錫（因為從當時的地圖上看到，那里有距離上海最近的火車站）。我出生在上海，但自小被父母帶在身邊，他們一遍遍地向我講述：外灘的鐘聲和“世界建筑博覽會”、豫園的九曲橋、鳳凰牌自行車、王家沙的精美糕點……我是通過高考考回上海的，在實際回到上海之前，我生活在對上海無盡的想象中。坦率地說，學習的最大動力就是“我要回上海，回到那座城市！”后來如愿去復旦大學讀書，有一天在寢室里和親戚通電話，旁邊兩位“上海土著”同學竊竊私語：“你聽，他說上海話時有幾個詞咬不準音。”如同創傷經驗，這件事讓我痛苦糾結了半天。后來讀到陳丹燕的小說《慢船去中國》中有相似細節：主人公范妮的父母作為知青，二十歲到新疆，生活了大半輩子，妹妹簡妮在新疆讀完高中考回上海。長期遠離上海的生活經歷讓范妮對父母和妹妹非常反感，“她忍不住為已經能看出來不是上海人了的父母和妹妹而感到恥辱，就像為自己家的敗落感到恥辱一樣。她恨他們到底不像上海人，不像是這個家走出來的人”，雖然范妮的英文遠不及妹妹簡妮流利，但范妮“捉得出她的英文里有不是上海人發音的微小區別”，并為此沾沾自喜。以上生活中與文學中的例子，都關乎圍繞著城市而展開的身份認同。

可想而知，我和城市的關系一度是多么緊張和焦慮。這些年我關注的同代作家當中，甫躍輝和鄭小驢是我長期追蹤的對象，現在想來，引發共鳴的，可能正源于個人與城市之間的緊張關系。那完全是司湯達、巴爾扎克式的寫作：當龐大的都市在面前展開時，外省青年內心充滿野心與狂想，既要拼命融入，又總是感覺到處處排擠和累累傷痕。

近些年來情況似乎有所變化，更年輕的一代寫作者，能夠以較為平情、冷靜的態度去把握個人和城市的關系，緊張和焦慮已經得到了緩和。比如書寫上海故事的王占黑，借用她作品中的一句話來表達——小花旦給了“我”什么，給了“我”一雙眼睛去看上海（《小花旦的故事》）。而王占黑透過這雙眼睛所看到的上海，是我看不到的；準確地說，是我一度不想去看的，而從心理習慣而言，我們往往只會選擇去看那些我們愿意看到的。請容許我再插入個人經歷：當我回到上海讀大學之后，每星期都會去奶奶家度周末，但其實我很排斥這件事。奶奶家位于老式的工人小區，我總是在下午或黃昏的時候抵達，當雙腳剛剛踏進那個小區，耳邊聽到的是搓麻將的聲音，鼻子聞到的是煎咸帶魚的味道，眼睛看到的是樹蔭下老頭老太在聊天……這一切都讓我感覺到時間停滯了，衰敗而缺乏活力，于是設想各種各樣的理由不去奶奶家里。但是現在想來，其實這樣的空間就是王占黑著力表現的中心，她寫出了像我這樣的讀者原本不愿關注的人和地區其內在的尊嚴、活力與豐富。

這樣的城市空間，其實也一度被我們的文學所忽略、刪減。蔡翔先生記述過如下一則經歷：“1999 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學》日常工作時，曾經在刊物上開設了一個名為‘城市地圖’的欄目，當初為這個欄目撰稿的作家年齡許多都在四十五歲左右。也許是受其個人經歷、家庭出身和社會背景的影響，這些作家所描寫的對象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提供的是一個歷史的、底層的上海。大概在一年多以后，一批更年輕的作家開始出現，也就在這個時候，淮海路、南京路、徐家匯等等所謂的‘高尚地區’在這些作家的筆下頻頻出現，而其所提供的場景、人物、情節等等也時有雷同之處。這些作家未必都生活在這些區域，而其個人記憶也未必能由這些生活概括……”（蔡翔：《何謂文學本身》）這里“一批更年輕的作家”對環繞著“淮海路、南京路、徐家匯等等所謂的‘高尚地區’”的展現，我們確實見得不少，觀感也如蔡翔先生所言——“雷同”。慚愧的是，我也曾經和這些作家一樣，夸張了城市中的某些空間，拋棄了城市中的另一些角落。可見，文學如何選擇地理空間，現實中的城市如何被寫入文學中的城市，已不是簡單的反映論問題，背后聯系著深廣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

所以我們其實不能“透明地”看到城市，在實際看到城市之前，我們心中已經存有一張關于城市的“地圖”，這張地圖不僅是由感覺、經驗促成的，也交織著觀點、價值和文化。而想象中的城市反過來也會對現實中的城市進行秩序化，它讓我們選擇去關注某些城市空間，遺忘另外一些空間。所以我們在觀察、書寫城市的同時，也應該不斷地對自我心中那張關于城市的地圖進行反省、清理。

二、 地方性外部的差異性與普遍性

在上海——我想在任何城市可能都會出現下面這番情形——一些地標性、外地游客“不容錯過”的景點周圍，大大小小的商鋪里都會兜售一種商品，叫作“上海特產”，囊括吃、穿、用等各門類（我記得有一種雪花膏，外包裝是民國時代風情萬種的上海小姐的肖像，里面究竟是什么就不清楚了）。我的一些外地朋友在購買了這些商品之后，無一例外都會向我抱怨：“上海特產”真是難吃、真是糟糕。我唯有苦笑：上海本地人當然是從來不買“上海特產”的，這是一類只會出現在城市的特定區域而且專門兜售給外地人的物品，這類物品脫離于在地的日常生活、只服務于單一的消費邏輯。

類似情形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不乏其例。有些頂著文化大散文旗號的作品，投擲出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符號，甚至是僵化的符號，在文化復興的幌子下上演故鬼重來，卻從不與當代生活對話。有些所謂地方性寫作，淪為展示奇風異俗的蠻荒故事，這是一種國界內部的“東方主義”式書寫，恰恰不能提供思想與行動的自由主體，它要么不能自己表達，只能依靠東南沿海都市文明來“代言”、給予意義；要么展示都市文明所“欽定”的自然地理、風土人情；它只是滿足于想象力貧乏、心靈空虛的都市人的單調胃口，也如“某地特產”一般服務于單一的消費邏輯。

真正在地的、有著充分主體性的寫作，首先應該與上述文學生產方式保持距離。但僅止于這一步大概還不夠，這么說吧，我們在思考地方性寫作時，依然需要去把握差異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

泰納在《藝術哲學》中將環境的殊異理解為構成精神文化差別的巨大外力，這誠然不錯；但文學藝術表現的終究是人類的心靈與情感，畢竟不像動植物那樣，“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因了氣候、土壤就彼此隔閡。而且文學本就應當具備一種突破狹小“自我”的超越能力、飛翔能力，擁抱恢宏的人類精神文化，與人類共同的生存處境作流轉不已的對話、溝通。尤其在今天這樣的時代，人口流動愈加頻繁、信息交往更為便捷，文學理當突破閉抑的地域區隔，在更為開放的空間內交流。從腳下這塊土地上生發的寓言故事、神話傳奇、民謠俚曲，理當點點滴滴地匯入、豐富時代精神。而不是相反，拼貼出一幅幅令人稱奇的民俗風情畫，似乎在凸顯“自我”，卻很可能再度掉入僵化、符號化的文學生產中去。

作為一種復雜、多層次的文學構成，既應具備個性、地域性，但也要返回到對人性的豐富認識中去。沈從文的《邊城》，“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得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 從文小說習作選> 代序》），講的是邊僻之地的故事，要表現的卻是人性的“小廟”和“人生的形式”，所以這個“鄉下人”的文學能夠從“邊城走向世界”。現代文學中“鄉土文學”的概念，可能是由魯迅在《< 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 導言》中率先闡發的：“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然而魯迅是這樣表彰蹇先艾的小說：“他所描寫的范圍是狹小的，幾個平常人，一些瑣屑事，但如《水葬》，卻對我們展示了‘老遠的貴州’的鄉間習俗的冷酷，和出于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魯迅從“狹小”的描寫范圍中讀出“母性之愛的偉大”這樣超越自身的共通性意義。地域特性也許正是文學培育獨特個性的“原生土壤”，但它也應該超越狹隘的地域視野而匯入整個民族乃至人類的生存體驗與精神空間。真正的地方性寫作，應當辯證理解差異性與普遍性，踏踏實實地從一塊塊“郵票般大小的地方”起步，為契入“大家的情境”而作出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