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中國當代文學的進程是伴隨著國家文學的經驗和理論的探索、調適、建設而形成的一種獨特軌跡，制度設計一直是其中潛伏著的支持性或限制性框架。社會變局最能顯示制度的特征和性格。1990年代初的變局轉型引發出有關文學制度和價值觀的兩大主要問題：如何重建國家文學的體制與機制的有效性？如何重建文學與現實的基本關系？面對這一轉型巨變，文學界首先感到無所適從的其實并不是作家創作，而是文學批評——如何論說當下文學現狀，成為一個難題。而時間似乎并沒有留下足夠的可能使得文學批評找到合理的認知和有效的解決途徑。在經濟的飛速發展之后，互聯網時代接踵而至。網絡文學從出現到完全的合法性建立，證實文學權利已經開始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吳俊老師認為這種新生態文學之變源自全社會的文學生產機制的系統之變，且更愿意視之為文學史之變，認為網絡文學拓展了文學的傳統邊界，開啟了一段新的文學史。在本文中，吳俊老師表達了對于文學批評在不確定性的現實中喪失價值地位、遭遇自身之惑的沮喪。而將文學批評從這種被動的“隨機應變”的狀態中解脫出來的關鍵，或是在于建立一種相對性的價值思考方式——“總之，自覺到一種相對的有限性的關系存在，對于發現我們身處的不確定性現狀中的價值體現能產生積極意義吧”。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提到過兩個相關聯的看法，一是新中國文學70年就是國家文學建立和建設的70年，二是最近40年也是國家文學改革開放的40年。更加宏觀地說，中國當代文學的進程是伴隨著國家文學的經驗和理論的探索、調適、建設而形成的一種獨特軌跡。制度設計一直是其中潛伏著的支持性或限制性框架——在此意義上，也可以將國家文學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種整體性或總體性概念表述，既是一種描述，也是一種判斷，但并不導向簡單的價值判斷，因為很顯然地，其中的復雜性才是我們最為困擾的問題所在。只是對于當代文學制度的種種設計，長期以來已經習以為常，以為文學體制本就如此，由此，最重要的制度反而成為一種“潛伏”狀態了——制度視野的觀察顯然成為分析當代文學的一種主要的政治路徑。從專業角度說，這首先也就是文學批評會最多面臨的實際狀況。

社會變局最能顯示制度的特征和性格，或者說，變局的特殊性使得因常態而被遮蔽的制度“固態”表現出了陌生性的“變態”，由此顯現出了制度性問題的重要性乃至關鍵性——從中看出制度變遷的真相。《路遙的時間》里寫到這樣一段情節，1990年代初，路遙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后，各級政府和文化部門的領導都給予了十分顯著的表彰、獎勵，并對其在公私兩方面都提供了充分的幫助和支持，一時間可謂聲名如日中天，人生平步青云。這時間，路遙想到了要編輯出版一套自己的個人文集，雖說那時候一般認為一個剛過四十歲的年輕作家出版個人文集實在有點早了，但路遙仍執意我行我素。然而，形勢卻是比人強。因為各級圖書館、新華書店等圖書訂購銷售主渠道都已經陷入了經費窘迫、無米可炊的經濟窘境，即便有領導直接批示支持購書，但各單位并沒有可用的購書款，結果仍是無可奈何——現實的規章制度或利益考量就是征訂數不足就不能開印，即便是路遙也不行，即便是領導批示也不行，否則就得出版社虧本背鍋。政治的光環和綠燈不再能為文學的生存保駕護航。這一情景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真實反映了1990年代初期發生的中國社會轉型的實況。經濟改革轉型全面提速，產業類型結構調整，文化事業跟著面臨重組。這意味著文學出版必須也要走上市場經濟的軌道了。換言之，出版的價值觀在國家和社會層面都發生了根本性轉折。也就是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巨變中，即便權力仍對文學文化予以了政治關懷，但在經濟或資源支持上已經基本無能為力，至少是權利的行使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可說一時回天乏術。路遙再紅，生產資源卻難以為繼，市場供求關系也就隨之消失。此時此刻的這一案例，必然引發出了需要重新定位文學價值地位、文學何以自處的問題。從專業角度及責任上說，這正應該是文學批評需要首先考慮的問題。

從我的有關中國當代“國家文學”的觀點來看，這次轉型并沒有帶來中國文學的性質改變，而是一種結構轉型——文學生產的價值地位需要有一種“位移”后的重新確認。這種位移并不主要發生在文學內部，而是發生在文學生態所寄生或依附的社會政治生態中，發生在前者與后者的關系變化中。但是，其中也有十分嚴重的問題發生，即由此產生出了一個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的制度倫理問題：一方面仍需要文學的政治效忠和意識形態服務——文學的性質沒有改變，同時另一方面則權力已經無力或不再能為文學提供生存發展的充分資源——極端地說，中國社會的發展轉型已經將其中的文學暫時棄置不顧了。可以想見，主流價值觀的軟弱或意識形態的混亂必然因之出現。

顯然，當時的文學界包括文學批評并沒有基本的應對如此現狀的思想、理論和行動準備。當然更深的問題癥結仍在于，中國當代文學一直主要存活在國家制度框架內，一時間已經不可能對“遺棄”的遭遇和“落難”身份重新建立合理的信心與概念。況且從歷史上看，發生在1990年代初的這次社會轉型和文學地位變遷，也是共和國文學在制度化的國家文學建立之后，首次發生的整體性的重大結構改變。也由此將一個新的制度性問題引入自覺思考的領域：在社會結構、經濟制度轉型之后，意識形態、文化領域包括文學事業的價值認識、政策管理及技術手段將進行怎樣的有效調整？文學界內部，也出現了不同以往的重新思考文學基本性質、功能的基礎性問題。可以說，如何重建國家文學的體制與機制的有效性，如何重建文學與現實的基本關系，就是1990年代初的變局轉型引發出的有關文學制度和價值觀的兩大主要問題。

但是，文革后的中國文學批評對此類問題的思考顯然不足，或者說，1980年代的文學批評雖然仍保留了強烈的政治激情，而其基本方向則在對于政治的批判、抗衡或疏離、消解的方面，很少主要考慮文學與國家制度間的關聯，由此對于中國文學的現實認知及定性定位上就會發生必然的常規偏離，文學價值觀也就形成一種時代性的偏差。等到1990年代開啟了轉型巨變，在文學界首先感到無所適從的其實并不是作家創作，而是文學批評——如何論說當下文學現狀，成為一個難題。對于文學批評的普遍不滿就是從那時開始的，1980年代文學批評的先鋒姿態、理論形象及其“黃金時代”（假如可以有此一說的話）就此崩潰和終結。此前，文學批評除了充當專業角色外，同時還主動自覺地擔負了啟蒙者、思想者、社會活動家乃至政治發言人、國家未來設計師的自許使命，到頭來一場社會和制度發展的轉型變革來臨，事實證明了文學批評的一切自我期待和社會形象，不過是沙灘上的高樓，哪怕有海市蜃樓的陪襯，也還是瞬間即倒。不僅毫無自救之力，而且暴露出了脫離社會實際、一向紙上談兵的高蹈空談本相。

所以，在社會轉型發展中，既需要權力對于國家文學制度有一種前瞻性設計，這在共和國建立前后進行得可以說相當充分，也需要文學界內部、尤其是文學批評對于時代變化有成熟的應對，需要為文學的自信提供價值理由。1990年代的文學批評好像并不令人滿意。

如果可以把以上19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發展轉型對于中國當代政治——文學的制度設計所提出的主要問題視為一種整體性的挑戰，今天回看文學史，就能發現這其實就是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后由文學生態結構的現實重組需求而凸顯的意識形態管理的挑戰，是國家文學如何順應時勢、在改開實踐中進行制度調適、革新和提升的挑戰。顯然這仍是一個關于新中國文學的整體性的根本問題。那么，文學或文學批評顯然并沒有或許是不能應對這一重大問題的挑戰。況且，時間似乎也并沒有留下足夠的可能使得這一挑戰能夠獲得合理的認知和有效的解決，因為經濟的超常發展使得中國很快成為總量第二的世界經濟大國，其次則是互聯網時代的接踵到來。中國文學立即又在強大的經濟刺激和網絡支持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由此，問題的癥結也發生了轉變，權力的管控手段而首先是權力的習慣思維遭遇到了技術的限制甚至抵消。面上的制度現象問題深入到了制度的基本合法性問題上了。

1990年代初出現的對于文學的政治和經濟的倫理尷尬，造成了此后相當時期意識形態管理的某種政策或策略性的“松綁”“放松”。但政治權利的“主權”地位并沒有發生轉移——既有的權利主體并沒有喪失權利的合法性，只是權利的如何行使主要體現為對于自身功利取舍的策略考量。但是，新世紀初不久發展至今的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的疾速到來，宣告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新時代已經來臨：有錢了，還要更多的“自由”。這是獲得了經濟成果和技術支持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衍生出的社會/群體/個人的權利需求和欲望，卻是在很大程度上威脅到了既定權利的合法性基礎和地位。在文學領域，所謂網絡文學從出現到完全的合法性建立，既是一種時勢的明證，更是一種力量和價值觀的宣示——文學權利已經開始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制度設計和文學應對因此面臨了宏觀面與技術上的考驗，都需要重建一種權利的合法性、合理性及有效性。

先從宏觀的數據來看，截止2017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7.51億，互聯網普及率54.3%，網絡文學用戶規模3.53%億（占網民總數46.9%），其中手機網絡文學用戶3.27億，占手機網民45.1%。（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止2018年，網絡文學用戶超4億人，注冊作者超1千萬人，簽約作家68萬人，全職作家32萬人（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此前，1998年后被稱為中國網絡文學元年，原因一是1997年12月25日中文原創文學網站榕樹下網站上線；二是第一部網絡原創長篇小說痞子蔡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在1998春上線。進入新世紀以后，網絡文學在文體創作規模、產業及市場形成、文學（產業）研究、甚至批評和理論研究方面都有疾速或比較明顯的發展，而尤其是在社會、政治層面上的組織化、制度化——與國家文學的融合方面，幾乎沒有嚴重的沖突性機制障礙——特指文學領域沒有產生重大的“群體事件”或輿情危機，反較紙媒時代的文學現象更顯平穩，這說明國家文學機制對于文學轉型問題的具體策略調適和應對，已經邁過了顧此失彼的1990年代這道坎。國家文學的強大制度功能在網絡——商業市場時代發揮出了安全閥、穩定器和調節器的實際作用。

2003年，起點中文網實施付費閱讀，“VIP制度”推廣，網絡文學商業模式初步建立。2008年，盛大文學成立（整合了起點中文網、紅袖添香網、小說閱讀網、榕樹下、言情小說吧、瀟湘書院六大原創文學網站，及華文天下、中智博文、聚石文華三家圖書策劃出版公司等）。2013年，騰訊“創世中文網”誕生。2015年，盛大文學、騰訊文學合并為“閱文集團”。在文學體量上的數據尤其驚人，截止2016年底，40家網絡文學網站作品數已達1400余萬種，日均超過1.5億文字量更新，作者超過1300萬，簽約作者近60萬。一年網文產量超過此前60年紙媒出版總量。隨著2008智能手機的廣泛普及和移動互聯網趨勢，新媒體進入了移動互聯時代，網絡文學呈現爆發增長。而且，網絡文學生產資源催生出了完整的產業鏈型態，網絡文學IP（知識產權）的成熟運營標志著內容生產與傳媒、娛樂一體的完整商業模式的出現及完善。截止2016年底，網絡類型小說IP轉化的出版圖書達6443部，改編電影900多部，改編電視劇1056部，改編游戲511部，改編動漫440部。這都是連今后的紙媒文學也都不可想象的。

與此相關的是，網文批評和研究開始嶄露頭角，逐漸擺脫邊緣地位，企圖與傳統批評主流形成力量對峙，趨勢上應該相信時間會證明批評中心的角色將隨之發生結構性改變。我們可以看一組近年的對比數據，截止2013年底，期刊發表的網絡文學研究文章有910篇，報紙1037篇；研究生學位論文有229篇；各種會議論文143篇；理論著作有83部。3年后，2016年底的數據，以網絡文學研究為主題的相關文章發表有1348篇；更重要且具高顯示度的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有9項，還有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說明網絡文學研究已經進入了國家規劃范疇。預計今后幾年的國家級項目立項會逐年遞增。這也是一種最具中國特色的國家設計，意味著網絡文學所獲得的合法性支持力度。

在這過程中，大約是從2014年前后開始，浙江省作協率先成立網絡文學作家協會、上海成立網絡作家協會等，至2017年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成立，已有約20個省級組織的網絡作協、網絡文學創作委員會或類似機構、團體相繼組成。第九屆全國作代會上，唐家三少當選為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唐家三少、天蠶土豆、跳舞等八人為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

面對這種趨勢，應該強調的是，技術-商業-市場的融合力量所產生的支配性影響，已經取代了傳統政治相對單一或單純主導下的主流文學寫作格局，在制度設計的支持和安排下，網絡寫作、網絡文學成為當代文學最活躍的多樣性新生態體現。這種新生態文學之變，源自媒介之變、作家代際或身份之變、受眾與市場之變、評價與審美觀之變，簡言之，源自全社會的文學生產機制的系統之變；或者，從文學批評推進到文學史的判斷，我更愿意視之為文學史之變——已經開始了一段新的文學史。新世紀以來已經形成了一種新媒體文學生態——按我的定義方式就是：憑借互聯網平臺及其技術（產品）支持而形成的文學作品形態及廣義生態。這種時勢和生態及未來期待，鼓勵了一種理論勇氣的釀成，可以仿照百多年前的胡適，提出一個“網絡文學正宗說”的觀點。如何理解所謂的“文學正宗說”呢？我后來傾向于認為當年胡適提出的白話文學正宗說，所要顛覆的并不是文言文學的歷史正宗地位，而是文言文學的“唯一”“獨占”的正宗地位；他認為這對白話文學不公平，他要正本清源確立的是白話文學可以有資格享有與文言文學同樣的文學正宗地位。也就是說，白話文學正宗說的要旨是運用一種文學史的敘述策略，將白話文學的文學史地位提升到與文言文學同等的正統地位，達到現實的新文學革命即白話文學革命的目的。而從學術上說，這一策略及目的的實現，不僅要有文學史論述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必須建立在白話文學的現實基礎上——白話文學的創作、批評及研究，必須具有文學現實的實際支持和社會響應，否則就只是少數精英小圈子的自娛自樂。就此而言，網絡文學在創作體量、文學人口（人力資源）、文學市場、跨域傳播、產業系統、經濟產出等文學、經濟及社會的廣泛支持度和影響力方面，已經不再使人有理由將之繼續視為不入流或無足輕重的業余流派，但是很明顯，主要就是在紙媒形成的迄今仍掌握或體現核心文學權利的正統主流的文學批評和學院研究中，或者說在傳統經典形成的文學史譜系中，網絡文學“妾身不明”，仍是一種無形中遭遇身份歧視的曖昧存在。只是技術和利益的趨勢與誘惑，在不斷形成對于紙媒的壓力，時勢推演的價值觀流變并不支持紙媒文學凌駕于網絡文學。相對于國家文學制度的設計，網絡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批評及研究，顯然還沒有完全跟上制度轉型的步伐或態勢——這當然也是體現了中國當代國家文學的一種語境特色：在文學價值觀上，制度設計往往先于文學界內部的專業認知和認同，率先產生文學風尚和潮流的引領作用。“網絡文學正宗說”的論述策略就是以某種相對“激進”的方式再次反襯出傳統主流文學批評立場與研究機制的保守與遲滯——至于網絡文學的正宗地位的現狀實況，已經一點也不顯得激進了。

如果更廣義地觀察媒介及技術的文學影響，如生物醫學、人工智能等科技的未來可能性，重塑甚至再造人類的可能性（包括基因編輯）不再是一個技術障礙問題，更多倒是倫理問題了。而文學創造（平臺）的技術化則直接造成了“人的文學”困境——文學已經改變，加上更徹底的人的改變，文學的重新定義就成為必然。如果人工智能“機器人”有可能毀滅人類、人本身，這不是一個虛妄問題的話，那么，文學或曰人的文學的生存與否就一定是個問題。也就是在目前，有必要重新定義“文學”。這在邏輯上也是順理成章的，網絡文學拓展了文學的傳統邊界，并形成了跨域的文學生產方式，技術發展則對此形成趨勢性支持，新的廣義文學生態已經出現，紙媒文學史對于文學的界定——定位定性，顯然不可能再可涵蓋網絡文學了。而且，我相信網絡文學所開拓、代表的文學生產方式，或許還有助于實現世界文學的古老愿景。文學批評應該對于這種趨勢和問題的可能性，投入更多自覺的關照，才能有效實現國家制度資源配置的戰略價值目的。但這又不僅是網絡文學的單一問題。

1990年代國家制度設計的政治選擇，增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變量因素；新世紀呈現的技術進步則是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中客觀誕生的特定時代的變量因素。兩者疊加的現狀就是一種不確定性的社會態勢正呈愈演愈烈之勢，而且這種不確定性的現狀因素在自媒體時代的增長（方式）幾乎無法完全掌控，不僅我們的一般認知發生困難，包括對于歷史的認知困難——以往的共識趨于歧義甚至瓦解，更重要的是國家文學制度以及我們對于制度的認知觀念和立場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幾乎很難建立穩定、自洽的（文學）價值觀，甚至，我們已經無從把握對象的真相，喪失了整體性關照和總體性視野的能力；我們面對的只能是一堆彼此糾纏或相互疏離的零件、斷片。歧義的紛亂程度、乃至觀點立場的互懟就成為一種必然，前述對于網絡文學的評價現狀包括其中的極端態度，就是一個顯例。在公共事件或社會現象的判斷上尤其如此，以致可以產生影響乃至綁架法律、政府決策等公權力的程度。

不能說文學批評就此完全無能為力，真實狀態應該說是難有作為吧。文學批評的分化既是思想界立場分化、研究路徑分歧的反映，同時也是自身無力的一種癥候性表現。而且我現在對于理論上的“文學史”的觀念實踐抱有深刻的懷疑和悲觀——文學史還是可能的嗎？文學史本該是對于歷史上的文學現象的一種整體邏輯建構和總體價值闡釋，但這種可能性目前正在消失——正是在一種文學史研究企圖方興未艾之際，文學史的實際可能性卻正在消失。前者即將導致文學史著生產的數量泡沫化，后者則會使文學史質量平庸化。具體挑戰之一就是，進入新技術時代后的網絡文學、新媒體寫作、跨域文學傳播等，已經產生了終結傳統文學史的趨勢。如何延續我們的文學史觀念呢？或者，文學史只能淪為編年史？更重要的是，包括所謂的史料學轉向之類，試圖將文學批評推升至文學史研究的理論層面或高度，但新的文學史邏輯的形成顯然并不是可見的未來能夠出現的。當下困擾我的是一種無與倫比的雜亂和不可知性：意識形態的立場對峙已經突破了傳統政治的邊界，難以名狀卻成為社會中的彌散性存在，無處不在的對抗性已經成為一種現實關系結構的特征。放大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構圖，從中美“貿易戰”中可以看到，國家和世界的利益爭奪既源于意識形態的歷史，更多則是規則與秩序的整體性重建問題。這其實也是文學史面臨的問題：新媒體文學的宣戰，預示著新文學時代的來臨；或者說傳統文學史的瓦解開始了，好似傳統政治方式的變化。這是一次觀念博弈，內含有文學價值觀在理論上的重新定義問題，更是一次整體性的實際利益份額之爭。文學批評如何貢獻自己的智慧并有所作為呢？

從根本上說，網絡文學之類現象，包括自媒體現象，都只是面上的問題，文學史也是一個特定的專業問題，最關鍵的是我們失去了有效對應不確定性現狀的能力——還沒有充分認識到，某種確定性的價值觀已經很難應對不確定性的現狀。而首先一個問題則是，現狀是否能夠滿足建立某種確定性價值觀或立場的條件？即便是在專業領域，我們還有自信認為文學批評對于文學的現場、現狀仍有可控能力嗎？以前所說的批評缺位現象等，換言之就是批評失去了話語能力和話語權——批評退出了文學場域。這已經不再只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之類可以圓滿解釋的了，比如媒介、科技對于文學和文學批評帶來的新現象、新問題，我們的批評能否作出理論或實踐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時候、面對很多問題，我們正陷于一種被動的“隨機應變”的狀態，但同時我們卻試圖、或相信：這種隨機應變的立場或方法能夠建立確定性、甚至絕對性的結論或價值觀。在一個迫切需要構建新的文化關系以致人際關系、世界關系的時代，隨機性和絕對論的思維及方法都在流行。從不同時空、場域抽選出現象個例，對其重新知識化甚至系統化論述，以達到新的闡釋或論題對象的形成，其中可能含有創新的實驗價值，但也并不必然，種種反邏輯的理論隨意性有時顯得更為突出。用隨機選擇的片段試圖拼接成一種以追求整體性闡釋為目的的對象或論題，這在方法論上往往陷于主觀性或一般意義上的強制闡釋、過度闡釋，缺乏對話溝通的有效性。這更多像是一種結論先于研究過程的理論立場表達，一種理論先驗性的表達而已。說到底，這種隨機性仍是一種價值絕對論的思維和立場，無助于闡釋現實的不確定性。這種現象在文學批評中可謂十分普遍。如何從個案出發建立整體性的思考？這不僅是個論述邏輯和論述策略問題，更是一個對于世界存在方式的基本認識問題。關鍵或是在建立一種相對性的價值思考方式。價值的相對性存在，可以說就是世界存在的一種根本方式，也是某種特定價值之所以有意義的根源。但絕對的、霸權式的權利沖動卻總是躍躍欲試，這種權利沖動最擅長用反對的方式建立自身的權利地位，目的就在論證自身價值的絕對性。所以有時我們不能不懷疑，如果個案研究的價值邊界無從確定，那么整體性的獲得又是否可能？或者，后者只能是一種理論上的抽象可能？一旦陷于價值絕對論的境地，整體性思考恐怕也就是一種虛妄。就像我們需要真理，當然需要，但對解決問題而言，真理需要借助于中介才能發揮作用，這就是常說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意思，否則真理就會是無效的空言。在此意義上，堅持真理的所謂絕對正確性其實毫無價值。

回到一些具體問題或現象上來，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批評如何拓展？除了現實經驗資源和傳統經典文學資源外，文學批評如何獲得對應于從二次元到虛擬多維世界、新文明想象的文學新現實的能力？這既是文學批評的網絡生存條件，也是文學批評的價值實現條件。目前，至少是傳統的文學批評基本上無從進入網絡原創的現場，就是創作與批評基本上不發生真正的互動，彼此的價值實現完全是在兩不交集的層面。即便是在最關注網絡文學、網文寫作的理論家筆下，其批評理論和批評實踐要么受到傳統紙媒文學理論陰影的籠罩，要么就暴露出理論突破、理論新創、理論原創能力的欠缺（限于篇幅和文章主旨，相關的具體討論和商榷，留待另文展開）。這實質上是在說明一個事實，我們的文學批評水平還遠低于文學創作的現實。當新媒體寫作（網絡文學、一般網文等）與前沿技術的更新和進步產生與時俱進的共振時——猶如文學現實的圖景在不斷被刷屏，我們的文學批評卻仍在一籌莫展，仿佛技術問題不是文學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問題，很大程度上的主要產生源頭恰恰就是技術。這是一種經典或傳統文學史無法應對、首先是從未面對過的文學現實。如果說我們以前很少考慮過文學的媒介性，那現在其實仍很少考慮過媒介性的文學。而對于媒介支持或其延伸線上文學現象、文學跨域、跨媒介現象等，我們的文學批評簡直就完全喪失了言說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現了一個沒有批評的文學現場，一種無從言說的文學現場。那么，文學批評的所謂議題和話語權，文學批評的理論功能，究竟有什么現實意義和價值呢？這是一種沒有對象的文學批評，因為首先是到達不了對象。或許我只是用一種絕對方式表達的對于文學批評在不確定性的現實中喪失價值地位、遭遇自身之惑的沮喪。但我們不能不思考一些至關緊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并不僅限于文學批評范疇。我也將這些視為不確定性中的基本常識思考：如何處理技術手段與基礎理論的關系？這涉及到對于文學新生態與文學史、文學觀的基本認知和評價。如何處理中國文學特色與世界（國際）價值共識的關系？這涉及到政治沖突中對于人類情感、審美特性甚至是人性價值觀的基本認知和評價。如何處理政治倫理與專業范疇的關系？這涉及到在泛政治化的情境中對于個體自由及言說邊界的基本認知和評價。總之，自覺到一種相對的有限性的關系存在，對于發現我們身處的不確定性現狀中的價值體現能產生積極意義吧。

行文至末，正好在微信上看到德國顧彬教授關于詩人張棗的追憶文章（肖鷹翻譯，“詩歌”公號）。很難接受一個曾是自己的朋友而且是死去的朋友遭遇道德和人品的指摘，況且作者尤以“毒舌”著稱，但是，顧彬文章對于詩人、詩歌的品質和純粹性的價值立場以及道德追求的執著，卻是我們文學中十分欠缺甚至罕見的。最重要的是，他表達出了這種價值和道德立場。個人情感立場退后，另一種價值就出現了。這使我必須對他表示敬意。當然，肖鷹的譯文也起到了錦上添花的美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