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20世紀70年代末，作為生活在北方農村的一個少年，在上學讀書和放學割草、干農活兒之余，于我來講最幸福的事莫過于，手捧一張報紙副刊，陶醉于那些小說、散文和詩歌的字里行間。

我們村（也叫生產大隊），訂有《人民日報》《河北日報》和《邯鄲日報》，照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訂有黨報。當時，文學藝術歷經十幾年寒冬的蕭條，剛剛迎來一個百花盛開的春天。這些報紙副刊版面上經常不斷地有小說、散文和詩歌作品問世。撲面而來的這些文藝作品，讓年少的我心潮澎湃，也滋養著我年幼的心靈，讓我尋找著生活的真、善、美。《邯鄲日報》是對開4版的地區級小報，報紙的副刊名叫“叢臺”，當然版面不大。但是，每期“叢臺”副刊上的文藝作品卻十分吸引我，記得當時經常在副刊版面上出現一個叫“孫桂貞”的名字，這個名字下面的每首詩歌都不長，讀起來淺顯易懂，這個詩歌作者就是若干年之后，活躍在詩壇上的著名女詩人“伊蕾”。她是從天津市來河北省邯鄲地區武安縣一家鋼鐵廠工作的知青，這一時期的《邯鄲日報》“叢臺”副刊上刊發了她的不少詩作。每當讀到副刊上的這些文藝作品，內心深處便有一種躍躍欲試的沖動。記得1976年自己開始練筆，有意識地寫文藝作品。我的第一個所謂的小說習作就是寫在1976年4月號《紅旗》雜志封三、封四上的。題目至今還記得叫《鐘聲》，是關于階級斗爭的題材，大意是地主階級分子破壞農業生產之類的內容。1977年開始，寫了不少詩歌，好像大部分是歌頌英明領袖的。1980年曾經嘗試著寫長詩《毛澤東之歌》，洋洋灑灑，一二百行，如今看來當然是很稚嫩的習作。

《河北日報》的文藝副刊叫“布谷”，這個名字讓自己感到很親切。因為每當初夏來臨，走在田間地頭，經常能聽到布谷鳥清脆的叫聲“布谷——布谷——”當時，在農村歷經冬春時節生活上的困頓，糧食少得可憐，平時不是紅薯干面當主食，就是高粱面當主食，布谷鳥來了，就意味著麥收季節即將到來，就意味著不久就有饅頭吃了。這于我來講，當然是一件天大的幸福事情。初一見到“布谷”副刊，版面上濃郁的鄉土氣息，讓我更是欣喜若狂。特別是田間、劉章等名家的詩歌，更是讓我愛不釋手。當然，版面上不少小說、散文更是深深吸引著我。記得副刊上連載的叢維熙的《第十個彈孔》《大墻下的白玉蘭》、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等等，讓我對小說又癡迷了起來。

那時，正值高考時代。1980年夏天參加高考成績已經超出提檔線五六分，但是成績下來后，體檢、填報志愿時，報了幾個“高、大、上”的志愿，結果落選了。老師說，你的數學考了21分，復習一年把數學成績提高一下，明年再參加高考肯定就沒有問題了。接下來，在復習備戰第二年高考的日子里，《人民日報》的“大地”文藝副刊又深深地吸引了我。“大地”副刊上的小說、散文和詩歌都寫得引人入勝，有時版面上一篇又一篇的名家佳作更是讓我目不暇接。在縣一中讀書備戰高考時，校園里設置有閱報欄。閱報欄里玻璃板后面的《中國青年報》是自己最喜歡的報紙之一。該報“綠地”副刊上的“青年習作”專欄最讓我惦記。有時站在閱報欄前久久不肯離去，被一篇小說所吸引時，經常是反反復復看上幾遍。

在復習備戰高考的日子里，常常讓報紙副刊搞得分心走神，不能踏踏實實地坐下來完成功課。記得，那時借住在縣城父親所在的單位鄉鎮企業局。局長姓潘，原來在縣文教局當局長，也算是個文化人。我常常懷著一種忐忑的心情去潘局長家借當天的報紙來看，潘局長見我每天晚上總是去他家里借報紙看，不但沒有反感，反而挺熱情。這樣一來，我就看了不少報紙的副刊文章。其中最讓我喜歡的是《人民日報》的“大地”副刊了，有時整版的小說或報告文學讓我常常陷入故事情節之中。就是“晨光短笛”欄目的散文詩，也讓我愛不釋手，給報紙寫稿的念頭常常從我的腦海里蹦出來。記得當時的《中國鄉鎮企業報》也有副刊，時常也刊發一些讓自己喜歡的詩歌。1982年深秋，參軍入伍來到北京之后，還曾經想給這家報紙副刊寫稿子。當然，這時更多的報紙副刊呈現在我面前了。

二

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長期沉迷于報紙副刊，讓我神不知鬼不覺地給報紙副刊寫起稿子來了。我雖然從1976年開始練筆有意識地寫文藝作品，但是我發表在報紙上的第一篇稿子，是1982年6月一篇一二百字的新聞稿，不過還是刊發在了《邯鄲日報》的“教育園地”專刊上。一年之后的1983年，在軍營里寫的一章散文詩則是刊發在了《首都公安》的副刊上。當時，發稿編輯是一位戴著眼鏡的大個子年輕編輯，這就是后來寫了不少公安文學作品的全國公安文聯領導張策老師。之后，自己真的把報紙副刊當作了一方舞臺，不斷地把創作的文學作品搬到這方舞臺上。于是，在偌大的北京城，我把一首首詩歌、一篇篇散文，甚至是小說及歌詞，相繼刊發在軍內外許多報紙的副刊上，當然還有不少主旋律作品刊發在《人民日報》的“大地”副刊上，甚至還有作品刊發在香港《文匯報》的“文藝天地”副刊上。可以說，近四十年來自己的這點業余愛好，是報紙副刊給足了我信心，讓我的思想與情感走得更遠，能夠抵達更遼闊的遠方。

三

從事業余文學創作幾十年來，在給報紙副刊投稿的同時，我與這些報紙副刊結下了很深的友誼。有的報紙還安排自己在副刊實習，從編稿、校稿，以及從出報紙的整個流程中學到了不少知識，什么頭條、字體、字號、刊頭字、刊頭畫、尾花、欄目等等，開闊了視野。20世紀80年代，我有幸在《北京法制報》副刊負責人朱小平先生手下實習一年。當時，報紙在右安門外東莊，就是北京南站西邊。我每天從北郊的軍營出發，先是在一個叫辛店村的地方擠上358路公交車，再倒幾次公交車，真是穿過北京城才來到位于南城的報社上班。朱小平先生學識淵博，擅長寫古體詩詞和文史隨筆，雖然年紀三十出頭，但造詣不小，頗有大家風范。20世紀90年代初，劉紹棠先生曾在給他的詩集作的序中寫道：“未結識朱小平同志之前，我已經讀過他發表在報刊上的詩詞。我不必過高評價，至少我寫不了那么好。認識他之后，知道他年不過三旬，越發感到難能可貴。”朱小平先生當年胡須甚盛，雖然也常修面，但是美髯公的形象依在，他的辦公桌玻璃板下有張頭像速寫，旁邊題曰：“一根胡須一分智慧”。記得，他當年與首都書畫大家往來密切，范曾、蕭勞、大康、周懷民、劉炳森、傅杰、歐陽中石、魏傳統、舒同等人皆為他主持的副刊題刊頭字或作刊頭畫，不少大家的作品，經由我畫版式、跑印廠，將一幅幅名家字畫印在報紙副刊的版面上。那時，印刷行業還沒有激光照排技術，印刷廠出報紙時都是由印刷廠的老師傅將刊頭字鑄成鋅版。《北京法制報》是在位于王府井的經濟日報印刷廠印刷出報。印刷廠的老師傅個個敬業，服務熱情。有時三校之后，一旦發現還有差錯想改動一下，也很配合支持。當年，在經濟日報印刷廠印報紙時，還趕上了中國出版印刷從鉛與火到光與電的轉變。激光照排印刷技術首先是從這家印刷廠開始推廣的。那時，有不少報紙也在這個印刷廠印刷出報。記得《中國電子報》《北京廣播電視報》等同仁，常常與自己一起在這個印刷廠的車間里忙碌。其中，一家報紙常來干活的同志后來成了頗有名氣的書法家。激光照排技術應用之后，刊頭字、刊頭畫都做成了膠片。20世紀80年代后期，朱小平先生和一幫新聞界同仁在阜外馬神廟辦了一份《中國城鄉開發報》，他又把我從部隊借來在“紅杏”副刊上干了大半年。那時，這份報紙的領導分別是從中宣部、中國記協等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晉綏老報人郁文、江濤，分管副刊的副總編輯是從《解放軍報》副刊退休的麥辛先生。麥辛先生是廣東人，在京多年，鄉音不改，平常總是一副樂呵呵的樣子，可惜后來這份報紙因為種種原因停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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