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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先鋒詩歌”的概念入手，辨析了“先鋒詩歌”作為一個詩學概念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流變，并在此基礎上辨析了“先鋒詩歌”與歷史語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揭示其與歷史語境“互相建構”的關系。只有祛除本質化的“先鋒詩歌”概念，才能在新的語境中確認“先鋒詩歌”寫作的方向和美學。

關鍵詞：先鋒詩歌；第三代詩歌；本質化

“先鋒詩歌”這一概念最早大約出現在1985年西南師范大學等高校創辦的《大學生詩報》上面，并在1986年的“中國現代詩群大展”中贏得廣泛的注意。雖然“第三代詩歌”在1988年左右已開始呈現退潮趨勢，并在隨后幾年發生劇烈的分化和變化，但“先鋒詩歌”卻成為詩歌批評和詩學研究中被頻繁使用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它日益突破起源語境，成為一個“超級概念”，自“第三代詩歌”以來，“先鋒詩歌”的這種無邊的涵蓋功能日益模糊了它本身的限定，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壓抑了其他的“非先鋒”詩歌寫作。實際上，“先鋒詩歌”是一個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生成的產物，是各種文學力量規劃、較量和妥協的結果，而不是什么超歷史的、不言自明的、本質化的“邏各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需要反思如下問題：先鋒詩歌是如何在當代復雜的文化中確定其自身的文學史內容和文化身份的？“先鋒詩歌”在其歷史流變中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對當代詩學批評提出了什么挑戰？

1980年代的“先鋒詩歌”是在“純詩”的口號下進行它的詩歌實踐的。“純詩”是一個在1980年代甚至是在今天依然沒有被廓清的概念，在“先鋒詩歌”的理論框架內，“純詩”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形式的創新，二是語言的實驗。在“他們”“非非”等詩人的觀念中，唯有創新和實驗才能使詩歌擺脫所謂的“世俗角色”，返回“詩歌本身”。在這里姑且不討論“詩歌本身”是一個多么寬泛的“所指”，僅僅就形式創新和語言實驗而言，這種理論訴求依然沒有擺脫自“五四”以來中國新詩一直在討論或者爭論的“元話題”。二十年代的白話詩論爭，三十年代的現代詩論爭，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討論，五六十年代的新民歌運動等等，其實如果刪掉不同時代不同的政治實踐和意識形態內容，都可以說是在進行形式創新和語言實驗。如果我們僅僅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上述各種詩歌事件以及“先鋒詩歌”，我們實際上就陷入了現代性的陷阱，現代性正是以不斷的形式和實驗來掩飾其真正的意識形態目的。也是在這一點上，舒爾特對波焦利在其《先鋒派理論》一書中認為“先鋒派”是以“語言創造性”為起點的觀點進行了批評，在舒爾特看來：“他的理論不能完成一個先鋒派理論所必須完成的起碼任務，以理論的精確性說明……先鋒派藝術的歷史獨特性。”舒爾特的觀點對我們討論1980年代的“先鋒詩歌”非常有啟發，顯然，我們不能僅僅用形式創新和語言實驗去界定“先鋒詩歌”的文學史內涵和文化身份，而且要從其“歷史的獨特性”方面去予以確認。

在1986年召開的“蘭州詩歌理論研討會”上，與會者對當時出現的詩歌的“新”走向產生了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與其說是不同的詩歌觀念之爭，不如說是不同的意識形態之爭。對于先鋒詩歌的參與者和支持者而言，1980年代的先鋒詩歌運動要求獲得的不僅是在“詩歌場”內的優勢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要求通過詩歌的方式去展示并確立一種“個人”的生存方式。這一“個人”的生存方式不僅意味著要驅除自1940年代以來日益僵化的集體意識形態話語，也要反對1980年代前期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孳生并高漲的以“朦朧詩”為代表的精英意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是“朦朧詩”，而是“先鋒詩歌”與1980年代中國要求進行世俗化改革的意識形態一拍即合，“先鋒詩歌”所標榜的平民化、反精英主義立場和世俗化的姿態正是1980末年代的中國得以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先在條件。正是有了這種歷史性的“合謀”，所以我們看到，與“朦朧詩”論爭時遭遇到的嚴厲的理論駁斥和官方干預相比，“先鋒詩歌”基本上沒有遇到任何阻力地就在詩壇獲得了主導性的地位，那些來自文壇內部的批評由于缺少“社會政治學”層面的支持而顯得螳螂擋車，不自量力。這樣，通過“形式”和“實驗”，不僅是個體表達的“欲望”獲得了最大的釋放，更重要的是，“先鋒詩歌”以反“意識形態”的姿態重建了詩歌與1980年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關系，并在一定范圍內成為1980年代的意識形態內容之一。

當然，我們也不能輕易忽略“形式”和“語言”在“先鋒詩歌”中的“功能性”作用。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背景下，“先鋒詩歌”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操練了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以來近百年的各種詩學（文學）思潮，在今天我們當然可以指責這種匆忙所帶來的“口水橫飛”和“消化不良”。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1980年代面臨的冷戰背景以及那一代人急欲進入“西方”的迫切心理動因，就會諒解“先鋒詩歌”所犯下的種種“失誤”。而實際上，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與經濟領域大規模的資本原始積累相似，“先鋒詩歌”的這種“饑不擇食”實際上也是一種大規模的“文化積累”，沒有這種積累，1990年代中國先鋒詩歌進入西方主流話語圈就不可能如此容易。

先鋒詩歌幾乎是在一夜之間進入1990年代的。1980年代向1990年代的劇烈轉型給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帶來了“震驚”的體驗，“一個時代結束了”成為當時知識分子一種普遍的認識。在先鋒詩歌界，“寫作的中斷”“寫作的有效性”“寫作將如何進行下去”成為被廣泛關注的問題。對轉型如此過激的反應恰恰暴露了先鋒詩歌在1980年代與政治實踐和集體想象的“共生”關系。對于1989年后的“先鋒詩歌”來說，被突然抽空的“純詩”成為一個被懷疑的對象，正如程光煒所言：“反對純詩并在復雜的歷史中建構詩意，成為90年代寫作另一個追求的目標。”但事情很顯然不是“反對”這么簡單，如果將1990年代僅僅理解為一種“中斷”或對1980年代的反撥，則很多問題無法深入思考。比如：我們是在什么意義上繼續使用“先鋒詩歌”這一詩學能指？在另外一些批評者看來，1990年代和1980年代之間并沒有一個截然的二元劃分的關系，“90年代學術思想不但是80年代文化討論的發展，更包含著一個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時代的自我贖救。”就“先鋒詩歌”而言，1980年代的種種沖突、分裂在1990年代不同的文化政治前提下顯得更加尖銳起來，在繼承其“形式”和“語言”的遺產的基礎上反觀它在1990年代的可能性變得重要起來。另一方面，由于“符號資本”的積累，先鋒詩歌實際上在199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小而堅強的產業”。這不僅意味著“先鋒詩歌”擁有了獨特的、比較成熟和完善的流通體制，這一流通體制包括了從民間到官方到西方等一系列較為完備的運作手段；更重要的是，“先鋒詩歌”作為“符號資本”的繁殖功能在1990年代的學術體制和學院規范中獲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在學術“消費”中一再擴大它的領域。

上述種種情況意味著在1990年代，“先鋒詩歌”進入到了一個更加復雜糾纏的歷史語境中，它本來可以在反思1980年代的基礎上通過更為具體的寫作達到一個更高的“水準”，但遺憾的是，我們并沒有看到這種結果。雖然有眾多的詩歌批評家和詩人認為1990年代的詩歌比1980年代更成熟，更具有“世界水平”，但這是以抽空“先鋒詩歌”的具體中國歷史內容為前提的。我們可以發現，1990年代至今的“先鋒詩歌”一方面繼續拾取“第三代詩歌”的精神遺產，以“在野”和“民間”的姿態進行一種泛口語的書寫；另一方面以“修辭”的名義，在“詩藝”的旗幟下，將一種中產階級的詩歌趣味帶入“先鋒詩歌”的寫作中。雖然它經常在李白、杜甫、奧登、里爾克之間轉換“知識分子”的“假面”，但急于在“更高”的西方現代文化體系中找到位置的心態見證了它其實是一種缺乏“在地性”的表達。在這一點上，“先鋒詩歌”也可以說不是被“本質化”了，它實際上已經被“偷梁換柱”，僅僅作為一個“所指”的碎片懸浮在1990年代以來的詩歌空氣中。

無庸置疑，1990年代的社會轉型為我們重新反思包括詩歌在內的先鋒文學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維度，正如張旭東在《重返八十年代》一文中所說：“進入90年代，新時期思想文化話語的種種意識形態前提、推設和期待，在新的政治、經濟和國際關系環境中，面臨種種自然或強制性的篩選、分化、淘汰和重組。”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我們對先鋒詩歌以至整個“80年代文學”的理解都過于簡單化和片面化了，“純詩”存在嗎？“文學性”到底是一個什么概念？如果脫離了1980年代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這些概念還有效嗎？“語言和形式”可以脫離其社會結構而自我繁殖嗎？“現代化”雖然是新詩的一個重要向度，但它是否是唯一的目的和評價標準？

在對這些問題的反思中，“先鋒詩歌”的歷史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先鋒詩歌”的生成是一個復雜糾纏的過程，它既受制于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大環境，又受制于一時一地的小圈子，它既是各種文化力量互相影響、演化的結果，也受本身語言形式發展修正。總之，先鋒詩歌的生成發展始終是屬于社會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市場經濟和商品原則的深入滲透，這種規劃和較量正變得越來越隱蔽和富有戲劇性，同時也對寫作和批評提出了更多的挑戰。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么復雜和困惑的歷史語境，在我看來，寫作將永遠繼續下去，或者說，無論“先鋒詩歌”生死與否，無論當下的中國是以“小康”社會還是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面目出現，一首永遠無法完成的“長詩”還在等待多首詩歌的加入。如何在“秩序”和“責任”中恢復“先鋒詩歌”與中國當下現實的隱形聯系，重新構建“先鋒詩歌”在想象世界和世俗生活中的可能性，或者才是目前批評界和詩歌界更加需要嚴肅應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