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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童年是人的心理發展的初始階段，對人的心理結構、性格特質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對于作家而言，童年時期的生活經驗會被潛意識驅動著滲入到文學創作中去，成為創作的素材或原型。目前，很多學者關注到梁曉聲作品的溫情特征和對社會責任的擔當意識，然而對于他為何形成這種創作風格，卻鮮少有人研究。本文試圖從梁曉聲回憶童年的自傳和散文中尋找依據，通過梳理梁曉聲在童年經驗中汲取的空間記憶、人物原型、責任意識等方面，來證明作家本人的童年經驗在《人世間》創作中的投射，探求作家立足民間、抒寫善良的文學觀念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梁曉聲 《人世間》 童年經驗 作品研究

童年是人生的重要發展階段，“對一個人的個性、氣質、思維方式等的形成和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①。童年的生活經驗與情感體驗將會以整合的方式進入作家的潛意識領域，對其創作心理產生長久的影響。童年經驗是作家觀察社會、體會生活的起點，它不僅會以素材形式直接呈現在題材選擇、情節安排、人物塑造當中，也會深刻地影響作家文化觀念與文學觀念的形成。

童年經驗不完全等同于真實事件的再現。弗洛伊德指出：“所謂童年期的回憶， 實際上已經不是真正的回憶痕跡，它是‘后來潤飾了的產品’，這種潤飾承受多種日后發展的心智力量的影響。”②而童慶炳、程正民編著的《文藝心理學教程》中則強調：“童年經驗是指一個人在童年時期（包括從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經歷中所獲得的心理體驗的總和，包括童年時期的各種帶有情緒色彩的感受、印象、記憶、知識、意志等多種因素。”③ 本文所立足的童年經驗概念，既包括作家童年經歷的直接表述，又包括作家在童年生命體驗中生成的綜合性創作表現，前者是一種直接經驗，后者則是一種間接經驗。

作家對于自身生活經歷、生命體驗的思考與表達，不僅體現了作家本人的性格特質與思想進程，也體現了其記錄歷史、反映時代的創作追求。作為與新中國同步成長起來的作家，梁曉聲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一系列社會變革，童年時期的底層生活經驗使他對社會歷史懷有一種使命感。在新作《人世間》中，他再次將自己的童年經驗帶入作品， 凝結在空間結構、人物形象、主題風格等方面，也是對社會歷史變遷的見證與個人化書寫。作家童年生活的具體細節大多可在自傳和散文中得到印證，研究童年經驗對梁曉聲創作的影響，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作家創作個性的形成與作品主題的深層內涵。

一 城市的空間記憶與底層關懷

童年的成長空間是一種直接經驗，它會作為一種潛意識融入人的記憶中，為作家的創作提供不竭的源泉。梁曉聲自幼生長在哈爾濱市的平民區，童年生活的空間場域對其心靈產生了深刻影響。不同于許多東北作家著力描繪粗獷豪邁的自然風光，哈爾濱的城市風貌與底層平民區一直是梁曉聲文學創作版圖中的兩個重要區域，作家常著眼于東北城市的一隅，力求真實地表現城市底層人民的生活圖景，長篇新作《人世間》則依舊延續了這種空間建構。童年生活的空間記憶引領作家將目光傾注于民間，我們能夠從作家的描繪中感受到城市底層人民的喜怒哀樂， 也能感受到作家對于道義與擔當的不懈追求。

梁曉聲曾經這樣介紹過他的家鄉：“道里區是哈爾濱最有特點的市區。一條馬蹄石路直鋪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兩側魚刺般排列十二條橫街，叫作‘外國’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故得‘外國’之名。”④而《人世間》構建的地理空間位于北方某省會城市A 市，小說是這樣描寫的：“A 城當年最有特色也最漂亮的一處市中心……由十幾條沿江街組成的那處市中心，至今仍是A 城的特色名片……獨棟的或連體的俄式樓宅，美觀得如同老俄國時期的貴族府邸。十幾條街的道路皆由馬蹄般大小的堅硬的巖石釘鋪成。”⑤《人世間》廣播版的開頭一段，是由梁曉聲本人演播的， 他說：“我們故事的發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會城市，我們就叫它‘哈市’吧。”⑥在整個廣播版里，也都把“A 市”稱作“哈市”。可見，哈爾濱的城市環境已經成了作家空間建構的原型。作家從童年記憶出發，在《人世間》開篇不遺余力地介紹了A 市的歷史、建筑風格與城市街道，力圖構建出一個有真實感、有歷史溫度的城市生活空間。

但在作家的童年記憶中，這座北方省會城市的平民區并不像市中心的街道那樣潔凈。“從前的中國，許多北方城市除了主要市區，一般平民居住區哪兒像城市啊！”⑦ 從底層中走出的梁曉聲，選擇以偏僻、骯臟、擁擠的貧困居民區——“光字片”作為故事的主要發生地，這與他童年時代的生活實景相吻合。“住宅與人的關系最為密切”⑧， 這片空間里最重要的是房子。小說中周秉昆的父親年輕時從山東老家“闖”到A 市，蓋了兩間土坯房，就是主人公周秉昆的家，雖然居住環境不盡如人意，但與鄰居相比還算不錯。較之秉昆家，作家自己的成長環境甚至更差，“我童年的家，是一間半很低很破的小房子”⑨。低矮潮濕、破舊不堪、擁擠狹小、漏雨透風，是梁曉聲對于童年生活空間的記憶。為了粉刷墻面，他到處尋找石灰， 經常做夢夢見父親帶領建筑工人將自家的破房子修建翻新，這些情節也被寫在了《人世間》里。惡劣的住房條件、窮困的生活狀況使得作家從小就渴望擁有一間舒適的房子， 他常常伏在市中心的蘇式住房外面的柵欄上，透過窗戶看房里的身影，幻想自己是這家的孩子。“童年時的夢想是關于‘家’， 具體說是關于房子的……夢想有一天住上好房子是多么符合一個孩子的心思呢！”⑩這種對于房子的夢想，同樣存在于秉昆等人心中，秉昆與朋友呂川、德寶一起去找“水英媽”，當他們看到“水英媽”家寬敞的小樓時， 不禁大感羨慕：“那些美觀的俄式房屋是他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最。”11 但那種房子并不屬于他們，當周秉昆走到曾經住過一段時間的蘇式房屋前，作家是這樣描寫的：“不知不覺間，他走到了一條既陌生又熟悉的街上，駐足望著人家的窗口發呆……那房子曾代表他最大的生活夢想。” 12

縱觀全書，住房問題一直貫穿作品始終， 從秉昆一家，到秉昆的朋友們，再到“光字片” 所有住戶，無一不希望擁有一個明亮舒適的住所。作家在介紹一戶人家時，不管是平民百姓，還是干部家庭、文化人士，總是不吝筆墨交代這家人的住房條件。在小說最后， 作家安排當副市長的周秉義實現了“光字片” 居民改善住房條件的愿望，這種設定不僅是作家對自己童年愿望的一種心理補償，更是親歷者對于底層人民流露出的溫情關切，這種關切進而在作品里轉化成了對社會、對人世間的深情而博大的愛。

人的記憶是經過選擇而保留下來的，梁曉聲反復回憶童年形成的空間記憶并非偶然為之。童年生活的物質條件不能滿足其心理愿望，帶給他幼小的心靈以創傷，但他并未沉陷于自己個人的創傷體驗，而是推己及人地把它轉化為底層人民的普遍愿望。“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較早地懂得了許多別的孩子尚不太懂的東西……對一切被窮困所糾纏的人們的同情，而不是歧視他們”13 ，正因為曾經身處底層，作家才會感同身受地體會底層生活的不易。在梁曉聲看來，底層人民對于基本物質條件的愿望都是正常的，符合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每個人的人性中與生俱來的不完美也都是可以原諒的，對于底層人物身上的缺陷，應該持寬容的態度， 而不是苛責他們。作家在童年的艱辛生活中建立起了堅實的內心與良善的人格，又以更加寬厚的心去面對底層人間，這種理解和包容，使他允許筆下人物在性格上、人格上有小小的不完美，而正是這種不完美，使他筆下的人物更加真實、更加立體，更有人間煙火的溫度。

可以說，《人世間》建構的民間是一個與作家自己相關的、有溫度的、能自然體現人性的人世間。更為可貴的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底色使作家對民間意識存有批判，但他的批判不是尖銳的，而是溫和、善意的。作家設置了秉昆朋友們的私心、“光字片”人對拆遷的觀望態度等情節，體現了作家對民間的悲憫關懷和清醒審視，一方面同情熱愛著他們，一方面又揭示其庸眾心理，這種樸實的現實主義書寫，既不脫離民間大眾，又保持了知識分子的思考與良知。

二 人物原型與父母形象的塑造

作家毛姆說過：“一個小說家只有把自己早年就已經有所接觸的人物作為原型時， 才能創造出杰出的人物形象。”14 童年時期接觸最多的就是家人，以家人為原型塑造人物是一種常見的創作現象，當作家需調動童年經驗時，這些熟悉的人物就會自然流諸筆端。童年經驗包括“豐富性體驗”和“缺失性體驗”，“豐富性體驗指的是作家獲得愛、友誼、信任、尊重和成就時的內心感受”“缺失性體驗是指主體對各種缺失（精神的和物質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等）的體驗”。15“豐富性體驗”是一種直接經驗，而“缺失性體驗” 則既是一種直接經驗，往往又含有間接經驗的成分。《人世間》中對周母形象的成功塑造源自作家童年時從母親身上得到的“豐富性體驗”，而周父形象則更多源于“缺失性體驗”對作家本人的影響。

阿德勒曾這樣評價母親對兒童的影響： “母親是孩子通向社會生活的第一座橋梁。”16 作家受到母親的影響，也是其童年經驗的一部分。在小說創作中，作家常會選擇母親性格中的幾個特質進行藝術加工，使得筆下人物形象飽滿、性格鮮活。《人世間》中，周秉昆的母親善良無私、勤勞熱心、識大體、顧大局，具備傳統婦女的優良品質，在鄰里之間獲有很高的評價，這其中正倒映著梁曉聲母親的影子。

因童年時父親常年離家在外，梁曉聲是在母親的養育下成長起來的。在梁曉聲的童年印象中，母親有很好的人緣，在不富裕的年代仍能向鄰居借到錢；父親探親時帶回茶葉等稀罕物，母親會包好，挨家挨戶送去， 以表心意；家里養的雞下了蛋，她也會毫不吝嗇地分送給別人。善良樸實的母親形象印刻在作家的腦海里，形成了他對女性的第一認知。在《人世間》中，秉昆母親精神失常之前，這些美好的品質在她身上都得到了展現：精心扶持家業，任勞任怨；自家的雞下了蛋，很舍得送給鄰里；通情達理，在“光字片”獲得了廣泛贊譽……因父親遠在“大三線”建設工地，生活重擔落在母親一人身上，所以除了典型的女性特質外，梁母與周母的形象中也都存在著堅強、自律、威嚴等陽剛的一面。

梁曉聲的母親支持孩子讀書，關心孩子教育成長。在生活拮據的歲月里，仍然給兒子買書的錢，當那些書籍變成了要被消滅的“毒草”時，母親幫助梁曉聲把書鎖在箱子里， 放在床下，認真保管。同時，母親的言傳身教也在深刻地影響著他，“生活沒能將母親變成個懊喪的怨天怨地的女人。母親分明是用她的心鍥而不舍地銜著一個樂觀”17 。他曾深情地回憶說：“母親的教育方式堪稱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禮貌和學習方面……母親的教育至今仍對我為人處世深有影響。”18 同樣，在小說中，周母也是一個性格開朗的人，以實際行動感染著周家三個孩子，使他們從小就意識到要做一個品性溫良的好人，周母也全力支持子女讀書學習， 每當孩子們聚在一起討論“禁書”時，她就去門口“放哨”。不論是梁母還是小說中的周母， 她們都在孩子求學之路上默默奉獻，并未被時代洪流所裹挾。可以說，《人世間》對于周母形象的塑造，直接來源于作家心目中母親的形象，來源于母親對作家本人的影響。

反觀《人世間》中的父親形象，出場次數較少，多處于“不在場”狀態，性格特征鮮明卻不夠鮮活，不如母親形象立體多面。這與作家本人在童年時期與父親接觸較少、懼怕父親有關，也反映了“缺失性體驗”對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影響。由于作家缺少對父親形象的充分認知，所以他并不試圖塑造一個完整的父親形象，只是在相對保留父親特質的基礎上，做了一些理想化的處理，多少填補了作家童年時期渴望父愛的心理愿望。

梁曉聲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在作家七歲時，便“隨他在的‘東北建筑工程公司’奔赴大西北，加入‘大三線’ 建筑的行列” 19，每隔三年才回家一次，家人因父親缺席而備受欺辱。在作家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的形象是陌生的，加之父親對待子女十分嚴厲，崇尚靠力氣吃飯，反對讀閑書，給作家的童年留下了揮之不去的懼怕感。“小時候，父親在我心目中，是嚴厲的一家之主，絕對權威，靠出賣體力供我吃穿的人， 恩人，令我懼怕的人。” 20

作品中，周秉昆的父親常以新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支援“大三線”建設為榮，為人耿直、剛強、認真，重視榮譽、節儉樸素、有責任感，這些特質均來自作家的父親。但周父與作家父親之間的不同也很明顯，周父有溫和的一面，他崇尚知識，支持子女考大學，作家的父親卻并不如此。《人世間》中， 秉昆和母親向父親隱瞞了姐姐周蓉自作主張遠嫁貴州的事，父親知曉后勃然大怒，斥責母親沒有盡好責任，大罵秉昆沒用，扇了秉昆一耳光，但事后又對秉昆懷有歉意，并且無懼路途險阻獨自去看望女兒，當他看到女兒并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悲苦不堪的命運肯定已使她美麗不再”時，“他在心里一勁兒對自己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老天爺啊，我周志剛代表全家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多虧你庇護著我的女兒啦！’”21 可見，周父雖然脾氣暴躁，但性格中也帶有溫情。周父還常常教導子女要懂得感恩，他之所以同意秉昆與鄭娟的婚事，正是為了讓秉昆報答鄭娟長期照料昏迷中的周母的恩情。然而在作家本人的童年真實經歷中，父親卻常常大發脾氣，有一次梁曉聲的新衣服被別的孩子劃破，父親不由分說打了他一巴掌，使他連續幾天說不出話，并落下了口吃的毛病，直到中學時才在哥哥的鼓勵下自我矯正過來， 但父親卻并不知曉那一巴掌對梁曉聲產生了怎樣的心理傷害。22如果說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父親的缺席”和“父親愛發脾氣”來自于作家童年的直接經驗，那么小說中所塑造的父親對子女的關愛則是一種間接經驗，作家童年時缺少父愛的“缺失性體驗”使他在作品中重塑父親形象時，試圖對童年的創傷心理進行彌補，重塑后的周父形象雖然不如周母形象那么豐富立體，但還是能夠讓我們感受到親情的溫暖，也體現了作家對父子之間美好感情的珍視。

三 童年經驗與責任意識的形成

《人世間》的故事橫跨半個世紀，在平凡人生中反映社會歷史變遷。“梁曉聲給自己的寫作定位一直是‘做時代忠誠的書記員’，秉持文學應當擔負‘史外之史’的意義”， 正如他自己所說：“歷史中的‘底層’永遠只是數字、名詞、百姓……只有在文學作品中，‘底層’才能化為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 而且比現實中更加鮮活、更加有特點。”23 我們要理解梁曉聲的這種歷史觀念和社會責任意識，以及他獨特的創作觀與作品的審美意義、社會意義，仍需通過作家的童年經驗來探尋其中的堂奧，正如批評家洪治綱所說： “童年記憶對作家創作的潛在影響，并不僅僅是以經驗的方式直接呈現出來，而是從個性心理到藝術思維、從文化觀念到審美情趣， 深深地左右了作家自身的藝術創造。”24

梁曉聲的這種創作觀念的形成，既有童年和少年時期來自親人的影響，也有他年少時閱讀的文學作品的影響。他在《小說是平凡的》一文中說：“我更愿自己這一個小說家，在不那么美妙的人間煙火中從心態更從精神上感情上，最大程度地貼近世俗大眾。”25 他試圖從底層生活中挖掘堅韌美好的人性， 使這種人性不至于在時代浪潮中被遺忘、被否認。這種底層關懷正是源于作家童年時期得到的來自母親的溫暖。“我作品中的平民化傾向，同父母從小對我的教育和影響密不可分。” 26“我對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對母親的同情形成的。” 27“我于今在創作中追求悲劇情節、悲劇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里行間流溢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時候聽母親帶著她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講了許多悲劇故事的結果。”28 在《人世間》的結尾，秉昆的哥哥秉義忍著病痛與非議， 堅持完成了“光字片”的改造，但完成任務后的周秉義卻因操勞過度而離世，這種結局無疑大大增加了人物的悲劇感，在周秉義的身上，寄托著作家對于仁愛與勇氣的贊揚， 對于正義與友善的希冀。

梁曉聲本人也有一位手足情深的哥哥， 哥哥從小就聰明優秀，高中畢業后遵從母親意愿考取了唐山鐵道學院，但后來卻不幸精神失常，幾十年來一直在梁曉聲的照顧下生活，如今已七十高齡的梁曉聲還會每天幫哥哥洗澡。我們從《人世間》對哥哥秉義的描寫中也可以看出作家對哥哥的深情，小說中安排秉義擔任A 市副市長，未嘗不可以說是作家對哥哥的一種缺失性的想象補償。梁曉聲說：“我受哥哥的影響，非常崇拜蘇俄文學……回顧我所走過的道路，連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蘇俄文學的潛移默化的影響。”29 在梁曉聲少年時期，社會動蕩、家庭困頓，是文學滋潤了他的心靈，支撐他堅持下去。年少時讀書的愜意時光給他留下了美好的記憶，以至于長大后歷經人世間的各種考驗，他都能從文學中汲取勇氣與力量。作家回憶到，少年時期哥哥常用心啟發他閱讀文學，“哥哥還經常從他的高中同學們手中將一些書借回家里來看。他和他的幾名要好的男女同學還組成了一個閱讀小組”30 。這一親身經歷在《人世間》中也有所體現： 周秉義、郝冬梅、周蓉、蔡曉光經常聚在周家偷偷閱讀“禁書”，周秉昆“將那種幸運的時光當成幸福的時光來享受”。31文學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它能使人從中獲得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樂觀向善的力量。多年以后，梁曉聲憶及他早年接受的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他心目中的優秀女性，更多是像‘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那樣的老俄羅斯時期的女性，她們都是貴族，但她們心甘情愿地追隨被流放的丈夫們去寒冷的西伯利亞， 在她們的身上，閃現著崇高、善良和美德， 以及勇敢的對時代責任擔當的精神” 。32

作家之所以頻頻回顧童年、書寫善良， 正是因為年少時有很多善良的人給予他友愛，讀過的文學作品給予他力量，溫情的種子播撒在他的心田，簇擁著他成長。童年經驗使他懂得要有“對于生活負面施加給人的磨難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種種的責任感以及對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對人世間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33 “從我少年時起，對作家的認識就已定型…… 我認為作家不僅僅是‘講故事的人’，也是對社會發表態度的率先者、省思者。”34 從這些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童年時所感受到的愛與善的力量，早已在他內心轉化為一種平和向善的潛意識，亦即童慶炳、程正民所說的“心理體驗的總和”，當這種潛意識體現在作家的創作活動——即弗洛伊德所說的“白日夢”中時，作家便能夠善于捕捉與傳達生活中的真善美。梁曉聲始終堅持文學應當承擔引導人向善的責任，追求一種堅韌的現實主義氣質，認為人道主義精神不僅對讀者的人生具有指引作用，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他希望能創作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品，這種責任感在當今社會顯得彌足珍貴，也是我們理解其作品深刻意義的關鍵所在。

文學作品的價值終歸要指向現實人生， 童慶炳先生指出，作家要“真誠地而非虛假地看待生活，真誠地而非作偽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具有這種真誠之心的作家，才能建筑起一個又一個的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和歷史的風吹雨打的真實動人的藝術世界，也才有可能在文學史上爭得一席地位”35 。《人世間》是梁曉聲一直堅持的以文學傳遞美好與良知的文學觀的再次體現，童年經驗為作家鋪展情節提供了素材，激發了作家的創造力，促使作家從熟悉的城市平民著眼，細致描繪不同社會階層的生存狀態，忠實于生活，表現平凡人生。作家回顧童年經驗，將童年時期形成的悲憫意識、人文情懷融入歷史書寫， 也體現了作家對于歷史的個人化書寫的延續。《人世間》于人間煙火處彰顯溫情，呼喚道德良心的復歸，是作家從童年經驗里捧出的一顆赤子之心在藝術世界的投射。

結 語

通過閱讀梁曉聲回憶童年的自傳與散文，我們能夠更加了解作家的成長背景與性格、心態，進一步體會童年經驗對作家內心世界的燭照。而將作家的童年生活與《人世間》的創作進行對比，我們可以發現珍藏在作家記憶之中的童年經驗不僅會投映在作品的空間建構、人物塑造、情節安排上，也會深刻地影響作家文學觀與文化觀的形成。《人世間》飽含真情地抒寫普通百姓的溫暖與辛酸，真實地展現城市底層居民的生活圖景， 使讀者感受到一種人間大愛的悲憫情懷，同時也給人以希望與勇氣。

注釋：

①③15 童慶炳、程正民：《文藝心理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92，92，101、97 頁。

② [ 奧]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 年版，第40 頁。

④梁曉聲：《掃描當代中國女性》，《我和我的共和國七十年》，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 第15 頁。

⑤112131 梁曉聲：《人世間》（上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43，53、196—197，28 頁。

⑥梁曉聲：《人世間》廣播版，“520 聽書網”，網址： http://www.520tingshu.com/book/book22398.html。

⑦19 梁曉聲：《我和水泥》，《家載一生》，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203、202 頁。

⑧龍迪勇：《空間敘事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版，第266 頁。

⑨梁曉聲：《沉默的墻》，《微觀天下事，不負案頭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3 頁。

⑩梁曉聲：《我的夢想》，《家載一生》，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205 頁。

12梁曉聲：《人世間》（下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247 頁。

1333梁曉聲：《我的少年時代》，《家載一生》，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188、188 頁。

14[ 英] 毛姆：《巨匠與杰作——毛姆論世界十大小說家》，孔海立、王曉明、金國嘉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5 頁。

16[ 奧]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超越自卑》，黃國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5 年版，第119 頁。

1727梁曉聲：《母親》，《家載一生》，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86、66，64 頁。

1828梁曉聲：《我的父母》，《家載一生》，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169 頁。

2022梁曉聲：《父親》，《家載一生》，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4、5 頁。

2332沈雅婷、崔芃昊：《理解梁曉聲的三個關鍵詞——“現實主義：梁曉聲與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側記》，《中華讀書報》2019 年7 月3 日。

24洪治綱：《文學：記憶的邀約與重構》，《文藝爭鳴》2010 年第1 期。

25梁曉聲：《小說是平凡的》，《文學評論》1997 年第1 期。

26梁曉聲：《父母是最樸素的人文》，《我的父親母親》， 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 年版，第257 頁。

2930梁曉聲：《我的中學》，《梁曉聲自述》，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96—97、96 頁。

34梁曉聲：《文字的兩種意態》，《家載一生》（自序），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1 頁。

35童慶炳：《作家的童年經驗及其對創作的影響》， 《文學評論》1993 年第4 期。

[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