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昏反倒出了太陽。”我給伊發信息。

伊不睬我。

我翻了幾下手機，做了一杯咖啡。悻悻地。

主要是因為下午我要去區里的法院。我去旁聽一個案子。我決定去旁聽這個案子而不是那個案子，完全是隨機的。都是因為上次我在區法院打官司的時候，發現原來基本上這些民事案子都可以隨意旁聽呢，確實很有公開公正的面貌。當然，要出示身份證，要查體查包，要過個安檢什么的，而且要跟檢查員撒個謊：“跟前面一起的。”“前面”是誰，我并不認識。我只帶了張身份證去，沒帶包。上次我的包過這個安檢機時，包帶卡在傳送帶里，扯都扯不出來，而且為此平白無故吃了好些X光輻射。更重要的是，卡包的事情微妙地影響了我出庭的心情。畢竟，那次我是被告。

所以，我總是同情被告的。是啊，如此極端的想法，又是真的想法，不能說不對就不這么想啊。就像我只帶了一個身份證，卻還會假想褲腰帶上別著一把槍呢。

“有沒有想過褲腰帶上別把槍？”排隊登記的時候我給伊說。

伊秒回：“這么不雅啊？”

“我在法院。”

“你在法院想帶槍？”

“想想又沒關系，你說真有思想罪？”這時我覺得讀心術真是最糟糕的超能力了，沒有讀心術加持的思想罪則是更糟糕的事情了。

“哇，你好棒。”

每次伊這么說話，我都覺得伊瘋了。這讓這種“隨機”的對話，顯得更隨機了。雖然“隨機”，其實也是蠻好的。但我覺得伊的話都是有理的，伊都是從伊自己的立場來說我的，不光說我棒，有時候說我有個性，有時候說我被寵壞了。伊是那樣一個立場，伊說什么我都能承受。只有伊自以為是地要對我“設身處地”，那我可就受不了了。我一貫很少“設身處地”，別人以“設身處地”相待，我就自我膨脹到要爆炸的。

我發了一個“再見”的微笑臉。

表情符號里的“微笑臉”、“再見微笑臉”都等于“你滾”的意思吧。

這時候我已經在法院一樓走廊里東張西望了。走廊里掛著幾張西方法官的頭像（這可能是我希望有），也有上級法院領導的書法作品（這肯定是真實的）。我一直不明白文職工作者那么愛寫毛筆字的原因，文科生不是早就退出歷史舞臺了么。對啊，我寧愿把這叫做“毛筆字”而不是“書法”。我這么叫，也就會想到高中時做過的一道閱讀理解題。那個文章講到的知識點讓我在以后的歲月里以至于此刻都想拿出來炫耀一下。文章說書法藝術，不光能呈現出來藝術品最終的面貌，還能讓人觀賞到創作過程的每一個痕跡，也就是所謂“時間性”與“空間性”并置的藝術。

確實太好了。

走廊兩邊的每扇門都開著，每扇門背后就是一個法庭。那么普通的一扇窄門，里面的天地卻是公堂，懸著巨大的國徽，審判員的座位是在高高的臺子上，家具的顏色是深栗色，叫人想到水的表面張力。

我在第二扇門前停下來，往里照了張相。門框和相片邊框垂直，好像切割了畫面，這樣我想里面的景色就會有縱深感，這就叫大景深吧，大景深的畫面難有焦點。我隨手把照片發給了伊。

伊說：“真在法院？干嗎呢？”

我說：“出來放風。”

伊說：“今天行情很無聊嗎？”伊說的“行情”指的是股票行情。現在是下午兩點差一刻，離收盤還有一個多小時。

我說：“熊市有什么行情，跌跌不休，我加了點中國平安。”

伊發來一個“大拇指”表情。

伊這樣的短線客真是太沒勁了。好像伊很曉得中國平安是個什么公司以及今天加倉的意義在哪里似的。一個炒股為業的高等游民，真分不清伊這是什么情感立場。

我說：“我們的法庭像不像書法藝術？”

伊說：“啊？”

我說：“它開著庭，又沒開著庭。”

伊說：“嗯？”

我說：“它開著庭是這樣，沒開庭是這樣，開完庭也這樣。毛筆字不都是寫完了也像沒寫完，沒寫完也是寫完了的樣子？”

伊笑了：“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我也知道你在說什么。”

我說：“忽然想到了《祭侄文稿》。顏真卿寫著寫著便忘記了自己是書法家。”

伊說：“但可能是最好的書法家？”

我說：“對，從頭到尾的感情過程，不光在文字，也都在線條變化里展現了。”

伊說：“嗯嗯，質勝于文了，而文在其中。”

我發去一個“皺眉”的表情。伊為什么總這么聰明。

“格房子哪能噶吃香？”我聽到一個女聲，從這個法庭里傳出來。

女聲柔和慵懶，有一點鼻音，像返鄉大學生誤入鄰里糾紛流露出來的那種樣子——見過了世面能置身事外，又忍不住地要感興趣。我仔細看去，一個長發女子單手托腮，翻著一堆資料，臉白凈得近乎蒼白——大概是因為在“法庭”上的緣故吧。她面前擺的牌子上寫著“審判員”。我覺得有必要問問伊，是不是咱們的“法官”都叫“審判員”，我又給伊發了信息。

女審判員歪個頭，還在翻那疊卷宗。我覺得她這會兒肯定沒真在看，但她漫不經心的這副樣子，甚至還有點天真，是不是一種嗲嗲的威懾啊？話說職場上這就是女人的優勢吧？而且那真的算一個好看的女人，一個厲害的女法官——又能嗲得旁若無人，這豈不就完完全全是“她的法庭”了。我特別喜歡這樣的同性，每次見偶像董明珠怒懟中小股東時，我都覺得她根本就是嗲嗲的——只是別人都看不出來。下面兩邊，哪邊是原告，哪邊是被告？原告的對面是被告，被告的對面是原告。原告被告都伸著脖子等著她。

“我不知道。你上回還講要報名當人民陪審員？”伊回了消息。

我笑了：“你不覺得‘人民陪審員’這五個字特別牛逼嗎？”

伊說：“你是覺得‘人民’和‘陪審員’放在一起才特別牛逼吧？”

我說：“那是‘人民’牛逼還是‘陪審員’牛逼呢？”

伊說：“都很牛逼。”

我打過去一個笑臉表情，覺著兩個落魄人暢所欲言了那么多個“牛逼”還挺滿足的。

我躡手躡腳走進這個法庭，坐在最后一排。頭頂上掛著一個屏幕，我以前研究過，這個屏幕專門映射書記員的法庭實錄，還會把一些影像格式的書面材料投影上去，但其實誰看呢？下面的人根本看不清。這個庭還挺熱鬧的，好多個人旁聽。我坐下來后，邊上的一位大叔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像誰呢？我又看了一眼。一張干枯的小方臉，看上去有六十歲了，但有一股書卷氣，這在周圍那幾個一看就是郊區普通市民的觀眾里比較突出。也正是這樣，我對這是個什么案子非常好奇。

“有沒有要申請回避的？”女法官問道。

被告席上是一位大伯，穿著米白色外套，一個文靜的人。大伯和身邊的律師交頭接耳了幾句，對著法官搖搖頭。

女法官再看原告。原告是一位阿姨，掛著一個好大的金墜子。她直通通地說：“什么回避？”她的律師是一個年輕的男性，大概就是可以做她兒子的年紀吧。小律師阻止了她，跟法官示意沒有。

“什么回避要申請？”阿姨又問了一遍，非常的質樸與可愛了。

“問你原告，要不要申請法官回避？”女法官把身子往阿姨那邊側過去解釋，心情異常好的樣子。

“法官就是你咯？為什么要申請你回避？”阿姨天真地說。

“申請回避的意思就是說，你是不是覺得我跟被告有什么密切關系？”女法官笑瞇瞇的。底下有人在交頭接耳了。我邊上的書卷氣大叔，也從手機上抬起頭來。

“你跟被告有沒有關系，我哪能曉得呢？”阿姨就像忽然得了個不得了的道理，說得理直氣壯，把我惹得笑出了聲。書卷氣大叔看看我，他也笑了。

就是個開庭前的流程性問話，原告阿姨活生生地將其變成了真的問題。我迫不及待給伊發消息：“原告好搞笑啊，說女法官跟男被告大概有關系。”我發完這條消息，瞥到書卷氣大叔剛放下的手機屏幕。咦，他也給人發了消息，那條是寫：賣家太搞笑了。我視力真好呀，我戴了隱形眼鏡。

“原告有沒有證據？沒有證據不能亂講我跟被告有關系，”女法官說，“沒有證據不能申請回避。”

“沒有，沒有，我們不申請回避。”原告的律師站起來說道。

原告律師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很瘦，有點像房產中介。他站了一會，不大從容地坐了回去。女法官臉上的神色變得很正經。我看見她背后墻上的窗戶，吹起幾片葉子。忽然起風了呢。一定是樟樹的葉子。在春天，別的樹都在發芽，長新葉，只有樟樹落葉如秋天。

伊打了一個“？”，我解釋了一下，說道：“你看，現在這兒就像過家家游戲。”

一會兒，伊笑著回道：“又強詞奪理，亂打比方了。忘記你自己是怎么講‘比喻’的？”我想起來了，我有一次看一個小說打發時間，看著看著就氣呼呼地說比喻是思維過程中的一步，還沒有到結果呢，一個文學作品把比喻作為主要的架構手段，是不是說明作家沒能力完成思考啊，沒能力完成思考，還想著努力完成作品，就交個半成品嗎？當時我還跟伊講，現在總算明白“故弄玄虛”這個詞的意思了，一個作品要是讓人看不出它背后的思想體系、來龍去脈，那對它千言萬語的評說，也只好用“故弄玄虛”來表達了。記得還被伊杠了，伊講我這種牢騷才叫“故”弄玄虛，人家要是能意識到“玄虛”，就不會“故弄”了。“因為，”伊最后一本正經地說，“‘虛無’就是有些人的‘真實’。”

“怪不得希臘人講，人啊，最難的是認識自己。”我屏住笑，回復了一句并不表示反省的反省話。

“能知‘不自知’，就也算是很好的‘自知’了。”伊回答。

于是我笑了，笑出了聲。書卷氣大叔又看了我一眼，我發現他有點像伊。伊也是這樣的吧，各種場合都握著手機，隨時很忙的樣子，嘴角掛著蒙娜麗莎的微笑。

“我邊上有一位大叔。”我給伊說。

伊發來一個微笑臉。

“我咽下了一個比喻。”我說。

“我申明一下，各位可能是第一次上法庭，法庭上作偽證要處以十萬以下罰款的。”

被女法官突然提高的聲線驚擾，我從手機上抬起頭來。她不光是正經，現在非常儼然。嚴肅，是一種認真過家家的樣子。偽證，這個詞在我腦海里以perjury的單詞復述了一遍。因為perjury，聯想到pursue。Pursue，純音調的聯想，微氣流沖破上下嘴唇，在sue的尾音里嘴唇重又閉合。從perjury到pursue，無論如何是一個嘆息了。

我以前當中學老師也是這樣的，跟同學們打成一片嬉笑怒罵，他們很快就像要爬到你頭上來的時候，忽然怒喝一聲，把界限劃劃分明——比較差勁的“長輩”就是這樣的。可是，不應該講成“處以最高十萬的罰款”會更有威懾力嗎？

我扭頭問書卷氣大叔：“發生什么了？”

大叔說：“原告講當年的賣房合同，她簽字是不知情的。”

我說：“她要反悔這買賣是吧？”

大叔笑了：“這個農村的房子要拆遷了——”他有一點為原告害羞的樣子，這個真的挺叫人親切的。

“噢，想說合同無效了。”原來案子是這么個情況，“你跟他們都是一起的？”

大叔抬手在空中攏了一圈：“我們都是被告的鄰居，一起來聽他打官司。”

我說：“噢，那你們也是拆遷戶。”

他點點頭。

過了一會兒，我說：“你不像是住在村里的人呢。”

他在埋頭發信息，聽到我又問，就說：“不像嗎？我就住在鄉下。”笑了一下，補充道，“不遠，城邊的鄉下。”

“噢。”

“也算鄉下的吧？”他笑得緩慢，如夢初醒，好像突然意識到身在何處似的。

我點點頭，自己突然不知道身在何處了。

“你說買個鄉下的房子住好不好的？”我給伊發信息。

伊說：“看跟誰住。”

我迅疾地說：“喲。”

伊迅疾地發來一個笑臉。

我迅疾地又說：“可以等拆遷嘛，妥妥升值。”

伊迅疾地又發來一個笑臉。

我沉默了一會，說：“邊上這位大叔，一看就不像住在鄉下的，但神奇地住在鄉下了。”

伊說：“嗯。現在隱居是很難的。”

隱居。

我知道伊講的“隱居”是哪種意思。算隱居吧，這詞好，從伊嘴里講出來，就不是“回歸終南山”那種“隱居”。

我說：“很難的。收快遞不知道方不方便。”

伊說：“不是難在這里吧。”

我說：“當然不是。哪天拆遷了可能算你違章建筑呢。”說完，我又加了個呲牙笑臉。

就是啊，難得難以說，只好開玩笑。誰講過的，有句話，“幽默是深情的解毒劑”，一個對立話題里的深情是有毒的——伊和我好像都知道“隱居”之難了。

我們的對話框一時沉默了。雖然我們的聊天本來就是很隨機的，但此時的“隨機”，我們都明白是“沉默”。對話框的氣氛一時就像法庭的氣氛了，我不由得坐正了身子。我假裝轉了一下頭，掃了一眼大叔。我有了一個奇怪的感覺，好像希望這法庭永遠地開著庭。

原告阿姨的律師站起來說：“原告簽署賣房合同時，是遵照父母的意愿。”

女法官舉著合同說：“名字是自己簽的？手印是你的手印？”

阿姨有點著急，好像也不那么害怕“十萬以下的罰款”。她噌地站起來，個頭剛到年輕律師的肩膀。她說：“那時候我還沒有嫁人，聽爸媽話簽的。我自己是什么都不懂的。”阿姨挺著胸脯，金墜子在胸口微微顫動。想到她說的“嫁人”，啊，我竟感到一絲情欲的味道了，一切都特別地有了個人間的面貌。格雷厄姆·格林在《人性的因素》里有句話，“偏見與理想是有某種共通之處的”。我可以同情起原告來了。阿姨總算是有偏見的。

“‘什么都不懂的’，你倒曉得來打官司。”文靜的被告大伯咕噥了一句話。

幾個人笑出聲來，女法官的臉一展，又像個年輕的女大學生了。看到她想笑，我就也特別特別想笑。

“宅基地不能買賣的！”原告阿姨說。

“不能買賣你怎么賣給我的？你不要鬧笑話了。”被告大伯一字一頓地說了一句話。

“我什么都不懂的！”原告阿姨非常生氣，主要還帶點委屈，這委屈讓她的“不懂”真切了不少。

“‘宅基地不能買賣’你倒又懂了？再說我買的又不是地咯，我買的是蓋在上面的房子！”被告大伯又轉向女法官，拗口地說，“我們是在國家允許買賣的時候做的買賣，難道現在不允許買賣了過去的買賣就能一筆勾銷嗎？”

文靜的人忽然就不能文靜了。

我看看原告，又看看被告。我們的法庭可以這樣自由辯（chǎo）論（jià）了啊？雖然沒有在鄉村生活過，如今這個場面倒讓我想像出了雞犬之聲相聞，族長主持公道天下大同的畫面。雙方的律師現在都坐下了，女法官倒成了寬余的第三人，而前面說過的“偽證”就真的也只是個恫嚇了。她在他們嗓音很高的時候會敲一下桌子，說“法院會考慮多方面因素”、“盡量協調，調解為主”，其余的時候，似乎就在等著他們把力氣用光，把情緒泄盡。

書卷氣大叔幽幽地說：“不堪哪。”

我接著他說：“都是說話不算數的人。”他的話讓我有點震驚，其實我一直覺得起碼他對我這個陌生人是說不出這句話的。

“但也很真實的吧？”我又輕輕說了一句，“這么大的利益。”已經有一些人起身要走，大叔也猶猶豫豫地站起身來。他聽到我最后的話了，當然我也沒有是一定在跟他講話的樣子。

審判席上，雙方律師圍著女法官，各自在說著話。被告大伯指著原告阿姨：“我們按合同辦事，用法律說話！”我總是同情被告的，大伯確實是一個文靜的人，貨真價實講道理。

阿姨白著眼，一聲不吭，好像扛著天下最大的委屈。大伯看起來要從被告席向對方走過去了，阿姨抓起一疊材料作勢就要扔。事實上大伯只是穿過幾張桌子，往另一個方向去。

我看著這場面看出了神，心里有種最好天下再亂一些而自己穩坐戲臺的僥幸感，就像在下大雪的天氣里穿戴得整整齊齊出門去，然而天是冷的，自己卻是安全的。我這般沒心沒肺游心游肝地，沒有注意到書卷氣大叔已經問了我第二遍。他稍稍提高了語調：“你，是來做什么的？”

“我？”我回過頭說，“我來取傳票。”

我是隨口撒謊，但也沒撒謊，我確實來過法庭取傳票。大叔看著我又笑了一下。大叔是個讀書人，又是愛笑的人。這是笑一個在工作日的下午無所事事的人的笑嗎？你知道他這樣的人說得出最尖刻的話而忍得住不說，你知道這樣的人會吃下很多虧而都坦然自洽，但也絕對不提什么吃虧是福的話，你看得到他的笑總是非常寬待，緩緩地，靠兩頰的一點點推動，就笑了出來，跟羽毛一樣自然。哪怕以后我再也見不到他了，我也會記著這樣的笑吧。

他站了一會，對著半空輕輕地，好像在對我講，也不是在對我講：“那走吧。走吧。”

他說得竟有點依依不舍，好像在對一個看不見的人說話。

我一邊回味著大叔說話的語氣，一邊給伊發了信息：“說話都不算數，還立什么契約？”

“說話不可信，才要立契約呀。”伊說。

想想伊這話沒毛病，我本來還想辯說這是關于“信”的問題。人無信不立，是信自己、信別人，也被人信。契約靠的也是“信”，但假如“信”那么可靠，為什么還要有“信物”啊。法定婚約倒多是社會契約，不一定都是愛的契約，唯愛是不可信才許有婚約吧。韓非子說妻與子都不可信，所以沒有人可以信，他的前提究竟是愛不可信還是其實沒有愛呢？

但又已經為接下來的對話想完了每一步，結論一定會是：總之“信”很要緊，但也沒有那么要緊？因為不執著于“很要緊”，才可以真正“很要緊”？……覺得多講都是徒勞，任跟誰多講也沒必要的呢。

尤其心里更記得孟子講“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的話，是白上再加一點白的大方自然了——但是……但是，如若生存的天性當前，其他虛頭八腦的東西或許反而更重要了吧？畢竟他最終還是反問了“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的啊，人總應該有點跟動物不一樣的素質。但真有點害怕自己是不是終歸也只是一個“小動物”——一陣緊張，抽住了心口，我發給伊的消息只是說：“我也當過被告的。”

“我知道。”伊發來一個擁抱的表情。一個小綠人，孤零零伸出小短手。

人生第一次坐上被告席，比坐上主席臺還要新奇。當初我應該在被告席上留影的，留著照片以后威懾一下揚言要告我的人。

有時候在文學雜志上，看到一些小說，不免也會想寫寫小說看。我經常要想寫自己打過的官司，但都不知道從何寫起。想到要寫，一腦子念頭像潮水翻涌，像存量博弈，像……像……像忍不住要打很多比方。哪，原來自己也是習慣了用比喻說明和表達，仿佛這樣就特別真切。

小時候接受文學啟蒙的1990年代，先鋒小說講這些復雜的現實里的事情，就往往是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塑造出來的。我一直感到，象征比喻撇開“保護傘”的作用不提，難道不是表示思維過程的不完整嗎？也就是說大概自己都沒想明白，既不能正面表述，又怕一旦正面直接地寫，會落得個“直白”的口風，或許“直白”就是最“自然”呢，最自然地看見，最自然地說出，最自然地表現了自己。仿佛每個有點追求的藝術工作者都有過一個波德萊爾時期——畫一朵花，造一朵空花，走過一頂撐開的傘，而傘下空無一人——這種表達狀況。似乎總是要到很晚以后，人大致才能明白，寫實是個很難的事情，那種“寫”的“現實”，不是批判現實的“現實主義”那樣的概括，畫個人物也不是概念，哪怕“現實主義”的概念已經不是那么硬核的“概念”了，而寫實的人也依然要拋棄任何“概念”，懷著必須更正常更真切的情感，把每個人寫得像每個人，卻又不可能是群體性的“一個人”，就是tɑ自己那么妥妥當當的“一個人”——站在“時代、群體”的幕布前面。那么，那樣子的話，真的好難寫。我要用我自己去聽看想，沒有我自己不可以，太有我自己也不可以，我要聽tɑ看tɑ想tɑ，還要再從形體里，分出第三個人，去聽tɑ看tɑ想tɑ、聽我看我想我，仿佛存著一個跳脫的自己，存了個“覺知”，觀看著一切，提示著一切，把不可能化成可能，把可能化成不可能，哪怕是表現了一個“基本上錯誤而究竟上不存在”的自我——由此，大概才更接近于寫實之實？先這樣活在世上，然后才要這樣寫小說——我好累。

“你能知道要這樣寫了，就不會覺得累了。”伊肯定會這么講我的，“‘覺知’是很刺激的東西，‘不知’才是恐懼之源吧？”

“哎喲，那我就是懶了。好吧。”我肯定是這么接的。

但事實上，伊是這么講的：“但當你覺知累的時候，又不累了。”

“噢，那就是過了極點了。”我說，“我跑步的極點從沒來到過，辛苦勞累的極點倒是紛至沓來。”

“哈哈。”

“我會忍住的。”我說。

“忍住就好了。”我又補上一句。

“哇，你好棒。”

每次伊這么說話，我都應該覺得伊瘋了，覺得伊失卻了原來的形象。但那次不同，那是對于我這位獨生子女的寬容和關愛。獨生子女以前很少，今后也越來越少。他們忍耐力很差卻也能夠任勞任怨，獨享好處時心安理得，獨擔責任時勤勤懇懇——所謂獨立。獨自立著，憑空的獨立，不得已的獨立。

哪怕我還是寫不出自己的官司，起碼我可以寫官司的周邊，一些讓“官司”顯得輕如鴻毛又重于泰山的周邊。官司是從死者開始的，那天我一大早就去殯儀館了，我在路上的時候天還蒙蒙亮。我得在我爸死掉的第三天把他燒掉。

接待我的工作人員是個年輕男子，他給了我一張很大很大的表格，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殯葬服務供選，就像給了你一張火鍋店的點菜單。我一邊勾一邊問，問完又涂涂改改。問那上面印的一些“術語”是什么意思，甚至還有一種想學習了解以備將來不時之需的功利心。可能是在殯儀館工作的緣故，接待員盡管也頂著一個年輕人很時髦的發型，還抹了啞光發蠟，他的談吐卻像年長了二十歲。他解釋幾種紙棺材之間的不同，介紹幾種化妝術之間的不同，解答幾種焚化爐之間的不同，還跟我普及了一些本地的喪葬風俗。

“嗯嗯。”我說，“是的。好的。這種服務可以完全粉碎骨頭？真的嗎？”

“真的。”他說。

我抬頭看他，他看著我手里的表格。

“為什么。”因為腦海里正掠過幾百個物理學問題，我說出來的疑問便成了一個陳述。

或許是他終于在我的態度里感到了一絲不耐煩，他忽然停止了回答。

我的不耐煩，是一種什么呢。類似于恐懼？類似于不真實？不清楚究竟類似于什么，就只好糾纏在“科學問題”里？仿佛當時我并不知道后來會有無數的時刻，我像那時一樣在“不真實”里懷疑“真實”。但無論如何，他表現的是真摯。哪怕不真實，真摯也接近于樸素的真相了。這點很神奇，這里的每個人都像實現了共產主義。在表格的頁腳，寫著殯儀館的口號：我們一直在努力/讓兩個世界的人都滿意。

我很快就勾完了。我勾的項目很少，很多都可以省略。也不組織追悼會，反正我的叔叔伯伯們沒有一個愿意來，我甚至也不想打聽我爸還有沒有朋友。然后他帶我去冷庫。

在那條不銹鋼色的走廊里，我眼角的余光能看到心臟跳動是如何牽連著衣領的起伏。我爸躺在不銹鋼板車上臉色黑紅，跟小時候天冷長了滿手的凍瘡一樣，他嘴角和眉毛上的冰霜，跟剛從冰箱里拿出來的帶血凍肉也沒什么兩樣。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不會不想吃冷凍肉制品的，我只需要把凍肉合理地解凍合理地烹飪，我依然還是可以吃冷凍肉制品的。

不銹鋼推車推出在不銹鋼色的走廊里，不知道有多久。不知道我這樣看了有多久。

接待員問：“可以確認了嗎？”

那時候，我的“我”已經從“我”里跳出來了，看著我。我完全難以想像我爸那時是硬梆梆的，質地的軟硬難以在視覺里傳達。所以忍不住那么想，有距離感地想，惡作劇地想，也是合理的，盡管那時我三十七歲了，我跟七歲、十七歲、二十七歲并沒有本質的差異——此我為我，又確實非我。我此刻是誰呢，我的身體是我？我的舉止是我？我的感受是我？我有什么能足以被稱作是“我”？

不管怎樣，這樣想還是那樣想，這樣做還是那樣做，他都是乘著白鶴去了呀。

“嗯。”我點點頭。

很快我爸就燒完了，我把骨灰寄存了，走到邊上的小飯館吃面條。

接到了一個電話。是用本地固定電話打的，像是廣告電話，我看了一眼就掐掉了。一會兒，同一個號碼又打過來了。

我接起來，那邊一個女人說：“你好，是周錦在嗎？”

很久沒人叫我全名了。周錦在，這名字不錯對吧。

——周錦在？

——我在！

一度，我對于這種先認定對方實名身份的問法非常敏感。但爸媽給的名字是最有魔力的對吧？實名制是最有魔力的對吧？跟被孫大圣叫了名字，叫了名字不得不應聲的金角大王，不得不應聲的金角大王嗖地就被關進葫蘆里去了似的——我回答：“是啊。”

她說：“我是上城區人民法院，你有一張傳票。”

我說：“傳票？”

她說：“是的，你被起訴了，請到法院來領傳票。”

有一個我愛看的律政美劇《傲骨賢妻》，里面一直有個打醬油的送傳票角色，每次出場就是一個蜘蛛俠式外賣小哥的樣子和一句臺詞：“誰誰誰？你被傳喚了。”

我問：“傳票要親自去拿的嗎？”

她說：“是的。”她竟然說“是的”，她大言不慚說“是的”。

你以為在美國啊？我嘲笑了自己，才意識到：“誰告我啊？”

“原告的姓名是葉珍。”電話那頭回答道。

是珍姨啊。

珍姨是我爸的第二任太太。

想到我這天一早站在殯儀館大門前那道堪比故宮太和殿的漫長階梯中間，握著手機，撥打珍姨的電話，聽筒里反復傳來“您撥打的號碼是空號”的提示，那種前有古人而自己只覺得自己之后再無來者的茫然，比霧氣還要悄無聲息地漫延開來。

“她告我什么啊？”我問。

電話那頭停頓了十幾秒，有翻動紙張的聲音。

“關于房子？”電話里的女聲猶豫了一下。

不像一個公事公辦的回答。這猶豫對我簡直是善意了。

這成了我人生中第一個官司。那盒死重死重又燙得棘手的骨灰，還沒有冷掉吧。往后的生活里，我便把任何變故都視作某種體驗。我第二天取到傳票的時候其實應該想一想，前一天下午有沒有確實地恐懼過。仿佛民國作家廢名寫的一句很文學的話：自己還是今夜之身，但諸事都是明日的光景了。

至于那個官司怎么打的，我打算用這樣的方式寫出來：打那個官司的半年，正好是我建倉貴州茅臺股票的半年，從三百塊買到四百塊。意思就是——一定要再打一個惡劣的比方——凡事，究竟就是一個過程。

“有個人在茅臺兩百塊的時候就跟我講過，茅臺會到八百塊的。”當時伊聽了是這么回答的。我經常感激伊的善解人意，伊有伊懂得忍住的地方，也從不用擔心伊的忍耐會在將來的某一時刻更為激烈地爆發出來。伊的忍受是真正的忍受，伊有伊自己的消化系統。

“別說這種事后話，也沒見你買過啊。”我說，“在買股票上，我覺得你首先要做到一點就是，相信別人。”

頓了頓，我又加了一句：“不能相信自己。”

伊發來三個字，“哈哈哈”。

頓了頓，伊又加了一句：“這才是真正的相信自己。”

“你啊，杠精。”我說。

手機響了。

伊說：“回去了？”

我說：“是啊，陰了一天還起大風，黃昏倒出了太陽。”

伊發來一個圖片，一棵開滿白花的樹。白花明亮，比葉子密，葉子都閃閃發光了。

我說：“這么美。”

伊說：“李樹開花要近看。”

我說：“為什么？”

伊說：“花較小。”

我說：“以量取勝嘛。”

伊說：“忽然想起來，春天都沒有見到你。”

我說：“嗯。”

過了一會兒我才說：“我今天見到你了。”

伊說：“我老家平原，沒有景色。經常遠處有霧靄，算是好看的景。小時候就是老想到近前去看，但是跑到原來有霧靄的地方，霧靄又更在前面了。”

我放下手機，走到窗前點了根煙。春天是要結束了呢，該開的花陸續開，綠色變得深濃稠密。枝頭剛剛綻出一抹新綠的愉悅，不知不覺過去了。借著一口煙，吐出一口大氣。是吧，胸口總歸要有個重的東西壓著，壓著比較好一些，快樂幸福也不至于太輕浮了。厭世者做的文章最美麗。《死者》里，喬伊斯寫加布里埃爾夫婦，在平庸的新年聚會里，只有他們懷著對逝去往事真實的愛與仁慈，只有他們唯一而且真正地覺受了現世。在美德成為死者的時代，人可能才有意識要過自己的生活。是嗎？

我扔了煙頭，重新拿起手機。

我說：“就是啊，就是這樣。”

伊說：“嗯。這樣活在世上，看一棵樹長大。”

我說：“死得早幸福。”

伊說：“你在說什么？”

我說：“說死得早幸福啊。”

伊說：“早晚跟誰比呢？”

我說：“問得這么好。跟你比吧？”

伊說：“可以。”

我說：“說話要算數噢。”

伊發來一個笑臉，伊真沉得住氣啊，伊說：“你在哪里見到我了？”

我說：“我在哪里都能見到你呀。”

我以為伊會感動了。自己就也感動了。

過了很久，伊發來的是一個表情——“再見微笑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