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冬季入藏，始終被一種純粹感所包圍。

天空仿佛一塊經過漂洗后的扎染藍布，潔凈而沉穩，充塞一望無際的視域。如水的陽光流瀉于背上，暖意從后頸遍入全身，讓緊裹幾層厚衣的我甚至有些燥熱。入藏前好友說藏地冬日的午后十分溫暖，然而當我看到天氣預報最低氣溫零下十幾度時，心想這怕不是友人的玩笑調侃。

但是此刻我不得不松開外套的兩顆扣子，用力深吸一口氣，給自己足夠的氧氣換得清爽，也讓燥熱的心能跟著復歸純粹的寧靜。目之所及，很多藏民手握著轉經筒，虔誠地吟誦著念詞，向心中的神山走去。悠閑的牛羊，星布于片片山坡，接連起蒼茫的群山和緩動的河流，構成這片高原深處純凈的風景。每位來到西藏的外地人，很難不被這隨處可見的靜謐的純粹所震撼。這片高原，本就是純粹的代名詞，鐫刻在每一位這片土地上人的心里，無論是工作、生活還是信仰。

而此刻，我站在海拔3700米的西藏山南，也是來探訪一群純粹的人。

山南地處岡底斯山至念青唐古拉山以南，北接拉薩，西鄰日喀則。亙古流淌的雅魯藏布江順山勢俯沖，于此處發育起一片河谷地帶。山南一如群山環抱的孩子，臥于高原之上，河谷之中。這里曾是吐蕃王朝的發祥地，雍布拉康金頂于呼嘯的天風之下，仿佛能映照出時光深處的山南盛景。作為西藏歷史上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見證了從聶赤贊普開始一代代贊普的崛起，直至松贊干布一統西藏高原，遷都拉薩，讓山南成為吐蕃王朝的榮耀原鄉。如今來到山南，看到遼闊山野中極具規模的藏王墓群，看到肅穆潔凈的桑耶寺，便知，這片土地是一片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熱土。山南，是西藏高原之上一顆耀眼明珠。

然而這顆明珠也曾有過暗淡。

解放前，長期延續的奴隸制，落后的生產方式，惡劣的生活環境，讓山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西藏和平解放后，山南百姓擺脫剝削壓迫，砸開了手腳的鐐銬，但生活負擔并未徹底擺脫。保守的生活觀念，落后的醫療衛生條件，有限的生產力水平，高海拔地區的特殊自然環境，讓這里百姓的生活水平較內地仍有很大差距，貧困人口依舊很多。而近三十七萬常住人口，六百公里的邊境國界線，讓山南的發展不只是一區一地的經濟增長，更有著維護邊疆穩定、促進民族團結的深遠意義。

因此多年來，一批批來自外省的援藏干部、調藏干部、應屆大學生奔赴這里，將自己的知識、視野、經驗投向山南這片廣袤的土地，把自己的青春、熱血、汗水灑在這片高原熱土。通過幾天的走訪接觸，我看到了這些人真實的生活狀態，看到他們奔波辛勞的外表下，那顆顆熾熱純粹的赤子之心。

二

見到陳正祥，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

我們相約十點見面，十點整，他準時出現在辦公樓的電梯口。“你也是坐電梯上來的吧？”陳正祥笑著說，“這里不比內地，雖是二樓，但最好也坐電梯。剛進藏，要適應適應，盡量少做劇烈運動。”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在采訪之前，我做過一些功課，知道他是湖北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隊總領隊，2016年從湖北隨州選派入藏，在山南擔任市委副書記。網上保留的是他2016年入藏前的照片，頭發油黑而茂密，神采飛揚充滿活力。那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然而見到他時，卻發現本人蒼老許多，相比于近50歲的實際年齡，顯得更老一些。

直至后來聊天漸漸熟悉后我才知道，網上的照片不是假的，那時的頭發也未曾染過。他的蒼老，就是這兩年發生的。

湖北定點援助山南，始于1995年。24年里，共派出8支隊伍，成員來自武漢、襄陽、黃石、宜昌等地。24年里，援藏的隊員在更換，援藏的政策和制度也在不斷更新，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這種更新變化很明顯。每一次更新都是與時俱進的調整，也同樣會帶來一些新考驗。

在陳正祥看來，如今的援藏干部，與以往相比，有三個明顯變化。

其一是時間要求更嚴。早年間，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在藏時間不到半年，較多時間回到內地。如今的援藏干部，有了更剛性的時間要求，像陳正祥自己，每年必須保證在藏不少于十個月。這樣的時間要求，體現出中央對援藏干部嚴管理、抓效力的態度，也有力地杜絕援藏干部服務時間不夠、設AB角的現象，為援藏工作提供充分托底。

其二是援藏形式的重要轉變。“簡單來說，就是從交鑰匙到交支票的變化。”陳正祥說，以往的援藏形式很多是援藏隊伍直接來做項目，建醫院、建學校等等，將“現成的”交給地方。如今援藏隊伍從施工者變成監工者，將援藏項目交給地方來做，援藏隊伍負責技術指導、工程監督和后期驗收，當地能夠充分參與到項目建設中來。

其三是干部提拔的制度變化。以往援藏干部多是提職入藏，進藏就能提一級，這是中央對援藏干部的政策照顧，但也無形中讓不少干部來援藏時帶有一定“鍍金升級”的想法，容易在工作中形成混職位、走過場的問題。而如今的援藏干部為平級入藏，進藏后不馬上提拔，而是根據三年援藏工作的表現，來考量是否給予晉升。陳正祥說，他們這批援藏的湖北干部有三百多人，如今兩年多了，提職的才剛剛過半。

“沒有了‘入藏就提’的承諾，會不會打擊很多人投身援藏事業的積極性？”“揪著”這個問題，我問陳正祥。

“可能會影響吧，但我想這能更好地篩出那些內心純粹、真心奉獻的干部。援藏工作需要一些純粹的奉獻精神。”

純粹，這個一句帶過的字眼，猶如閃電在我心中劃過。我將這兩個字在本子上認真寫下，畫了一圈。

援藏，簡單的兩個字，包含的內容卻很龐雜。而援藏工作做得好，離不開落地產業的支撐，其背后就是要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

然而招商引資，談何容易？山南不是拉薩，于內地來說，知名度并非廣為人知，高原氣候、基礎設施建設等較內地更沒有優勢，加上藏地市場自身體量有限，讓人家掏真金白銀在這里做產業、投項目，難度可想而知。但這塊硬骨頭必須啃下來。沒有高質量的產業支撐，山南的脫貧發展，百姓的小康生活就是一紙空談。

因此，陳正祥甫一入藏，就提出“精準援藏”的理念，深入結合山南的發展短板，援藏隊伍的資源優勢，進行精準對接。招商便成為“精準援藏”理念踐行的重要支撐。陳正祥放開火力，大力部署，開創招商工作的“三全”模式——全員招商，全程招商，全域招商。

“給每一個工作的隊員下任務，不能因為你是宣傳部、組織部來的你就不招商，不能因為你沒做過招商工作就不學習、不去試著招商，所有援藏干部沒有例外。”

“援藏三年，招商三年，招商沒有完成時。”

“援藏干部要參與到受援地社會民生所有領取的招商引資工作中……”

這是一種大刀闊斧的改革，意味著每個援藏干部都是招商專員，招商就是援藏干部的自帶任務屬性。

陳正祥要求所有一把手必須在招商一線，以身作則，一層層一級級地落實。他自己帶頭聯系老朋友，拓展新“人脈”，與各種湖北企業建立招商洽談的契機，編制實施《招商引資三年工作方案》，讓招商引資工作分步驟、快節奏地推進。

2018年4月到8月，湖北援藏隊伍啟動“百家企業進山南”活動，短短五個月時間，邀請7批101家湖北企業進藏實地觀摩、考察、調研、洽談，其中5家達成合作意向。2018年8月初，又邀請351家企業參加“開放山南靈秀湖北”山南市赴湖北招商引資專場推介會，12家企業進行現場簽約。9月初，組織40家湖北企業參與第四節藏博會活動。

高密度高強度的招商工作，帶來了可喜的落地成果，但其間的不易與辛苦，只有這些隊員們知道。

巴山農牧生豬養殖項目，總投資1.04億，是湖北武漢援藏隊引入的體量巨大、現代化程度很高的產業項目。可爭取到這個項目，是一次漫長的艱難歷程。

武漢市巴山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是湖北當地很有規模和影響力的養殖企業，生豬養殖產業在山南落地可行性大，在藏民脫貧工作上有重要的帶動價值。可是惡劣的高原氣候、有限的市場空間，讓企業投入巨大資金在這里，風險性較內地只增不減。企業的負責人余澤棟遲遲下不了決心。

有難度，就意味著有價值。陳正祥看到了這個項目潛在的前景，武漢的援藏干部們看到這個項目能給山南百姓帶來脫貧實惠。

沒有退路，必須談下來。

“整個談判過程持續近兩年時間。我們的援藏干部找到余總反復談，講投資這里的潛力空間，講我們能提供的最大的政策優惠，真是磨破嘴、跑斷腿，來來回回數不清多少次。”陳正祥回憶談判的歷程，笑著說，“古人說‘三顧茅廬’，以證心誠。按數量算，我們要誠得多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現如今，巴山農牧生豬養殖項目一年出欄2萬頭，覆蓋貧困人口80余人、人均增收3萬元以上，已成為西藏最大的現代化綠色生豬養殖基地。

這是援藏干部們為百姓謀福利、促發展的一個工作縮影，是陳正祥三年援藏工作的一個小片段。

山南的未來在孩子。想要帶動山南真正脫貧，必須讓孩子們的心靈先富足起來。教育，便成為援助山南的一項重點任務。

可援藏教師數量有限，想要利用好現有的教師資源，見效快，分頭出擊、短時突擊顯然不是好辦法，聚指成拳、久久為功才能發揮最大力量。于是，“組團式教育”便在陳正祥帶領的第八批湖北援藏隊伍中落地生根。

75名援藏教師，其中50名“組團式”直接對口支援山南一高，從校級領導到授課老師，從行政管理到教學安排，全部參與，系統改進，結合當地學生的特點建立并完善11項管理制度，用陳正祥的話說，他們想用3年時間，看看教育援藏究竟能收到多大效果。

實際上還不到3年，效果已經顯現。

原先的山南一高在山南屬于中上等，但絕非最好，與山南二高有較大差距。然而一年多時間里，2017年，山南一高高考上線率居全市第一，包攬全市的文理科狀元，教學質量實現飛速增進，獲得了歷史性突破。

“組團式援藏”的成績一覽無余。

這樣的成績離不開先進教育理念的引進與傳播，但更離不開的，是援藏教師們辛勤的付出和忘我奉獻的精神。

誰都知道，講課是一件耗氧費力的工作，尤其在高海拔缺氧地區，秋冬時節氧氣更為稀薄。為孩子們堅持一堂課、幾堂課的講述，不止是在傳播知識，更是與身體的極限做對抗。陳正祥說，的確有老師在教學中出現過缺氧現象，長期的缺氧環境下授課可能會對身體造成損傷。但是這些老師沒有半途而廢、叫苦叫累，而是克服身體的難關，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堅持為孩子們授業輔導。如果說教師的榮耀就在于燃燒自己奉獻他人，那么高原上的教師，則是更純粹的師魂的詮釋者與代言人。

是的，更純粹。

教育本身是一種心靈的全面培養，知識是重要的基礎，但身心和眼界的開闊，對于這些地處偏遠山區的孩子尤為重要。對山南一高的“組團式”教育扶持，不止在課堂上，更在課堂外。

援藏教師馬丹組建了山南一高的啦啦隊，這是山南一高的第一支啦啦隊，更是山南地區的第一支啦啦隊。

這支啦啦隊，2018年7月代表西藏自治區第一次參加全國比賽。比賽中，孩子們以極優秀的表現征服評委，披荊斬棘，獲得冠軍。

未曾受過專業訓練，第一次向世人亮相就獲得這般成績，著實令人驚嘆。但比成績更值得肯定的，是這次比賽為孩子們帶來的自信和增長的見識。24名參賽的藏區孩子，第一次坐上飛機，第一次走出西藏，第一次在全國性舞臺上，代表家鄉，代表西藏，展示他們的青春風采。他們由此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看到了自己的潛力有多巨大。對孩子們回來說，只有走出去才知道世界之大，一定要好好學習，走向更大的人生舞臺。

一個小小的啦啦隊，帶給藏區孩子們堅定的逐夢心愿；一次全國比賽的經歷，可能就此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因此，這支啦啦隊帶給我的感動和震撼不言而喻。我從心里感謝援藏老師們的這份用心和努力，他們是這群孩子真正的領路者、鋪路人。

這樣的感動和震撼，貫穿在我和陳正祥的交談始終。這些點點滴滴的故事，如一股股暖流，涌動在我體內，讓我的心靈不斷被沖擊和激蕩。與陳正祥的交流，他大半時間是邊吸氧邊說話。高原缺氧的環境讓他很難像在內地持續流暢地交談，時常說著說著就突然沉默，往往說了上句，忘了下句，說起姓，忘了名。“年紀大了加上高原缺氧，就容易這樣。不過這不值一提，絕大部分援藏干部都會出現，習慣了。”陳正祥說。

2017、2018年春節，對陳正祥來說都“意義非凡”。因為兩個春節，他都在醫院度過的。2017年春節，他入藏后第一個回家的春節，卻因為突發性心臟問題，大年二十九住院搶救，直到大年初五才出院。2018年春節，長期高強度的工作壓力，返家時飛機加上火車的奔波，突然回到內地時的“醉氧”反應，導致其過年期間的一天早上突然暈倒，將頭撞破，送到醫院縫了13針。

陳正祥講述這些事情的時候，保持著輕描淡寫的語氣，云淡風輕的微笑，他甚至說這是高原生活送給他的“禮物”，讓他時刻記住這片土地。這樣的玩笑說起來輕松，卻讓我聽后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沉重。

有人說援藏是一種生命的奉獻，起初我只是相信，而親眼見到后變成了堅信。只有真的到了這片高原，見到了這群無私而純粹的人，才真正懂得奉獻的意義是什么。

三

看到周平，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個人長得有點像王寶強扮演的《士兵突擊》里的“許三多”——眼睛大，皮膚黝黑，笑容溫暖，言談間有一種質樸的真誠，甚至透露著一點靦腆。

“還是你問吧，你想問啥我就說啥。”周平笑呵呵地說。

與陳正祥等援藏干部不同，周平是一名調藏干部。二者從選派形式、組織管理等各個方面都有差別，但最直觀的差別，就是在藏時間。一個短，一個長；一個三年，一個終生。對調藏干部來說，一個“調”字便是無聲的責任狀，厚重的宣言書，這意味著他們如同被組織精心挑選的種子，種在西藏，便要真正地扎根在這里。

入藏前，周平是湖南株洲的公務員。從株洲市株洲縣教育局，到后來株洲縣團委，到龍潭鄉鄉長，龍門鎮任黨委書記，用周平自己話說，自己實實在在地在基層鍛煉了七年，尤其是鄉長和鎮黨委書記的經歷，讓他真正理解了基層組織的重與難——擔子重、責任重、意義重；落實難、協調難、做好難。“基層工作確實不好干，要處理的問題千頭萬緒，但都是和百姓切實相關的，不做好不行。”

工作雖苦雖累，但畢竟家就在株洲。結了婚，生了孩子，安安穩穩過日子，在株洲老家，周平可以獲得踏實體面的幸福感。

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一直在一個地方待下去。

“我覺得人生的經歷在于多見識一些新的風景，除了讀書，我幾乎沒離開過株洲，沒離開過家。有人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這其實也是我當時的心里話。”周平的心里，涌動著對遠方、對新環境的期待。

更重要的是，他渴望能做更多的事。

在老家的鄉鎮工作，雖然人熟事通，但往往掣肘的關系也較復雜，自己能夠調配的資源、使上的力氣有限，自己的一些想法很難落地實現。

2016年，中央從內地優秀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中選調100名干部調藏工作，主抓脫貧攻堅。周平對這片遙遠的土地有著既朦朧又好奇的認知，蒼茫的雪山，質樸的藏民，壯麗的高原景觀……對周平來說，西藏是他渴望的遠方；聽聞西藏民風淳樸、社會關系簡單，是他理想的工作環境；最重要的，在西藏抓脫貧是一個能奉獻邊疆事業、為藏區百姓謀福的有作為的工作，是一個“有意義的崗位”。這一切對他都很有吸引力。

“沒想過缺氧的環境對身體的損傷嗎？沒想過調藏后將遠離親人、無法照料他們嗎？”我問周平。

“當時沒想那么多那么苦。在株洲時，妻兒們都在市里，我在鄉鎮，一個月在一起的時間也不多。我想在西藏每年有兩個月的公休假，說不定能更集中地陪陪他們。”

這是周平當時真實的心聲。

2016年5月，周平通過選拔，正式調到西藏山南瓊結縣，擔任分管脫貧攻堅工作的副縣長。可是來到后，他才發現，這里無論是生活環境還是工作難度，都和原先的想象相距甚遠。

首先是高海拔的缺氧環境，讓周平睡眠成問題。尤其進入冬季，半夜時常睡不著，很多時候到凌晨兩三點才能入睡，早上起來感到很疲憊。

接著是工作開展的難度。原以為藏區生活節奏慢，人際關系簡單，做起事來應該容易。結果周平發現，這里百姓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對政策的理解等各方面與內地差別很大。

瓊結縣部分村落處于地質災害頻發或缺水、交通不便地區。為改善和保證百姓的生活安全、質量，政府組織百姓進行異地搬遷。搬遷費用、新房建設幾乎全部由政府來解決，百姓不需要多少成本。但這樣的好政策，在推廣落實時頻頻受挫，很多百姓并不愿意搬遷，有很多顧慮和想法，每次都需要當地干部多次溝通勸說才能成功。

在內地以為理所當然就能辦到的事，在這里往往需要下額外的功夫；認為很快就能解決的問題，往往因為歷史遺留等因素，解決起來并不容易。加之與很多藏民語言不通，對這片地域又不熟悉，周平起初的工作開展得很辛苦。

周平調來不久，縣委書記與他有過一次談話。縣委書記語重心長地告訴他，瓊結的脫貧攻堅工作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的扶持產業項目此前做得不夠充分，此前的脫貧工作常常挨批評多，受表揚少。

“我聽完后就想，干工作被表揚也是干，挨批評也是干，只要找對路徑努力去干，沒有哪件事情干不好。”回憶起當時談話的場景，周平感到既有壓力更有動力，“我向縣委書記做出保證，寧愿天天加班，也不愿事事挨批，一定把脫貧工作做好。”

于是，從2016年接手脫貧工作開始，周平幾乎每個夜晚都是在辦公室、會議室度過。基層脫貧人手緊、工作多、考核任務重，白天要下鄉調研、入戶走訪，事務性工作繁重，很多會議被迫安排在晚上召開，工作任務很多時候要在深夜部署。瓊結縣的脫貧干部們有一個工作群，半夜依舊“沸騰”是常態，這個鄉組織政策宣講，在群里發一段現場視頻或幾張照片；那個鄉的扶貧干部剛剛結束工作，拍一張墻上的鐘表發到群里，和大家開玩笑說，終于可以下班了……

是的，這里的脫貧干部，沒有白天和黑夜，只有干完和正在干。

2016年與2017年的公休假，周平都選擇放棄，將寶貴的假期時間都用在走訪農戶、下鄉調研、撰寫脫貧材料等工作中。“總感覺時間不夠用。”當初每年兩個月回內地陪家人的想法，成了遲遲難以兌現的“夢想”。

長期以來，瓊結的脫貧工作投入大，但效果不明顯，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以開發式扶貧為主，大水漫灌，缺少系統性的精準思維。往往是政府投資籌建大型養殖廠，以項目推進帶動周邊百姓的脫貧，建成后由村里合作社等經營。但因為缺乏透明健全的分配機制和監督機制，經營過程中，村民并無多大收益，干多干少差別小，干好干壞不關心，項目常常是一年建、兩年管、三年荒。加之西藏地區肉品市場規模有限，與內地的交通不很便利，項目同質化、雷同化、泡沫化問題明顯。

周平經過一段時間的項目調研，結合過往失敗經驗分析，意識到原有的輸血式扶貧方式必須改變。要想富，就必須挖掘當地獨特的資源優勢，種起瓊結自己的“生錢樹”，創新激勵機制，讓百姓真正有錢賺，主動想脫貧。

那瓊結的優勢資源在哪兒？周平首先想到的就是旅游。

瓊結縣是吐蕃王朝的故都所在，有規模宏大的藏王陵群，有西藏第一座城堡匹播城，有西藏第一個按規劃建設的古村落雪巴村，旅游資源相當豐厚。周平想，脫貧產業也應從旅游資源入手，發掘旅游周邊的市場潛力。

瓊結縣有63家民族手工業合作社，在藏服制作、藏式家具加工等領域具有很好的聲望，然而這些合作社大多分布零散、設備落后，場地有限，嚴重制約合作社發展壯大。

多、小、散、弱，不如集結成片。用好集中優勢，就能做出瓊結的手工產業名片。

于是，縣政府投資7000萬元建設山南綠色產業園，其中產品展示廳一棟，標準廠房六棟，有配套完善的附屬設施。外地游客來觀光，可以集中欣賞瓊結縣的手工藝產品，集中帶動當地百姓的手工產品銷路，甚至令這個產業園成為一個重要的旅游點。

產業園從規劃設計到建設實施，周平一直奔波其中。“這個項目做好的話，可以打造出瓊結的旅游品牌，當時我就想，一定得盡心去做。”周平對我說。

有景點，就要有良好的住宿條件，適當的購物休閑場所，構建完整的休閑娛樂環境。周平和縣領導們商議，決定建一座扶貧商貿樓，內含酒店、商場等娛樂休閑設施，讓外來游客休息好，購好物，提升瓊結旅游的綜合體驗。

但僅依靠旅游，還肯定不夠。瓊結外出務工人員較多，空留的土地，不用就是荒地，用好就是寶貝。于是瓊結縣投資1.8億元建設千畝連片蔬菜產業園，流轉下水鄉唐不齊村、措杰村、拉玉鄉白那村1000余畝土地，新建育苗溫室、日光溫室，打造山南市“菜籃子”基地；投資7000萬元建設萬畝經濟果林帶，流轉下水鄉、拉玉鄉10000畝荒地，投資500萬元建設加麻鄉千畝藏中藥材基地。一系列種植產業項目的實施，讓資源變資產、讓資金變股金、讓農民變員工，瓊結的百姓獲得了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

引進四川同業資產管理公司建設江北新區雙創園，打造1MW村級光伏扶貧電站，建立農產品加工合作社……諸多扶貧項目的落地推廣，都有著周平辛勞奔波的身影，讓瓊結的扶貧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瓊結正逐步摘掉窮帽子，穿上富衣裳。

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扶貧產業的紅利，如何分配給百姓？如果每年按固定金額分配，就會造成“養懶漢”的結果；若要差異化分配，收益差異和分配效率怎樣統一起來？如何用紅利分配激發百姓的內生動力、工作熱情？

最終，周平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帶頭提出了“五分五不分”的制度——無勞動力的、身體殘疾的、外出務工的、大病重病的、失地貧困戶的五類人直接分紅；有勞力有條件不外出務工的、不贍養老人的、不讓適齡子女上學的、有違法犯罪行為的、村（居）委會按上級要求安排工作不履職的五種情況不分紅。明確將產業分紅與外出務工、轉移就業掛鉤，務工收入越高，分紅越多；對感黨恩教育、“四講四愛”主題教育、黨的十九大精神宣講等村（居）委會按上級要求組織活動不參加的不分紅。

如此，既兼顧了分紅群體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用“多掙多分”的機制破解“等靠要”、收入瞞報虛報等難題，讓百姓能夠自覺地多勞動、多做事，也對那些不當行為群體發揮了懲戒警示意義，這個分配制度可謂“一石多鳥”，一鳴驚人。“五分五不分”已成為瓊結縣扶貧產業利益聯結機制的重要支撐。

“走得多了，接觸得多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樣的制度能夠讓百姓們滿意，能夠發揮真效果。”周平笑著說。

腳下有泥，心中有底，做出來的事才會讓百姓滿意，才會有意義。

2018年10月，瓊結縣正式宣布脫貧摘帽。入藏不到三年，周平就交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單。

在和周平的交流中，我問他是否有過動搖？動搖來到這里的信心，動搖自己堅持下去的勇氣，畢竟可能要在這里奉獻一生呀。

“對做的事，我從沒有動搖過。因為總要有人來做，而且在這里扶貧工作很關鍵，做得好，感覺比在內地更有成就感。”周平認真地對我說，“但確實虧欠家人很多。尤其是妻子孩子，我作為丈夫和父親，很不到位。”

和周平每次不經意聊到家庭，他總是會沉默一會兒。那片刻的寂靜，我知道是這個湘地漢子內心的掙扎。幾乎所有調藏干部都有周平這樣的難處，無法兼顧家人與工作，為了西藏的發展，犧牲了家庭的幸福。調藏干部的苦，有時未必是物質環境，很多時候，是內心的愧疚，對父母，對妻兒的愧疚。因而調藏干部的偉大，不只是他們自己的奉獻，更有他們家人的無私奉獻。一人調藏，全家援藏，大愛無疆。

只為晉升發展，不會調藏；只為一時熱血，更不會調藏。“多少有點理想情懷吧，想做點有意義的事情。”這是我問他調藏感受時，他說的最后一句話。這句話，和《士兵突擊》中許三多常說的“要做有意義的事”不謀而合。我抬頭看著他，他一臉真誠地望著我微笑，那微笑純粹而干凈，令我動容……

四

剛到山南時，我跟當地對接的同志說，想采訪一些在藏干部，讓他給我推薦個名單。他想一想說，有個人你有必要見一下，你一定想和他聊聊。

“誰？”

“老閻。桑日縣的副縣長，現在兼著江北新區籌委會副主任。”

“老閻”有何獨特之處，值得我非見不可？

“他可是我們這里的高材生，清華大學畢業的。09年畢業，直接進藏，來到山南，一直干到現在，挺不容易的。”

哦，山南還有這樣的人物？這確實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說，你講得沒錯，我的確很想認識一下這位“老閻”同志。

老閻名叫閻偉隆，身材微胖，體型壯碩，雙目炯炯有神，走路虎虎生風。“抱歉來晚了，中午自治區有個會，一結束我就從拉薩趕過來，讓您久等了。”老閻的嗓音厚重而有磁性，笑容真摯而溫暖，一下就令人印象深刻。

實際上，老閻并不老，而且很年輕。

說他不老，是因為閻偉隆是一個地道的85后，如今才三十多歲，正值壯年。

然而當地人們稱他“老”，是因為沒想到他在這里一干就干了十年，論經歷和資歷的確算得上“老資格”了。加上他本就有一股超越同齡人的成熟和穩重，“老閻”之名便傳開了。

閻偉隆老家在山東日照，是個地道的山東漢子，淳樸正直有韌勁。2005年離開山東老家，考上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大學期間，閻偉隆就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專業之外輔修哲學，拓展自己的知識眼界；積極參與各種學生活動，擔任學院的學生會副主席；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創辦補習班，實現“經濟獨立”。用他自己話說，那會兒真是掙到錢了，自己買的自行車，都是幾千元的，算是自行車里的“豪車”了。

大四時，閻偉隆在港中旅實習，原本打算畢業后留下，但畢業時的一次政策動員，改變了他的人生選擇。

從2008年開始，為支援西藏邊疆建設，發揮高校學府人才優勢，中組部從清華大學等學校選招應屆畢業生前往西藏基層工作。2008年，清華大學四名學生奔赴西藏基層，在那里落地生根。閻偉隆畢業時，第二撥選招開始了。

“清華一直有這樣的傳統，鼓勵學生到基層去服務、去歷練，從校領導到老師都鼓勵學生有這樣的決心和抱負。”回想起自己的畢業季選擇，閻偉隆微笑著說，“畢業前夕，在清華園的主干道上，在醒目的道路兩側，都會看到類似的動員標語。‘到西部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原想著畢業后在北京朝九晚五生活的閻偉隆，被當時的氛圍感染了。之前的學生工作讓他知道，一些奔赴基層的師哥師姐的經歷，知道他們是怎樣優秀的人，有哪些動人的事跡。“我當時想，人一輩子，干事也就三四十年，總得干點有意義的事情。入藏工作肯定辛苦，但這經歷很難得。自己經歷過感受過，就不后悔了。”

于是，閻偉隆決定，去西藏。

這樣的選擇，并不容易。彼時的閻偉隆有了女友，兩人讀書時就是異地，女友為了他來北京工作，剛剛穩定。一旦入藏，二人面臨的又是長期分離，而且相距更遠，相見更難。

閻偉隆是家中獨子，母親患有腰間盤突出的老毛病，犯起病來無法下地，家中農活兒全靠父親操持。而年邁勞積，父親也換上骨刺之癥，痛起來難以忍受。本應到父母膝前盡孝的閻偉隆，如今卻要奔赴高寒之地，不但不能為父母解憂，反倒令父母為他擔心。

更重要的是，此時港中旅已經要和他簽訂三方協議，放棄這個職位，便意味著放棄在北京發展，還有優厚的收入和體面的工作。而西藏的物質環境、生活環境與北京顯然差距甚遠，這樣的選擇讓他的很多朋友都不理解。

但閻偉隆還是決定聽從內心的召喚，渴望到“廣闊天地”有一番作為。人生幾十年，還是想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決心已定，閻偉隆整裝出發，去西藏！

去西藏，下基層，做貢獻。然而真到了西藏的基層，并非誰都能迅速適應的。

閻偉隆被安排在山南市桑日縣桑日鎮。剛到這里，第一個困難就出現了。

閻偉隆剛入藏時先到拉薩，看到同期留在拉薩的小伙伴們的住宿條件——單元樓，有床鋪、灶具、桌椅、電視，設施完備齊全。閻偉隆想著既然一批入藏，這樣的住宿條件應該是標配，山南條件雖不如拉薩，但也不會差太多。

然而到了山南，閻偉隆卻傻眼了，自己的房子居然是一個極其簡陋的土坯房。

“房間里什么也沒有，連床都沒有，條件非常簡陋。我的桌子是后來單位特殊照顧給配的；我的床，是縣委組織部長送的一張舊鐵架床。結果因為自己重，后來還給壓塌了。”回想起剛到山南時的場景，閻偉隆苦笑著說，“那時候真體會到啥是荒涼了。”

閻偉隆在土坯房里住了很久，直到后來土坯房因太過殘破被拆掉，他又被安排到當地招待所去住，但條件并沒有好到哪里。“地板都是翹起的，墻皮大部分脫落，用的燈是那種很老式的鎢絲燈泡。基本上就是當地老百姓十幾二十幾元住的地方。到了冬季，電力供應不上，幾乎每個月都會停電一周。”

從閻偉隆的講述里，可以想見他當時的生活環境有多艱苦，其間略去的心酸苦楚，獨自堅守的細節，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從那么好的環境一下來到這么艱苦的地方，說沒有落差是假的。“但這是我選擇的路，沒啥后悔的。而且現在山南變化這么大，我是真正的體驗者和見證者。”閻偉隆說。

條件的艱苦，可以快速克服，但身體的反應，卻要慢慢適應。基層組織，人少事繁，剛來的閻偉隆，大事小情都要參與。白天上山下鄉，去村里走訪，晚上點燈熬油，抓緊弄文件寫材料。高海拔的缺氧環境加上緊張的工作節奏，讓閻偉隆身體有很長時間不適應。

閻偉隆當時作為鎮干部，有定點聯系的村子，俗稱“包村”。他包的村子叫洛村，當地百姓夏季放牛，要到山頭的牧場，牧場看去不遠，卻得翻越幾座大山。有一年，幾戶牧民的五頭牦牛在山頂上吃草，竟被雷劈死。一頭牦牛一萬多，百姓心痛不已。好在當地的牦牛都上過保險，鎮長帶著閻偉隆，一大早就趕往事故現場進行理賠處理。

“我和鎮長一大早就出發，因為路不好走，我們得徒步過去。到那里得翻過兩個山頭，結果翻過第一個山就感覺快不行了，腳真的是一點都邁不動了。”閻偉隆笑著說，“這在內地根本就算不上多遠，但我那天真是累到快無法呼吸了。一大早出發，下午五六點鐘才到那里，真正體驗到了高原嚴重缺氧是啥滋味。”

但艱苦的生活條件，惡劣的生活環境，并沒有讓閻偉隆打退堂鼓，反而更讓他堅定要干出點事來的決心。依憑自己的努力與誠懇，閻偉隆進步很快，2012年便當上桑日鎮鎮長。一鎮之長，責任不小，如何讓桑日鎮的百姓收入更多，日子過得更好，成為閻偉隆日思夜想的事。

桑日鎮出藏雞，肉質好，營養高，天然無公害，很有市場潛力。然而之前的政府部門未能進行合理規劃，百姓從政府手中購得低價雞苗，結果到出欄時，出欄的數量太多，賣不掉，自己吃又吃不了，養殖戶們很著急，便來找他想出路。

當時閻偉隆剛上任，看著百姓們焦急的狀態，自己也心急如焚。藏雞養殖，飼耗占成本大頭，一天賣不出，就多一天的成本。可是當地藏雞市場就那么大，作為一鎮之長，只能硬著頭皮想辦法。于是這位剛上任的閻鎮長，轉身為推銷員，印了兩沓名片，親自前往拉薩，推銷桑日藏雞。

推銷之路，充滿艱辛。“‘閉門羹’是常吃的，白眼是常有的。菜市場都算好的，你去推銷，往往還比較客氣地回絕。有一次去飯店推銷，干脆給人家攆出來了，還灑我一盆水。那過程真是心酸得很。”閻偉隆苦笑著說，“但必須忍著，畢竟百姓們都指望你呢，還得一家一家去問，去試。”

好在結果再辛苦也值得。一番艱難的推銷之旅，一萬多只藏雞順利銷出，閻偉隆完成了百姓的期待。更重要的是，閻偉隆在推銷過程中加深了對藏雞養殖和藏雞市場的理解。他意識到，藏雞養殖必須有明晰的市場規劃，不能盲目散養，而且必須打造自身的品牌，形成自己的市場優勢。

閻偉隆首先聯系到一家拉薩企業，與其簽訂協議，形成訂單養殖機制。企業提供雞苗讓百姓來養，養成后企業收購，桑日鎮的百姓不必再擔心無市場，賣不掉。

解決了銷路問題，接下來就要開創自己的品牌。閻偉隆馬不停蹄地聯系清華大學分析中心和中國農業大學，為藏雞蛋和藏雞肉的營養成分做實驗分析，確認其營養價值，同時抓緊設計注冊“藏家情”品牌商標，創立桑日鎮自己的品牌。他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為產品設計制作不同規格的包裝，努力為桑日藏雞做市場推廣，建設了2座可容納近2萬余只雞的標準化雞舍。結果，當年桑日鎮的藏雞蛋就供不應求，年收入近30萬元，戶均增收4000余元。“當時感覺入藏三年，確實給百姓做了點實事，雖然有很多辛苦和心酸，但還是甜蜜的。”閻偉隆說。

桑日藏雞的經驗，讓閻偉隆體會到了特色產業項目對百姓生活的重要價值，也讓他萌生開發更多項目的想法。

西藏風沙大，生態環境惡劣，為防風固沙、涵養水源，往往需要種植柳樹等植被。閻偉隆想，桑日有大片土地植樹種草，要是能種些有經濟效益的樹木，豈不是將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充分結合起來了？這么一想，他便決定在桑日鎮發展木本經濟。

有了思路，種什么就成了關鍵。西藏地處高原，早晚溫差大，冬季又有大風，一般植物很難存活。思來想去，他便想到了葡萄。

西藏昌都有葡萄種植產業，但山南地區沒有葡萄種植經驗，能否種成，尤其在戶外集中連片做產業發展，他心里并沒有底。

葡萄種植先后試驗三年，栽種十幾畝，探索種植經驗與可行性，最終發現，葡萄種植可以進行大面積推廣，現有技術條件可以支撐產業化種植。2016年，閻偉隆當上桑日縣副縣長，便將原來十幾畝擴展到1000畝，牽頭組織各方面力量和專家培育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千畝葡萄園。閻偉隆邀請云南迪慶的一家企業來承包經營，政府參股分紅，同時帶動周邊村子百姓就業，兩個村子每年收入百萬的利潤。一位村子里的老奶奶，60多歲，告訴閻偉隆她做夢也沒想到，一年能賺8000塊錢。“她當時開心激動的樣子，我現在還歷歷在目，覺得自己做的事很值。”閻偉隆說。

如今閻偉隆被調到江北新區做籌委會副主任，這片全新打造的新興區域，將作為拉薩山南一體化發展的一個承接區，通過高等級公路、特色城鎮、產業基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的打造，為西藏脫貧攻堅、特色產業發展提供樣板區域，帶動拉薩和山南的整體協調發展。“2016年從縣里調過來，一直在忙這個事，從開發設計到項目談判，都要參與，但很多時候還是要和村鎮打交道。”閻偉隆笑著說，“雖說調到江北新區離開了縣里的工作，但我覺得始終還在做基層的事，和一線的干部群眾交流，很熟悉，很踏實。”

十年的歲月，閻偉隆用行動踐行了“到西部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這句母校的教誨。“就是想在基層多做些事，趁著自己有干勁，還年輕。”閻偉隆字句鏗鏘，說得自豪而堅定。

五

幾天時間的走訪交流，讓我對西藏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很多人向往這片高原，追尋的未必是獨特的天光美景、風土人情，更可能是一種心靈的滌蕩與靈魂的覺醒，因為這是一片圣潔的土地。可這片高原何以這般圣潔，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在我看來，這片圣潔里包含著無私無畏的堅強、不畏艱苦的奉獻以及心懷祖國的赤誠。西藏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支持，而一批批援藏干部、調藏干部、高校學子等持之以恒、不計回報的付出，讓這片土地充滿發展生機的同時，也充滿更圣潔的光芒。他們身上有一種鮮明的共性，那就是純粹。純粹的奉獻精神，純粹想為百姓做些事的決心，是有著鮮明理想底色的純粹。從這份純粹里，我看到了人之為人的可貴與可愛，看到了就在我們身邊的感動與偉大。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在這地球第三極上構筑起偉岸的精神高地，成為穿越歷史的永恒豐碑。

致敬，這片雪域高原上潔凈的靈魂！

致敬，這群值得被銘記的純粹的人！ 

作者簡介

王子瀟，遼寧沈陽人 ，現居北京。青年作家。曾發表《留住手書的味道》《細節里看民心》《讓口味雜一點》《龍宮調》等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