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久前，我與知名現代舞編舞家桑吉加交談，聽他講起三十多年前只身由甘南牧區前往北京學舞的往事。原本習慣于穿長袍在草原長空下高歌熱舞的藏族男孩，驀地進入練功房，穿緊身衣褲在落地玻璃鏡前練習壓腿和下腰時，曾經頗害羞過一段時日。這讓我想到英國電影《跳出我天地》中的男主角比利，初初穿上芭蕾舞練功服的時候，也曾面對來自親友的質疑以及內心深處的自我詰問。

比利是普通礦工的兒子，父親更希望他學習拳術以得到健康體魄，而不是去什么芭蕾舞學校，和那些嘰嘰喳喳的女孩子一起壓腿。父親口中“女孩的玩意”，偏偏是比利的天分與志向所在。他獨自去到倫敦闖蕩，他期待考入皇家芭蕾舞團，他渴望透過身體語言自我表達，“像鳥一樣飛翔”。如此勵志電影最終必導向溫情結局：父親與哥哥的成全，奶奶的擁抱，去世母親的信，芭蕾舞老師的支持，種種都將比利引向追逐夢想的路途，最終成就他在舞臺上高高躍起的一幕。那一幕配合柴科夫斯基的芭蕾音樂，驚艷，近乎完美，出自編舞家馬修·伯恩的舞劇《男版天鵝湖》。

顧名思義，《男版天鵝湖》舞劇中的角色，全部由男舞者飾演。馬修·伯恩根據俄羅斯同名經典芭蕾舞劇改編，沿用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唯更加強調身體的力量與戲劇張力。如今這部舞劇得獎眾多，在全世界不同國家與地區的舞臺上呈現，而二十多年前，當它在倫敦沙德勒之井劇院演出的時候，卻被眾多觀眾及評論人質疑，就像電影中穿上芭蕾舞裙的比利不得不面對質疑甚至嘲笑一樣。

馬修·伯恩改編的《天鵝湖》之所以初時并不被理解與認可，一則在于其中性別反轉的大膽嘗試挑戰了當時受眾的既定審美，二來也因為人們太熟悉于原本《天鵝湖》中王子、黑天鵝與白天鵝的悲劇故事，以至于對這般另類夸張的改寫，頗有些摸不著頭腦。如今看來，這部1995年首演的劇作，不論劇情或表達方式都已不再新鮮，可置于彼時彼處，卻足以讓人瞠目結舌。藝術世界的沿革與創新，必得打破舊有成規范式，從文藝復興到新古典主義再到印象派和立體主義種種，莫不如是。哪怕如今享有盛譽的俄羅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在其經典作品《天鵝湖》首演之時，同樣曾面對冷遇甚至抨擊。

1875年，莫斯科劇院委約柴科夫斯基寫作一部芭蕾舞曲，第二年四月，作曲家完稿，至1877年2月在莫斯科大劇院首演。當時的柴科夫斯基已寫出幾部交響曲和管弦樂作品，在俄羅斯樂壇名氣日盛，可即便如此，《天鵝湖》的首演未能將他的事業推高一步，反為他招致批評。演員缺乏排練，布景糟糕，技術欠火候，音樂缺乏連貫性……眾多負面評價讓《天鵝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遭到冷待，即便1880年后作曲家本人在國內及國外的聲譽日隆，也未能改變觀眾長久以來對于這一舞劇的成見。直到作曲家去世之后的1895年，該劇才因為天才編舞家伊凡諾夫的重新編創以及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團的再度演繹而成名，自此歷久彌新。

如果比利未敢穿上芭蕾舞裙便放棄，我們怎能見到電影結尾處的華麗跳躍？如果馬修·伯恩因演出未及預期而改寫劇情，我們怎能見到《男版天鵝湖》中張揚自信的表達？如果柴科夫斯基因為《天鵝湖》的失利而放棄寫作芭蕾舞曲，今日的樂迷恐無緣在《睡美人》與《胡桃夾子》等經典名作中徜徉。“夢想照進現實”的事例太少，所以才彌足珍貴。我想，這也是《跳出我天地》上映至今近20年，仍為人津津樂道的緣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