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法”是德語作家卡夫卡身上永恒的“原罪”，它無聲無色、變動不居，但卻無時無刻地憑借著神賦的權威支配著卡夫卡的一切：在生活中，卡夫卡是一名法學博士，畢業后從事的亦是與法相關的工作；在創作中，他的代表作《判決》《在法的大門前》和《城堡》等均與“法”交橫綢繆。但在他寫于1919年的家書《致父親》中，由父親制定并實施的“家法”似乎是卡夫卡一生痛苦的根源，這些本為教育子女的規矩在父親那里儼然成為了一套分類嚴明、巨細無遺的“法律”。而作為這套法律的主要約束者，卡夫卡注定要用一生去感受它的冷酷。

　　家法催生熟悉的“陌生人”

卡夫卡與父親的“陌生感”由來已久，而卡夫卡則將其歸因于母親的家族：“比較一下我們倆，用非常簡短的話說，我是一個帶有一定的卡夫卡根系的略韋（指母親原姓略韋），推動我的不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活意志、經商意志、占領意志，而是略韋家族的馬刺，它顯得比較神秘、羞怯，促使我跑向別的地方，甚至經常停止對我的戳刺。而你卻是個真正的卡夫卡，強壯，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說會道，自滿自足，有優越感，有韌性，沉著果斷，有鑒別別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慷慨大度。”卡夫卡的分析不無道理，因為在強勢的父親與恭順的母親共同維系的教育環境下，卡夫卡注定是要迷失方向的。但作為略韋家族的一員，母親卻用包裹著“溫柔體貼、諄諄勸誡”糖衣的“馬刺”逐一地刺破卡夫卡因“父子沖突”而產生的“抗拒心理、反感甚至仇恨”。于是，卡夫卡一次又一次地被拉回到“家法的圈子”中，他與父親交流的唯一媒介和內容就是“家法”，而面對著對自己“好的無以復加”的母親時，卡夫卡只能無奈地嗔怪道：“而本來我也許可能會突破這個圈子的。”在《致父親》的開篇，卡夫卡提到父親曾指責自己“冷淡”“忘恩負義”，與他“形同陌路”，可是父親并不知道這一切并非是“我的責任”，而是牢固佇立在父親與卡夫卡之間隱形的“家法之墻”，它無情地阻斷了一切親情交流，只有“法的強光”可以自由穿過。最后，在“不許頂嘴”的命令下，卡夫卡徹底“失聲”了：“于是我完全閉了嘴，蜷縮在你面前，而只有在我離你很遠，在你的力量至少不再能直接達到的地方，我才敢動彈一下。”可卡夫卡這種“屈辱”“懦弱”的退讓并沒有讓父親滿意，因為這“一切在你看來都是‘相反’的”，卡夫卡的“委曲求全”在父親眼中則是“忤逆不孝”。此外，父親對兒子的誤解反過來又加深了彼此的“陌生感”。父親甚至憑“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選的上裝，布拉格的猶太女人是懂得這一套的……我不懂你是怎么回事，你畢竟是個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卻只知道看到一個女的就馬上跟她結婚”這個聽上去十分“中肯”的理由來反對卡夫卡的結婚意圖。顯然，就連卡夫卡“眼前的模糊”依然無法消融父子間陌生的“堅冰”。

　　家法乃一生的痛苦之源

《致父親》這封家書不僅是卡夫卡渴望緩解緊張父子關系的一次孱弱嘗試，更是父親制定的各類家法的一次強勢集合。家法的權威性、強制性對卡夫卡來說并非難以接受，但讓他備感恥辱的是這套法律在其制定者身上卻可以“合法地”失效：“對伙食的好壞不可以說三道四——可你自己經常認為菜沒法吃，并稱之為‘飼料’”“必須當心別讓殘食落在地上，但你的腳底下卻落得最多”。對此，卡夫卡將其解釋為父親“對自己的見解抱有無限的信任”，“你的自信之強，使得你的思想根本不必前后一貫，也照樣永遠是對的”。于是，作為父親可以僅憑他的權威，而不是思想就可以建立法律，而卡夫卡只能默默承受這種獨裁所造成的心理陰影，并允許它一直籠罩在生活的各個角落。卡夫卡對婚姻的向往是美好而強烈的，這從他與費莉絲和尤利葉的數度訂婚便可見一斑。同時卡夫卡自己也承認結婚或許是“最有希望的自救嘗試”，可是當他想遵從內心、嘗試“集中著我能所支配的所有正面力量”時，家法便會變形為“虛弱、缺乏自信、負罪意識”等將其摧毀。卡夫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結婚意圖——“建立一個家庭，獲得獨立”。雖然父親發自內心地對他大喊“走啊”，可是卻用那雙“被天性制約著”的手緊緊地抓住他。于是，卡夫卡的繼承權被永遠地剝奪了，他也永遠地失去了與父親博弈的可能。

此外，“負罪感”是烙印在卡夫卡身上最深的一道疤。在《致父親》中，卡夫卡曾多次談到這種“負罪意識”給自己帶來的傷害與痛苦。父親制定的家法似乎并不涉及暴力的體罰，“確實，你幾乎從未真正地打過我”，但這并不意味著違反了家法的卡夫卡就可以被“溫柔以待”，“那種吼叫、你漲紅的臉、那種迅速解下褲子背帶放在椅背上備用的動作，在我眼里幾乎比打更可怕”。這種令人窒息的恐懼感甚至分毫不差地再現于《在流放地》中：威嚴的軍官投入并詳細地為旅行家講解那套機關重重的精密絞刑機器，而不遠處的囚犯早已抖如篩糠。可就在父親為卡夫卡布置完“絞架”的一切準備后，卻同那個最后被赦免的犯人一樣，卡夫卡也被父親的“慈愛”所寬恕。肉體的審判雖被中止，可是內心的鞭撻卻越發兇狠，特別是“那么多次我聽到你明明白白地表明我應該挨打，但總是在最后關頭由于你的仁慈而逃脫了這種命運，一種強烈的負罪意識自然越積越深。無論我從哪個方向走來，都進入欠你的罪疚之中”。無疑，這種“臨刑赦免”的高明之舉的確發揮了家法的無窮威力，它讓卡夫卡一直深陷于無盡的愧疚中無法自拔，并繼而飽嘗懲罰的痛苦。

家法對父子的雙向審判

審判是卡夫卡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它肆意盤踞在卡夫卡的生活和創作中。在《致父親》中，卡夫卡就直言幼時的一件事對自己內心造成的巨大傷害：“有一天夜里我不停地要水喝，不過不是出于渴，而可能一部分是為了要惹惱你，一部分是為了尋樂。在一些強烈的威脅不生效后，你把我從床上拽起來，抱到陽臺上去，關緊了門，讓我獨自一人穿著襯衫在那兒站了一陣子。”顯然，這是父親在用家法規范卡夫卡的無禮胡鬧，但讓卡夫卡始料未及的是父親竟然用“被抱出去”的可怕行為來懲治他的這次“荒唐的哭鬧”。毫無疑問，在父親的眼中，犯錯就意味著要被“審判”，而審判的標準與程度并不重要，因為“我在他的眼里就是這樣無足輕重”。而父親在審判上的“量刑過重”也毫無保留地再現于卡夫卡的《判決》中：格奧爾格的父親因認定兒子是“惡鬼般的人”而判他“投河自盡”。此外，嘗盡一切辦法與手段想要進入城堡卻終身未如愿的土地測量員K和為了能進入法門而耗盡一生光陰的鄉下人無一例外都是被重重審判的人，因為他們的“刑期”是整個余生。正如卡夫卡在回憶這次審判的影響時依然心有余悸：“許多年后我還驚恐地想象這么個場面：那個巨大的人，我的父親，審判我的最后法庭，會幾乎毫無理由地向我走來，在夜里把我從床上抱到陽臺上去。”

卡夫卡面對來自父親的強大審判也并非完全屈辱接受。那個“荒唐”的要水行為實質上就是一種“反叛”表現，他想以“哭鬧”來“審判”父親以往對他的“嚴厲與不公”，但來自父親的更為猛烈的“反制與懲罰”則徹底消滅了卡夫卡日后這類直接的“反叛”，故而卡夫卡只能將這種不滿與憤怒投入到創作中。在《致父親》中，卡夫卡曾坦言：“我寫的是關于你的事，我在那里發泄的僅僅是在你懷里不能發泄的。”不難看出，這些作品不僅是卡夫卡想要審判父親的“唯一武器”，更是渴望與父親有些許情感溝通的“怯弱嘗試”，但卡夫卡深知父親對他寫作的態度是反感的，這就使通過作品來“審判”的力量喪失大半，而當卡夫卡將“精心謀劃”的“審判書”呈上時，父親冷淡的一句“放在床頭柜上”則將殘余的力量擊得四下潰逃。顯然，在父親的權威和家法的震懾下，對父親的“審判”只能是兒子的“一廂情愿”，正如卡夫卡曾將世界劃分為“純潔”的父親和“污穢”的兒子兩部分一樣，純潔對污穢的審判天經地義，而污穢對純潔的審判則是倒行逆施。

父子關系是卡夫卡一生的主題，它像一列山脈，在卡夫卡生活和創作的平原上恣意縱橫。而橫亙在父子之間的繁雜家法及其產生的深遠傷害都通過卡夫卡的自述凝結在這封《致父親》的家書中。卡夫卡一生都與各種“法”的繩索纏夾不清，而父親“欽定”的家法注定會是將他捆得最緊的那根。卡夫卡清楚地知道他將永遠無法“從這里脫身”，因為“幾乎每一次嘗試都會因而受到懲罰”。

（此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卡夫卡與中國語言文學、文化關系之研究”（17AWW002）、2018年度黑龍江省省屬高等學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科研項目“猶太作家塞林格與卡夫卡的精神危機研究”（1353MSYYB05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牡丹江師范學院西方語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