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以及“20世紀中國文學”這些概念，并非一開始就存在，而是在特定時期特定歷史語境中提出的。目前所稱的“現代文學”在很長時間內被稱為“新文學”，直到1950年代后期“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兩個概念才出現。這兩個概念不僅是文學形態的區分，同時也涉及新的學科建制、專業方向和研究領域的劃分。到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其用意是統合被“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分割的現代中國文學。陳思和、王曉明也在同一時期提出“新文學整體觀”來呼應這種整合性思路。使用這些概念時，應意識到其中包含了特定歷史語境的現代性內涵，是一種特定的歷史范疇，其背后涉及20世紀文學的“現代性”和“當代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重新思考“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三個問題

思考“20世紀中國文學”，首要的問題在于如何理解“20世紀中國”。這一范疇涉及三個最重要的關鍵詞：“現代”（或“啟蒙”）、“革命”與“戰爭”。20世紀中國總體性地處在一個現代化過程中，存在一種追求“現代性”、從傳統向現代轉換的普遍訴求。但在今天，“現代”已經不再是一個未完成的目標，其規范性內涵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社會現實，成為需要重新認知、進行批判性理解的對象。所以今天人們談論更多的不是要求“現代化”，而是如何超越“現代性”。這種嘗試反思現代性的基本思路，意味著看待傳統、看待20世紀現代性規范的內在沖突時，需要超越以前那種歷史本質主義的、各自為政的政治主體想象的限度，而重新看待諸種現代中國文學形態間的歷史關系。這意味著，在不同領域、不同脈絡中展開的現代文學實踐，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對抗性存在，而存在著探詢互相通約的更高當代性內涵的可能性。

如何以21世紀中國的主體視野重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圖景，有三個重要的問題值得討論，這些問題也同“20世紀”的三個關鍵詞相關。

第一，怎樣理解“中國”。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實踐和研究，特別是在1949年之后，存在很大的區域性差異。這種區域性差異造就的歷史經驗，深刻地影響著文學討論的方式特別是對于中國文學的研究方式。習慣于在北京、上海這樣的空間里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的人，需要面對在港臺、海外等區域形成的文學史研究及其論述范式。“華文文學”“華語語系”“華夷風”甚至“反離散”等敘述，可以說從中國大陸的外圍重構了有關中國的文學敘述。如何敘述以中國大陸為主體的“現當代文學”與“港臺文學”“華文文學”的關系，需要更具整合性的框架。怎樣回應這類敘述，如何在這種全球化語境中闡述20世紀中國文學的合法性，是今天特別需要回答的問題。大陸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在既有的文學研究體制和話語慣性中，對這些問題往往感受不足。但如果和在香港、臺北或紐約的討論相參照，就會意識到問題的尖銳程度。戰爭、冷戰和意識形態的區隔造成了區域性歷史經驗的差異。在21世紀重新思考20世紀中國文學，其背后存在著重新思考“中國”、在一個更高的共同規范層面整合不同的區域性文學經驗的問題。

第二，是“長20世紀”還是“短20世紀”，也就是“革命”與“現代”的關系問題。20世紀的中國文學實踐始終存在內部的區隔和層級，比如作家文學與通俗文學、陳思和談到的“常態性”和“先鋒性”，特別是左翼的激進文學實踐和古典文學向現代的轉變等，背后都涉及現代性規范的內部沖突問題。一個左翼作家所理解的“現代”，和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或持保守主義立場的作家所理解的“現代”是很不一樣的。而且在20世紀文學的歷史實踐過程中，不同的現代性規范之間常常存在尖銳沖突。這種沖突往往是對抗性的、非此即彼的。

今天重新面對20世紀歷史，需要找到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立場來調和這些沖突。其中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看待“革命”和“現代”的歷史關系。事實上，“革命”不是一種對抗現代或存在于現代以外的東西，而是更激進地完成現代化變革的方式。但是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一種普遍觀點認為，革命是某種“封建主義復辟”，是反現代和非現代的。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需要認識到，在20世紀，很多像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都是采取革命方式完成現代化的。怎樣協調革命和現代之間的關系？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時，主要考慮的是“現代化”的范式。他們將20世紀從鴉片戰爭算起，一直延伸到1980年代的當下。這是一種“長20世紀”的理解方式，采用某種西方式的現代規范來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而且這種關于“現代”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左翼的革命文學。錢理群回憶，當時他們的老師王瑤先生看到這個論述時提問：你們談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問題，為什么不談第三世界，為什么不談反殖民主義？這背后隱含著如何理解中國這樣的以革命形式完成現代化的非西方國家的現代性內涵問題。

在很長時間內，用“現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是20世紀中國文學敘述的主流。這種理解現代的方式目前也遇到了新問題，因為在21世紀，人們更多地意識到現代性本身的危機與限度，特別是全球化語境里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問題，因此開始思考“文化自覺”等問題，思考如何重新調和“傳統”與“現代”的關系。這其實對上述主流范式——我稱之為“長20世紀”的理解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

如果說“長20世紀”是一種現代化范式，那么所謂“短20世紀”可以說是一種革命范式。如何理解20世紀的“短”與“長”，在歷史研究界和理論界存在不同的敘述，巴迪歐、霍布斯鮑姆、阿瑞吉、汪暉等人都有過研究。從文學研究的角度，這涉及如何重新解釋20世紀中國革命文學的實踐史。人們經常會認為，20世紀中國革命文學的實踐是斷裂性的，比如從五四文學到革命文學是一種斷裂，從左聯文學到延安文學又是一種斷裂。但如果深入文學實踐的內在邏輯去審視，就會發現它們之間是有延續性的，這種延續性其實是革命邏輯的內在展開。我把從“五四”到20世紀80年代結束這個時段內的文學稱為“短20世紀文學”，它由革命的邏輯推動，其實踐過程不到百年。結合所謂“短20世紀”的概念，可以區別于黃子平等以“現代化”為規范的“長20世紀文學”敘述。理解中國的20世紀，可能需要在這種“長”和“短”之間進行更具體的區分，以揭示和呈現歷史展開過程的內在邏輯。同時，也需要加以協調，而不能再采取冷戰式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方式來面對歷史。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戰爭”對20世紀中國與文學的影響。陳思和很早就談過“戰爭”在20世紀中國的重要性。事實上，戰爭在20世紀中國不只是一種事件性存在，而是構成了一種語境性存在。蔡翔談到20世紀的“破壞性”，產生這種破壞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20世紀是一個戰爭的世紀。費正清曾經指出，世界上各種各樣的革命樣態，諸如農民起義、國內戰爭等，都在20世紀中國發生過。實際上，這是一個戰爭、革命頻繁發生的世紀。意識到“戰爭”這一語境性的存在，有助于體會20世紀的嚴酷性以及親歷者的精神狀態。

20世紀中國的戰爭語境，也影響了文學的存在方式。現代的戰爭形式，最重要的特點是“總體戰”，國家動員民眾并將其卷入戰爭狀態。無論再怎么強調個人性和文學性（或藝術性），都無法將文學與國家、民族分開。劉禾、趙京華等人曾將20世紀中國文學稱為“民族國家文學”，特別強調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所形塑的總體性話語生產空間對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傳播以及文學生產制度的根本性影響。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中國與現代文學的塑造是同步的，二者互相建構。我近年研究的課題“1940—1970年代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也涉及這一問題。這里的“民族形式”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形式”，而是“中國形式”，即如何通過文學的方式創造一種關于當代中國的共同體想象。文學所創造的“中國形式”，一方面重新整合了文化資源的“新形式”與“舊形式”、“民間”的非規范文化與現代主流文化之間的關系，同時也通過對“地方形式”和“方言土語”的重新書寫而建構出一種更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文學形態。研究“民族形式”問題，并不是為了對抗“世界文學”而強調民族文學的特殊性。世界文學與民族文學，兩者互為一體，辯證地處于一種互相轉換的關系結構中。這是中國進入現代世界體系并在其中塑造文化政治主體性的必然結果。中國被卷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過程伴隨著一系列內外戰爭。正是在現代“總體戰”的動員、組織和改造過程中，中國徹底地轉化為一個現代國家。同時，這種“總體戰”形態并非日本式的帝國主義形態，而是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在抵抗侵略同時也接受西方現代文化的雙重性過程中形成的現代國家形態。在這個過程中，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的正當性，是和主動接受西方式現代化、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現代性追求同步發生的。戰爭既是現代世界體系重組的極端形態，也是現代中國的生成過程。只有意識到戰爭作為一種語境性存在，才能更深入地理解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緊張關系。這里所討論的“戰爭”，并不是簡單與“和平”相對的研究范疇，而是一種理解中國如何在世界中獲得其主體性位置的方式。從這個層面而言，冷戰格局的終結、21世紀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國在其中位置的變化，都從不同方面改變了文學的存在方式以及人們對文學的理解方式。這不僅使得中國文學在何種意義上是否屬于“民族國家文學”成為需要思考的問題，也要求人們重新理解整個文學生產體制的變化。

21世紀的主體性視野

“21世紀”這個新世紀，展開時間還很短，一些規范性內涵尚未確定形成。這個新世紀確實同20世紀相比呈現出很強的斷裂性。如何在當代意識中討論文學的位置和文學史研究的意義，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對話對象，就是對于20世紀的評價。20世紀其實并不美好，它是一個破壞性極強的世紀，但這個世紀同時也激起了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烏托邦想象。剝離其中一面的想法是過于簡單的。提出“回到20世紀”的人只記得它好的一面，而要“埋葬20世紀”的人可能只看到它壞的一面。20世紀確實是一種遺產，但同時也需要意識到它的“債務性”，它既是財富也是負擔，對這兩個面向需要同時辯證地加以考慮。

在21世紀的今天討論、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需要關注一些前提性的條件。比如在文學史研究的層面，應該意識到文學的教育體制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的文學史研究，其實面對的是更年輕的人群，他們完全缺乏20世紀的經驗。怎樣在“文學教育”的層面讓他們從20世紀文學中有所收獲，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學教育本質上是一個“人的再生產”和“文學的再生產”的問題，關鍵在于前代人的歷史經驗如何傳遞下去并轉化成新一代人的精神資源。今天的教育體制屬于社會的常態性機制，大部分人都通過這一體制接受文學史教育。考慮文學史研究的問題，需要與這樣一種教育體制相聯系，因為文學史研究本身就是大學教育體制的一部分。

21世紀媒體的變遷

另一個條件是，文學在社會上的存在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21世紀，文化傳播媒介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轉變，特別是從紙媒為主體轉變為網絡和自媒體主導。如果說20世紀是文學主導的世紀，那么在21世紀，文學受到了其他傳播媒介的挑戰。比如電影在今天比文學風光許多，作為一種圖像文化和視聽媒介，它顯然比文字媒介更具大眾性，受眾群體更廣泛。今天文學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邊緣化了。在這種情境下，怎樣討論文學創作、文學閱讀和文學教育的意義、價值和功能，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21世紀媒體的變遷

總而言之，中國作為一個在20世紀完成了現代化進程的后發現代化國家，在21世紀需要面對如何表達其文化主體性的問題。同時，21世紀的全球現代性危機，也要求在全球視野里重新理解中國：它如何具有主體性，又如何超越國家和民族的限度而形成一種從特殊性中生成的普遍性表達。這種當代性處境需要人們重新思考20世紀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文學經驗，同時也要將中國文學的問題置于一種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分析視野里展開研究。這樣，提出的問題將更具世界歷史的高度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