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老舍寫過一篇文章名為《船上——自漢口到宜昌》，發表在1938年10月16日第七十七期的《宇宙風》上。文章敘述了1938年7月30日他從漢口坐船至宜昌的見聞與感想。與老舍同船而行的有何容、老向、蕭伯青，后面三位都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同事。此時的老舍擔任在武漢成立的文協理事。由于戰事緊急，擔心武漢無險可守，因此在馮玉祥、邵力子的支持下，老舍等人攜帶文協的文件、名冊、賬目等資料趕赴重慶。由于無直達船只，加之人多船少購票緊張，因之在宜昌滯留了一周左右。老舍這篇文章以往很少有人關注他所乘船只的具體信息，筆者在考證相關資料過程中，發現弄清船只信息對理解文章有一定幫助。

蕭伯青的回憶文章《老舍在武漢重慶》中寫道：“早上起來在甲板上眺望，浩浩江水，經初升的旭日一照，霞光云影，迷茫一片。江輪很是安靜平穩。這是一艘上海三北公司的輪船，卻掛了一面意大利的國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識，隨時流露。”據此可知，老舍乘坐的是三北公司的輪船。

老舍、蕭伯青的文章共同提到，中國船掛意大利旗幟，是為了尋求保護，降低危險系數。三北輪埠公司與意大利駐滬領事合作組織中意輪船公司，因此沿長江各分公司的房產碼頭倉庫都掛起意大利旗幟。這種所謂的合作，意大利基本上什么也不出，三北方面無非是看重意大利與日本是同盟國，二者各取所需罷了。而這種所謂的合作在老舍看來，是特別能激發國恥情緒的。

抗戰期間，由于政府征用、日本人轟炸或被敵擄走，三北輪埠公司船只毀損嚴重。《三北輪埠公司史料選輯》（蔡志坤整理）以及其他史料文章記錄了毀損船只名稱，如龍山輪、衡山輪、嵩山輪、華山輪、龍安輪、寧興輪等。從被炸毀地點看，只有龍安輪是在1941年8月8日被炸于宜昌三斗坪。從行駛于長江沿線，炸毀地點以及老舍的描述看，基本可以鎖定是龍安輪。

老舍對這條船印象很不佳：

船只有輪廓。一切零件，久已殘落，決不修補，門上沒柄，壺上沒嘴，凈桶沒邊沿，椅子沒靠背，床前沒號數，電燈沒開關……這船的輪廓要把幾百條生命送到宜昌去。票價很貴；此外，一律須加“不”字。飯不能吃，開水不開，出恭不方便……污辱中國的江，中國的人，豈止是日本暴敵呢？

老舍在《八方風雨》中形容“這是條設備齊全，而一切設備都不負責任的船”。《船上——自漢口到宜昌》一文還提到茶房的不負責任，“安閑自在”。這種情況的出現也是有原因的。據屠鼎芳、夏榕卿在《三北輪埠公司在漢口的經營活動》中介紹，三北公司所屬各客貨輪采取包繳制，即每月視各處業務多少規定各分公司的開銷，超出部分總公司不予報銷。包繳制某種程度就是層層剝削，如若不克扣則上上下下無利潤可掙，這就造成船上服務員向旅客勒索酒資。這也就是老舍文章提到的，“酒錢是票價的五分之一，先付”。而茶房在這個體系里面是不支薪水的，他們每月的來源就是靠分潤旅客賞給的酒資。本來就是國難當頭，再加之這條中國船呈現出的種種可惡面目，也就更容易激發老舍批判無孔不入的侵略者、吸食鴉片煙的愚弱國民之行狀。文章后面他把中國大好河山淪于敵手比喻成“被奸污了的美婦”，字里行間涌動著一股弱國子民的悲哀。而讀蕭伯青晚年回憶文章覺得此次行程頗有些許愉快之感：“飯廳內有好幾張鋪有白桌布的飯桌，開飯時七八人圍桌一坐就吃起來。與同舟人隨便聊天，感到愉快。有一對夫婦抱著一個娃娃，與我們同桌吃飯。他們用自己腌好的藠（jiao四聲）頭也請我們吃，其狀如蒜瓣，咬開的橫斷面卻層層如蔥白，味亦非蔥非蒜，我們還是頭一次吃到這種南方小菜。”蕭伯青并非不批判，只是人到老年回憶往事，紀實性筆下流淌著更多是溫情。

老舍與蕭伯青二人還有一點不同就是對武漢的態度。蕭伯清的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武漢的觀感頗為不壞。而老舍在《船上——自漢口到宜昌》寫到，“這里并不是我的家，可是我十分的愛她，特別是在轟炸后”，“離開武漢，奔往他處，是連想也不敢想的”。初一看，以為老舍很喜歡最少也是不討厭武漢，然而筆者查閱老舍其他關于武漢的文章，感覺他對這座城市的觀感很不佳。看他在《八方風雨》中的描述即可見一斑：

把個小一點的南京，和一個小一點的上海，搬攏在一處，放在江的兩岸，便是武漢。武昌很靜，而且容易認識——有那條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難迷失了方向。漢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樣的嘈雜混亂，而沒有上海的忙中有靜，和上海的那點文化事業與氣氛。它純粹的是個商埠，在北平，濟南，青島住慣了，我連上海都不大喜歡，更不用說漢口了。

老舍評價黃鶴樓是“那么奇丑的東西”。實際上，老舍對武漢的感情可以分開看，他對這座城市的確沒有太多好印象，但1938年各方朋友奔向武漢，尤其是老舍參與了文協，在這里他結交或是重逢了不少新老朋友，這里發生的人事令老舍難以忘懷，加之老舍這個人“最重友誼，越交越厚”（蕭伯青語），老舍懷念的是武漢這段生活經歷中彌足珍貴的人生意態而不是留戀這座城。這是讀他的《船上——自漢口到宜昌》不可不注意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