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文學園地百花盛開，姹紫嫣紅。傳記文學以其文獻性、傳奇性、藝術性和跨學科性等特點而獨具魅力，產生了巨大的社會作用。伴隨著新中國70年的風雨雞鳴和滄桑記憶，傳記文學在承傳與變異、認同與超越、寫人與造神、歌頌與批判的兩難選擇中，上下求索，多方參照，幾度坎坷，幾度輝煌，走過了一條極不平坦的發展道路，終以多元開放的創作態勢構成一個色彩斑斕的藝術世界，融匯到汪洋恣肆的世界傳記文學的大潮之中。趙白生在其《傳記文學理論》里說：“傳記文學，魅力四射。她的文學價值、歷史意義、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是獨一無二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傳記文學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集中體現。“立天地之心，傳民族之魂”，傳記文學對弘揚民族精神功莫大焉。70年來的中國傳記文學在與時代、與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發著葳蕤光澤，成就了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最美華章，成為源遠流長的中華傳記文化的重要遺產。

文體勃興 蔚為大國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當代傳記文學不斷發展更新，并在改革開放后進入了黃金時代。傳記文學以其70年來的發展實績證實了它對文學審美領域的卓越貢獻。傳記文學高原的出現，確與實力雄厚、風格各異、個性鮮明的一支龐大的作家創作/理論研究隊伍息息相關。

傳記文學這種體裁，無論中外，都古已有之。不過，最初是屬于史學家的領域，有“史傳文學”之稱。中國古代的傳記文學，一般認為始于漢代司馬遷《史記》中的紀傳體篇章。《史記》的出現，早于西方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它為史學與文學的交融開辟了廣闊道路，在我國史學史上，同時也在文學史上，增添了一幅空前宏偉的歷史人物畫卷。受歐美傳記文學的影響，我國的傳記文學至20世紀30年代始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在這方面，梁啟超、胡適功勛卓著。前者重在傳記文學的現代轉型，重造民族性格，后者極力倡導與創作傳記文學，“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加上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沈從文、巴金、朱東潤等著名作家學者的創作、翻譯、理論研究，使得傳記文學這一古老的文體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像梁啟超的《王荊公傳》、胡適的《四十自述》、魯迅的《朝花夕拾》、郭沫若的《沫若自傳》、郁達夫的《達夫自傳》、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巴金的《俄羅斯十女杰》、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等，或為杰出人物塑像，為時代中的“這一個”樹碑立傳，或為自我敘事，通過自己看出一個時代。這些都對后世的傳記文學影響深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當代傳記文學的發展開創了無限廣闊的前景。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文史兼備、“詩”“真”合一的文體，傳記文學的創作更是進入了黃金時代。它所達到的成就，就題材、內容開掘的廣度與深度，展現中華兒女鮮活的人的身影、人的魅力與人性特質，以及藝術形式、藝術方法與文體創新等方面，無疑遠遠超過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現代傳記文學30年。據專家統計，1949年至1983年34年里國內出版各類人物傳記圖書共計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則出版了3700多部。（胡平《傳記與歷史》）進入1990年代，傳記文學更以每年1000部的數量激增。連不寫傳記文學的作家陳建功也感慨系之：“我以為我們的詩歌和小說創作的確面臨著一些還待解決的嚴峻問題；而相比之下，作為跨越于史學與文學之間的文體，傳記文學則正充分顯示著它的文體上的優勢，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的確顯現出比其他文學品種更為生氣勃勃的前景”（《憧憬傳記的“黃金時代”》）。而在進入21世紀后，我國每年出版的各種形式的長篇傳記大約在6000-10000部之間，與長篇小說出版數量大體相當。真可謂文體勃興，蔚為大國，難怪中外學者驚呼：“21世紀是傳記文學的世紀”（趙白生語），傳記是“文學體裁中一個新的超級大國”（霍爾羅伊德語）。

悄然勃興的傳記文學，枝繁葉茂，碩果累累。雖說傳記文學熱潮的背后還潛伏著許多無須掩飾的危機與隱憂，但傳記文學以其70年來的發展實績證實了它對文學審美領域的卓越貢獻。傳記文學高原的出現，確與實力雄厚、風格各異、個性鮮明的一支龐大的作家創作/理論研究隊伍息息相關。

這支隊伍中，既有20世紀40年代就已從事創作的老作家，如朱東潤和劉白羽，又有新時期涌現出來的一大批中青年和老年傳記文學作家。其中，寫領袖、將帥、領導人傳記的有權延赤、郭晨、何曉魯、鐵竹偉、董保存、范碩、忽培元、孫琴安、吳東峰、朱洪、陳晉、鐘兆云、孔東梅等；寫英雄傳記的有張俊彪、王忠瑜、陳廣生、殷云嶺、趙長安、修來榮、卓昕、趙俊清、陳明福等；寫文學家、學者傳記的有周汝昌、樂黛云、錢理群、桑逢康、林賢治、王觀泉、肖鳳、宋益喬、戴光中、傅光明、鐘桂松、沈衛威、丁言昭、韓石山、王一心、郭久麟、孫宜學、曹堯德、畢寶魁、陳丹晨、陳為人、房向東、孫郁、陸建華、鄧加榮等；寫藝術家傳的有石楠、倪振良、姜金城、解波、朱晴、李玲玲等；寫科學家、教育家傳的有吳崇其、顧邁南、郭兆甄、祁淑英、魏根發、張維、侯藝兵、劉海軍等；寫企業家傳的有王慧章、夏萍、陳清宇、黃瑞等；寫反派人物傳的有徐鑄成、王泰棟、薛家柱、賴云青等。有的作家以寫得多而雜聞名，如葉永烈、王朝柱、陳廷一、徐光榮、趙云聲；有的作家則以擅長某一傳記題材而引人注目，如以寫文化名人著稱的李輝、張昌華，寫晚清傳記、末代系列的賈英華，寫海外政壇風云人物見長的解力夫、張永和，寫中外名人畫傳備受青睞的師永剛。還有一些著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編輯家、報告文學家也興致勃勃地加盟傳記文學創作隊伍，如柯巖、徐剛、馬烽、王蒙、劉心武、馮驥才、彭荊風、賈平凹、葉文玲、韓少功、魏巍、陳丹燕、蘇叔陽、王維玲、何建明、王蓬、張雅文等，極大地提升了傳記文學的文學品位。不僅如此，由于傳記文學本身具有的諸多特點，吸引了社會上各行各業許多人士從事傳記文學的業余寫作，或寫自傳，或寫他傳，給當代傳記文學創作帶來勃勃生機。

傳記文學的創作與研究進入發展的快車道，與中國傳記文學學會（1991）、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1994）和國際傳記文學學會（1999）的相繼成立、強力引領和合力推進分不開。加上浙江師范大學傳記文學研究中心（1993）、北京大學世界傳記研究中心（1998）、上海交通大學傳記中心（2012）等學術機構的建立，在傳記文學的體制化建設、專業人才的培養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提升了中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寫作水準和學術質量。上述學術團體機構，深感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時代對話交流的重要性，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學術研討活動，成功舉辦了近50次學術研討會，包括國際學術研討會10次。其中，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和北大世界傳記研究中心，跟國內約20所高校合作，共同舉辦了26屆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年會，把傳記文學的種子撒遍全國各地。國際傳記文學學會創始人趙白生教授，不僅擔任2001年英美同時出版的兩大卷共1090頁的《傳記文學百科全書》的顧問并撰寫部分詞條，而且多次組織中國傳記作家和學者代表團赴歐美澳洲參會，發出中國聲音以影響世界。20年來，國際傳記文學學會已在中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英國、美國、塞浦路斯、巴西等國舉辦了十多屆年會，成為這一領域最重要的學術組織。此外，海外傳記研究名家名著與文學思潮的翻譯引進與傳播，極大拓展了研究空間，其鏡鑒意義不言自明。楊正潤教授領銜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境外中國現代人物傳記資料整理與研究”的立項和順利實施，取得了豐碩成果。1994年創刊的《傳記文學通訊》，2013年創刊的《現代傳記研究》，以全球化視野、現代性眼光、前沿性話題獨樹一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傳記詩學在中國的發展與建構。

經過改革開放40來年的發展，中國傳記文學研究界涌現出了朱東潤、韓兆琦、陳蘭村、楊正潤、寒山碧、趙白生、俞樟華、張新科、全展等三代研究重鎮，以及一批思想新銳活躍、研究實力強勁的中生代、新生代理論批評家。他們以其100余部研究著作、4000余篇研究論文，共同構建了傳記文學勃興與發展靚麗的風景線。

培根鑄魂 記史雕像

從革命英雄傳記、革命回憶錄、“潛在寫作”到多元化的傳記形式，新中國70年來的傳記文學一直堅持用優秀作品塑造立體的精神雕像，在培根鑄魂方面功不可沒。

傳記文學是一種具有鮮明的民族性與人文精神的文體。新中國70年來的傳記文學，承續了五四以來“新民”與“啟蒙”的優良傳統，用優秀作品塑造立體的精神雕像，在培根鑄魂方面功不可沒。

“十七年”時期，革命英雄傳記大行其道，包括梁星的《劉胡蘭小傳》、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周而復的《白求恩大夫》、丁洪等的《真正的戰士——董存瑞的故事》、韓希梁的《黃繼光》、陳廣生等的《雷鋒的故事》，樹立起一座座不朽的豐碑。還有共和國成立初第一部集體創作的、規模宏大的《志愿軍英雄傳》。這些傳記作品盡情謳歌工農兵英雄模范人物或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反映了新中國蓬勃向上的時代風貌。

革命回憶錄這種新興的史傳文學，在“十七年”亦得到了蓬勃發展。《星火燎原》《紅旗飄飄》這兩套大型叢書，集結了當時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回憶錄。其他如陶承的《我的一家》、繆敏的《方志敏戰斗的一生》、楊植霖等的《王若飛在獄中》、黃鋼的《革命母親夏娘娘》等一批優秀中長篇傳記作品，也都傳誦一時，深受歡迎。

“文革”10年，傳記文學的發展受挫，但仍出現了一種罕見的文學現象——“潛在寫作”。朱東潤的《李方舟傳》和陳白塵的《牛棚日記》，在某種程度上為后來八九十年代的“懷人”與“思痛”兩大傳記主題開了先聲。

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曠世偉業，為中國傳記文學的創新發展提供了豐厚土壤與用武之地。1980年代，傳記文學的復蘇與振興有目共睹。領袖將帥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傳記成批涌現，包括劉白羽的《大海——記朱德同志》、蘇叔陽的《大地的兒子——周恩來的故事》，及何曉魯、鐵竹偉謳歌陳毅元帥的《霜重色愈濃》、點點寫父親羅瑞卿的《非凡的年代》、張俊彪再現劉志丹的《血與火》等。

文學家、藝術家傳記群星閃耀。出現了林非、劉再復的《魯迅傳》、肖鳳的《冰心傳》、田本相的《曹禺傳》、凌宇的《沈從文傳》、李輝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廖靜文的《徐悲鴻一生》、石楠的《張玉良傳》、倪振良的《趙丹傳》。科學家傳記如吳崇其、鄧加榮的《林巧稚》，學者傳記如楊建業的《馬寅初傳》，極大地豐富了傳記文學的傳主類型，拓展了傳記文學的題材領域。

20世紀90年代，我國進入轉軌換型的市場經濟社會，名人傳記成為非虛構文學中最受歡迎的體裁。90年代至新世紀，傳記文學熱點不斷，高潮迭起，真正呈現出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多樣化藝術格局。可以說，任何一種類型的傳主都有人寫，一個作家寫作多部傳記，一個傳主擁有多部傳記的現象屢見不鮮。

領袖將帥傳記成為“領銜主演”。或選取傳主的早年/晚年的政治生涯，再現一代偉人為尋求真理鍥而不舍，為實現理想奮進不息的生命軌跡，如龐瑞垠的《早年周恩來》、滿妹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或截取傳主政治生涯的某一段聚焦，再現傳主所經歷的時間激變的風雨云煙，如王朝柱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張步真的《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或敘寫領袖的日常生活，以文學-人學的目光，透視傳主包括愛情、婚姻、家庭在內的多元生態，如紀學的《朱德與康克清》、孔東梅的《翻開我家老影集》。

企業家傳記是這一時期傳記文學的重要收獲。人們不再忌諱有人扣“為資產階級樹碑立傳”的“左”的帽子，于是，《中國大資本家傳》《中國紅色資本家叢書》等叢書應運而生，桑逢康的《榮氏家族》、王慧章的《王光英傳》、夏萍的《曾憲梓傳》結伴而至。對提高民族素質、振奮民族精神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與商界成功人士同時保持高頻率“出鏡”的是一撥又一撥科學家的聯袂亮相。1990年代末的《中國國防科技科學家文學傳記叢書》，與新世紀初的《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叢書、《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獎人叢書》相映成趣，讓人們走近科學家的同時，充分領略了科學家迷人的風采。“863”高技術科學家、新時代科學家也成為新的文學傳主，如徐光榮的《科技帥才蔣新松》、聶冷/莊志霞的《綠色王國的億萬富翁——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傳》、王宏甲的《中國天眼：南仁東傳》。這類傳記呼喚國家意識的復蘇與重構，弘揚科學家精神，引起國人的廣泛關注。

包括文學家、藝術家、學者在內的文化名人傳記長盛不衰。吳福輝的《沙汀傳》、錢理群的《周作人傳》、董健的《田漢傳》、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陳丹晨的《巴金全傳》、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后半生》、王增如、李向東的《丁玲傳》、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劉海軍的《束星北檔案》等，描述了這一代知識分子在家園巨變、時代顛沛流離中人生的抉擇、心靈的探求與時代命運的關聯。王魯湘、李兆忠的《大山之子：畫家張仃》、史中興的《賀綠汀傳》、翟墨的《圓了彩虹：吳冠中傳》、劉彥君的《梅蘭芳傳》，力圖走進歷史的深處，感受藝術家多姿多彩的人生。

名人自傳的“火爆”與平民傳記的興盛，是90年代以來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與明星自傳的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有所不同，文化名人自傳確有后來居上之勢。王蒙的《王蒙自傳》、錢理群的《我的精神自傳》、童慶炳的《舊夢與遠山》、柳鳴九的《回顧自省錄》等作家學者自傳，敘述個人身世，鮮活地映現時代變遷的歷史，以其思想的高度、人性的深度、文化精神的廣度而深受受眾喜愛。平民傳記作為被“遮蔽的歷史”的發掘，深入生活的底層、中國的民間去尋找當代中國的生命力，為小人物樹碑立傳，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審美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如劉心武的《樹與林同在》，刻畫出一個富于人性、智慧、尊嚴和個性的平民任眾形象；陳丹燕的《上海的紅顏遺事》，再現了姚姚這個普通女子的凄婉故事；李崇安的《牽手一家人》，表達出底層民眾堅韌的生命力與生存智慧；劉紅慶的《向天而歌》，敘寫了一群默默穿行在崇山峻嶺間的盲藝人的故事。

在全球經濟和政治、文化發展新趨勢的有力推動下，21世紀中國的傳記文學不斷鼎新與拓展，挺起時代的文學脊梁，出現一些新走向。概括說來，以下兩個方面特別值得銘記：

對改革元勛功臣的深切懷念，為激情燃燒的歲月記史立傳。新世紀以來，有關鄧小平、胡耀邦、習仲勛、谷牧、萬里、任仲夷、項南等改革元勛功臣，各自都有一部或數部傳記，留下一個個澎湃著變革圖強時代高音的鮮活生命。程中原、夏杏珍的《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聚焦動亂中孕育的改革，濃墨重彩地刻畫了鄧小平在1975年整頓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理論、政治智慧、斗爭藝術、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滿妹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通過敘述胡耀邦沖破“兩個凡是”、平反冤案、跋涉新長征、勤政中南海、推進“全面改革”等重大事件中的言論行為，特別是人物在尖銳復雜的矛盾沖突中表現出來的非凡膽識，展現了人物的磊落品格和豐功偉績。李春雷的《木棉花開——任仲夷在廣東》，截取任仲夷執政南粵、敢為人先的一段人生最輝煌的時期，再現了一個立體鮮活、真實可信的改革先驅形象。

為中國歷史文化名人集束立傳，以中國故事提供一種讓人仰望的精神價值。由中國作家協會主持的國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大型叢書，目前已出版70部。它把再現歷史、藝術探索和中國精神的構建三者密切結合，既讓文化先賢深入尋常百姓家，又使之成為與世界對話的中國文化符號。王充閭的《逍遙游·莊子傳》、杜書瀛的《戲看人間·李漁傳》、周汝昌的《泣血紅樓·曹雪芹傳》、李潔非的《天崩地解·黃宗羲傳》、馬瑞芳的《幻由人生·蒲松齡傳》、繆俊杰的《夢摘彩云·劉勰傳》、董乃斌的《錦瑟哀弦·李商隱傳》、陳歆耕的《劍魂蕭韻·龔自珍傳》、陳漱渝的《搏擊暗夜·魯迅傳》、李斌的《女神之光·郭沫若傳》等，成為新時代傳記文學的上乘之作。

反思歷史 鏡鑒未來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整個民族的歷史反思走向自覺，傳記文學也逐步強化了反思意識，并表現為政治反思和文化反思兩個方向。通過文學方式的反思，反映出了特定時代的人物命運，描述了個人生活與時代不可須臾而分的關系。

新中國傳記文學中的反思意識，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整個民族的歷史反思而走向自覺并逐步強化的。198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興起了“文化尋根”熱，不僅在人文科學的學術領域，而且在藝術創作領域，都涌現出了一股反思歷史、反思文化的思潮。人們翻檢中華5000年的文明史，力求重評歷史人物，以尋求社會發展的歷史動力。世紀之交作為特定時間段，自然具有回顧與前瞻兩種含義。傳記文學此時當仁不讓承擔起了反思歷史、鏡鑒未來的歷史重任。誠如學者李潔非所言，“在小說草草撤出歷史反思這塊領地以后，是傳記文學從這里站立起來，使文學的重要和基本功能得以延續，而它取得的進展，也已超越當年的‘反思文學’。”（《傳記文學的勃興》）

在對歷史的反思中，傳記作品大致沿著兩大主題方向深化：一是對于領袖人物與執政掌權關系的反思，大抵表現為政治理性；二是對于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藝知識分子坎坷命運的反思，大抵表現為文化理性。

領袖是黨的旗幟，革命的舵手。中國共產黨在它創建以來的98年間，有偉大的功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遭受過嚴重的挫折，犯過嚴重的錯誤。許多傳記作者包括領袖的親屬子女，都將視野投向中共成為執政黨以來的歷史時期，聚焦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回顧黨和國家所走過的不平坦的道路，其間既有勝利的輝煌，又有慘痛的教訓。傳記作品反思的是過去，思索的卻是現在，更是為了鏡鑒未來。

張步真的《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截取了新中國五六十年代政治經濟風起云涌、變幻反復這一歷史時期。作品回顧審視那段饑饉、多難的歷史歲月，再現了領袖和百姓們在那一時期的真實命運。它給我們留下了兩個鏡面，一個是劉少奇在湖南44天調查研究反映了三年苦日子民不聊生的鏡面，一個是劉少奇作為偉大人民公仆的鏡面，讓人感受到劉少奇為國為民、直面現實、渴望真心、敢講真話并為此而付出沉重代價的人格魅力。

真正以傳記的形式對“文革”進行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徹的思想清算和犀利深刻的歷史反思的，首推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作者精辟地指出：“‘文革’所留下來的，不只是沉痛和創傷，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茲為戒為鑒的重要歷史教訓。雖然在‘文革’10年中，國家之損失、黨之損失、人民之損失巨大而慘痛，但是，它的謬誤給人們留下的教訓和警示，卻是極其重要的。”傳記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對鄧小平在“文革”10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歷程、他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深入思考等，都作了生動的記敘。傳記中鄧小平身處逆境仍殫精竭慮地探索著富國強民之路，告訴了人們一個基本事實：如果沒有“文革”這個慘痛的教訓，那么，我們的黨可能還不會輕易地從迷霧中走出，可能還不會痛下改革的決心，可能還要在另一種形式的探索中走更加漫長的道路。

還有很多作品反思了特定歷史環境下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它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在極“左”路線的統治下，知識分子背負的十字架是最為沉重的，他們成了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歷次極“左”運動的革命對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臭老九”這一惡謚，不僅剝奪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歷史責任，而且也使一些知識分子從精神上自動放棄了自己的地位和責任。對于這段歷史的追尋與探索，相關的傳記作品令人目不暇接。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胡風、周揚、沈從文、夏衍、田漢、馮雪峰、傅雷、錢鍾書、陳寅恪、邵燕祥等作家、學者紛紛入傳，少則數本，多則可達數十本。這些風雨中的雕像，正好促使人們去反思那一時代的悲劇。

傳記文學對知識分子命運反思有著重要認識價值的，尤以《世紀回眸·人物系列》（上海文藝出版社）和“百年人生系列叢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格外引人注目。前者通過幾代知識分子不同的生活歷程、心靈歷程以及學術歷程的描述，達到一種對20世紀的整體性反思，從而使我們有更多的理性來抉擇下一個世紀的路該怎樣走下去。后者通過一批基本與20世紀同行、在當今社會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文化老人回溯自己人生經歷的形式，反映百年歷史中我們民族艱難行進的軌跡，描述個人生活與時代不可須臾而分的關系，記錄中國知識分子迷誤與覺醒的心路歷程。無論是前一系列中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人性的治療者”·沈從文傳》《信念的旅程·馮友蘭傳》，還是后一系列中的《思痛錄》《又見昨天》《昨夜西風凋碧樹》，都包含了兩代人的精神對話。這種精神對話，正是現代傳記寫作所追求的史詩境界。

作為當代文學中最為敏感而活躍的文體之一，傳記文學也嚴重地受制于中國當代社會生活:它曾經高揚時代精神，是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話語，人物的個性與人性內涵一度成為創作的盲點和禁區；“文革”10年，反映真人真事的傳記文學寫作停滯了；改革開放后，隨著文化趨向多元，傳記文學開始閃動鮮活的人的身影，注重傳主人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日益體現出鮮明的人文精神和家國情懷。新時代，機遇與挑戰并存，憂患和驚喜同在。我們期待更多有思想有才華的作家，為時代立傳，為人民立傳，講好精彩中國故事，寫出傳記文學的高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