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教鶴然：您的新作《云三彩》為讀者們講述了一個積極、樂觀、勇敢、果斷的農村女孩來到上海的成長故事，作品關注留守兒童的生存困境，想必與當下社會現實及文化生態密不可分，那么，您的寫作初衷是什么呢？

秦文君：《云三彩》是一部延續我一貫創作風格的、慢慢積累而成的作品。我并不是因為看到當下媒體報道留守兒童社會問題，便進行了即興創作。實際上，早在20多年前我就已經對這一題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最初的寫作靈感來自于生活。十多年前我到理發店去理發時，幫我洗頭發的就是一個剛剛來到上海沒多久的“外來妹”。在與她聊天的過程中我得知，春節的時候這些外來人員都會放假回家探親，顯然，這一代外來人員與我以前所認識的那一代不同，他們在城市謀生的同時，也要保持自我的生活質量。由此，也激發了我書寫新一代外來群體故事的沖動，可以說，這是一個在10年前就可以動筆、孕育周期很長的故事，但我總是覺得似乎還缺少一些什么東西，所以一直在等待一個契機。

我想要表達的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城鎮化對于婦女的解放，因此，《云三彩》的故事也著重展現小女孩李三彩的個人解放和心靈開放。城鎮化的過程必然涉及到人的遷徙，從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遷徙到充滿隔膜和距離感的都市空間，鄉村社會結構和生活環境實際上對于女性的身體和心靈都有著一定的束縛，而城鎮化的遷徙過程對于女性來說，就像是從“魔盒”里面被釋放出來一樣。

教鶴然：請您更細致地為我們講一講，這種從“魔盒”里釋放出來的過程是如何在城鎮化敘事中具體呈現的呢？

秦文君：三彩來到城市，最初的動因就是對于“愛”的尋找，她要來投奔她的至親——爸爸、媽媽和弟弟，縱然她對于撫養她長大的奶奶和鄉村的朋友十分不舍，但是她仍然毫不猶豫地走了，因為爸爸、媽媽和弟弟對于她的個體生命來講都是非常溫暖、有愛的象征。

但是三彩顯然和其他的孩子又有所不同，在鄉村的時候她與奶奶相依為命，來到城市以后，她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游離于父母、弟弟之外的充滿孤獨感的個體，因此，在三彩身上有著非常強烈的個體生命特征。初到上海之時，三彩在學校里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朋友，而在家庭中，父母將一腔熱忱都傾注于弟弟身上，所以她缺失了父母之愛、手足之愛和朋友之愛。在上海這個形形色色、你來我往的都市空間中，三彩與爸爸、媽媽和弟弟之間的隔膜，與同學、老師和社會人際的隔膜，促使她的內心世界產生了質的變化。在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農村社會空間中，三彩帶有“女俠”的個性和特質，有著對于自我身份的明晰認定，但她作為外來者，必須要融入城市、理解城市，因此三彩進入城市空間以后需要做出許多改變。

教鶴然：上海是現代中國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都市空間，也是城鎮化、社會遷徙等問題集中體現的時空場域，您將自己的多部作品都置于上海，請問您對于上海的文化意義有著怎樣的理解呢？

秦文君：上海到底是什么呢？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花費了較多的功夫，我曾經在面對每一個采訪對象時拋出這樣一個問題：“第一次從家鄉來到上海，什么感受讓你覺得最為深刻？”因為我想去了解外地遷徙而來的，特別是農村來的孩子，他們對于上海這座城市的印象，這可能是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無法體會到的。

我記得有很多人不約而同地談到了飲食，有人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傳說中的豆漿、油條，有人說第一次到上海吃的是進口的橡皮糖，也有人說在上海第一次吃蛋黃不燒熟、可以用吸管吸食的煎蛋，感覺自己很有成就感，就像一腳已經踏進上海來了一樣，生活方式突然間變得洋氣了。我收到過一個讀者的來信，這個外地的男孩子來到上海上大學的時候，覺得自己對于上海很熟悉，原因是他當年看過我寫的“賈里”系列里面的一本書《小鬼魯智勝》，這本書雖然沒有刻意去描述上海的風土人情，卻讓他從中感受到了上海的風情和三教九流。

我還曾經到從外地落戶上海，并生活了十幾年的女性家中采訪，從外表上看，這是一個非常上海化的女性，無論是她的上海話，還是做事、穿著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風格。直到吃飯的時候，我發現她自己做了一盆“亂燉”，突然意識到她雖然想要融入上海，但是內在的基因還是喜歡自己家鄉的飯。我們不可能完全脫胎換骨，也不需要脫胎換骨，一樣可以融入這個城市，這就是上海。

教鶴然：小說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三彩是個女孩，做事比淘氣的男孩還放得開”，一直以來，您的兒童文學創作都細微而敏銳地捕捉女生性別觀念的豐富性與內心世界的復雜性。那么，為什么在您的作品中更多地關注女童的成長狀態和心路歷程呢？

秦文君：作品的寫作過程是心靈開放的過程，長久以來，我都對于女性題材非常感興趣，女性的遷徙中蘊含了很多話題，也能生長出豐富的悲歡離合。

在生活中，我接觸到的外來群體的性別構成主要是女性，除卻前面提到的洗頭小妹以外，我的親人、朋友和自家請的鐘點工，基本上也都以外來女性為主。我家族里的親戚以及在出版社工作時共事的同事中，都有著出身于農村、考上大學進而留在城市生活的女性。對外來女性群體的熟悉，是我在文學寫作的過程中更多關注她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的基本前提。但是，我不僅僅想寫一個女孩從東北農村到上海都市的生活，也不僅僅想塑造一個留守兒童形象，而是想寫一個女孩的成長過程。

教鶴然：如您所說，您想要探討中國女孩的成長道路，那么請問您理想中的“兒童成長”與“女性成長”應該是什么樣子呢？

秦文君：我認為，在一個孩子的成長道路上，最重要的是學會做人，學著做到自己應該有的最好的樣子，這也是一直以來我的兒童書寫想要追求和努力實現的方向。三彩的成長自然也不例外，她要學會愛，要能夠化解痛苦，要能夠接納新的東西。她孤身一人從東北農村來到上海，一方面當然是要改善她的物質生活，但最重要的是她要獲得愛、勇氣和尊重，要保持熱血、永不麻木。只有這樣，她才能夠在現實生活的時空環境和文化場域都出現變化的時候，仍能堅持自我，保證有一種勃勃燃燒的精神內力永遠不會改變。

三彩進城以后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擺脫平庸。很多女性對自己沒有更多的要求，認為自己有一個工作、掙了一些錢、別人承認我這就可以了。而三彩和她們不同，她一心想要擺脫平庸，要做最好的自己。所以我個人認為，三彩就是城鎮化以后的女性最理想的樣子。

女性的成長是個復合體，物質生活的豐厚會使得女性提升自尊，對于三彩而言，精神層面的追求與跟異性的相處也是她成長過程中的重要面向。在農村的時候，她最看不上的同齡男孩是三柱，他總是因買了雪白的新鞋、換了新手機以后就趾高氣揚，覺得自己和其他的農村男孩子不一樣。來到城市以后，她遇到了楊樹，小說中寫到兩個人賽跑的場景。三彩覺得自己體力好、擅長跑步，肯定能拿下這個“小白臉”，同時，她也報著“我要爭氣，我要戰勝你們上海人，我要體現我自己的價值”這樣的心態，哪怕跑死也不會停下來。但是，楊樹就很從容地主動停下來了，坦然地輸給了三彩，因為他不愿意一個女孩子跑得那么狼狽，把大家都逼到不能收拾的地步。這讓三彩明白，表面上的輸贏和心理上的強大是不一樣的，有的時候不要太簡單化地去衡量一個人，城里的人也未必像她想的那么浮躁和淺薄，而是內在有一種人文的涵養，這一點對三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教鶴然：正如您談到的那樣，“人文涵養”是三彩來到城市以后受到的思想沖擊，作品中也有多處令人印象深刻的類似細節，那么，能不能談一談您重視作品對于人性和生命力量表現的原因呢？

秦文君：三彩在十多歲來到上海的時候，很多東西已經形成了，農村的文化是她沒有辦法脫離的，但她并不因此而自卑。這個來自東北農村的小女孩，剛剛來到上海念書的時候，就毛遂自薦擔任參加年級會演的代表，還和毛文韜同學一起PK傳統節日知識，充分展現了女孩擺脫平庸、心靈解放、綻放自己、接近理想的過程。在傳統節日比賽的片段中，東北農村的女孩就比城市的孩子離自然更近，她可以講出很多城里人講不出來的東西。顯然，她在從傳統農村文化里面汲取能量，這些能量是支撐她的根。至于生命力量的問題，我可以分享一個小故事。我的身邊有些外來農村女性的體力、腳力都非常好，比如一站公交可以到達的距離，如果能走路過去就絕不坐公交車，正是這蓬勃的生命力量使得她應付日常生活更加游刃有余。重視作品對于人性和生命力量的表現，源于每個孩子都希望自己被尊重、被愛。我在進行兒童文學創作時著力表現的，就是人，我要寫一個女性的生命能量，寫她的復雜性與多樣性，而不是寫一個單薄的現象。

教鶴然：《云三彩》與早期長篇《十六歲少女》形成了一種“姊妹篇”的狀態，前者是在黑龍江農村生活的少女孤身一人來到上海尋找打工的父母，后者是在上海弄堂里成長的少女與朋伴一起北上黑龍江林場上山下鄉。您講述了兩篇與東北和上海這兩個特殊的時空場域密切相關的故事，不知道這兩個故事內部是不是存在著一定的聯系性和互文性呢？

秦文君：將故事的背景放置于東北農村，說明我非常重視這兩部作品。

我在東北生活了8年多的時間，那里是除上海以外我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遙想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在學校做過老師，會講一口非常流利的東北話，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仔細辨別，甚至沒有人能分辨出我是上海人！所以，我對于東北農村的生活背景、地方風物以及當地的風土人情都比較熟悉和了解。雖然我離開東北已經幾十年了，但還會經常夢到東北，人在青春期的記憶是非常強烈的，這8年間我對于一個女性孤獨個體的認識，與《十六歲少女》的文本有所觀照。同時，《云三彩》和《十六歲少女》這兩部作品內在既有聯系又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一方面兩個故事發生的地域背景具有鮮明的相似性，兩個故事主人公都是想要尋求愛和尊重的，同時故事也都具有“雙線”結構，即一條線索在東北，一條線索在上海，兩條線索互相交織、并行不悖，共同構成了文本的血脈與骨骼。尤其是農村的線索在三彩進城以后仍始終存在，這是三彩展示自己、保持自己、尋找自己的重要線索。另一方面，《十六歲少女》中的知青是從發達、進步、文明的地方來到相對閉塞、落后的欠發達地區，而三彩則是從相對偏僻、封閉的小山村到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多年以來，我采訪了東北、蘇北、西南等不同地區農村的孩子們，其中關于東北的故事更立體、更厚實一些，通過采訪，我對于東北農村有了更多于當年自己生活的感受。而且，由于年齡和心態的成熟，我創作三彩的時候可能更為寬容一些，我希望《云三彩》是一本直接給孩子們閱讀的書，它的故事需要非常單純，與此同時，成人讀者也可以從閱讀中找到更多的信息量。

教鶴然：從處女作《閃亮的螢火蟲》到“賈里、賈梅”系列的十余本作品，發展到“變形系列”《王子的長夜》《小鳥公主》等幻想題材作品，再到最新出版的長篇《云三彩》，您創作路徑的變化似乎經歷了一種從“現實”到“幻想”，又從“幻想”復歸“現實”的過程，能否談一談這種變化？

秦文君：近年來，我發現幻想題材的作品是一種世界性的潮流，我就想嘗試一下這種類型的兒童文學創作。但這并不影響我積累多年的現實主義作品寫作，或者說，并不意味著我對于幻想的書寫結束了，轉而開始現實主義的寫作。相反，幻想題材的作品一直在實踐的過程中，我并不想把自己禁錮在某種實踐中，倘若幻想文學有了更好的構思，就可以順其自然地開始寫作。但務必需要注意的是，幻想文學更需要對于兒童文學有經驗的、有考慮、有前瞻性想法的人去實踐。“幻想”與“現實”對于我的個人創作經驗而言，實際上是兩條線索交叉進行，就像用兩條腿走路一樣，從我最近的作品《云三彩》和《寶塔》中，都能夠看到這兩種路徑。

教鶴然：兒童文學寫作如若需要達到某種“深度”與“厚度”，其實比一般意義上的“成人”文學寫作要更難。這些年來，您一直持續不斷致力于創作新的兒童文學作品，能否請您談一談對于當下兒童文學創作整體狀況的看法？

秦文君：當下的兒童文學和世界的兒童文學非常不一樣，世界兒童文學中比較繁榮的種類是幻想文學和圖畫書，現實主義兒童文學創作的繁榮在中國是一種特殊現象。我們的評價體系和市場銷售方面比較受到關注的，主要都是現實主義方面的兒童作品，而原創的幻想主義作品和圖畫書中雖然也有精品，但我們很難列出一長串的書單。

就未來的發展而言，中國有自己的兒童文學特色是非常好的，我們當然應該保持這樣的特色。如果能夠寫出世界范圍內最優秀的現實主義兒童文學作品，也可能會帶動其他國家開始現實主義作品的創作。但是，現實主義和幻想主義應該是兩個翅膀，我們幻想的翅膀也應該更強健一點，這樣才能夠帶領我們飛得更遠。我希望年輕人能夠有志于創作出更優秀的圖畫書和幻想作品，讓我們的兒童文學更多樣化、多品種，整體強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