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說到史鐵生在寫作上的變化，固非轉型，而是深化。也就是說，他的前期寫作與后期寫作是有相關性的，他所追尋的精神性主題是一致的，他始終關注人性、人的命運、個人與世界的關系、有限的個人如何面對無限的身外之境等問題。如果說前期寫作更多地表現了他樸素的直覺的話，那么，后期寫作則達到了更高或更深的理性思辨的境界。以《我的丁一之旅》為例，在這部作品中他究竟想要表達什么？除了細讀他的作品，恐怕還要讀那些與此有關的他曾讀過的著作，舍此很難對這部小說的內涵有真切的理解。

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在這里，我只想探討他對寫作所秉持的態度，而非作品本身。在《我與地壇》中，他提供了自己最初對于寫作的一些認識。他說，在那些沉淀了各種思緒的日子里，“其實總共只有三個問題交替著來騷擾我，來陪伴我。第一個是要不要去死？第二個是為什么活？第三個，我干嘛要寫作？”

生和死是他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也可以說，他的整個人生都在試圖對這個問題做出回應，這里且不深究。我們只談第三個：“我干嘛要寫作？”對史鐵生來說，這個問題甚至比寫什么、怎么寫更重要。最初的想法比較簡單，一次，他向一個作家朋友詢問寫作的最初動機是什么？那位作家想了一會兒回答：“為我母親，為了讓她驕傲。”史鐵生承認，“如他一樣的愿望我也有”。關于寫作，他還有過這樣的想法：“為了讓那個躲在園子深處坐輪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別人眼里也稍微有點光彩，在眾人眼里也能有個位置。”這種認識后來進了一步，他明白了：“活著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是為了活著。”他說：“只是因為我活著，我才不得不寫作。或者說只是因為你還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寫作。”寫作使得生命變得更有意義，也更完美。生命都是有殘缺的（相對于上帝而言），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身體有殘缺，就去死；寫作其實是對于這種殘缺的不甘心，也是對于這種殘缺的糾正；寫作固然是為了追求完美，但完美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無盡的過程。

顯而易見的是，史鐵生對于寫作的認識，也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宿命的寫作》是他在蘇州大學的一次講演，在這里，他談到寫作時是這么說的：“我自己呢，為什么寫作？先是為謀生，其次為價值實現（倒不一定求表揚，但求不被忽略和刪除，當然受表揚的味道很誘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為什么。現在我想，一是為了不要僵死在現實里，因此二要維護和壯大人的夢想，尤其是夢想的能力。至于寫作是什么，我先以為那是一種職業，又以為它是一種光榮，再以為是一種信仰，現在則更相信寫作是一種命運。”

但這是怎樣的一種命運呢？也許，這恰恰是寫作者與上帝的一種契約。在他看來，上帝“才是博大的仁慈與絕對的完美。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總是給路。在神的字典里，行與路共用一種解釋。完美呢，則要靠人的殘缺來證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證明。在人的字典里，神與完美共用一種解釋。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條永遠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樣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還是可望而不可即”。但這恰恰就“是文學的地址，詩神之所在，一切寫作行為都該仰望的方向。奧斯威辛之后人們對詩產生了懷疑，但正是那樣的懷疑吧，使人重新聽到了詩的消息”。在這里，他找到了寫作所以為寫作的根本，“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帶著疑問但并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其意義就在于，完美并不存在于人間，或此岸，但不能沒有追求和希望，對人來說，追求和希望最重要，結果并不重要。也就是說，我們只能接近真理，卻不能窮盡真理，也不能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我們永遠都是“在路上”，而“上帝”永遠在前面引領著我們。

這也就是魯迅所說：絕望之于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見《野草》）文學產生于絕望，或者說絕望感，古人便有“詩，窮而后工”的說法，這個“窮”當然不是貧窮，而是窮途末路之“窮”，絕望、絕境、絕路，絕處逢生，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個“又一村”就是他所說的，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史鐵生的寫作，特別是后期寫作，應該就是從這兒出發的：一個人感到了孤獨，感到了恐懼，感到了善惡之果所造成的人間困境，因而有了一份獨具的心緒可望表達——不管他動沒動筆，這應該就是，而且已經就是寫作的開端了。

這就是史鐵生所理解的“寫作之夜”吧。他說：“當白晝的一切明智與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種眼睛看這世界。”這是怎樣的一種眼睛呢？他明白地告訴我們，這“是對生命意義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還有什么別的眼睛，盡可能都排在它前面，總之這是最后的眼睛，是對白晝表示懷疑而對黑夜秉有期待的眼睛，這樣的寫作或這樣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縷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種種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攜帶的消息。因為，在這樣的消息里，比如說，才能看見‘我是誰’，才能看清一個人，一個猶豫、困惑的人，執拗的尋覓者而非瀟灑的制作者；比如說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鐵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對他的未來保持住興趣和信心”。

幸虧寫作可以是這樣的，否則，他輪椅下的路早就走完了。據說，有很多人問過他：史鐵生從二十歲上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兒來那么多可寫的？他是這樣回答他們的：“白晝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卻漫長，尤其那心流遭遇的黑夜更是遼闊無邊。”如果說，“歷史可由后人在未來的白晝中去考證”，那么，“寫作卻是鮮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問路”。